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籍的通俗化解读.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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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籍的通俗化解读

刚才对方一辩的发言非常精彩，但纵观三分钟的开篇陈词，对方辩友无非是想告诉大家文化古籍的通俗化解读对文化传承存在利有一点利那就是利大于弊，但这样的立论体系根本站不住脚，对方辩友完全忽略了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巨大差距。

对方辩友所认为的通俗化解读只存在于我们的理想中，而在现实世界中，由于商业化元素以及学术界的浮躁风气的加入导致了在通俗化解读过程中出现了文化的失真与偏颇。

那么接下来，让我来给大家理清本场比赛的思路。

首先明确辩题中相关词汇的概念。

文化古籍是指承载文化的古典书籍。

通俗化解读是指以时尚化的语言进行解读。

文化传承是指通过学者的研究以及传播使更多的人感受到文化的美、文化的内涵以及所承载的精神，并代代相传。

今天我们评价文化古籍的通俗化解读有一个利弊标准。

文化是一项具有内涵、表现美和具有整体性的东西，妄图以只言片语和俏皮话来传承文化是对文化传承的极大伤害。

我方并不否认文化古籍的通俗化解读让大众和文化的距离更近了一些，但这种方式又用噱头将大众拒之于文化门外，直接导致了文化失去其完整性以及本有的美感。

今天我们认为文化古籍的通俗化解读对文化传承弊大于利，主要是基于以下两点。

一，以通俗化的方式进行解读，不可避免的会造成为了迎合大众需求而选择有彩头的片段，以噱头的方式吸引大众的关注，破坏了文化古籍的完整性以及原有的美感和内涵，这样的解读方式最终将导致传统文化的庸俗化与文化精髓的流失，这无异于管中窥豹，文化的真面目蒙蔽于一片片轻纱之中。

二，在文化解读的过程中，商业化运作使得一部分学者走上荧屏成为大众心目中的明星，这就会影响社会上做学术的风气，当学者都在为了追求明星效应而制造噱头时，必然会导致社会上学术风气趋于浮躁，也就导致了为了追求片面的经济利益而任意篡改文化古籍的真意。

今天我方说文化古籍的通俗化解读对文化传承弊大于利，是基于对历史文化的使命感和责任感，是基于每个人都是文化传承的重要力量。

我们不应该用一种充满噱头的方式来吸引大众去关注文化，我们不应该在文化传承过程中加入太多商业元素，要以正确的方式引导人，崇高的精神塑造人。

中国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若欲闪耀于人类文明之宝库，传之后世，照于汗青，文化典籍决不可随心所欲篡改。

所以我方坚定认为，文化古籍的通俗化解读对文化传承弊大于利。

首先我要指出对方辩友在辩论中犯的一些错误。

对方辩友也一直举出了（片面性，歪读，个人观点）的例子论证，通俗化解读只是解读者一家之言会带来谬误，但是今天没有任何一种解读方式不带有解读者主观色彩的，所以这种谬误是通俗者本身的问题而非通俗化这种方式带来的，而我们今天要论证的只是通俗化这种途径的利弊。

另外对方辩友举得某例（遗失美感）指出我们通俗化的过程中会遗失原著中那些原汁原味-精神，美感，崇高的品德的东西，显然割裂了通俗化解读和传承精神的关系，我们今天进行通俗化解读不是为了通俗化而通俗化，我们进行通俗化解读恰恰是为了更好的理解和发觉原著中原汁原味那些美感的东西，并加以继承，举个例子先秦文学中有一首著名的候人歌，全文只有四个字，候人兮猗，我想请问假如不进行通俗化分析解读的话，你能体会到这短短四字的美感吗？

对方辩友哑口无言了吧。

第一，国学的通俗化和国学文化的传播不能混为一谈。

传播的过程是多样的，但传播的基础是不变的。

我们利用多途径多形式传播国学文化，但最终并没有破坏国学文化的精髓。

而通俗化，正方美其名曰帮助和促进国学的传承，纳闷正方的传承是为何意？

到底是对文化的传播还是对文化的传递和继承？

传承是一个深远的词语，我们都很有共识的选择了传承思想，传承国学精髓中的思想。

如果说，国学被通俗化，用更容易让大众理解的方式广为传递和接纳，那我们是否要选择去保留国学的原始原貌？

我们不是否定通俗化，不是说让大众理解的方式是不好的，而是说，我们是要以“通俗”作为国学传承的工具，还是让“通俗”成为国学传承的结果？

在正方辩友的辩词中常常可以看见，要让“通俗”成为国学传承的结果，这是我们极力否定的。

第二，对传统文化的误读不是由通俗或非通俗化造成的。

我们甚至可以说，对传统文化的误读程度有多少，没有人可以给一个准确的定义。

就像对国学的析义，你能说你的通俗化传承一定可以准确的传达思想中的精髓吗？

既然民族文化不是一时建成，而是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的，那么，我们也必须传承非通俗化的国学去适应和发掘更久远的时代发展。

第三，从甲骨文到白话文的发展史，这和通俗化的关系有多大？

文字，是一种工具。

你能说石器时代的东西变成了青铜器制品，是他们的通俗化？

第四，“有利于”这三个字却是如杉杉所言，帮助和促进的意思。

但我们同样可以说，国学的通俗化无法帮助和促进国学的传承。

因为我们在看待传承的态度上有很大的偏颇。

除以上对正方部分辩词的反驳外，我做以下补充总结，简单说明国学的通俗化不利于国学的发展。

第一，国学通俗化只能有利于当前时代的国民需求，而不是有利于传承。

正方辩友的提问：

“如果国学不通俗化，那么国学的传承就要由一小部分人来传承，对么？

你应该说对，或不对，不要闪烁其词。

”我们所说的不对，并不是你们所说的观点。

所以不是你的推论错了，而是你的论点错了。

我们也用本草纲目为例，有人可以说这本书谁完全吃透了吗？

我们利用书中的思想结合时代发展衍生出一套自己的医学模式。

但我们衍生出来的医学模式不能被称为通俗化，而是建立在前人的基础上尽现代人最大的能力挖掘出的有效的利用价值。

而剩下没有被挖掘的必须要靠后人或者更后面的时代来发现。

那么，这么说，如果我们用通俗化的国学作为每一个时代结束时的传承决定力量，那前人的文化价值去了哪里呢？

因此，我们现在看到的所谓的“国学通俗化”只能有利于当前时代的国民需求，而不是有利于传承。

第二，通俗化只是一个时代转换和发展的缓冲期，为出现新的时代思想奠定基础。

就好像正方辩友说的，“这就好比生病吃药一样，只能说吃药有利于疾病的治疗，么看哪个医生，专家，教授哪个生产商敢保证吃了药病就治好了。

”是啊，我们怎么能保证通俗化一定就有利于传承呢？

我们不能保证说，国学的定义范畴永远都框定在一个说法中，是不是有一天马哲、毛概、邓论也会成为国学的一部分？

而这些东西，是思想精神的提炼，而不是通俗化。

引用莫缘说过的一段话，“国学，一国所固有之学术也。

现今国学文化内容的范围何其宽大，其中有些国学文化内容以原有的形式的保留了下来，让后人了解与发展，但又有一些，经过了历史的洗礼与先人所谓的“通俗化”导致了其国学文化与内容的严重缺失，也正是如此，现今那些国学文化内容是残留下来了，那其原汁原味的内容，考古学者与历史学家又何尝不是在寻找？

而今一些国学文化内容也被通俗，但却都是笑笑看看而过，有谁去深究？

一些则无法通俗，是不是就不能让大家认识与了解？

”

第三，国学要以何种形式传承下去？

反方最后一次重申自己的观点。

国学的非通俗化是最有利于国学传承的一种形式。

请正方辩友不要拘泥于何为形式，我们并没有说非通俗化的传承就会是一种固有形式的传承。

在现有形式的基础上发展的思想上的百家争鸣，为社会的发展和进步提供宝贵的思想财富才是最重要的。

综上所述，反方认为，国学的通俗化不利于国学的传承。

央视近期推出的“开心国学”栏目将国学的通俗化、娱乐化推到了全民性范畴。

这让人不由想起今年4月底在济南举行的第十八届全国图书交易博览会上，全新彩版蔡志忠典藏国学漫画隆重首发式加上另一场由北京理工大学举办的规模隆重的“漫画国学”系列图书发布会的不期而遇。

是偶然还是必然？

于丹在“百家讲坛”上，将《论语》解读成了心灵鸡汤，固然不是国学通俗化的发端。

然而她引发的日益汹涌的国学通俗化热潮却显而易见。

随后越来越多的个人和出版社加入了用通俗方式解读国学的队伍之中。

解读方式也日益呈现多样化。

而漫画解读便是近年最受欢迎的方式之一。

国学通俗化引发争议

国学的通俗化解读并不是现在才出现的新鲜事物。

应该说它与上世纪八十年代兴起的国学热有着密不可分的互为因果关系。

最初的发端当是蔡志忠对国学传统经典的漫画式解读。

而之后易中天的俗讲三国以及于丹对于孔子、庄子学说心灵鸡汤式的解说，则与之前蔡志忠的漫画国学经典一起构成了国学热的大合唱。

进一步将全民对传统国学的热情推向了一个新的高潮。

然而对于国学的通俗化，历来就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

反将者认为通俗化解读是对国学经典的曲解、误解，是将其庸俗化，这种一知半解式的解读必将导致谬种流传，贻误后人。

但是这种观点很快却被另一种声音所湮没。

大多数专家学者都表示，将佶屈聱牙的古代经典转化为现代人易于接受的形式进行传播的对于我国传统文化精髓传承有巨大的意义。

他们指出时代的发展，对传统经典的传播形式提出了新的要求。

传播国学的现实意义并非是将传统经典一字不差地照搬，而应该将其精髓无形地融入现代社会的发展之中，成为一种指导人们生活的世界观。

在现代社会，人们的思想立场与接受视角发生了不同于古人的变化，无疑，对古代典籍文化精神的传承必然有一个重塑的过程。

而只有适应现代人的接受习惯，将其转化为现代人喜闻乐见的形式，才能够使这种传统文化真正融入现代社会人们的生活之中，为现代人所接受。

因此将国学通俗化是促进国学在现代社会传播与发展的重要途径。

正如江苏学者张敬伟所说，将晦涩难懂的国学经典最大限度地通俗化、大众化和人性化，这也是时代必然。

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副院长叶君远教授说，如何与时俱进关系着国学的未来。

“如果传统国学和现代文化的创造结合得不够，也就谈不上以新的观点去看待未来”，他的这一观点代表了支持国学通俗化的普遍观点。

他们认为，国学热反映了当今社会对优秀传统文化的需求，表达的是国学亟待普及的诉求。

从这个意义上说，国学不妨通俗化。

他认为国学热表现出的是人们对于传统文化的回归与重视，应该加以提倡。

作为传统文化的载体，国学在数千年的发展中，传承着我们民族的优秀思想和文化传统。

蕴涵着社会人文意识的新走向，“国学热”也好，“经典热”也好，表明人们对经典与历史的重视，而对经典与历史的尊重与理解，正是人文素质的题中应有之义。

在这个过程中，于丹的《＜论语＞心得＝易中天的《品三国》在这方面都做了很好的尝试。

易中天教授的《品三国》采取讲故事的方式品评历史人物，很适合大众的欣赏口味，正是国学普及的一种有效方式。

　　清华大学外语系教授崔刚则从中华文化的国际化传播的角度出发，提出了自己的观点。

他认为，中国文化具有独特魅力，越来越多地受到西方社会的关注。

当今世界所面临的许多问题都需要汲取中国传统文化的智慧去解决。

如何让中国的青少年领略和感受中国文化的魅力，如何在世界上传播中国文化，让中华文明为世界做出更大的贡献，正是国学教育应当承担的责任。

从这个意义上说，现在的国学通俗化引发的国热正是对民族文化遭受冷落的反思。

谈及国学普及的两个方面，叶君远教授认为，一种是精神的研修，国学不是凝固的、僵化的，需要研究、发掘；另一种是利用各种手段，借助现代化的形式，让更多的人了解、接受并传承。

漫画国学是国学传播的有效方式

对于国学的这种通俗化解读，解除了普通大众对于国学艰深晦涩、只可远观不可亲近的畏惧心理，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亲近国学、自觉自愿地学习国学。

在这种观点的支持下，面对传统国学经典千篇一律的重复出版现象，有一部分出版社开始另辟蹊径。

转而用漫画来解读国学。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张鸣也认为，利用现代手段传播国学是一种很好的创意，是普及推广国学的一种好途径。

国学的普及不能仅靠经院式的教育，而应当多元化，从内容到手段都应当多样化。

而在诸多手段之中，漫画以其轻松、趣味化的表现方式成为国学传播中广受欢迎的重要方式。

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赞同这种漫画改编名著的形式，认为这种形式有助于提高阅读名著的兴趣，不失为普及传统文化的一条路子。

用漫画形式表现传统经典，更加贴近现代人的阅读习惯。

周蔚华分析现代社会的阅读特点时说，现代阅读的一个重要特点是趣味倾向性的。

在出版界比较典型的就是读图时代的到来。

读图时代所追求的是一种青春有趣，它不要求承载多少传统意义的信息，它是对内容本身的一种颠覆。

因为现在人们的生活过于紧张，人们没有耐心去处理高深的文字，他认为读图来代替演说，更加直观和形象，打破了视觉上的沉闷，另外加上漫画本身有丰富多彩的内容，轻松幽默的风格，因而很符合现代人的生活节奏和阅读趋向。

而以朱德庸为代表的漫画家，将国学的精髓融入轻松幽默、可读性强的漫画之中。

从而吸引了大批读者的关注，对于普通大众了解国学、亲近国学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漫画对于青少年有强大的吸引力。

将漫画与国学结合，对于在青少年中进行国学普及有重要意义。

房永明认为，通过漫画这种形式，可以吸引青少年去关注古典国学经典，对我们国家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产生兴趣。

这种兴趣产生之后，也许青少年就会去找真正的原著来看，这也算是他们吸引青少年关注传统文化的一个尝试。

以蔡志忠的系列漫画为例，他把中国古代的许多典籍，用漫画的形式，画成了一套几十本的系列漫画书，只要有一定的识字能力，不必有高深的学问，就可以用它来学习中国文化留下来的经典，通俗明白，而且生趣盎然。

这些漫画不仅能帮助广大中小学得到许多不被人注意的知识，重要的是可以培养他们对中国文化浓厚而长久的兴趣。

另外，将传统国学通过漫画这种世界性的语言进行表现，还有利于中华文化在国际上的广泛推广和传播。

蔡志忠的漫画国学经典系列已在三十多个国家和地区出版发行，总印量超过四千万册，对中国漫画及中国传统文化的国际化传播，做出了极大贡献。

安徽时代传媒推出的中国原创新漫画“四大名著”系列作品为例，在忠实原著精神的基础上，既传承了中国传统连环画的技法，又吸收了现代电影镜头语言的风格，民族特色鲜明，时代气息强烈，较完美地再现了“四大名著”的精髓。

据介绍，这一系列作品的多语种版本风靡全球，目前，在海外销量已过五十四万册，迄今已成功卖出多个国家海外版权，包括英、日、韩、法等语种。

成为中国原创漫画“走出国门”的代表作。

其中，2006年发行的日文版《水浒传》成为首次登陆日本的中国原创漫画。

蔡志忠认为漫画是一种承载传承文明、唤起良知、重塑道义和责任意识的很好的承载方式。

而文明、文化薪火相传的核心话题之一就是国学的流布和传播。

他当仁不让地表示，自己早在十多二十多年前就已经推出数十部漫画国学著作，以大众喜闻乐见的漫画形式去妙解国学，串演我国数千年的古文化，开创中国古籍漫画的先河，而且已经在45个国家和地区出版发行，在世界各地都拥有庞大的读者群。

而现在流行的“国学热”可以说是承接了他自己二十多年前创制的漫画国学经典。

近年来有代表性的漫画国学出版

作为国学漫画发起者的蔡志忠，15岁到台北，成为职业漫画家。

四十多年来，他勤勤恳恳，创作出了中国经典古籍漫画《老子说》、《孔子说》、《庄子说》《韩非子说》、《列子说》及《论语》、《大学》、《六祖坛经》、《吕氏春秋》、《禅说》、《礼记》、《世说新语》、《唐诗书》、《封神榜》等作品既开启了漫画国学之先河，也引发了席卷全国的国学热潮。

而数年后的今天，他又携新作卷土重来。

最新推出的“全新彩版蔡志忠国学典藏漫画系列”，是蔡志忠在华语动漫圈首度推出的彩色作品，延续了其幽默诙谐的漫画风格，画面清新飘逸，文字简洁生动，极富阅读趣味性与收藏性。

谈及为何会用漫画表现古籍经典时，蔡志忠表示，中华文化有着深厚的内涵，通过漫画来表现内里的哲理是非常有效和直接的传播方式。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联合一直致力于原创漫画的洋洋兔动漫机构开始策划创作《漫画中国》图书项目，并为此投入大量的创作人员，耗时多年，力图用大众喜闻乐见的漫画形式去妙解国学，串演我国数千年的古文化。

洋洋兔国学漫画也被网评为国内青少年了解祖国历史文化、陶冶情操、丰富课余生活的最佳选择。

这套丛书规模宏大，预计将出版一百册。

目前已经推出的《漫画论语》、《漫画史记》《漫画孙子兵法》（上下）、《漫画三十六计》（上下）、《漫画唐诗宋词》（全2卷）、《漫画史记》（5-8本，世家系列）。

许祖华称这套《漫画中国》系列图书，取精用弘，视野开阔，立意深远而形式生动活泼。

选题囊括了我国经、史、子、集的各类精华，从四书五经，到唐诗宋词；从“史家之绝唱”的《史记》，到“汪洋恣肆”的《庄子》；从各种“志”、“传”，到彪炳文坛的《红楼梦》、《水浒传》、《西游记》、《三国演义》；从启迪智慧的《三字经》、《幼学琼林》，到立人修身之诤言的《颜氏家训》、《弟子规》……皆令国人为傲、为荣，令世人倾心、倾情的中华经典，收罗殆尽；大多妇孺皆知，学者文士青睐的古典精粹，尽纳其中，并以生趣盎然，灵气横溢而又智慧闪烁的漫画形式，点染出各类经典的主体内容、深层魅力及不可重复或替代的神采。

而皖版原创新漫画“四大名著”系列作品也属国学漫画中的上乘之作。

文化部文化市场司动漫处处长宋奇慧高兴地说。

“国产‘四大名著’漫画进军海外市场，树立了中国原创漫画的新形象。

”这套“四大名著”系列作品创作历时近7年，绘制了2.6万余页画稿，多达140余名创作者参与。

“漫画，这种全新的语言形式是中华文化传播到其他国家最有效的方式之一，也是我国青少年最乐于、易于接受的文化阅读形式之一。

漫画在忠于原著精神基础上融入浓厚的中国元素，既有传统连环画技法，又吸收了现代电影镜头语言风格，获得广泛认可。

中国著名漫画出版人、《漫友》杂志社社长金城分析道，作品以漫画这种世界性的文化表现语言，对中国辉煌灿烂的古典文学巨著进行全新诠释，不失为本土原创文化在形式和内容之和谐构筑上的一次可喜突破。

除了上面提到的国学漫画外，河北美术出版社先后推出了《聊斋》系列、《儒林外史》、《官场现形记》等中国古典名著漫画系列。

据了解，河北美术出版社还准备对中国古典文学四大名著进行二度创作，同时把握住一些时尚的现代的本土作品，逐渐形成现实题材的原创与二度创作并重的创造格局。

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三味漫画屋》系列作品，通过幽默风趣的画面，或夸张、或讽刺、或比喻、或寓意以及简洁的文字，深入浅出地将中国传统文化赋予令人耳目一新的时代意识，使读者能在轻松、愉悦的氛围下，漫游到传统文化的精髓。

这些作品涉及到历史、哲学、文学、宗教、文化地理、科技等内容，可谓不可多得的优秀作品。

近期以来，“通俗历史热”不断出现于媒体的报道之中，与之相关的“现象”也成为一个“公共话题”而引发了热烈的讨论。

作为一种关涉史学的文化现象，有从历史学的角度进行考察的必要。

从史学发展的进程看，“通俗历史热”的出现是必然的同时也是有益的。

其所以必然，因为这是商品经济和文化教育发展到一定程度后“定会”出现的一种现象。

实际上，通俗历史并非“新生事物”，其以讲说形式而流传的历史已经相当久远了，它广泛流行于民间，是民众了解过去，熟悉历史，满足自身历史求知欲的主要乃至惟一的途径。

不过，一般情况下，这种历史的口头讲说是以十分平静的方式存在于民众的日常生活之中而很少“走热”。

但是，当商品经济趋于发达，文化教育发展迅速的时候，人们在从事赖以谋生的职业活动之外，带有“文化色彩”的业余需求会随之增长，对作为文化存在常见形态之一的历史知识，其“求解”欲望也会趋于强烈。

这种社会需求的增长促使与时代发展息息相关的史学不得不进行必要的“适时性调整”，从而在隔尘绝俗的精英式研究之外，衍生出一种以满足公众意愿为基本出发点的通俗化的历史叙述———口头的或文字的，并作为用以“交换”的精神产品出现在市场之上而日益“走热”。

两宋时期讲史的活跃便是其中典型的“历史”事例。

在商品经济有所发展，都城中出现了“市井骈集”[1]的商业繁荣景象的宋代，在文化教育相对发达，出现了“学校未尝虚里巷”、“城里人家半读书”的动人景观[2]并有着多次“兴学”之举的两宋时期，与之相适应，“瓦市”中便有了“说三分”、“五代史”，[3]以及“讲说《通鉴》，汉、唐历代书史文传，兴废争战之事”[4]的通俗历史讲述，“茶肆”中也有“讲说《汉书》”者。

[5]其间，不仅讲者动情，“听者纷纷”，[6]且长年不断，遍及城乡，成为很“热”的一种民间文化形态，随之而起的是宋元平话等通俗历史著述的流行。

自此以后，这种通俗化的历史活动虽然时起时落，或兴或衰，但却从未消失过。

有时我们不得不佩服古人的聪明，他们懂得如何使原本看似“高深”的知识与观念“飞入寻常百姓家”，从而获得学科与社会效益的“最大化”。

在当今市场经济逐步成熟，文化教育普及程度大为提高，高等教育开始走向大众化的时代，人们的业余文化需求显著增长，久远的尘封旧事引起了人们日益浓厚的兴趣。

这使当下的通俗历史有了“升温”的沃土，其“历史的惯性”开始充分显现了出来。

客观地说，对于广大民众而言，在古奥难懂的传统史著和“学术模式”的现代史书皆难“卒读”的情况下，通俗化的历史几乎成为他们“探寻过去”的惟一的选择。

换言之，在现代大众对旧有传统的了解渴望中，只有通俗化的历史能够使这种渴望获得满足，这使“通俗历史热”的出现成为一种必然的结果。

其所以有益，因为这种现象的出现，对史学终极功能的实现是非常有利的。

史学的职任是记录人类社会的发展历程，总结其发展规律，以保证社会的良性运转，促进社会的文明与进步，满足人类社会发展的需求。

无论传统史学的彰善瘅恶，树之风声，还是现代史学的探索规律，明确方向，都离不开这一目的，这是史学作为一门学科的终极追求。

这种目的追求决定了史学传播范围与学科效应的正比例关系，即传播范围愈广，对社会走向文明与进步，对推动人类社会发展所起的作用也愈大。

而在社会道德的层面上，长久以来，史学都带有浓厚的“天职文化”的色彩，视道德教化为天然职任。

其最为常见的形式是通过“记事载言”而“劝善惩恶”，使世人“不出户庭，而穷览千载。

见贤而思齐，见不肖而内自省”。

[7]毫无疑问，这种对道德自律的表彰，对背德行恶的鞭挞，有着重要的道德垂范的作用，它可以优化民风，“激活”有利于社会进步与文明的“向善意识”，从而最大限度地消减对社会稳定构成威胁的潜在的高危因素，使人文生态在风俗善、祸乱止中得以改善，使俗静民和成为一种“常态”并最终惠及大众与社会。

同时，历史知识的广泛传播，对社会整体智慧的提高也是不无裨益的。

因而，无论任何时代，史学成果作为一种精神产品，其传播范围的广狭都直接决定着它对人们的文化素质、民族的精神面貌和社会的总体状态的影响程度。

然而，不可否认，很多具有普世性的行为规范与道义原则，在记录它们的原初的文化语境中，是很难为现代人所理解与接受的，其旧有的“面貌”不能满足现代传播的需要，只有用通俗的现代语言加以表述与阐释，才能使这种优秀的传统文化在现时代最大限度地得到“活化”，成为社会道德与精神的组成部分。

也就是说，“通俗历史热”所带来的历史知识和历史观念“受众”的大幅度增多，它所显现的历史传播范围的迅速扩大，是优秀传统文化在现代传承的有效模式，对史学社会功能的实现，对社会的文明与进步，是极为有利的。

事实上，通俗史学在广大民众爱国情操和民族自豪感形成与强化的过程中，始终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上世纪初，梁启超曾经发出过这样的呼吁：

“史学者，学问之最博大而最切要者也。

国民之明镜也，爱国心之源泉也。

”“今日欲提倡民族主义，使我四万万同胞立于此优胜劣败之世界乎？

则本国史学一科，实为无老无幼无男无女无智无愚无贤无不肖所皆当从事，视之如渴饮饥食，一刻不容缓者也。

”[8]梁氏的呼吁虽然有着特定的时代背景，但对于当代而言，其借鉴意义应该是不容置疑的。

而要达到这种让广大普通民众了解历史的目的，其现实的途径，除历史的通俗化之外，似乎别无选择。

正因为如此，通俗历史的讲说与著述之“趋热”，应当受到欢迎和鼓励。

不必因为其间“硬伤”的存在而加以苛责。

事实上，由于客观历史的不可重复性，任何对历史的口头讲述和文本记录，包括最为“学术”的，都不可能是绝对真确无误的，不可能是客观历史的“原始面貌”，都可以“挑出”其中的不当和疏漏。

就此而言，通俗历史与其他形式的历史相较，并无质的区别。

当然，通俗历史在其形成与传播的过程中，在史家群体对大众需求出现“回应缺失”时，通俗历史因活动主体缺少职业史家而产生讹误的可能性相对较大。

同时，单纯的市场化运作有时也会带来一定的负面效应。

但是，只要通俗历史的讲说者与著述者不存在歪曲和虚构历史的“主观故意”，只要其讲说与著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