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列宁对马克思恩格斯有关俄国问题的解答.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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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列宁对马克思恩格斯有关俄国问题的解答
论列宁对马克思恩格斯有关俄国问题的解答
何萍
[摘 要] 俄国农民村社的发展道路及其前景，是马克思恩格斯研究东方社会发展的典型案例，其中的提问和对问题的解决构成了马克思恩格斯东方社会理论的主要内容。
列宁以对马克思恩格斯提出的“俄国农民村社是否会走上资本主义道路”和“俄国无产阶级革命与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关系”两个问题的解答，创造性地阐发了马克思恩格斯的东方社会理论。
其理论贡献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其一，从历史规律的角度阐明了马克思恩格斯东方社会理论的性质；其二，把马克思恩格斯研究历史的历时性方法和共时性方法有机地结合起来，以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人类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的思想，系统地考察了俄国的历史进程，从而证明，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是在高级的社会经济形态与低级的社会经济形态的互动中实现的，并进而从东西方民族的相互作用中描述了世界历史发展的新图景。
[关键词] 马克思 恩格斯 列宁 东方社会理论 世界历史
在马克思恩格斯晚年的东方社会研究中，俄国问题是最具有典型性的。
马克思恩格斯对俄国问题的研究，固然离不开当时人类学家提供的资料，但最为重要的还是在同当时俄国马克思主义者的交往中展开的，是与他们指导俄国无产阶级革命的任务紧密相联系的。
由于当时的俄国尚处在从前资本主义向资本主义的缓慢发展时期，在世界历史变化中的地位还没有确立起来，所以，马克思恩格斯只能根据他们所掌握的资料预测俄国农民村社发展的种种可能性，而不可能对俄国农民村社的发展作出更确切的经验说明。
这就造成了人们对他们理论的种种不同解释。
这种种不同的解释首先发生在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俄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和民粹派之间，构成了俄国马克思主义和民粹派争论的重要内容。
其中，列宁对民粹派曲解马克思恩格斯有关俄国书信中的思想的批判最值得重视。
因为，在这种批判中，列宁不仅对马克思恩格斯提出的俄国问题作出了明确的理论解答，而且还结合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的世界历史变革及其对俄国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影响，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的东方社会理论，从而成为马克思主义东方社会理论发展中的最重要一环。
因此，若不研究列宁的东方社会理论，尤其是不研究列宁对马克思恩格斯有关俄国问题的解答，就既不能完整而准确地把握马克思主义的东方社会理论，亦不能从历史发展的高度厘清马克思恩格斯东方社会理论中那些尚存疑问的问题，从而发现对于我们思考当代中国乃至世界历史发展有价值的东西。
从总体上看，列宁对马克思恩格斯有关俄国问题的解答，主要是围绕两个方面的内容展开的：
其一，马克思恩格斯有关俄国农民村社是否会走上资本主义道路的分析；其二，马克思恩格斯有关俄国无产阶级革命与西方无产阶级革命关系的论述。
本文力图通过对这两个问题的论述，探讨列宁的东方社会理论与马克思恩格斯东方社会理论之间的关系，展示列宁对于马克思主义东方社会理论发展的贡献。
一、对俄国农民村社是否会走上资本主义道路的解答
俄国农民村社是否会走上资本主义道路?
这是马克思恩格斯研究俄国社会发展的核心问题。
对这个问题的解答，不仅涉及到对俄国农民村社未来前景的具体说明，而且涉及到马克思恩格斯对于他们有关历史规律和科学社会主义等一系列理论问题的解答，因而也是马克思恩格斯东方社会理论的基础性问题。
列宁依据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的俄国经济发展状况，对马克思恩格斯有关俄国问题的思想分别作了经验的和理论的解答。
从经验的解答看，列宁通过考察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俄国农民经济生活的变动和市场的发展，得出了“俄国是一个资本主义国家”[1]的结论。
不仅如此，列宁还依照马克思《资本论》中论述的社会形态及其演进的历史理论，历史地考察了俄国社会分工和国内市场的形成，揭示了俄国由农业资本主义进而发展到工业资本主义的过程及其特点。
列宁提出，资本主义在俄国的发展经历了一个从农业资本主义化到工业资本主义化的过程。
农业资本主义化是资本主义在俄国发展的启端。
1861年改革后，俄国的农业就已经开始按照市场产品区分为不同的农业经营系统：
大田作业的系统、畜牧业的系统和农产品的加工系统。
这便是农业部门之间的分工。
农业部门之间的分工引起了农产品之间、农产品和工业品之间的交换，从而形成了“商业性的（和资本主义的）农业的专业化”[2]。
这些都推动了商品经济的发展，形成了国内市场。
分工和国内市场的形成使俄国农业变得越来越依赖市场：
不仅农业生产的需求依赖市场，就是农业消费品的需求也依赖市场。
而“对市场来说，重要的决不是生产者的生活水平，而是生产者拥有货币”[3]。
以货币作为生产的目的和出发点，是资本主义生产的特点。
俄国农业采取了货币的经济形式这一事实充分表明俄国农业已经采取了商品经济的形式，也就是说，俄国农业已经资本主义化了。
俄国农业的资本主义化引起俄国工业资本主义的发展。
正因为如此，俄国工业资本主义的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
小商品生产、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大机器工业。
这三个阶段表明了俄国小商品生产发展的趋势是资本主义的大机器工业，也揭示了俄国工业资本主义的演进过程。
这一历史事实证明：
“‘村社’农村中的经济关系结构决不是特殊的结构（‘人民生产’等等），而是普通的小资产阶级的结构。
……俄国村社农民不是资本主义的对抗者，而是资本主义最深厚和最牢固的基地。
”[4]因此，资本主义在俄国的发展绝不是“人为的”，而是客观的历史过程；俄国的现代化也不可能在农民村社的基础上产生，只能在资本主义的基础上发展。
这样，列宁就把资本主义在俄国的发展看作是一个自然的历史过程，不仅解答了马克思恩格斯提出的历史课题，而且还揭示了俄国资本主义发展的特殊道路。
从理论的解答看，列宁以马克思的《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为文本依据，从历史规律的高度阐发了马克思有关俄国问题的理论内涵。
列宁认为，马克思在信中已经明确地表示，他不愿意在俄国的自由派经济学家和民粹派有关俄国社会发展道路的对立观点中进行选择，并由此给出一个具体的答案。
这是因为马克思关心的不是有关俄国社会发展问题的具体结论，而是他在《资本论》中提出的历史发展规律的问题。
列宁把这个问题概括为：
“他的理论怎样应用于俄国的问题”[5]，具体地说：
“马克思的理论是在研究和说明某些国家的经济制度的演进；至于把这种理论‘应用’到俄国来，只能是利用已经创造出来的唯物主义方法和理论政治经济学方法，来研究俄国生产关系及其演进情形。
”[6]这一概括突出了马克思有关俄国农民村社发展道路思想中的两个问题：
其一，是否承认和肯定历史规律的问题；其二，关于历史规律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理解和运用。
对于第一个问题，列宁是通过批判民粹派来阐发马克思的思想的。
列宁认为，民粹派企图在马克思有关俄国问题的意见中找到马克思是否赞成俄国特殊发展的观点，而马克思本人却强调自己所思考的是“假如俄国想要遵照西欧各国的先例成为一个资本主义国家”[7]的问题。
这两者的提问方式是完全不同的。
民粹派是在具体的问题上提问，本质上是反对马克思的历史规律理论的，而马克思是在哲学的层面上提问，本质上是解决他的《资本论》能否说明俄国的社会发展问题。
这是一个有关历史发展规律的问题。
由于在不同的层面上提问，民粹派所强调的俄国发展的特殊性，绝不具有历史规律的意义，不是指与世界历史普遍性相对的、具有世界历史规律意义上的特殊性，而是与历史规律相对立的非规律性，其本质上是排斥规律的；而马克思批评民粹派所要阐明的观点，就是必须把俄国的社会发展置于世界历史规律之中来加以说明，或者用哲学的术语说，就是以历史规律的观点对抗非历史规律的观点。
由此可见，马克思主义和民粹派之间对立的实质，绝不是在历史规律发展的一般与特殊上各持一端，而是在承认历史规律和否定历史规律上各持一端。
马克思主义坚持历史规律，而民粹派则否定历史规律。
这种对立体现在具体看待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上，即是承认还是否认资本主义在俄国发展的现实和历史必然性的对立，而体现在社会主义观上，就是主张科学的社会主义观和主张农民社会主义观的对立。
在这两种对立中，马克思主义肯定资本主义在俄国发展的必然性和现实性，从而也就坚持科学社会主义的观点，民粹派否定资本主义在俄国发展的合理性，强调社会主义的农民基础，坚持的是一种农民社会主义观。
对于第二个问题，列宁是通过论述俄国社会主义革命的一般性和特殊性的关系而阐发出来的。
列宁认为，把马克思《资本论》的理论和方法应用于俄国，绝不是机械的搬用，而是以马克思的资本主义理论为方法，研究俄国的现实，揭示俄国生产关系演进的特点，提出俄国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
这不仅不排斥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具有不同于西欧的特点，而且恰恰是要发现俄国资本主义发展以及由此而产生的无产阶级革命自身的特点。
为此，列宁把研究俄国现代化的特点作为社会民主党人的主要任务。
他强调：
“社会主义的知识分子只有抛弃幻想，在俄国现实的而不是合乎心愿的发展中，在现实的而不是臆想的社会经济关系中去寻找立脚点，才能指望工作获得成效。
同时，他们的理论工作的方向应当是具体地研究俄国经济对抗的一切形式，研究它们的联系和一贯发展，凡是这种对抗被政治史、法制特点和传统理论偏见所掩盖的地方，都应把它揭示出来。
理论工作应当把我国现实作为一定生产关系的体系给以完备的说明，应当指明劳动者在这个体系下遭受剥削和剥夺的必然性，指明经济发展所昭示的摆脱这个制度的出路。
”[8]列宁对俄国资本主义的考察就是沿着这一思路展开的。
一方面，他在经验考察的基础上揭示资本主义在俄国发展的必然性；另一方面，他又在理论上对俄国资本主义发展的意义作了肯定和否定两个方面的分析。
在肯定的意义上，他高度评价了资本主义对于俄国经济、政治的进步意义。
在经济上，资本主义把分散的小市场连成一个全国性的市场，“使劳动社会化并提高劳动生产率”[9]；在政治上，资本主义使小生产者脱离了土地，成为无产者，卷入到工人阶级的队伍之中，在俄国创造了一个消灭自己的阶级，而资本主义的残酷剥削又启迪了工人的觉悟，为工人开展有组织的阶级斗争、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创造了条件。
从这一意义上说，没有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就没有俄国的社会主义革命。
在否定的意义上，他反对把资本主义的进步意义绝对化，更不像自由派那样，把资本主义看作是俄国历史发展的最高社会形态。
在列宁看来，俄国资本主义是在世界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中发展起来的，一开始就具有世界革命的特点，加之，俄国资产阶级的软弱性使它不可能成为俄国反对农奴制的领导阶级，俄国反对农奴制的斗争只能由无产阶级来领导。
这样一来，俄国的资产阶级革命就成为无产阶级革命的一个部分、一个阶段，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也只能是俄国社会主义革命的起点，绝非俄国历史的终点。
列宁在《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党人?
》中明确地论述了这一观点：
“俄国马克思主义者是以这样一种对现实的看法为出发点的社会主义者，即他们认为现实是资本主义社会，而摆脱这个社会的唯一出路就是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进行阶级斗争。
”[10]与对资本主义进步性和局限性的评价相一致，在俄国现代化的问题上，列宁的结论是：
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只是俄国现代化的基础和起点，而不是俄国现代化的目标；由于俄国特殊的历史条件，俄国的现代化只能通过无产阶级革命而完成。
这样，列宁就在历史规律的一般与特殊的有机结合上阐发了马克思在《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中提出的“极为相似的事变发生在不同的历史环境中就引起了完全不同的结果”[11]的思想。
应该说，列宁对马克思关于俄国农民村社是否会走上资本主义道路的经验解答和理论解答是相互支持的：
经验的解答是以理论的解答为逻辑前提，亦是马克思的社会形态理论的俄国应用，同时，经验的解答又把理论的解答提升到世界历史规律的高度。
这证明，马克思的提问中真正有意义的东西，绝不是对俄国是否会走上资本主义道路的肯定或否定的具体解答，而是对世界历史的一般和特殊关系的哲学思考。
因为，前者是一个有关历史事实的问题，只要历史事实出现，这个问题就自然有了答案，而后者则是一个具有方法论指导意义的哲学问题，只要世界历史还在发展，东西方的矛盾还存在，这个问题的研究就会继续，并且还会不断地以新的形式展现出来。
二、对俄国无产阶级革命与西欧无产阶级革命关系的解答
在《共产党宣言》的俄文版序言中，马克思恩格斯写道：
“《共产党宣言》的任务，是宣告现代资产阶级所有制必然灭亡。
但是在俄国，我们看见，除了迅速盛行起来的资本主义狂热和刚开始发展的资产阶级土地所有制外，大半土地仍归农民公共占有。
那么试问：
俄国公社，这一固然已经大遭破坏的原始土地公共占有形式，是能够直接过渡到高级的共产主义的公共占有形式呢?
或者相反，它还必须先经历西方的历史发展所经历的那个瓦解过程呢?
对于这个问题，目前唯一可能的答复是：
假如俄国革命将成为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信号而双方互相补充的话，那么现今的俄国土地公有制便能成为共产主义发展的起点。
”[12]人们通常把这一段话解释成马克思恩格斯对俄国历史发展能够跨越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的构想。
但是，如果联系马克思在《给〈祖国纪事〉编辑部的信》中对民粹派曲解他思想的批评，联系列宁对俄国资本主义发展所作的经验的考察和理论的论证，我们必然得出这样的结论：
把马克思恩格斯的这一段话仅仅理解为马克思恩格斯对俄国历史发展能否跨越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的构想，就等于宣布马克思恩格斯的这一论断已经过时了，或者根本是无意义的。
但是，如果从世界历史规律的角度思考，那么我们就会发现，马克思恩格斯在这段话中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这就是，如何看待世界革命环境下的东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关系问题。
正是在对这一问题的解答中，列宁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的东方社会理论。
我们知道，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俄文版序言写于19世纪80年代初。
当时，俄国的无产阶级革命还处在萌芽状况，远没有显示出它在世界革命中的能动作用。
所以，马克思恩格斯在假设“俄国革命将成为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信号而双方互相补充”时，并没有进一步说明：
俄国革命如何能够成为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信号?
它以什么方式、什么姿态与西方无产阶级革命互相补充?
因此，要解答马克思恩格斯提出的这一问题，就必须研究两个论题：
一是，东方无产阶级革命的基础是什么?
与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相比，东方无产阶级革命具有哪些特点?
二是，东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关系是怎样的?
是固定不变的以西方无产阶级革命为中心，还是根据历史的变化而不同呢?
列宁正是通过解答这两个论题而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有关东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关系的思想。
对于第一个论题，列宁的解答是：
随着帝国主义的殖民扩张和民族运动由西方向东方的发展，东方民族已经不可能以传统的农民村社为自己革命运动的基础，而必然以世界范围内的革命民主运动为其无产阶级革命基础。
因此，领导东方无产阶级革命的理念只能是民族运动。
在论及民族运动时，列宁区分了西欧资产阶级的民族运动与作为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基础的民族运动。
在列宁看来，就民族运动的商品经济基础来说，西欧资产阶级的民族运动与作为无产阶级革命基础的民族运动并没有区别，两者都反映了商品经济发展的需要，都是要求建立民族国家来保障资本主义的发展，但是，作为政治原则，作为无产阶级革命基础的民族运动和西欧资本主义的民族运动，两者又有着质的区别：
西欧资产阶级民族运动的目的是保障那些已经发展起来的西欧资本主义国家的利益，而不是针对世界各民族的，它只是要求建立保证西欧商品经济发展的国家，而反对东方国家建立民族国家。
因此，这种运动是片面的，其结果必然造成民族隔绝，制造出东西方民族的不平等。
而作为无产阶级革命基础的民族运动则是以“各民族完全平等，各民族享有自决权，各民族工人打成一片”[13]为其纲领的，因此，它是直接反对西欧资产阶级的民主运动的，是全面的、具有普遍性质的运动。
它的全面性和普遍性使它能够作为一种新的理念，集合全世界的无产阶级开展反对帝国主义和本国资产阶级的斗争。
20世纪的东西方无产阶级革命及其互补关系就是在这种民族运动的基础上确立的。
列宁在《亚洲的觉醒》、《落后的欧洲和先进的亚洲》、《论民族自决权》等论文中，论述了民族运动在土耳其、波斯、中国、日本等东方国家的发展，指出：
“世界资本主义和俄国1905年的运动终于唤醒了亚洲。
几万万受压制的、由于处于中世纪的停滞状态而变得粗野的人民觉醒过来了，他们走向新生活，为争取人的起码权利、为争取民主而斗争。
世界各先进国家的工人以关切、兴奋的心情注视着全球各地各种形式的世界解放运动的这种气势磅礴的发展。
被工人运动的力量吓坏了的欧洲资产阶级，投到反动势力、军阀、僧侣主义和蒙昧主义的怀抱里去了。
但是，欧洲各国的无产阶级以及亚洲各国年经的、对自己力量充满信心、对群众充满信任的民主派，正在起来代替这些气息尚存但已日趋腐朽的资产阶级。
亚洲的觉醒和欧洲先进无产阶级夺取政权斗争的开始，标志着20世纪初所开创的全世界历史的一个新阶段。
”[14]很显然，列宁是以民族运动的普遍性来说明东西方无产阶级革命互补的可能性和现实性，也就是说，东西方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只有在同一历史起点上，才能实现互补。
这就否定了东方民族以传统的农民村社作为发展共产主义起点的可能性。
这与马克思恩格斯设想俄国可以在传统的农民村社基础上，即在不同于西欧社会形态的历史起点上实现东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互补，是完全不同的。
但是，列宁在强调东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普遍性、强调东西方无产阶级革命必须遵循同样的原则时，并不否定东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特殊性，亦不排斥东方和西方各国的无产阶级革命有着自己的特点，而是对东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特殊性作了充分的研究。
就东西方的无产阶级革命而言，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主要任务是反对资产阶级，而东方的无产阶级革命必须同时承担反对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双重任务。
此外，由于各民族的实际情况不同，无产阶级革命的内容和形式也会不同。
就俄国来说：
“俄国无产阶级负有双重的，或者更确切些说，负有两方面的任务：
一方面要反对一切民族主义，首先是反对大俄罗斯民族主义；不仅要一般地承认各民族完全平等，而且要承认建立国家方面的平等，即承认民族自决权，民族分离权；另一方面，正是为了同一切民族的各种民族主义进行有成效的斗争，必须坚持无产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组织的统一，不管资产阶级如何力求造成民族隔绝，必须使各无产阶级组织极紧密地结成一个跨民族的共同体。
”[15]
这些论述表明，列宁尽管修改了马克思恩格斯对东西方无产阶级革命互补基础的具体设想，却在理论上坚持了马克思恩格斯有关世界历史发展的普遍性和特殊性有机统一的原则，并把它贯穿于考察世界无产阶级革命之中，丰富了这一原则的内容。
对于第二个论题，列宁的解答是：
由于革命的主客观条件的变化，东方的无产阶级革命绝不再是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被动的补充形式，而是世界革命具有能动性和主导性的方面。
列宁所说的革命的客观条件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
一个方面的内容是引起革命的必要的、具有普遍意义的条件。
这就是他在《第二国际的破产》中所概括的三点：
“
（1）统治阶级已经不可能照旧不变地维持自己的统治；‘上层’的这种或那种危机，统治阶级在政治上的危机，给被压迫阶级不满和愤慨的迸发造成突破口。
要使革命到来，单是‘下层不愿’照旧生活下去通常是不够的，还需要‘上层不能’照旧生活下去。
（2）被压迫阶级的贫困和苦难超乎寻常地加剧。
（3）由于上述原因，群众积极性大大提高，这些群众在‘和平’时期忍气吞声地受人掠夺，而在风暴时期，无论整个危机的环境，还是‘上层’本身，都促使他们投身于独立的历史性行动。
”[16]列宁认为，这一客观条件无论在东方还是在西方都已经具备了。
这足以说明，人类已经进入了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
另一方面的内容是帝国主义的内在矛盾及其不平衡规律。
列宁认为，帝国主义的不平衡发展是社会主义革命和世界历史发展的绝对规律。
他说：
“经济和政治发展的不平衡是资本主义的绝对规律。
由此就应该得出结论：
社会主义可能首先在少数甚至在单独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内获得胜利。
这个国家的获得胜利的无产阶级既然剥夺了资本家并在本国组织了社会主义生产，就会奋起同其余的资本主义世界抗衡，把其他国家的被压迫阶级吸引到自己方面来，在这些国家中发动反对资本家的起义，必要时甚至用武力去反对各剥削阶级及其国家。
无产阶级推翻资产阶级而获得胜利的社会所采取的政治形式将是民主共和国，它将日益集中该民族或各该民族的无产阶级的力量同还没有转向社会主义的国家作斗争。
没有无产阶级这一被压迫阶级的专政，便不可能消灭阶级。
没有各社会主义共和国对各落后国家的比较长期而顽强的斗争，便不可能有各民族在社会主义下的自由联合。
”[17]列宁的这一结论体现了他对帝国主义时代特征的理解：
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前夜；资本主义政治、经济的不平衡发展与社会主义革命交互作用，构成了帝国主义时代的东西方社会的复杂联系，在这种复杂联系中存在着两个不确定因素：
一是社会主义革命以及与此相联系的战争；二是政治、经济落后民族可以在世界资本主义的经济、政治的不平衡规律中获得跳跃式的发展，成为世界历史发展中起主导作用的方面。
这两个不确定因素使东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互补关系变得非常的不确定，这就意味着，在一定的条件下，东方无产阶级革命也可以成为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主导方面。
但是，在列宁看来，客观条件只是给革命的发生提供了可能性，革命的实际发生还需要主观条件。
所谓革命的主观条件，就是“革命阶级能够发动足以摧毁（或打垮）旧政府的强大的革命群众行动”[18]。
这种主观条件在当时的西欧并不具备，而在当时的俄国却已经具备了。
这是由西欧第二国际党和俄国社会民主党的状况决定的。
西欧第二国际党经过长期的和平环境，滋生出机会主义的意识，比如考茨基、普列汉诺夫，他们看不到世界历史随着帝国主义战争的爆发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进入了革命的阶段，看不到帝国主义战争已经唤起了西欧以外民族的反抗斗争。
由于看不到这一切，他们也就不懂得战争与政治之间的关系，不懂得战争、组织对于世界各民族争取民族独立、国家主权以及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意义，所以，他们只在议会中、在西欧资本主义允许的范围内开展合法的斗争，并最终使自己“同自己国家的资产阶级长合在一起了，而资产阶级也完全能看清它的价值并加以‘利用’了”[19]。
与之不同，俄国社会民主党则在长期的工人运动中、在不断同机会主义的斗争中，学会了如何去组织、发动群众进行反对资本主义的斗争；在帝国主义的战争中，他们看到了政治危机，看到了在这种危机中所产生的各种革命的因素，从而也懂得了战争对于解决政治问题的意义。
由于具备了这一切，俄国社会民主党就能够在革命时机到来时抓住机遇，发动起义，夺取政权，取得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
列宁曾因此高度评价了俄国工人阶级和社会民主党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中的地位：
“俄国工人阶级和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整个历史为他们实行‘国际主义的’、即真正革命的和彻底革命的策略做好了准备。
”[20]十月革命的胜利及其所产生的世界性影响证实了列宁的这一论断，而东方一大批国家在民族运动中通过战争而获得民族独立、民族主权并进而走上社会主义道路这一事实，也在实践上证明：
帝国主义的内在矛盾和不平衡规律的确给东方世界的无产阶级革命创造了机遇，使东方民族的无产阶级革命能够并且已经成为了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主导力量。
我认为，列宁对马克思恩格斯有关俄国无产阶级革命与西欧无产阶级革命关系的解答，最有价值的不是具体的结论，而是辩证的思维方法。
具体的结论总是具有时代的局限性，因而也必然会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得过时；而辩证的思维方法作为时代精神的结晶却有着永恒的价值，它将作为文本不断地被重新解读，被新的时代内容所充实，从而给人以新的启示。
列宁对马克思恩格斯有关俄国无产阶级革命与西欧无产阶级革命关系的解答就是如此。
列宁关于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最高阶段、是垂死的和腐朽的资本主义的论断，以及他关于无产阶级革命的许多论断，的确已经不再能完全表达当代全球化条件下东西方国家的关系了。
但是，列宁将马克思恩格斯有关历史发展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相统一的基本原理运用于东西方无产阶级革命，强调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共同基础，强调各国无产阶级革命的特殊性，强调历史的机遇和东方无产阶级革命的能动性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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