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生代农民工的困境与问题.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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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代农民工的困境与问题

新生代农民工的困境与问题

新生代农民工的困境与问题

新生代农民工的特点：

（一）受教育程度与第一代农民工相比较高。

根据抽样调查,1986年农村外出劳动力中,小学教育水平占37.2%,初中占21.2%。

20世纪90年代中期到末期,农村外出务工经商的劳动力中,初中水平的比例上升到50%以上,且有进一步上升的趋势。

另有调查数据显示,新生代农民工中接受过职业培训的人员比例达到36.9%,比老一代的24.2%高出14个百分点。

从数据可以看出，新生代农民工由于普遍享受了义务教育政策，所以，其所受到教育的程度有所提高，大多数新生代农民工都完成了义务教育，更有一部分新生代农民工受到了不同程度的职业培训。

同时，由于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社会城市化的进程加快，社会开放程度加深，新生代农民工比第一代农民工更容易获取知识、信息，更容易地了解国家、社会情况，使其在进入城市进行工作时，比第一代农民工更具有目标性和目的性。

同时，由于受教育程度的提高，新生代农民工对社会的适应能力有所加强，与老一代农民工相对比，他们更容易接受和适应社会的变化，更快地进行社会化。

同时，教育程度的提高，提高了其对职业的期望，也加强了新生代农民工的维权意识。

这导致其在寻找职业之时，更加注重薪酬的高低，自我权益的保护，更加关注自我的实现。

（二）女性比例增高，年龄集中并普遍较低。

根据《我国新生代农民工的特征分析》中所调查的结果表明，与第一代农民工相比，在新生代农民工中，女性比例从在第一代农民工总数的34.3%，提高到现在在新生代农民工总数的53.9%。

同时，新生代农民工的年龄状况也发生了改变。

新生代农民工年龄分布集中，在《我国新生代农民工的特征分析》中的统计数据表明，外出农民工的年龄主要集中在16-38岁之间，其比例占整个外出农民工的89.2%。

其中，新生代农民工占45.9%，平均年龄为20.8岁，标准差为26岁。

而新生代农民工的年龄主要集中在18-22岁之间，年龄相对集中。

因此，从数据可以看出，新生代农民工的年龄和性别结构正在转型中。

过去由于农村“重男轻女”、“男主内、女主外”的传统思想，第一代农民工中，男性居多，但如今，随着社会思想的解放和受教育程度的增高，使新生代农村工中，女性农民工比例开始上升。

同时，也使新生代的农民工的年龄趋向年轻化。

（三）普遍处于未婚状态。

据《我国新生代农民工的特征分析》中的调查可知，相对于第一代农民工10.2%的未婚率，新生代农民工中，总数83.7%都处于未婚状态，初婚有配偶的也只占总数的16.2%。

新生代农民工从事的大部分是体力型、服务型工作，一般情况下他们工作时间较长，认识异性的机会相对较少。

根据国家统计局2006年的调查显示，进城农民工.平均每周工作6.29天，平均每天工作8.93小时。

其中，每周工作7天，没有休息日的农民工占46.9%0这客观上减少了新生代农民工和异性接触的机会并造成男女关系的疏离，对新生代农民工择偶制造了障碍。

所以，新生代农民工未婚的特征也应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

（四）维权意识不断增强。

与城市的工人相比,农民工做同样的工作却往往是同工不同酬,农民工的收入和工人的收入差距很大,农民工务工月均收入只有职工工资月均收入的六成左右;而且随着年份的累积,全国职工工资的增长幅度约为29%,而农民工工资的增长幅度仅为18%。

此外,大多数农民工少有节假日,不被尊重,甚至受到歧视。

不少企业也没有为他们提供相应的保险和社会保障。

而与老一代农民工相比,新生代农民工的维权意识在不断加强。

深圳东莞塘厦镇的调查分析显示,99.39%的人感觉在城市打工遭受了歧视,73.62%的人认为政府应该保护他们的基本权益不受损害,41.72%的人有加入工会的愿望,100%的女性都知道妇联可以起到保护妇女儿童权益的作用。

由此可以看出，新生代农民工已经与第一代农民工不同，他们知道自身的权益，维权意识不断增强。

在自身权益受到侵害时，新生代农民工不再忍气吞声，他们懂得通过抗议、法律等合法有效的途径，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新生代农民工的困境：

虽然与第一代农民工相比，新生代农民工无论在受教育程度、维权意识方面，都发生了变化和改善，但是，新生代农民工在社会的大背景在，仍然需要面对许多困难和困境，他们的前路并不好走。

一婚姻：

难以走进“围城”

根据2008年2月21日公布的第二次全国农业普查数据公报显示，2006年外出从业劳动力中，20岁以下占16.1%；21岁-30岁占36.5%，农民工的平均年龄为28.6岁。

新生代农民工正处在婚恋的黄金年龄，但受限制，处于难以走进“围城”的困境。

受职业限制找不到爱情。

根据第五次人口普查资料，农民工在第二产业从业人员中占58%，在第三产业从业人员中占52%；在加工制造业从业人员中占68%，在建筑业从业人员中占80%。

尤其在建筑业、加工制造业方面几乎都是新生代男性农民工的就业首选。

这些工作脏、累、苦，工资待遇不高，风险大，很难获得女孩的青睐，也难以获得与女孩相处的机会。

同样，在一些玩具加工业、电子产品组装服务业、纺织制衣业等厂子里则是新生代女农民工成群结队，同样苦于“恋爱无人”。

这些单位新生代女农民工占绝大多数，加上她们在恋爱上一般比较矜持，不好意思主动和厂外的男性接触，所以她们的婚恋也成了老大难问题。

此时，职业搭起的围墙正束缚着这些青春萌动的新生代农民工。

收入水平偏低影响爱情发展。

据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2006年调查，从收入水平看，新生代农民工的工资水平总体不高。

新生代农民工收入在1501元-2000元之间的占16.9%，1001元-1500元的占21.6%，701元-1000元的占26.6%，501元-700元的占23.4%。

其中能准时或基本准时拿到工资的占75.3%，偶尔拖欠的占17.4%，经常被拖欠的占7.3%。

经济是一切的基础，新生代农民工的爱情与婚姻，同样需要经济条件为基础，爱情尤其是婚姻不能建立在“空中楼阁”上，这也影响到新生代男性农民工未来的择偶。

二身份：

非城非乡

从职业上讲，新生代农民工已是产业工人的主力军。

根据统计，目前农民工数量上已远远超过原有城镇户籍的公有制二、三产业的职工，达到我国工人总数的2/3以上，作为生产主体支撑着国家的工业化，是当代中国工人阶级的主力军。

全国总工会2007年组织开展的第六次全国职工队伍状况调查显示，农民工在第二产业中的分布占64.4%。

从行业来看，农民工主要集中在制造业、建筑业、批发和零售业等行业，其中制造业所占比重最大，占全部职工的31.9%，建筑业、批发和零售业分别占9.4%和9.1%。

而城镇职工中在制造业中就业的比重只有22.8%。

2008年南京师范大学《江苏省当代农村进城务工青年价值观研究———基于江苏省苏南、苏北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的抽样调查》显示，75%的新生代农民工认为自己属于工人群体，定位为产业工人，仅有8%的人认为自己是农民。

现实情况是：

一方面新生代农民工就业稳定性差、流动性强，多数企业都还没有把他们当作稳定的产业工人；另一方面，他们承担着城市最累、最苦、最脏、最险的工作，他们与城市产业工人相比，享受不到应有的政治、经济及社会福利待遇，不能同工同酬同权，处于城市里的社会底层。

从地域上讲，新生代农民工常年生活、工作在城市，是市民。

新生代农民工熟悉城市生活，向往城市生活。

与老一代农民工“白天机器人、晚上木头人”的单调灰暗生活相比，新生代农民工要寻找丰富多彩的娱乐生活，泡网吧、下迪厅、染头发、穿时髦服装，对攒钱并不十分看重。

他们讲究的是“心随我动率性（彰显）自我”。

新生代农民工通常也会在春节时回家一趟，但那仅仅是“礼节性的仪式”，对家乡的乡土认同更多的是包含着对亲人的感情，对农业活动则缺乏浓厚的感情和兴趣。

他们更倾向于改变现状，想在城里有喜欢的工作，买房子，娶妻生子，真正融入城市。

2007年发布的《广东省青少年发展报告》显示，有27.4%的新生代农民工希望在务工城市买房成新“客家”；50.2%的新生代农民工表示“干得好，愿意待下去”；“再干几年回家”或“想尽快回家”的加起来只有不到2成《中国新生代农民工发展状况及代际对比研究报告》调查显示，新生代农民工更倾向于城市生活，有71.4%的女性、50.5%的男性选择“在打工的城市买房定居”。

他们手机的拥有比例高达72.9%，绝大多数人的通讯方式都很现代化。

但城市显然还没有做好接纳他们的准备，依然是“经济接纳、社会拒入”。

从法定身份上讲，新生代农民工仍然是农民。

当前受户籍限制，新生代农民工的法定身份仍然是农民。

新生代农民工一部分是在城市里出生长大，一部分是初中或高中毕业后直接进城打工，他们没种过地，不会种地，更不愿意种地，普遍存在着农民不爱地，农民不爱农，农民不识农，“轻农、厌农、弃农”意识严重。

虽然户口在农村，他们更倾向于把自己定位为城市人，压根儿就没准备再回农村，出来长见识的同时，希望能够和城市人一样“体面地活着”。

三就业：

高不成低不就

新生代农民工不同于父辈，就业期望甚高，但仍面临困境。

就业期望高与敬业精神差。

新生代农民工对工作岗位比较挑剔，怕吃苦，常常不能踏实工作。

一项调查表明，新生代农民工敬业精神差，且职业流动率是最高的，平均每人每年换工作0.45次，而50年代出生的老一代农民工仅为0.08次，其跳槽频率是其父兄辈的近6倍，即使能够做到“敬业”，也很难做到真心“爱岗”。

这其中，近一半的人是因为“生活、生产环境和闲暇时间不足”而跳槽，17%的人提出，“自己不喜欢那个工作”或者只是“想换个环境”。

并且新生代农民工在获得工作的同时还要求享受生活，得到尊重，在文化、娱乐、健身等精神方面的需求不断增强。

新生代农民工以独生子女为主，他们从小就被父母寄予了非常高的期望。

这种期望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他们不切实际的就业意愿，即只希望找那些社会地位高、条件好、工资高的工作。

加之有父母做其强大后盾，生活压力小了很多，所以他们中的一些人就可以随心所欲地跳槽，主动选择自己想要的工作环境。

就业期望高与职业技能低。

随着经济发展，社会对农民工的素质需求也发生着变化。

第二次全国农业普查报告显示，农民工初中文化程度占70.1%，高中文化程度占8.7%，比以前高出8.54个百分点和2个百分点，但新生代农民工的文化水平仍然较低，缺乏必要的专业培训、专业知识、专业技能，不了解工业生产或现代化服务业的基本规范，同现代非农行业对劳动者的要求还有相当大的差距。

国务院研究室2006年发布的报告显示，农村劳动力中接受过短期职业培训的仅占20%，接受过初级职业技术培训或教育的占3.4%，接受过中等职业教育的占0.13%，而没有接受过技术培训的占76.4%。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调查，84%的新生代农民工认为参加技能培训对找工作有帮助，但是仍有六成外出农民工没有参加职业技能培训。

《广东省青少年发展报告》显示，有高达62.6%的新生代农民工未来有做老板的打算“有自己的事业”是他们中不少人的最高理想。

他们不愿像上一代农民工那样承担城市里低端的重体力活，又无法胜任复杂的技能型和知识型工作，难以在城市找到合适的定位，基本上只能从事体力运输、建筑小工、工业加工以及低层次服务等劳动密集型、重体力、低报酬行业。

同时过于频繁跳槽，使得他们对每个行业、岗位只能作蜻蜓点水式的了解，每一项职业技能也只能停留在“学徒期”的水平。

如此周而复始，也形成恶性循环。

没有过硬的职业技能，他们很难融入城市，并且体面地生存。

四落户：

三壁垒”

根据调查显示，新生代农民工在流入地长期居住的愿望强烈，但高门槛限制了农民工融入城市社会。

经济壁垒。

2006年3月27日《国务院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发布后，经调查，许多省会城市都将农民工购房在60平方米之上作为落户条件之一。

目前房价少则几十万，多则上百万，对于收入微薄却喜欢大手大脚花钱的新生代农民工来说，他们能够实现的积累非常有限，这种以货币构筑的以经济壁垒取代身份壁垒的新门槛对普通农民来说仍然是难以逾越的，这也是他们融入城市的一大经济障碍。

素质壁垒。

目前不少省会城市落户要求农民工具有高中或高中以上文化程度，不少地方仍然要求达到大专文化程度。

第二次农业普查数据公报显示，2006年，农村外出从业劳动力中，初中及初中以下文化程度占90.0%。

这对以初中为主要群体的新生代农民工而言，也是进城落户的一大障碍。

并且不少地方对农民工进城落户实行二元待遇。

比如重庆市2006年8月1日实行了《关于解决进城农民工户籍问题的意见》，重庆公安局就指出，“本市农民工在主城落户的条件实际上大大降低，而在重庆务工的其他省市的农民工要落户重庆主城区，文凭“门槛”没变：

仍需大专以上学历。

且购买的住房人均面积达到30平方米以上，并实际居住。

社会福利壁垒。

我国各地社会福利系统不兼容。

我国户籍制度改革主要是以省级为改革单元，以城市为中心展开的。

一些省份已在省内实行城乡户籍统一，但省际之间人口自由迁徙障碍依然较大。

各地社会福利系统的不兼容是制约人口省际迁移的重要因素。

解决矛盾还须深化城市改革

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社会快速转型的一个鲜明特点就是社会优化与社会问题兼生，社会进步和社会代价共存。

一亿多人的新生代农民工群体，正处在适龄期，目前他们首要面临的大问题就是婚姻问题。

《劳动合同法》出台后，新生代农民工的权益虽较上一代农民工有所进步，但仍然得不到维护。

从前面分析可以看出，新生代农民工虽然职业期望高，受职业技能低的限制，即使有心摆脱卖苦力的低级打工状态，也普遍感到力不从心，只能从事城市人不愿干的脏、苦、累、风险大等边缘职业，就业环境差，劳动时间长，工作量大，劳动报酬低，基本权益难以得到应有的保障，享受不到应有的国民待遇。

马克思曾指出：

“道德的基础是人类精神的自律”。

新生代农民工一旦进入城市新环境，乡村社会规范所具有的凝聚力失散，原有的道德行为失范（即自律性丧失），这样，新生代农民工农村不愿意回去，城市又不能融入，他们心理预期高于父辈，耐受能力低于父辈，在城市陷入生活困境时，在职业技能低、经济收入差、无住房、受歧视、讨不到老婆等的连锁反应下，贫穷和光棍的结合，对城市社会的冲击将是巨大的。

另一方面，受户籍限制，新生代农民工虽然定位为城里人，但城市仍未作好接纳他们的准备。

相反既有经济门槛，又有素质门槛和福利门槛，即使这样，他们仍不愿回到农村。

它意味着，农村不是退路。

也意味着，新生代农民工必须依赖于城市的工作和生活，那种将农村作为“蓄水池”的政策概念完全过时了。

这样，新生代农民工只能集中居住在房租低廉、流动人口集中的城市边缘区、老城区，交往的对象多为老乡，社会结构呈现单一化、封闭性的特点，形成一个自我隔离的孤岛。

在那里，弱信息、弱发展机会、弱资源的再生性以及弱劳动力联系，贫困和孤岛的经济效应往往意味着缺乏发展的机会，与主流社会脱节。

他们处于非城非乡、进退失据的境地，面临着双重边缘化的状态和贫困化不断加剧的境况中。

由于没有户籍，他们就业受限制，《劳动法》第3条规定的“劳动者有平等就业的权利”很难从纸上权利转化为现实权利。

入城的新生代农民工为了工作，往往要付出比市民更高的代价。

大多数农民工只能进入次级劳动力市场，寻找一些城市人的“剩余”工作。

很难获得一种地位资源的积累，更不用说实现一种地位向上的流动。

生活来源决定生活方式和生活态度，无业便无依，将使这一部分人处于游动不定的状态，具有游民的特征，成为随时可能妨碍社会稳定和和谐的隐患。

杭州市2008年的案宗中，1980年以后出生的新生代农民工犯罪比例占70%以上，最近刚发布的广东三大监狱大规模调查报告显示，农民工罪犯九成在26岁以下。

并且由于信息网络媒介的发展，他们也更容易被组织起来共同发出声音，社会矛盾更容易被扩大和激化。

如果继续将他们排斥在体制外，将他们边缘化，漠视他们的物质、精神文化和民主政治需求，他们更容易产生怨恨心理，不利于社会治安和稳定。

这值得我们警惕！

新生代农民工与老一代的种种差异及面临的困境，对当下的城市管理政策提出了挑战。

并且，这种挑战将日益变得清晰、紧迫。

保障农民工权益的六条建议：

一是加强农民工权益保护

当前，必须加强严格贯彻执行《劳动合同法》和国家有关规定，推动各类企业同新生代农民工按照平等自愿、协商的原则，依法签订劳动合同。

严格实行《劳动合同法》及相关的带薪休假制度，保障外来民工休息休假权利，使其有更多时间和精力经营生活，交友恋爱。

要保障农民工依法享有的民主政治权利，保障农民工参与企业民主管

和管理体制，让农民在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上公开、公平的开展就业竞争。

要创新农民培训转移机制，大力加强对对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技能培训，大力发展面向农村的职业教育，提高新生代农民工的转移就业能力。

要加强对新生代农民工进城就业提供就业咨询、就业信息、就业指导和职业介绍。

四是按照以居住地登记户口的原则，建立城乡统一的户籍制度

当前要改革城乡分割的二元户口管理结构，打破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的身份限制，尽快改变目前农民工身份转换滞后于职业转换的现状，实行以居住地登记户口的原则，人在哪里工作、生活，就在那里登记，就纳入当地的管理范畴，建立以常住户口、暂住户口为基础的户口登记制度，实现城乡户籍一体化，实现户籍管理由静态化向动态化的转变。

五是要更多关心新生代农民工的精神文化生活

要切实改进服务形式，让流动图书馆、流动电影院真正走进农民工中间；文化设施要向农民工开放；要积极扶持打工者文化团体，不要“让农民工融入城市”成了空话。

六是积极促进新生代农民工融入社区生活

要依托集中居住中心、居（村）综合活动室有针对性地开展社会公德、法制宣传、市民素质等教育活动，积极引导和吸纳新生代农民工参加社区自治组织和各类学习型、服务型、文体型、公益志愿型等居民互助性的社区民间组织，使新生代农民工逐步融入社区生活和社区管理，成为新生代农民工加速融入城市的大熔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