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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研英语工具书阅读基础》同源练习中文译文
UNITONE
穿粉红色好看：
成年女性记不起对于颜色的困惑，而年轻女孩普遍有这个问题。
不是粉红本来不好，但它仅仅是彩虹的一小份。
虽然它在某个方面有助于烘托女孩，但它一直使得女孩们的特点停留在外表。
它将女孩，甚至两岁的孩子，之间的联系展现为天真无邪，而且是天真无邪的有力证明。
环顾四周，我失望于女孩生活和兴趣格外缺乏想象力。
女孩喜欢粉色似乎不可避免，似乎DNA编码就是这样，但根据美国马里兰大学美国研究副教授JoPaoletti的说法，情况不是这样的。
20世纪初之前孩子们根本不分颜色：
在家用洗衣机问世之前，所有的婴儿都穿白色，因为要让衣服干净的唯一方法是煮沸衣服。
还有,那时的男孩女孩都穿中性的衣服。
当托儿所色彩引入后，粉红色当时被认为是更有男性特征的颜色，是红色的清淡版， 与力量相关。
蓝色象征着女性，代表圣母玛利亚，坚贞与忠诚。
到了80年代中期，年龄增大和两性差别成为幼儿用品市场的主要销售战略时，粉色变得很受女孩们的喜欢，成为定义女性特征的一部分，至少在起初的那几个关键年份女孩们都这样。
我原来没有意识到市场营销趋势对我们观念的巨大影响，比如什么是孩子的天性，包括他们的心理发展这种核心观念。
带上你的小孩。
我认为这个短语至少是博士级别的专家对幼儿行为几年的研究才发明的语言：
错啦。
根据幼儿消费历史学家DanielCook的说法，这个短语是三十年代流行起来的，是制衣商进行市场营销的花招。
贸易出版物给百货大楼提议，要增加销售，应该在婴儿服装和儿童服装之间创造“第三过渡阶段”服装，这个词成为“蹒跚学步者”之后的常见销售术语，后来演变为人们广泛接受的孩子发展阶段。
把孩子，或者成年人分成更小的种类已经证实是扩大利润的必定成功方法。
对市场进行细分的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扩大性别差异——或者创造出一些原来就没有的差异。
UNITTWO
在过去的十年里，多家公司已经完善了引导消费者自动形成行为习惯的艺术。
消费者常常会响应那些精心设计好的每日提示的号召，不假思索地去吃快餐小吃，擦柜台。
消费者这些习惯已经为多家公司创造了几十亿美元的利润。
伦敦卫生与热带医学院卫生中心主任科蒂斯教授说：
“现在仍然有一些像不用肥皂洗手这样重要的公共卫生问题，由于我们还想不出怎样改变人们的行为习惯，这些问题仍然在吞噬生命。
我们想学习私有企业如何让人们自动形成行为习惯。
”
科蒂斯博士从保洁、高露洁-棕榄和联合利华等企业得到了启示，它们投入了数百万美元寻找消费者生活中那些微妙的线索，企业就是利用这些线索将消费者引入新的生活习惯。
认真思考一下，你就会发现我们日常使用的许多产品都源自于其制造者培养出来的习惯。
比如口香糖、润肤霜、消毒湿巾、空气清新剂、净水器、健康快餐、止汗剂、古龙香水、牙齿洁白剂、纤维软化剂、维他命都是无一不是如此。
一个世纪之前，没有几个人会一天刷几次牙，而现在由于精明的广告宣传和公共卫生运动，很多美国人为了预防龋齿，都习惯一天两次去洗刷他们本来就珍珠般洁白的牙齿，他们常常使用高露洁或佳洁士或者其他品牌。
几十年前，很多人不会在非用餐时间喝水。
饮料企业开始生产取自遥远山泉的瓶装水，现在人们在办公室整天都会不假思索地喝着瓶装水。
曾经只有小男孩购买的口香糖现在在商业广告中被宣传为具有饭后口气清新、清洁牙齿的功能。
广告宣传：
早上化妆需抹润肤露，这让润肤露的使用悄悄地成为梳头和上妆之间的必要程序。
凯罗·贝宁是一位消费心理学家，最近刚从保洁公司退休，去年该公司旗下的汰渍、佳洁士和其他品牌的产品销售高达760亿美元。
凯罗·贝宁说：
“我们的产品一旦成为人们每日或每周生活方式的一部分，那么我们的产品就获得了成功。
创造积极的习惯是提高消费者生活的重要部分，必须让新产品在商业上具有可行性。
”
通过观察和实验，贝宁博士等社会学家们发现，通过大量的广告，将某些行为与习惯性的暗示联系在一起就会有影响力。
伴随着这门习惯科学的出现，随之而来的是人们的广泛争议，因为这些策略已经被用来销售有问题的美容霜和不健康的食品。
UNITTHREE
青春期，也就是童年与成年之间的这段时期，可长可短。
其长短取决于社会期望值和社会对成熟和成年的定义。
原始社会中，青春期通常是相当短的一段时期。
而在工业化社会里，由于人们接受教育时间的延长以及反童工法的制定，青春期要长很多，它包含了人生中第二个十年（十岁到二十岁）的大部分时间。
另外，在某一社会中，青春期的长度和成年地位的定义可能会随社会经济条件的改变而改变。
这种变化譬如：
19世纪后期，美国乃至所有由农业化走向工业化的国家里不再存在青春期和成年期的界限。
现代社会中，青春期的各种仪式已不被正式认可，也不再具有象征意义，人们对其“开始仪式”也不再有统一的认识。
社会仪式已经被一系列的“阶段”所取代，这些“阶段”将使人得到更多的认可和更高的社会地位。
例如，小学毕业，中学毕业，大学毕业就形成了这样一个系列。
每一个“阶段”都意味着某些行为变化和一定的社会认可度，其意义大小则取决于个人的社会经济地位和受教育的目标。
青春期的各种仪式也已经被法律意义上的地位、权利、特权、和责任所取代。
从12岁生日起到21岁生日这九年之间，逐渐去除了儿童时代受到的保护和限制和较低的社会地位，同时又逐渐被赋予成年人的权利和责任。
人到了12岁就不再被看作孩子，乘火车、飞机、或去剧院、电影院时必须买全票。
基本上可以这样说，这一年龄的个人失去了儿童的特权，却没有得到明显的成年人权利。
16岁的青少年会得到某些成人的权利，通过得到更多的自由和选择而提高社会地位。
他可以获得驾照；可以离开公立学校；可以不再受童工法的限制。
18岁时，他可以得到法律认可的成人权利和义务；可以参军，可以在不得到父母的允许的情况下结婚。
21岁时，他会得到成年人完全的法律权利。
他可以投票，可以买酒，可以签署商业合同，可以有权竞选公职。
进入成年状态后，就不再因为年龄的增长而享受到更多的权利。
所有法律条款都没有决定到底什么年龄算是进入成年，但它们的确表明青春期延长了。
UNITFOUR
欧盟能行吗？
这个问题在不久前听起来都让人觉得奇怪。
如今，即使是最热衷欧盟事业的人也在谈论欧洲所面临的百慕大三角问题，这三大问题是：
债台高筑、人口下降和经济增长放缓。
欧盟除了存在这些长期性的问题外，其经济核心还面临一个严重的危机（经济核心指的是使用统一货币的16个国家）。
人们曾相信，欧元区经济体，无论弱国或强国，只要本着使用统一货币的原则，就能避免了那些缺乏竞争力的国家采取货币贬值这一权宜之计，就能有朝一日实现统一。
如今市场对此已经丧失了这种信念。
然而，如何拯救欧元以免瓦解的争论却陷入僵局，原因是欧元区的两大主导力量——法国和德国——一致同意有必要在欧元区内实现更大的协调统一，但在对哪些方面实现协调统一这个问题上又存在分歧。
德国认为应该通过具有严格条款的借贷支出和竞争来节省欧元，对于不遵守条款的政府实行类似的自动制裁方法。
这些条款可能会冻结提供给较贫困地区和（欧盟）重大项目的欧盟资金，甚至暂停一个国家在欧盟部长级会议上的投票权。
德国主张经济合作应该包括所有27个欧盟成员国。
但欧盟中有一半多的国家信奉自由市场主义和严格的经济政策。
就欧盟核心成员国而言，德国担心上述国家会支持法国的干预。
以法国为首的“南部”阵营想法迥异，法国提倡在欧元区成员国组成的内核中建立“欧洲经济政府”。
这意味着政治家们会干预货币政策和可实现资金从较富裕成员国流向较贫穷成员国的再分配体系，这种（资金）再分配是经由政府通过普通欧洲债券或彻底的财政转移进行低息借款而实现的。
最终，那些与法国政府联系紧密的大人物颇有微词：
欧元区成员国应该同意使用一些财政和社会协调方案：
例如，抑制企业税率或劳工成本的竞争。
但解散欧盟为时尚早。
它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贸易区。
它现在处于最佳状态，欧洲的项目工程非常自由：
（它是）围绕由27个贫国和富国组成的单一市场而建立的，较之任何类似的贸易区，它的内部边界对于商品、资本和劳动力更为开放。
它拥有一个宏图伟志，即钝化全球化这把剑最锋利的一面，同时使资本主义市场趋向良性发展。
UNITFIVE
因特网商务十年前并不存在，但现在它是一个开足马力的发动机，更驱动世界经济。
行业重新设计做事情的新方法。
RobertD.Atkinson 和 RandolphH.Court认为，幸存的将会是那些成功地适应新经济全过程的公司。
“三大基础支撑新经济中强劲和广泛共享的经济增长：
（1）无处不在的数字经济的发展，
（2）研究和创新增加，（3）劳动力技能和知识的提高，” Atkinson 和Court写道。
全美国的互联网经济在短短的一年增加了一倍多，从1996年的150.5亿美元至1997年近390亿美元。
2001年，网络经济将飙升至3500亿美元，商业活动是主导。
数字经济增长的另一个迹象是互联网主机的迅速增长，在美国每一年近一倍。
更多的家庭，企业，和学校都联通了网络。
在数字革命中唯一落后是政府：
地方，州，和联邦政府在1986和1996之间,每年总共花费9.4%在计算机上，而企业在同一时期一年花了超过22%。
风险资本家把钱投入越来越多的公司的发展，经常成为董事会成员和顾问，帮助新兴企业完善的商业计划。
Atkinson 和Court 说道：
“留意经济中的风险资本直接金额很重要，就像是要记住现金指数波动效应。
许多新经济的黑马是风险投资支持的公司，他们都有着深远的影响，风险投资支持的公司在1991和1995之间就业率每年增加34%，而世界500强公司的却下降3.6%。
此外，风险投资支持的公司比其他公司更多的技术创新。
”
工程师和科学家的数量在增加；需要科学与工程专业知识的工作增长，比1994到2005年期间之其他职业快三倍。
没有充分准备的本地工人填补这些工作，越来越少的企业花钱用于培训计划，工程师和科学家的需求将越来越为移民填补。
过去的五年在美国获得博士学位的工程师几乎四分之一是生于外国。
Atkinson 和Court认为：
“新经济高度重视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诺斯提出的“适应性效率”—— 机构创新、持续学习、富有成效变化的能力。
..如果我们要求工人面对新经济内在的风险，我们必须赋予他们工具，让他们富有，能应付变化和不确定性。
如果我们不投资知识基础设施——世界一流的教育、培训、科学和技术，我们的企业就不会有熟练的技术工人和他们需要成长和创造高薪的工作的先进工具。
”
UNITSIX
科学与文化其他方面之间的关系一直都很紧张。
想想看，17世纪伽利略为他叛逆性的信仰而遭受天主教会的审判，还有诗人威廉·布莱克对艾萨克·牛顿的机械的世界观所发表的尖锐批判。
本世纪，（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之间的分裂更深了。
以前，科学界如此强大以致可以对批评者置之不理，但现在不同了。
由于科研经费减少，科学家出了几本书来抨击“反科学”势力，其中值得注意的有弗吉尼亚大学生物学家保罗·R·格罗斯和拉特格斯大学的数学家诺曼·莱维特合著的《高级迷信》及康奈尔大学的卡尔·萨根著的《鬼怪世界》。
科学的捍卫者们也在一些会议上表示了他们的担忧。
比如，1995年在纽约举行的“远离科学和理性”会议，以及去年6月在布法罗附近召开的“信息（迷信）时代的科学”会议。
显然，反科学对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含义。
格罗斯和莱维特主要挑那些质疑科学客观性的社会学家、哲学家和其他学者的毛病。
而萨根则更关注那些相信鬼怪、上帝造物论和其他与科学世界观相左的人。
1996年对新闻报道的调查表明，反科学的标签也贴在了许多其他群体上，从提倡消灭所有现存的天花病毒的官方人士到倡议削减基础研究基金的共和党人。
将该词用在仇视现代文明的恐怖主义者身上，也不会引起多大争议，它在1995年公开发表蔑视科学、渴望回到前技术时代理想社会的声明。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对不加控制的工业发展表示担忧的环境主义者也是反科学的，而去年5月份刊登在《美国新闻和世界报导》的一篇文章似乎有此暗示。
毫无疑问，环境主义者要对这些批评做出反应。
作为环境研究的先驱者，斯坦福大学的保罗·埃利希认为，科学的真正的敌人是那些对支持全球变暖、臭氧层稀薄和工业增长带来的其他后果的证据提出质疑的人。
的确，一些观察者担心反科学这个词会失去意义。
“‘反科学’这个词可以涵盖很多截然不同的东西”，哈佛大学的哲学家杰拉尔德·霍尔顿在其1993年的著作《科学和反科学》中写道：
“它们惟一的共同点就是会激怒或威胁那些自以为比别人更有见识的人。
”
UNITSEVEN
2010年, 一个联邦法官对美国生物科技行业产生了巨大影响。
各家公司早就获得了单个DNA的专利，2005年大约有20%的人类基因被授予专利。
但2010年3月，一位法官判决基因是不能授予专利的。
执行高管们一下燥热不安。
生物科技行业组织（BIO）是贸易组织，该组织认为这个判决是长期斗争的一个前奏。
7月29日，他们放松了一下，至少暂时放松了一会儿。
联邦上诉法院推翻了前面的判决，认为MyriadGenetics的确可以持有的两个帮助预测女性乳腺癌的基因专利。
位于犹他州的Myriad首席执行官说，这个判决对于公司和患者都是一种赐福。
但是，正当公司继续试图将药物私有化的同时，法院继续忙于此事。
Myriad案本身也许并没有结束。
批评人士有三个理由反对基因专利：
基因是自然的产物，所以不可以给予专利；基因专利不会鼓励创新反而会打压创新；基因垄断企业比如Myriad会限制其它公司进行基因测试。
越来越多的人似乎同意这种说法。
去年，联邦特派组敦促基因检测专利改革。
十月，司法部在Myriad案中发表声明，单个DNA分子和从棉籽上分离出来的棉纤维一样，都是自然的产物。
尽管上诉法院作出这样的判决，但是重要的问题仍然没有得到回答。
比如说，基因组序列是否违背了其中单个基因专利仍无定论，这个问题可能要到最高法院裁决。
但是，随着该行业的发展，其它的案例可能会有更大的影响力。
公司不大可能申请到更多的人类DNA分子的专利——有些已经被其它公司申请或者处于共同领域。
公司正在研究基因是如何相互作用的，基因的相关性可以用来判断疾病的起因或者预测药物的功效。
BIO的律师HansSauer解释道，公司渴望获得专利来以便归纳推理得出结论。
他们是否成功可能要由MayoClinic带来的这个案件的诉讼情况决定。
最高法院将在下一轮审理此案。
生物科技行业组织（BIO）最近开会讨论指导律师来处理摇摆不定的专利案。
每个会议都人满为患。
UNITEIGHT
什么事情导致了报纸行业死亡？
一年前，报纸的终结似乎就要来临。
经济衰退让那些尚未转投互联网的广告商和读者开始动摇。
新闻报纸比如旧金山纪事报当时就在把自己的厄运编档入案。
美国的联邦贸易委员会多次讨论如何拯救报纸行业。
他们应该成为慈善公司吗？
国家应该资助这些报纸行业吗？
下一轮会议马上就要召开。
但这种讨论已经过时了。
放眼全球报业，危机的征兆不明显。
德国和巴西的报纸行业对危机不屑一顾。
即使是栖身于全球经济最混乱角落的美国报纸也不仅幸存了下来，并重新开始盈利，虽然利润率不是几年前常规的20% ，但不管怎样至少现在有钱可赚。
虽然情况好转，却不可过于乐观。
许多报纸通过裁减记者渡过难关。
据美国新闻编辑协会统计，2007年（全美）报社编辑职位缩减了13500个。
报纸售价上调，但提供的服务却在减少。
一些报纸甚至下决心取消了偏远乡村的报纸配送业务。
这些孤注一掷的措施发挥了效果，也让报社敢于采取更加极端的办法，这对于许多记者来说并不是好消息。
随着报业广告收益和发行收益结构更为合理，报业的运营日趋平衡。
长期以来，美国报业畸形发展，过于依赖广告收益。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称：
2008年，美国报业87%的利润来自广告。
而同期日本的比例为35%。
理所应当，日本报业更为稳定。
这场（人事调整的）旋风席卷编辑部，无人幸免。
报社中最不具特色的部门损失惨重。
汽车和电影评论员黯然离开，科学和普通商业新闻记者也未能幸免，驻外办事处被无情的精减，这使得报纸变得不那么全面完整了。
但全面完整已不再被视作报业的一种优秀品质。
UNITNINE
据说，在英国死亡很紧迫，在加拿大死亡不可避免，在加利福尼亚死亡可以选择。
难怪，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美国人的寿命几乎翻了一番。
髋骨不行可以更换，临床的忧郁症可以得到控制，白内障仅用30分钟手术便可以切除。
这些进步给老年人口带来的高质量生活在50年前我刚从事医学时是不可想像的。
但是即使有一个伟大的医疗卫生体系，死亡也是无法战胜的——我们却不肯面对这个现实正危及我们的伟大。
死亡是正常的；我们的基因决定我们即使在最理想的环境里也会解体和灭亡。
我们所有人在某种程度上都懂得这一点，但是作为医疗消费者，我们常将死亡视为一个问题来解决。
由于医疗费用由第三方支付，我们常常要求用尽所有的医疗手段，即使它们不会有任何作用。
最明显的例子是晚期癌症的治疗。
医生由于不能治愈疾病，同时又担心病人失去希望，常常采用极端大胆的治疗方法，这些方法远远超出了科学能够认同的界限。
1950年，美国在医疗卫生方面的开支是127亿美元。
2002年，这项开支将达到15400亿。
任何人都明白这个趋势不可持续，但是很少有人愿意扭转它。
有些学者总结说，如果政府资金有限，它应该停止支付延缓某一个年龄以上人群寿命的医疗费用——比如83岁左右。
据说，科罗拉多州前州长理查德·拉姆曾经说，老年多病者“有责任死去和让位”，以让更年轻、更健康的人们去发挥他们的潜能。
我不会说得这么绝对，毕竟现在精力充沛的人们通常能工作到60岁，甚至更久，并仍然具有惊人的创造力。
78岁的Viacom公司总裁萨姆勒·雷斯顿开玩笑说他只有53岁。
最高法院法官桑德拉·欧康奈70有余，前卫生局医务主任C·库普80来岁还出任了一个互联网公司的总裁。
这些领导人就是活生生的证据，证明对疾病的防治是有意义的，证明我们能够对付年龄带来的健康问题。
作为一名年仅68岁的人，我希望像他们一样在老龄阶段保持创造力。
然而在这样的追求中，一个社会能够承担的费用是有限的。
作为一名医生，我深知最昂贵和最激进的手段也可能是无效的和痛苦的。
我也深知在医疗开销少得多的日本和瑞典，人们获得了比我们更长的、更健康的寿命。
作为一个民族，我们可能在寻求不可能奏效的治疗方法上花钱太多，而在研究能提高人们生活质量的更平常的方法上花钱太少。
UNITTEN
科学技术上的发明创造被“不知内情者”看做灵感的眩目闪现或戏剧性事件的结果。
亚历山大·弗莱明爵士可不是像传说中的那样，看了一眼奶酪上的霉就立刻想到了青霉素的发明。
他是对抗菌物质进行了长达9年的实验才有了这项发明的。
发明及创新几乎都是艰苦的试验和失败的产物。
创新就像踢足球，即使是最出色的球员也会痛失进球机会，其射门被挡出的机会大大多于进球的机会。
问题在于得分最多者正是那些射门次数最多的球员，而任何领域的创新活动都是如此。
创新者与普通人的主要区别在于处理问题的方法不同。
每一个人都有想法，但创新者会自觉地钻研他的想法，并不懈努力直到证明想法切实可行或不可行。
普通人视为凭空想像的抽象概念在职业创新者眼里却具有坚实的可能性。
“创造性思维也许只不过意味着能够意识到按老办法办事没什么特别可取之处。
”语言权威人士鲁道夫·弗莱契写到。
这解释了我们看到像塑料垃圾袋和带轮箱包之类令生活更便利但看似简单的发明时的反应：
“怎么过去就没有人想到这办法呢？
”
创造性方法始于“一切不可貌相”的主张。
创新者不会接受办事只有一种方法的论调。
面对从A到B的挑战，普通人会自动踏上一条最为人熟悉、显然最简单的路径。
创新者则会探寻另外不同的道路，而这样的道路将最终会被证实更简单、也一定更有趣、更富挑战性，即使它们通向绝境。
极富创造性的人的确是伴着不同鼓手打出的鼓点前进的。
UNITELEVEN
今天的美国人不很看重才学。
我们的英雄不是学者而是运动员、演艺圈名星和企业家。
即使是我们的学校也只是我们送孩子去接受实用教育的地方，而不是让他们为了知识而去追求学问。
学校里不难发现反智主义的普遍表现。
教育学作家戴安·莱维西说：
“学校始终处于实用重于才学的社会之中。
”“学校本来可能是一种抵消的力量。
”莱维西最新著作《落后：
一个世纪的失败学校改革》探索学校里反智主义倾向的根源，书中的结论是：
美国学校绝没有抵制美国人对才学追求的厌恶。
但学校是能够并应该做到这一点的。
鼓励孩子们排斥精神生活使得他们极易被利用和控制。
如果不能批判地思考、不能捍卫自己的思想、不能理解他人的思想，他们就不能充分地参与我们的民主。
作家厄尔·绍利斯说，沿着这条路线发展下去，“我们将变为二流国家。
我们的社会将不再那么文明。
”
历史学家兼教授理查德·霍夫斯塔特在《美国生活中的反智主义》中写道：
“才学被看作一种权利或特权而遭厌恶。
”该书探讨美国政治、宗教和教育中的反智主义的根源，曾获普利策奖。
霍夫斯塔特说：
自我们的历史之初，我们对民主化和大众化的渴望就驱使我们排斥任何带有精英优越论味道的东西。
实用性、常识以及与生俱有的智力这些素质一直被视作比可以从书本里学得的任何东西都高贵。
拉尔夫·瓦尔多·爱默生和其他一些先验主义哲学家认为学校教育和严格的书本学习限制了孩子们的天性。
“我们被关在中小学和大学的朗诵室里十年或十五年，最后出来满肚子墨水，却啥都不懂。
”马克·吐温的小说《哈克贝利·芬》即是美国反智主义的例证。
该书的主人公逃避教化——不上学和不学习读书写字——因此他才得以保住善良的天性。
按照霍夫斯塔特的观点，才学不同于天生的智力，它是一种我们不太情愿去赞赏的品质。
才学是精神世界中的批评、创造和沉思的一面。
智力寻求的是理解、运用、整合和调节，而才学是审视、思考、探究、形成理论、批判和想象。
学校仍然是才学备受怀疑的地方。
霍夫斯塔特说，掌握我们国家教育体系的人“沾沾自喜地、霸气十足地公然宣称敌视才学，迫不及待地认同那些看来在才学方面最难造就的孩子。
”
UNITTWELVE
地球上分散着100多个互不相连的小火山活动区，被地质学家称为热点。
和世界上大多数火山不同的是，它们并不总是在构成地球表面的巨大漂流板块之间的边界上出现；相反，许多热点处于板块较深的内部。
大多数热点移动非常缓慢，有时板块滑过这些热点便留下了死火山的痕迹。
热点及其火山痕迹是板块移动的标志。
板块漂移这一理论现在是毋庸置疑的。
例如，以非洲和南美洲为例。
由于有新的物质注入二者之间的海底，两大洲距离越来越远。
但互相吻合的海岸线和某些似乎跨越海洋的地质特征会使人想到这两个大陆曾经是连在一起的。
携带这些大陆的板块的相对运动已经能够被详细地阐述出来，但一个板块相对另一板块的运动还不能轻易地解释为它们相对于地球内部的运动。
人们不能确定两个大陆是在朝相反的方向运动，还是一个大陆停止不动而另一个从它身边漂移开去。
位于地球更深层的热点提供了解决该问题的测量仪器。
从热点地区的人口情况分析来看，非洲板块似乎是固定的，在过去3000万年里也没有移动过。
热点的重要性不仅限于它们作为参照体系的作用。
现在看来，它们还对推动板块在地球表面漂移这一地球物理过程有重要影响。
当大陆板块漂移到热点上方，来自地球深层的物质便形成了巨大的圆顶状隆起物。
随着这个圆顶的增长，板块出现深深的裂缝。
至少有几次，大陆可能会沿着其中的一些裂缝完全裂开了，因此这个热点就引发了一个新的海洋的形成。
这样，正像早期的理论解释了大陆的移动性一样，热点理论或许能解释大陆板块的不稳定性。
UNITTHIRTEEN
大萧条也许结束了，但高失业率可能正在抬头。
在情况没有变好之前，这将可能改变人生的过程和刚刚成年的一代人的特点。
最终，这种情况还有可能改变我们长期形成的政策、文化以及社会的特点。
没有人会比失业者更想在全国经济灾难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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