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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操曹丕曹植之最全比较

曹操《步出夏门行·观沧海》:

东临碣石,以观沧海。

水何澹澹,山岛竦峙。

树木丛生,百草丰茂。

秋风萧瑟,洪波涌起。

日月之行,若出其中。

星汉灿烂,若出其里。

幸甚至哉,歌以咏志。

本诗最大的特点是:

“雄”。

重在言其雄宏博大、成就大业的帝王之志。

具体而言,成就在以下四方面:

(情感)慷慨:

缘事而发,直抒情怀;

(语言)古质:

语若白话,质朴自然;

(境界)苍莽:

虚实交融,深化意境;

(气韵)沉雄:

明心见志,风骨遒劲。

以下具体就这四点作分析。

一、情感慷慨。

曹操的诗歌语言多缘事而发,直抒情怀。

(一)缘事而发。

首先,作为士人,曹操写的这首诗的是具有时代共性的,当得起汉诗“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特点。

本诗缘北征乌桓一事而发。

曹操于建安十二年(207)夏五月从邺城(今河北临漳县)出兵,七月出卢龙(今河北卢龙县),九月大破乌桓塌顿于柳城(今辽宁省辽阳县十二台乡袁台子村),并从柳城回军,归途中经河北乐亭县的大碣石山所作,曹操征乌桓大胜,其内心受战争胜利所激荡,登山而作。

故此诗为感战胜一事,缘登山而发。

其次,作为文人,曹操读了好多书,也是一个学无所遗、辞无所假的文人,因此,他对孔子以来“登高必赋”的君子之风(《韩诗外传》卷七:

“孔子游于景山之上,子路、子贡、颜渊从。

孔子曰:

‘君子登高必赋,小子愿者何?

)应是熟知的。

这也是他登山而赋诗的一个原因。

再次,作为政治家,亲临昔日秦皇、汉武龙蟠之地,其内心一统天下之志,今人亦不难蠡测。

从这个角度而言,其所感之乐,似不能仅仅局恨于征乌桓本身,而是由征乌桓大胜所引发的对未来统一天下的宏伟蓝图在其内心的渐次明朗使然。

(二)情感慷慨。

刘勰《文心雕龙·时序》云:

“观其时文,雅好慷慨”所指即此。

其一,这一时代的诗歌之所以慷慨,主要与“世积乱离,风衰俗怨”汉末建安之交的世情相关。

士人面对生民涂炭的现状,难免生发出诸多感慨。

如重生恶死的隐叹“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古诗十九首·生年不满百》)、生离死别的悲怆“生当复来归,死当长相思”(苏武《留别妻》)、人生苦短的哀叹“人生处一世,去若朝露晞”(曹植《赠白马王彪》)。

其二,也与汉代士人的心态相关,汉代的士人在骨子里是不会颓废的,即便在东汉末年,他们亦慷慨而不幽咽。

汉代官学、私学的兴盛,造就了一批以天下为己任的有责任感与使命感的士人,他们在西汉的盛世表现为对理想的追求,在东汉的乱世表现为对国家的赈救。

至建安时代,诗歌在内容上也具备了四种特质:

政治理想的高扬、人生短暂的哀叹、强烈的个性表现、浓郁的悲剧意识,这都源自于这代人不服输,不怕难,有追求的心态上,他们外在表现是通脱不羁、感性张扬的,而内在思想却是深广醇厚、理性克制的。

前者成就了他们诗歌的慷慨之气,后者成就了他们事业的丰功伟绩。

李泽厚《美的历程》之《魏晋风度》对他们这一心态作了较好总结:

“在表面看来似乎是如此颓废、悲观、消极的感叹中,深藏着的恰恰是它的反面,是对人生、生命、命运、生活的强烈的欲求和留恋。

”(李泽厚《美学三书》之《美的历程》,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年版,第82-83页。

其三,从文学角度而言,与曹操诗歌的创作的出发点有关。

曹操写诗是为了言志,是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他用乐府旧题写时事,这在同时期诗人的作品中是少有的。

既然诗歌要言志,而且所言为丈夫志,所以,曹操诗歌中就刻意于百姓涂炭状的描摹。

这一时期王粲“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七哀诗》)、蔡琰“庭宇生荆艾,白骨不知谁(《悲愤诗》)”亦佳,然皆不如曹操之“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更有代表性。

曹诗从大处着眼,善用铺夸,突出了强烈的悲慨之气。

当然,曹操诗歌情感的慷慨是与他对世情的深刻认识不无关系的。

无好问所谓“曹刘坐啸虎生风,四海无人角两雄”所指,正是他深厚的志节在诗歌中以感叹方式的外现。

曹操自己的诗歌中也不乏慷慨感叹者,如“慨当以慷,忧思难忘”(《短歌行》)、“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蒿里行》)、“悲彼东山诗,悠悠令我哀”(《苦寒行》)、“冉冉老将至,何时返故乡”(《却东西门行》)?

二、语言古质。

钟嵘《诗品》云:

“曹公古直,甚有悲凉之句。

”古即古朴;质即质直。

(一)语言有古风。

曹操诗歌语言的古朴,表现在两个方面:

其一,善用古语或俗语。

如《短歌行》之“青青子衿,悠悠我心”(《诗经·郑风·子衿》)、“呦呦鹿鸣,食野之苹。

我有嘉宾,鼓瑟吹笙”(《诗经·小雅·鹿鸣》)皆直接移用《诗经》的句子,古谚中“越陌度阡,更为客主”亦为本诗所用。

其二,语言朴素,不尚华美。

沈德潜《古诗源》云:

“孟德诗犹是汉音,子桓以下,纯乎魏响。

”所谓“汉音”,是说曹操等人的文学作品,以通俗、质朴的语言,继承汉乐府现实主义精神,模写当时的社会动乱给人民带来的深重苦难;并抒发渴望天下统一的理想和建功立业的雄心。

“子桓”以下的“魏响”,鲁迅曾经指出:

“曹丕的一个时代可以说是文学的自觉时代”(《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是向‘文以载道’说进攻的”(《帮忙文学与帮闲文学》)。

换句话说,此一阶段的文学,就内容而言,不再是政治功利的简单附庸和工具,它抒写个人的(作者的)情性,从建安文学初期的侧重现实生活的铺陈写实,转向个人内心世界的生动抒发。

就形式而言,则是追求和探索文学反映现实的特殊形式。

具体来说,就是文学语言从质朴走向华美;新的文学体裁,被广泛尝试和采用,以情动人的艺术方法被充分运用和发挥。

(二)质直。

曹操的诗歌语言不事含蓄安委婉,这与那一时代士人多通脱的个性相关。

其一,语言平实。

曹操的诗歌,既不用曲折的句式,也不用深奥的典故、奇异的字词。

其诗歌承载了汉乐府诗现实主义传统,纯以气胜,多本色语。

如《苦寒行》以“北上太行山,艰哉何巍巍”言登太行山之艰,与口语无别,“艰哉”二字,何其本色!

与文人语与迥异。

类似语如《短歌行》之“何以解忧?

唯有杜康。

”《却东西门行》之“鸿雁出塞北,乃在无人乡”等等。

其二,语言率真,直截了当。

文如其人,曹操的性格通脱率真,诗歌语言亦直截了当。

说自己不服老,想成就一番事业,则云“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

”他“性不信天命之事”(《让县自明本志令》),想延长寿考,则云“盈缩之期,不但在天。

养怡之福,可得永年”(《步出夏门行》之“神龟虽寿”)。

兴致所至,登高而赋,则云:

“幸甚至哉,歌以咏志。

”(《步出夏门行》之“东临碣石”)。

叹人生苦短,则云“对酒当歌,人生几何”(《短歌行》)他有时甚至对社会抱以治化抱以美好天真的设想:

“爵公伯子男,咸爱其民……恩泽广及草木昆虫”(《对酒》)。

通脱的个性,通脱的诗语,是那一时代文人的共性,这种士人的性格与诗歌的语言风格在整个中国文学史上也是别具一格的。

三、境界苍莽。

曹操的诗歌多建功立业之题材,是富于帝王气的。

除本诗的境界之外,曹操的其他诗境界亦有类似特点。

此处苍莽有两方面含义:

(一)海之苍莽,是眼前景,重在描摹。

诗人的敏感是常人所不及的,“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文心雕龙·神思》)说得正是这层意思。

大海的广阔无边,有容乃大,最易为风骚之人所涉猎捕获。

故“日月之行,若出其中。

星汉灿烂,若出其里”诸语亦随“水何澹澹”自然而然地喷薄而出,不失为风人之绝唱。

作为中国文学史上第一首山水诗,这山水景物气势、胸怀的描写又是实实在在的。

山峰海涛之气势、宇宙天地之融汇、节侯地域之易变皆陈于萧瑟秋风中,秋风愈是寒凉,愈能反现出山峰之高峻、波涛之汹涌,山水亦因之愈增其壮阔。

读此诗,真真能体会出北方山川之深厚与南方水土和柔之不同来。

(二)志之苍莽,是胸中意,重在叙述。

其实,这首诗的目的是要写其志在天下的胸襟的。

此前,曹操在征乌桓问题上是有所反复的。

《步出夏门行》之“艳”词部分云“云行雨步,超越九江之皋。

临观异同,心意怀游豫,不知当复何从。

经过至我碣石,心惆怅我东海。

”“九江之皋”所指即荆州的刘表政权,“临观异同”所指即当时曹操在东征乌桓剿灭袁熙、袁尚与南征荆州刘表问题上的犹豫。

时在207年夏历七月,曹操尽管已军至碣石,准备出关北征,但依然有所顾虑,这主要是源于对乌桓军事实力的担忧。

当时群臣多主讨伐实力较弱的荆州刘表,唯其部下郭嘉主北伐乌桓,稳定中原政局。

而是年九月,当曹操征乌桓得胜而归,再次经临碣石时,其内心之快意可想而知。

一者,之前经过碣石之忧虑尽扫;二者,乌桓的攻克,标志着曹操对中原政局的全面操控。

得中原者得天下,也因此,曹操在此役后自然会放眼长远,胸怀天下了。

诗末二句“幸甚至哉,歌以咏志”即对此志的明确叙述。

四、气韵沉雄。

宋人敖器之《诗评》以为“魏武帝如幽燕老将,气韵沉雄”,甚得其旨。

曹操是喜欢文学的,但他仅仅把文学作为娱情悦性、申发志气的一种艺术,他是无瑕在辞彩上雕凿的。

清人吴乔《围炉诗话》云:

“(曹操)终身攻战,何暇学诗,而精能老健,建安才子所不及”亦为肯綮。

他的诗歌之所以在那一时代能大放异彩,与他诗中的贯空始终的沉雄之气不无关系。

(一)思想沉郁。

我们看到曹操之于世的更是他那种文学气骨及思想,而不在形式。

而其思想中,沉郁则是主调,这与他深远的思力相关。

曹操的出身虽不太高贵,但是家族职官显达。

他的祖父曹腾是宦官,官至黄门侍郎,他的父亲曹嵩官至太尉,他自己也有着多年在基层从官的经历,亲历汉末政局的动荡,对汉代政权从希望到绝望,对帝王从切谏到召而不仕。

不俗的家庭地位、丰富的学业素养、动荡的东汉时世、多年的仕宦经历、积极的人生态度,使得他对社会有了深刻的认知,一心以治国平天下为己任的识见。

可以说曹操是那一时代放眼展望开下,设计未来时局的第一人。

因此,他的诗歌里反映出来的,也多对国家的担忧、对民生的哀伤,非但如此,他的诗中更有明确的政治理想,这在同一时代诗人笔下是少有的。

其诗《度关山》、《对酒》即是这种理想的深刻展示。

《三国志·魏志·太祖纪》曰:

“太祖运筹演谋,鞭挞宇内,揽申、商之法术,该韩、白之奇策,官方授材,各因其器,矫情任算,不念旧恶,终能总御皇机,克成洪业者,惟其明略最优也。

抑可谓非常之人,超世之杰矣。

”不仅肯定了曹操的文治武功,更反映出他源于对现实担忧而爆发出来的“明略最优”的思力。

(二)气质雄浑。

曹丕《典论·论文》指出:

“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

譬诸音乐,曲度虽均,节奏同检,至于引气不齐,巧拙有素,虽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

”指出了文章的气质由于个性的表现方式不同而区分为不同特性。

曹操的诗歌以雄浑出之,曹丕的诗歌以婉约出之,曹植的诗歌以豪健出之,大致都与他们各自的个性相一致。

本诗的雄浑之气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其一,诗歌的气质是雄浑的。

山海之景的描写,本身体现出了诗歌雄浑的艺术气质;其二,作者思想是雄浑的。

山水之雄浑,反衬出的正是作者内心满溢的雄浑之气。

曹操诗歌的气质,也直接影响到了后世。

杜甫诗“沉郁顿挫”的特征,当直寻于曹操的“气韵沉雄”。

曹植《白马篇》

白马饰金羁,连翩西北驰。

借问谁家子?

幽并游侠儿。

少小去乡邑,扬声沙漠垂。

宿昔秉良弓,楛矢何参差。

控弦破左的,右发摧月支。

仰手接飞猱,俯身散马蹄。

狡捷过猴猿,勇剽若豹螭。

边城多警急,胡骑数迁移。

羽檄从北来,厉马登高堤。

长驱蹈匈奴,左顾陵鲜卑。

弃身锋刃端,性命安可怀。

父母且不顾,何言子与妻。

名在壮士籍。

不得中顾私。

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

本诗最大的特点是:

“壮”。

重在言其卫国效力、建国立业的壮志。

具体而言,成就在以下四方面:

(情感)激昂:

弃身锋刃,立节扬名。

(辞采)飞动:

飘逸洒脱,恣肆纵横。

(境界)朴野:

气贯山河,侠骨稜磳。

(风骨)劲健:

厉马登高,豪气如虹。

曹丕《燕歌行》

秋风萧瑟天气凉,草木摇落露为霜,群燕辞归雁南翔。

念君客游思断肠,慊慊思归恋故乡,何为淹留寄他方?

贱妾茕茕守空房,忧来思君不敢忘,不觉泪下沾衣裳。

援琴鸣弦发清商,短歌微吟不能长。

明月皎皎照我床,星汉西流夜未央。

牵牛织女遥相望,尔独何辜限河梁?

本诗最大的特点:

“怨”。

重在言建安时代士人普遍的生命意识及理想不得实现的感伤情怀。

具体而言,成就在以下四方面:

(情感)哀怨:

君留他方,妾泪沾衣;

(辞采)清丽:

秋风明月,清新雅丽;

(境界)凄凉:

冷夜寒霜,思妇茕茕;

(风骨)柔婉:

慊慊思归,短歌微吟。

以下就此四点作分析。

一、情感哀怨。

曹丕诗歌中的情感表现以哀怨为主,梁朝时,他的诗尚有百余篇流传,其诗今存约四十首,最能打动人的还是抒情之作,而男女相恋和离别的抒情诗特别多,是他诗歌中最得意之笔。

这首诗的情感是哀怨的。

(一)此诗哀怨之情远承宋玉《九辨》,近习《古诗十九首·迢迢牵牛星》。

(二)此诗的特点是以情纬文,与汉代诗歌有大的区别。

(三)曹丕诗歌中的哀怨之情与个性气质有一定的关联,他的诗歌往往以能以悲叹哀怨感人。

诚如其所说,曹丕《典论·论文》指出:

“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

譬诸音乐,曲度虽均,节奏同检,至于引气不齐,巧拙有素,虽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

二、辞采清丽。

曹丕的诗不像班固《咏史》一样“质木无文”,而是富于文学辞采的。

当然,曹丕诗整体上有这样的特点,不过部分诗作的语言模习民歌体,像大白话一样,梁朝喜好语言之美的钟嵘就不喜这类诗歌,《诗品》把他的诗放在中品。

以为“其源出于李陵,颇有仲宣之体。

则所计百许篇,率皆鄙质如偶语。

惟‘西北有浮云’十余首,殊美赡可玩,始见其工矣。

不然,何以铨衡群彦,对扬厥弟者邪?

”“百余篇率皆鄙质如偶语”显然有对此类诗歌的鄙视,其实这些偶偶之口语,正是他学习民歌的结果。

如“富人食稻与梁,贫子食糟与糠”(《上留田》),“长兄为二千石,中兄被貂裘,小弟虽无官爵,鞍马馺馺,征来王侯长者游”(《艳歌何尝行》),明显是未加修饰的口语,与汉代乐府民歌无异。

不过,钟嵘也发现了曹丕的十余首美赡可玩的诗歌。

如“别日何异会日难,山川幽远路漫漫”(《燕歌行》其二),“有美一人,婉如清扬。

妍姿巧笑,和媚心肠”(《善哉行》),“丹霞夹明月,华星出云间。

上天垂光彩,五色一何鲜”(《芙蓉池作》),“菱芡覆绿水,芙蓉发丹荣”(《于玄武陂作》),“漫漫秋夜长,烈烈北风凉”(《杂诗》)等语言,清新而秀美,句式亦工于雕琢,足以对扬曹植辞采华茂的诗歌。

本诗的语言特点是清丽,即清新流丽。

(一)清新。

曹丕诗歌的语言是有创造性的,本诗清新的语言也多有创改:

其一,句式创新。

其二,化用古诗,推陈出新。

其三,意象组接,新意叠出。

(二)流丽。

沈德潜《古诗源》云其诗歌“便娟婉约”,“便娟”指的就是他诗歌语言之华美。

具体而言,语言流丽表现为:

其一,声韵和谐,一韵到底,读之畅然。

其二,语言华丽,富于动态的美感。

三、境界凄凉。

曹丕的诗歌很少有风和日丽者,多境界凄凉。

写思念亲人,他就说:

“我独孤茕,怀此百离。

忧心孔疚,莫我能知。

”(《短歌行》)写思妇夜不能寐,就说:

“耿耿伏枕不能眠,披衣出户步东西,仰看星月观云间。

”(《燕歌行》其二)遥想故乡时,就说:

“野雉群雊,猿猴相追。

还望故乡,郁何垒垒。

”(《善哉行》)即便是在热恋对方时,也难免凄迷哀伤:

“哀弦微妙,清气含芳。

”“延颈鼓翼,悲鸣相求。

”(《善哉行》)在享受出游之乐时,也会下意识地产生悲凄情怀:

“谷水潺潺,木落翩翩。

孤禽失群,悲鸣云间。

”(《丹霞蔽日行》)。

本诗的境界也是凄凉的。

其构建这一境界的方式如下:

(一)以物侯之凄凉,摹状处境之凄凉。

(二)以衬托的手法,突出内心的孤寂。

(三)化用汉诗,表达情无所寄的凄荒。

四、风骨柔婉。

如上,“便娟婉约”之“婉约”即指其诗歌风骨柔婉。

陈祚明《采菽堂古诗选》以为:

“乐府雄壮之调,非其本长……至于风神婉合,掩抑多姿,觉亦擅独造之胜。

”曹丕诗歌多风骨柔婉者,曹丕这种风骨特点主要通过在四个方面的努力而形成。

其一,运用柔婉的词语;

其二,表现柔婉的情感;

其三,构建舒缓的节奏。

其四,塑造柔弱的形象。

 

二、相关问题。

1建安时代与建安文学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什么是建安风骨?

  建安时代专指公元196年至公元220年25年的时间,这旨汉献帝刘协执政时期的一段年号。

因为这段时间是曹操真正的执政期,此后为曹丕的废汉建魏期,作为一个特定的时期,它无论在政治上还是文学上,都具有特殊的意义,所以,建安时代历来为史学、文学界所关注。

  建安文学不同于建安时代。

这要从两个方面来谈,一方面,由于文学与政治不可能完全同步,它有时可能赶前,有时也可能错后,而作为一个时代的文学,它必有萌芽、发展、式微三个时期,所以建安文学的兴盛期在建安时期的25年(196-220),而它的两翼则上起公元189年汉献帝中平元年,下至公元239年魏明帝曹睿卒,前后历50年。

  关于建安风骨,刘勰在《文心雕龙·时序》云:

“观其时文,雅好慷慨。

良由世积乱离,风衰俗怨,并志深而笔长,故梗概而多气也。

”意思是:

观察那时侯的文章,一向喜欢慷慨,实在因为当时长期战乱,风气败坏,人民愁怨,文士都有深远的用心,写出富有含意的文辞,所以写得习以为常慷慨而富有气势。

从这一点来讲,建安文学主张的多是积极入世的一面,讲的是建功立业,成就大事。

为什么?

因为这是一个英雄的时代,不是一个勤王的时代,那么士大夫更讲求个人的追求,这和当时的社会思潮有关,时儒学式微,王霸、纵横、刑名讲得反而更多,加之公无190年到公元205年15年间,北方中国简直是一个大屠场,百姓大部分在这场大灾难中死亡。

渴望统一、寻求未来,成为时代的强音,所以,有识之士就自然担当了这一重任,行为上的建功立业,反映在文学作品中,当然就是风骨嶙峋的了。

  但是建安风骨仅仅是当时文学的一面,或者说是文人文学作品的一个角度而已。

它忽略了当时作家们对个人生命意识的体认,对于个性情感的抒写这一面。

而这正是这个时代有别于前代的典型特征。

如果说前者说的是建安文学的阳刚之美的话,那么这一点就是指建安文学的阴柔之美了。

曹丕所说的“气有清浊”,清者即建安风骨的阳刚,浊者即抒写性情的阴柔。

建安风骨面对的是社会,而抒写性情面对的是个体。

2曹操诗歌的成因

  曹操诗歌的成因是一个比较大的问题。

我们文学史上一般言他是改造文章的始祖,对这句话的理解,直接涉及到了其诗歌的成因问题。

我想他的诗歌成因应从以下几方面来谈:

  第一,个性。

(他本人对于文学的喜好使得他能够在政治上得意之时,歌咏一番,这也是一个必要的条件。

  第二,特殊的成长历程(曹操的父亲曹嵩是宦官,他起家前做的是地方小官,在讨伐董卓的斗争中,他参加了袁绍的军队。

后在192年,他在镇压黄巾义军中得降卒30万,196年基本上扫清了黄巾义军,并迎汉献帝于河南许昌,从此狭天子以令诸侯。

从这一步步的历程我们可以看出,曹本人是出身低下的,本身不是士族出身,所以他诗中没有贵族气,且其亲身经历了农民起义的风暴,感受较深,所以能够写出“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现实主义作品来。

  第三,时代风会(汉末天下大乱,民不聊生,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的悲惨现实的激励鼓荡;人民对国家统一,社会安定的渴望对曹操内心一统天下的帝王之志的蕴酿;而且这本身是一个英雄时代,因为在中国历史上,这个时期儒家一统的思想被打破,时代需要重塑一种新的风气,而在这时,法家、纵横家等等各显其风采,纷纷登上了历史的舞台,曹操适应了这个时代的需求,因而在他的文章中所出现的多是这种有容乃大,兼容并包的思想。

  第四,军事上的节节胜利。

(如果没有军事上的胜利,他不会有那样的雄宏之气魄的,而他足够多谋,唯才是用,终成“乱世之奸雄”,本身为他写出豪情万丈的诗作了心理铺衬。

  而其思想的成熟与其沉郁的诗风有关,感于百姓之生计之窘困,又成就了其诗之悲壮气,又他一统天下的大志与其诗中雄宏的格调一脉相承。

3曹丕诗歌的成因

  与曹操的出身有所不同,上一代人生于苦难,出身也不高,但是到了曹丕时期,他在幼年时,乃父已经是了不起的人物了。

所以他打小时侯起就是一位贵公子。

他有条件、有时间去享受生活、感悟生活。

所以他在少年时代,也有贵族子弟那种比较普遍存在的优游终日的思想,但同时,他又是生活在乱世的,所以在他的诗里时有自我的觉醒与警策。

第三,他是一位雄怀大志的政治家,虽然与乃父相比,在他执政的七年时间中没有干出多少业绩,但是,在这里我们也不能光从此来论曹丕其人的能耐。

因为在他执政时,天下已定,实在没有他再象父亲一样出去扬马立威,三分天下了。

从这一点说,他们本身就没有可比性。

但是,曹丕毕竟又是一位政治家,他没有曹植那样的永远激情燃烧,更多的却是理性的思索。

这从《典论·论文》中本身可以看出。

又他看问题,也不象曹植那样偏激,例如,他们同样把政治作为人生的第一追求,而曹丕把文学作为第二追求,这比较符合当时文人的普遍心理,而曹植却把文学视为小道,放在了第三位,居于第二位的是“成一家之言”的史传文学。

第四,曹丕能够写出那样多如思妇、战争、田猎等诗,此外他还写有赋等一系列应运文。

在诗歌的行式上,他可谓众体皆备,有四言、五言、六言、七言、杂言,为什么如此,这可能与他个人的努力有关,另一方面,又和他特殊的个性有关,他作为帝王的接班人,从很小的时侯开始就很注意吸纳各方面的知识,不论是政治还是文学皆如此。

无形中,他的爱好就广泛开来,不象曹植那样任性而为,这样就形成了他文学体裁、题材与风格的多样化。

从这个角度而言,他要胜过曹操与曹植。

而造成这一现象的最根本条件可能是他作为建安文学集团的领军人物的特殊地位。

(这一点我们接下来讲。

4曹植诗歌的成因

  第一,少年时读书数十万言,为其才高八斗的日后创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第二,放荡不羁的个性,使他无意中牺牲了政治生命,却成就了文学生命

第三,抑郁的生活,使他对自己的处境自叹自怜,同时理想始终没有破灭,所以其基调中立德、立功、立言的三不朽思想始终支持他至生命的最后,所以在这样的思想矛盾中,他尽管不能入世(由于客观原因),他是他始终也不想出世。

尽管好尚游仙,以粉敷面,追求个人之养生,但始终没有忘记为国立功,成就一番事业的理想。

所以我们看到的曹植诗歌其实是多面性的,这主要体现的作品思想的复杂性上。

5曹操诗歌与曹植诗歌的相同与不同

  第一,从风骨、气力来看,他们父子都做到了,有典型的时代性。

曹操诗如《观沧海》,曹植诗如《白马篇》。

第二,他们都学习民歌写诗;第三,他们都写了游仙诗。

不同之处是:

第一,曹操写诗是为了言志,是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他用的是乐府旧题,曹植诗大多是用来抒情(尽管也不管言志,据有人统计,他的诗三分之二是抒情之作)。

第二,曹操写诗是一种业余爱好,没有刻意而为之。

而曹植写诗,似乎把它当作了自己生活的一部分。

尽管现存曹植诗只有八十几首,但是我们毕竟看到了一位文人第一次专门大力对五言诗进行的创作实践。

第三,曹操诗重意韵之沉雄、宏壮,是一雄壮悲沉之美,而曹植诗重意韵之高远的同时,他也重视词采本身的华美。

可以说,一者重的是质,另一者文质并重。

我们所谓建安文学的自觉,从形式而言,这是一个显明的进步。

第四,曹操诗以把主观之情寄于江山,曹植诗把主观之情寄于江山,也倾情于自我内心的寻绎与释怀,从这一点讲,又是一个文人心灵的自觉。

6曹丕与曹操文学的区别

  第一,总的来说,曹操诗歌的题材要单一些(主要写人生苦短,建功立业),曹丕诗歌的题材要丰富些(有思妇诗、见志诗、征战诗、闲适诗、纤夫劳作诗等)。

第二,曹操诗语言质实,曹丕诗语言飘逸。

第三,曹操主张文学的政治功用,即言志。

曹丕也不否认这一点,“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但同时提出,四类八体的文学体裁及其不同功能,并且明确提出“诗赋欲丽”的观点。

即缘情。

8建安文学的真正领军人物是谁(曹丕的政治与他本人文学创作的关系)?

  有人认为是曹植,有人认为是曹丕。

那么到底是谁?

这要从当时的实际情况来看。

  第一,曹植是曹操的第四子,曹丕是曹操的第二子。

植少丕五岁,当七子活跃于文坛的时侯,曹植尚在幼齿。

  第二,曹丕担当建安文学的领军人物,是因为他的父亲一生都在为大魏的事业而征战,根本没有闲暇去与七子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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