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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五期间我国高技术改造传统产业的战略研究
2011年03月27日 星期日当前位置：
发展规划司>“十一五”规划战略研究摘登
“十一五”期间我国高技术改造传统产业的战略研究
一、提出高技术改造传统产业战略的背景及必要性
（一）新一轮世界产业结构大调整出现新趋势
人类历史上曾发生过三次产业革命，每一次产业革命都与科学技术的发明及发现有相当密切的联系，每一次产业革命都引起了国际产业结构的巨大调整。
第一次是18世纪下半叶开始的以机器大工业为代表的工业革命，完成了工业从农业的分离，工业成为独立的产业部门，并推动了国际商品交换为主体的世界贸易市场的形成。
第二次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电力、钢铁冶炼技术和化工工业技术发展为代表的电力革命，促使以原料为主体的重化工业得到发展，资本相对集中，资本输出使国际资本形成，生产的国际化得到初步发展。
第三次是20世纪50年代开始的以电子技术为先导，以原子能利用、电子计算机出现和航天技术发展为标志的新科技革命，不仅在范围上具有空前的广泛性和全面性，引起了各学科和技术领域及社会的深刻变化，而且在深度上全面提高了包括劳动工具、劳动对象及劳动者等生产要素的技术含量，促进了重化工业结构向以加工、组装工业为重心的高附加值深加工结构转变。
启动于20世纪70年代，在90年代出现加速发展趋势，并继续延伸到新世纪的以现代信息技术、生物技术为核心的新一轮高科技革命，正在对世界产业结构产生着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深刻的、系统的、全面的和综合的影响，使世界产业结构的大调整出现新趋势。
1.高技术的产业化日益成为发展的重点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范围兴起的新一轮科技革命，不仅技术更新的速度加快，而且技术转化为生产力的速度不断加快，形成的新生产领域和产业化范围不断扩大。
这种科技革命与产业化变动特征决定着以新科技革命为基础的新一轮国际竞争进入高技术产业化速度的竞争。
因此，各国都日益将高技术产业化作为经济发展的核心。
如欧盟的“第六个科研发展计划”就把基因生物技术、航空航天技术的运用及信息网络技术、纳米技术等的产业化作为发展重点；日本2001年3月发布的“第二个科学技术基本计划”也将信息技术、生命和生物技术、环境保护技术及纳米技术及其产业化作为重点；印度着重发展信息技术为基础的软件产业；新加坡的“第三个国家科研计划（2001～2005）”则将应用为主的科技产业，如将生命科学技术中的药剂和与医疗保健有关的产业作为发展重点等。
目前，美国的高技术产业占全球高技术产业总产值的比重约为36%；日本为20%左右。
随着世界各国高技术的产业化发展，高技术产业将日益成为世界产业结构的主导。
2.高技术改造传统产业成为新趋势
20世纪90年代后，以制造业为代表的传统产业在发达国家的比重逐步稳定在20%左右，第三产业的比重大大提高，达到70%以上，并成为产业结构的主导。
由于新一轮高科技革命具有广泛性和综合性特点，一项科技突破的影响，往往不是仅停留在个别行业和领域，而是将迅速渗透到众多的行业和领域，并改变这些行业和领域的面貌。
因此，随着高技术的深入发展，用高技术对传统产业加强渗透与改造，从而提高传统产业的技术含量，促使传统产业技术升级已成为世界产业结构调整升级的又一新趋势。
目前在农业领域：
随着信息化网络技术、现代生物技术对农业的渗透，传统农业正朝着精确农业、生态农业的方向发展，不仅大大提高了农业生产的效率，而且也将传统农业通过高技术的渗透改造与现代化直接联系起来。
在工业领域：
信息技术、生物技术、新能源、新材料及环保技术、航空航天技术的日益发展和运用，对传统工业的经营理念和生产方式、经营方式产生了革命性变化，随着生产和管理的自动化、智能化、数字化、柔性化，不仅大大提高了产品质量、增加了新品种，而且促使工业生产更加满足高质量、低成本、低消耗和清洁生产的可持续发展要求。
在服务领域：
由于高技术的日益渗透，以高效率的金融业、物流业、咨询服务业为代表的现代服务业将为生产和生活提供高品质、个性化、多样化的服务，并大大提高经济发展的社会化程度。
3.产业的国际转移更加深度化和广度化
产业的国际转移体现了世界产业结构的区域性调整，随着新科技革命和高技术产业的深入发展，世界产业结构的大调整已经并将更多地通过产业的国际转移实现。
产业国际转移的总规律是，先转移劳动密集型产业和轻工业，进而转移资金和技术密集型产业和重工业，一般方向是由发达国家转移到不发达国家。
二战后的五十多年，世界经历了约三次大的产业转移：
一是20世纪50年代美国将钢铁、纺织等传统产业向日本、联邦德国等国转移，集中力量发展半导体、通讯、电子计算机等新兴技术密集型产业；二是20世纪60～70年代，日本、联邦德国等国转向发展集成电路、精密机械、精细化工、家用电器、汽车等耗能、耗材少、附加值高的技术密集型产业，并将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到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如亚洲“四小龙”等）；三是20世纪80～90年代，伴随全球新一轮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的高技术发展，美国、日本和欧洲发达国家大力发展知识密集型产业，并将重化工业和应用型技术大量转向发展中国家。
目前，面对新世纪的发展与竞争，发达国家以全球化战略为基础和出发点，大大加速了产业结构的调整，产业国际转移出现日益深度化和广度化的新趋势。
一是产业国际转移的速度与规模不断扩大。
1980～1985年世界对外贸易投资总额年平均增长速度为28.8%，1995～2000年为38%，2002年达到40%；到2002年，世界对外贸易投资累计超过35000亿美元以上。
二是产业转移结构高度化。
在国家层面：
产业国际转移不仅由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进行，也有发展中国家和劳动密集型产业向发达国家和次发达国家转移；在产业层面：
转移重心开始由原材料工业向加工工业、由初级工业向高附加值工业、由传统工业向新兴工业、由制造业向服务业转移，其中第三产业中的金融、保险、旅游和咨询等服务业和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信息、电子产业）则是产业国际转移的重点领域；在技术层面：
美国、日本和欧盟等发达国家将重点发展知识密集型产业，因而将加快向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转移技术资金密集型产业，技术转移的速度也将比以往更加迅速。
三是产业转移区域内部化。
世界经济区域一体化集团化的迅速发展，促进了区域内的资本流动和产业转移迅速增长，并超过区域间的资本流动和产业转移，成为当前国际产业转移的基本特点。
从全球范围看，欧盟、北美、亚太经合组织是国际产业转移最为明显的经济区域。
如欧盟1/3的对外投资是在成员国之间进行的；美国对外投资的1/5集中在加拿大，加拿大对外投资的1/3集中在美国；1994～2001年之间亚太经合组织（APEC）成员对区域内的直接投资规模年平均增长为15.24%。
四是产业转移方式多样化。
产业国际转移已由原来的比较单一的直接投资和单一股权安排转换成为包含单一的直接投资和股权安排在内的独资、合资、收购、兼并和非股权安排等多样化产业投资和产业转移并举方式，其中，证券投资和跨国并购方式日益成为主要方式。
1995～2001年证券投资规模在全球资本流动总额中所占比重由1995年的22%上升至2001年的75%以上，并有继续上升的态势；1995年跨国兼并金额为2000多亿美元，至2001年达到3500亿美元左右，年平均增长速度为17.8%。
五是跨国公司成为产业国际转移的主体。
目前，跨国公司已控制了全世界生产的40%，国际投资额的90%、国际技术贸易的60%、国际技术转让的80%和科研开发的90%是跨国公司之间进行的。
由于这些跨国公司的子公司有51%分布在发展中国家，因此跨国公司的直接投资对发展中国家的产业及产业结构都有重大影响。
六是产业国际转移出现集群发展的趋势。
随着区域竞争不断加剧，产业转移已由原来单个项目、单个企业、单个产业的转移转向产业链式转移，以形成产业的群体和网络，提升区域竞争优势。
世界高技术产业化、高技术改造传统产业和产业国际转移的新发展，对国际分工体系也将产生重大影响，决定各国在国际分工体系地位的核心产业将由传统产业逐步转向高技术产业和具有更高技术含量的传统产业；跨国公司的主导地位决定企业内的全球分工已成为各国参与国际分工更加主要的模式，不同产业的全球分工和产业内全球分工则更多地通过企业内分工体现。
综上所述，以高技术扩散为代表的新一轮世界产业结构的大调整将使我国有机会通过吸引一部分国外的高技术以及利用新一轮产业国际转移加快对传统产业的改造，促进产业结构尽快升级，完成新型工业化任务。
（二）“入世”过渡期结束，我国将进入全新的开放阶段，高技术改造传统产业面临新课题
“十一五”时期，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过渡期结束，标志我国全面融入世界经济新阶段的开始。
中国的全面开放，一方面为世界经济发展，特别是世界产业结构新的大调整，全球传统产业的调整布局提供新的市场和空间，从而对以高技术产业与高技术传统产业为核心的新国际分工体系的形成产生重大影响和积极作用；另一方面，也为我国传统产业的升级，特别是制造业的发展提供更加广阔的空间。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开放度的不断加大，传统产业，特别是第二产业的开放度也在不断加大，在外商直接投资的产业构成中，第二产业占近70%就是一个例证。
但即便如此，开放度仍然有限。
从产业领域的开放上来看，第一和第三产业基本是限制开放的，第二产业中，轻工业的开放度较大，重化工业的开放度有限。
这种状况表明我国传统产业的技术改造以往都是在半对外开放的环境中进行的。
由于开放程度基本可以由国家掌控，因此，来自经济外部的影响是有限的。
“十一五”时期，“入世”过渡期的保护措施基本失效，我国对外资的市场准入限制也将全面放开，这意味着传统产业的改造升级将更多地受到世界产业结构大调整，特别是产业国际转移和高技术发展趋势的影响。
一方面承接产业国际转移，引进高技术和先进技术的机会加大，对我国传统产业的改造升级，从而对推动我国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带来积极的影响和作用；另一方面，改造的相对独立和主动的环境进一步丧失，产业国际转移在提供先进技术和产业的同时，也会将一些落后的、高污染、高耗能的产业及技术转移过来，影响传统产业升级。
同时，跨国公司实施的全球战略也将通过国际生产体系、技术控制和品牌等方面加大对我国产业的分化、整合，从而进一步侵蚀我国的产业体系，打击和制约我国产业整体竞争力的提升。
这将使统筹国内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与国际产业转移显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重要。
如何在新的全面开放环境下，更好地实施传统产业的改造升级任务，缩小与发达国家的产业发展差距，提升我国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和水平，以更加强大的经济实力积极主动参与经济全球化与区域经济一体化过程，是传统产业技术改造与升级面临的新课题。
（三）我国经济发展进入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新阶段的要求
改革开放以来，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我国的经济总量规模已达到新水平，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新的全面、协调的可持续发展观，成为我国经济进入新发展阶段的标志。
经济发展的新阶段对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一方面，产业的改造升级要与国内日益形成的资源约束相结合，要充分考虑和协调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两者关系，传统产业的改造升级要有利于节约资源，有利于环境保护，同时兼顾国内外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另一方面，传统产业的改造要同国际产业转移相结合，在全面开放的环境下，充分利用国际产业转移提供的机会，降低产业结构升级成本，提高产业结构升级的效率。
传统产业在目前以及今后相当长时期内仍是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的主体，是促进经济增长的基本力量，是实现现代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基础。
目前，我国传统产业占国民生产总值的90%以上，占工业增加值的91%，固定资产原值的95%，利润的80%，上交税金的95%，从业人数的94%，出口的87%。
传统产业创造了绝大部分的产值、利税和就业机会，有着庞大的规模和雄厚的基础。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共实施过的5个五年计划都将传统产业的改造升级作为发展重点，但时至今日，我国传统产业还存在自身无法克服的缺陷，一是产业总体竞争力较低，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不合理，多数行业的低水平生产能力过剩与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产品和工艺装备依靠进口并存；二是整体技术开发投入不足，自主创新能力弱，导致主要生产技术、工艺和装备落后；三是企业组织规模小而散，社会化、专业化水平和管理水平低，市场开拓能力差。
产生这些问题的主要原因是：
在目标上，传统产业改造缺乏完整的长期战略目标；在重点上，改造的重点不突出，由于条块体制的影响导致资源分散，不能集中使用；在技术路径上，没有完全解决开放条件下发展中国家的自主创新道路问题，如何通过引进技术创新自己的技术研究体系问题也未能完全解决；在体制上，还没有解决发挥政府在将产业结构升级作为实施国家赶超战略重要组成部分中应有的作用，以及更多地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促进合理公开竞争机制作用，以提高产业结构升级效率的问题。
这些问题的存在制约了我国经济发展的质量与水平，制约了我国经济的国际竞争力，制约了我国参与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实力与能力，显然不能满足发展新型工业化的要求，不能适应新的发展阶段和新发展观对我国传统产业发展的要求。
二、“十一五”时期高技术改造传统产业的主要战略
“十一五”时期是我国对外开放和经济都进入一个前所未有的全新发展的时期，对外开放与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要求高技术改造传统产业战略不是对以往思路的修修补补，而是要在统筹国内外经济发展基础上，着重实现以下几个重大转变。
（一）立足国际化，主动参与经济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协调国内产业升级与国际产业转移。
战略着眼点应从立足国内转向立足国际，推动新的国际分工体系形成
所谓国际化，是通过适当的国际分工增加和实现一国的比较利益，其核心是实现和加快工业化和推动经济快速增长。
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化本身就是一种发展战略，而且某种程度是一种赶超型发展战略。
立足国际化，意味着发展中国家要主动参与经济全球化，通过这个过程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实现国家的赶超型发展战略。
经济全球化发展的新形势，使一国不可能再具有封闭条件下的那种完整的产业经济体系。
各国市场的相互开放既推动了经济的相互融合，一定程度又使国家丧失了原有民族经济的自主权。
对此，常常有两种相互对立的观点：
一种是肯定的，认为这是必然过程，可推动落后国家经济发展，因而应顺应潮流；另一种是否定的，认为民族经济的完整性被破坏是很危险的。
如何处理全球化与一国的民族经济关系始终是困扰发展中国家的一个重要问题。
实际上，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问题的核心不在于如何判断两者相互融合后的利与弊（当然这个问题也很重要），而在于面对新形势，自己清楚应该做什么和怎样做，也就是变被动为主动，这也是制定国家赶超型发展战略的出发点。
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发展中的大国，要实现经济发展，并主动参与经济全球化，必须要有国家赶超型发展战略。
“十一五”时期，我国高技术改造传统产业战略具有赶超性，可以作为国家赶超型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理由是，我国要实现主动参与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不是凭空而论，而是要有一定的经济实力和能力。
培育这种能力和实力就需要通过制定和实施国家的赶超型发展战略。
作为高技术改造传统产业战略，是具有很强的赶超性的，赶超的客观性和现实性在于：
一方面，国外的先进制造业技术都基本掌握在发达国家手中，且发展的空间也已相当有限，但高技术的发展，特别是高技术改造传统产业，而尤其是高技术对传统制造业的改造，发达国家尽管要比我国快很多年，但相对于先进制造技术来说，发展的时间要短，我国与发达国家的差距要小一些。
这既同国外高技术发展总体还处于起步阶段有关；也同发达国家已将大量制造业转移出去，因而没有很强的产业数量基础有关。
另一方面，通过二十多年发展和承接国际产业转移，我国的制造业基础有了较大的提高，据称，目前中国制造业总量已居世界第4位，具有承接国际高技术改造传统制造业的基础。
出于降低研发成本和便于技术市场扩散的目的，目前，大量国外高技术和先进制造业技术研发中心向我国转移，据统计，到2003年上半年止，跨国公司在中国设立的300多家研发中心，电子、信息产业约占56%，制造业研发中心占90%以上。
同时，我国的高技术产业化也在加快发展。
这为我国传统产业改造，特别是传统制造业的升级提供了更好的技术空间，使我国的传统产业有可能更多更快地利用国内外高技术研究成果进行改造升级，以缩短改造升级的进程。
此外，赶超战略的意义在于：
动用国家的总体战略能有效地修正外国跨国公司与我国企业在实力上的较大差距，一定程度抵御跨国公司对我国经济的负面影响。
外国跨国公司尽管实力强大，但毕竟是企业，在我国个体企业力量还不强大的时候，对抗跨国公司全球战略的有效途径和方式，就是发挥国家组织的总体战略力量，用国家力量抗衡跨国公司的规模实力，这是日本、韩国的发展经验，为此，要有明确的国家战略。
“十一五”时期，我国高技术改造传统产业要通过协调国内传统产业改造升级与国际产业转移，逐步形成开放条件下我国的民族产业体系。
总体来看，发达国家、新兴工业化国家和一些发展中国家都在积极参与国际产业结构调整和转移。
20世纪80年代，我国抓住了国际上以轻纺产品为代表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向发展中国家转移的历史机遇，完成了轻重工业结构的合理调整；20世纪90年代，我国又一次抓住了国际产业结构调整和转移的难得机遇，承接了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电子器件制造业、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非金属矿物制品业、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普通机械制造业、专用设备制造业、食品加工业、汽车制造业、电子计算机制造业等制造业国际转移，极大地促进了我国机电产业发展和出口扩大。
目前，全球重化工业（主要是汽车、化工）50%以上的投资集中在中国，在国内外资本的推动下，中国的产业结构出现明显的向重型化升级的特征。
2003年中国工业利润向重化工业和电子行业集中的趋势非常明显，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利润居工业行业之首；以汽车为代表的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利润总额首次位居行业第2位；钢铁行业利润创纪录，钢产量首次突破2亿吨，从而使中国成为世界第一个年产钢超过2亿吨的国家。
2003年在工业中，重工业的比重达到了60%以上，标志着中国工业进入重化工业时期。
“十一五”时期，国际产业转移与我国产业结构的升级具有很强的重合性。
一方面，随着我国市场准入的进一步放开，我国将成为更多跨国公司投资的首选之地，国际产业向我国转移的总体趋势将呈现出重化工业为主的多样化，其特点是：
资本与技术密集型产业转移并行，技术含量较高的先进制造业与新一轮以IT为代表的高技术产业生产制造环节转移并行；制造业与服务业的转移并行，高技术与先进技术并行，其扩散程度加大，速度加快。
另一方面，我国将进入以原材料为主体的重化工业向组装加工业为主的重化工业、以工业为主向服务业为主发展的阶段。
我国产业结构的总体发展趋势是：
随着城市化与工业化的双推动，第一产业比重将大大下降，第二产业比重将略有下降，第三产业比重将大大提高。
产业结构的这种变动升级过程，实质也是传统产业的改造升级的趋势。
发达国家工业化的一般规律是由轻工业为主转向重化工业为主，由原材料工业为主转向组装加工业为主，由工业为主转向服务业为主，而后再发展高技术产业。
对我国来说，不必重复其老路，应充分利用新一轮国际产业转移的新趋势和新特点，加大高技术及先进技术对我国传统产业的改造，在推动高附加值的组装加工业加快发展的同时与我国高技术产业发展有机结合，为生产性服务业提供发展空间，从而促进我国服务业的大发展，加快实现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推进新型工业化的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的有限开放过程中，我国原有的产业在跨国公司实施的浅度一体化战略和深度一体化战略中虽一定程度纳入到全球分工体系中，并提升了分工地位，但我国的产业始终处于国际分工的低端。
反映在贸易出口方面，我国制成品的比例虽高达90%以上，与发达国家的分工由产业间分工上升到产业内分工，但我国出口的是劳动密集型加工产品，进口的是资金技术密集型产品，因此在产业内与发达国家仍是垂直分工的局面；在生产方面，由于核心技术研发、市场营销及品牌等基本不掌握在我们手中，国内企业只能充当跨国公司生产体系中的加工配套角色，因而也处于跨国公司分工体系的低端。
目前，我国产业体系的成分已有很大变化，外资已占相当的比重。
2002年，外商投资企业的产出占全部工业产出的份额是：
总产值占29.2%，工业增加值占25.95%、工业销售收入占28.48%，利润总额占32.5%，资产占24.42%，均已占到1／4甚至更高的比重。
2000年，在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外商投资企业在总产值、增加值和销售收入中所占份额已高达71.57%、65.39%和72.21%。
上述三项指标中所占份额均超过40%的行业还有文教体育用品制造业，皮革、毛皮、羽绒及其制品业，仪器仪表及文化、办公用机械制造业，服装及其他纤维制品制造业，塑料制品业和家具制造业，金属制品业。
外商投资企业占全行业增加值的比重超过了30%的是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和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
不能否定，外资对我国的经济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但对外开放的负面效应却是在相当程度上国内自己的配套产业体系和自主技术体系受到冲断、割裂，我国国内产业的关联度逐步降低，外资对我国产业的产权控制、技术控制和营销渠道的控制日益加大，我国对跨国公司产业的依附日益强化。
在全面开放条件下，我国高技术改造传统产业在承接国际产业转移的过程中有可能被进一步纳入跨国公司的全球生产体系之中，对此，要重新考虑新的开放环境下民族产业体系的重建问题。
重建民族产业体系，并不是要恢复原有封闭条件下，通过计划经济方式行政配置资源所建立的那种产业体系，因为那种产业体系在很大程度上违背了市场经济的规律，产业的内在联系不是靠市场机制形成，企业缺乏内在动力机制，产业的竞争力很差，根本不能适应现代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
因此，在开放的过程中，这种产业体系无法有效地抵御比国内企业强大数倍、数十倍的跨国公司，跨国公司代表的外资的进入对冲破传统低效的旧产业体系还产生了积极作用。
重建这种旧产业体系既不可能，也不现实。
但在加大开放条件下，是否要沿着现有的路线走下去，让更多的跨国公司在改造我国传统产业的同时占据我国产业的阵地呢？
回答是不行的，应该修正和调整我国的战略，在吸引更多跨国投资和高技术加快我国产业发展的同时，重建新的民族产业体系。
在新的全面开放环境下，发展中国家自身产业体系的建立是需要一个过程的。
日本和韩国的经验表明，要通过制定国家战略，在平衡保护和竞争的过程中培育新的民族产业。
目前，由于外资的进入，我国的许多产业都已进入了跨国公司的全球分工体系，这似乎我国的民族产业所剩无几了。
发展中国家原有的民族产业在强大的跨国公司战略面前往往是很难有所作为的，但这不等于不能培育自己新的民族产业。
新的民族产业的形成，不能靠传统的办法，也不能完全靠政府的保护，而可能要在跨国公司的分工体系中，在竞争的学习中形成。
正像日本、韩国的自主技术创新体系是在引进—消化—模仿—创新中形成的一样，我国的民族产业体系也要在竞争—学习—模仿—生成中才能逐步形成。
“十一五”时期，应将高技术改造传统产业作为国家培育新的民族产业体系的重要环节。
开放条件下，民族产业体系的重建与发展要改变以往技术改造“撒胡椒面”的做法，要贯彻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原则，不能包罗万象，面面俱到，要在发挥产业比较优势的基础上突出重点，形成产业的世界龙头。
“十一五”时期，应在重要原材料、重大装备制造业、汽车、造船等我国还具有相对比较优势的产业着手培育世界级的产业龙头。
对这些产业，一方面要在产业基础、技术开发能力、人员培养等方面加以一定程度的保护，避免外资不必要的影响；同时另一方面，也要让其投身到国际竞争的大舞台中，去提高产业的水平、效率，增强实力，在反复的较量中成长，并形成民族的产业优势。
“十一五”时期，应将高技术改造传统产业作为主动参与经济全球化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重要步骤，在国际竞争过程中，推进新的国际分工体系建立。
我国的全面开放将加大对世界经济的影响，特别是随着我国制造业的不断高技术改造与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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