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刘勰通变与叶燮正变的可比性.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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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刘勰通变与叶燮正变的可比性

试论刘勰“通变”与叶燮“正变”的可比性

　　摘要：

“通变”与“正变”是中国传统诗学的重要范围，而刘勰的“通变”与叶燮的“正变”各自在两个范围中占有突出的地位。

他们的思想尽管前后相隔一千连年，但其诗学思想提出的历史语境，针对的问题和表达的形式等三个方面的相似性特点，使二者的比较取得了可能性。

　　关键词：

通变；正变；比较；可比性

　　比较是社会科学研究的重要方式，正如美国学者斯旺森所说，“没有比较的思维是难以想象的，若是不进行对照，一切科学思想和所有科学研究，也都是难以想象的。

”Ⅲ可是，比较是有条件的，这确实是可比性问题。

所谓“可比性”是指比较对象之间的相通性。

那么，刘勰的“通变”与叶燮的“正变”是不是具有如此的可比性呢?

刘勰为南朝梁文学理论家，《文心雕龙》被章学诚称为“体大而虑周”（《文史通义·诗话》），叶燮是清初诗论家，《原诗》被林云铭称着“痛扫后世各持所见以论诗流弊。

”（《原诗叙》）他们尽管前后相隔一千连年，但都因其理论特色在传统诗学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何况“通变”与“正变”都试图解决诗歌创作的现实问题，对诗歌的进展都曾起到过踊跃的推动作用。

　　如何面对已有传统是诗学理论的重大问题。

在传统诗学中，这一问题又常常表现为复古与创新。

对此不同的选择在专门大程度上直接阻碍到诗歌的创作与理论的进展。

刘勰的齐梁与叶燮的明清之际，正是这种矛盾冲突的集中期，使他们诗学思想产生于类似的语境，因此，在复古与创新之间便成为二者可比性的前提。

　　“汉末魏晋南北朝是中国政治上最混乱、社会上最痛楚的时期，但是却是精神史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有聪慧、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期。

”政治的混乱使统治者无暇顾及思想方面的操纵，这为新思想的产生让出了较大的空间。

就诗学而言，原先依附于哲学、伦理学的思想开始独立，而且，各类不相容的诗学观念又可能同存于一个空间。

刘勰正处于“复古”与“新变”的争辩点上。

　　就复古而言，西晋挚虞（?

-311年）树立复古大旗，以为文学应“宣上下之象，明人伦之叙，穷理尽性。

”（《文章流别论》）回到儒家诗教的老路，为人伦教化效劳。

当五言体诗从民间走向文人，成为主流之时，他又极力提倡“四言为正”，伸四言，黜五言，显示其保守性。

裴子野（469－530）又在《雕虫论》中批评刘宋至齐梁诗为“吟咏情性”、“非止乎礼义”，坚持儒家诗教中心，“为文典而速，不尚丽靡之词。

其制作多法古，与今文体异。

”（《梁书，裴子野传》）坚守“古法”。

与此相应，东晋葛洪（281－341年）尽管整体上偏向于儒，但文学观念却选择新变。

与挚虞相反，他提出今文胜古文，坚持以为“古者事醇素，今者莫不雕饰”，是时移世改，理自然也。

以萧纲（503－551年）为首的宫体诗人也极力批评崇古宗经的文风，指责他们“竞学浮疏，争为阐缓。

玄冬修夜，思所不得。

既殊比兴，正背风流。

”（《答湘东王和试诗书》）。

萧子显梳理建安到刘宋的诗歌线索，以为“不相祖述”，提出“假设无新变，不能代雄”的主张。

萧统（501－531年）也在《文选序》中提出“踵其事而增华”，为新变开道。

总之，刘勰正处于复古与创新针锋相对的时期。

　　叶燮的处境与刘勰相差无几。

明代后期，文坛上也经历了复古与反古之争。

高棅《唐诗品汇》跟随严羽，宗法盛唐。

承他的路，李东阳开启了“七子派”，以为“宋诗深，却去唐远”，得出“诗自中唐而下一切吐弃。

”（《明史·文苑传序》）“宋人于诗无所得”（《怀麓堂诗话》）的结论。

能够说，明代从弘治到万历近百年间，以前七子为代表的模拟复古占尽了上风。

尔后，王世贞承李梦阳，主张“言必秦汉，诗必盛唐，大历以后书勿读。

”（《明史·文苑三·王世贞传》）以为“西京之文实。

东京之文弱，犹未离实也。

六朝之文浮，离实也。

唐之文庸，犹未离浮也；宋之文陋，离浮矣，愈下矣，元无文。

”（王世贞《艺苑卮言》卷三）但与此相对，反古偏向也应运而生。

公安派代表袁宏道高举反古旗帜，以为“古有古之时，今有今之时，袭前人语言之迹而冒以为古，是处酷寒而袭夏之葛者也。

”（《雪涛阁集序》）诗歌之变不能不为，“诗之气，一代减一代，故古也厚，今也薄。

诗之奇之妙之工之无所不极，一代盛一代，故古有不尽之情，今无不写之景。

然那么古何须高，今何须卑哉?

”（《袁宏道集笺校》卷一八）等等，他们以“性灵”为中心，从“真”、“变”、“趣”、“奇”等方面坚持反古。

当公安派渐变成浅率俚俗后，又有竟陵起而振之。

关于公安、竟陵，钱谦益以为，“中郎之论出，王、李之云雾一扫，天下之人文才士始知疏瀹心灵，搜剔慧性，以荡涤摹拟涂泽之病，其功伟矣。

机锋侧出，过犹不及，于是狂瞽交扇，鄙俚公行，雅故灭裂，风华扫地。

竟陵代起，以凄清幽独矫之，而海内之风气复大变。

”尽管对竟陵派奖励过头，但也真切地描述了公安、竟陵的反古精神。

后来，关于晚明的复古与反古，作为主流意识形态代表的《四库提要》做了如此的归结：

“盖明白三杨倡台阁体，递相摹仿，日就庸肤。

李梦阳、何景明起而变之，李攀龙、王世贞继而和之，前后七子遂以仿汉摹唐，转移一代之风气。

迨其末流，渐成伪体，涂泽字句，钩棘篇章，万喙一音，陈因生厌，于是公安三袁，又乘其弊而排诋之。

三袁者，一庶子宗道，一吏部郎中中道，一即宏道也。

其诗文变板重为轻巧，变粉色为本色，致天下线人于一新，又复靡但是从之。

”尽管叶氏在新变略占上风之时，但仍处于复古与反古之间也是无疑的。

　　可见，刘勰与叶燮都处于诗歌创作中的复古与反古之间，即都面对着相似的诗学语境。

刘勰拣出“通变”，叶燮提出“正变”，都是对复古与反古之争的回应。

诗学语境的相似使它们之间取得了可比性。

　　刘勰的“通变”与叶燮的“正变”，目的在调和或消解复古与反古之对立，这确实是二者针对问题的相通性。

也确实是说，“正变”与“通变”两个概念外延不同，但都力图消解如此的对立，这也为二者的比较提供了可能。

　　在传统诗学中，“正变”与“通变”都有丰硕的内涵，如“正变”，在“诗”与“时”的关系中有汉儒的“风雅正变”；在诗歌进展中有“诗体代变”。

“通变”也是如此，先有《易传》的“变那么通，通那么久”，后有司马迁的“通古今之变”，刘勰“通变”的诗学转向，再到皎然的“复古通变”论，和唐宋八大伙儿对“通变”的论述等等，都有其特定的内涵。

那么，刘勰的“通变”与叶燮的“正变”是不是有相通的地方呢?

　　就刘勰的“通变”，至今比较通行的阐释大致可归纳出三种：

一是“复古说”。

最先见于清朝学者纪昀的“今世之新声，既无非滥调，那么前人之旧式，转属新声。

复古而名以通变。

”后黄侃《文心雕龙札记》承纪昀之说，以为“通变之道，惟在师古，所谓变者，变世俗之文，非变古昔之法也。

”月二是继承与革新说。

马茂元《说通变》以为，“就其不变的实质而言那么是‘通’，就其日新月异的现象而言那么为‘变’。

”陆侃如也以为刘勰“称继承的关系为‘通’，称革新的情形为‘变’。

”郭绍虞在《中国历代文论选》中也赞同马先生的观点。

三是会通、适变或创新。

刘建国《“通变”杂谈》以为，《通变》是“研究如何‘会通’，如何‘适变’，如何在‘会通’的基础上‘适变’。

”张国庆那么以为。

“‘通’，要紧有‘知晓’与‘开通’二义；其‘变’，指转变创新。

‘通变’联言，指洞晓文学之情变；‘变通’成词，指通过转变创新使文学事业行路畅通、生生不已。

”

　　尽管刘勰没有直接界定“通变”的内涵，他的真实方式今天也无从知晓。

这与刘勰本身表达的模糊性有关；何况语言是不是能够准确地表达思想也值得疑心。

以上三种阐释也只是后人以各自的“文化场域”凝视“通变”的结果。

这种诠释的多样性正好说明概念内涵的丰硕性与鲜活性。

但这几种诠释，不管是复古，是继承与革新，仍是会通、适变或创新，都明确无误地说明了“通变”所针对的问题——为“复古”与“反古”开出药方，消解二者的对立。

　　“正变”也是传统诗学中极普遍的问题。

凡是追求“一源”，在各类诗体之间强调正体，或坚守一种标准，确实是“崇正”；反对“一源”，主张时变而有诗变，颠覆永久不变的唯一，确实是“主变”。

不管是“崇正”仍是“主变”，都是正变观念的表现。

　　就叶燮而言，他的“正变”思想集中表此刻“诗体代变”当中：

一是在历时性中消解“正”“变”对立，以为任何诗体都是诗体转变序列链中的一个环节，后者不断地代替前者，这说明某一诗体既可能是正体，也可能是变体，如五言体诗，它既是四言的变体，也是七言的正体，没有参照物是无法言“正”、“变”的，由此化解了“正”与“变”的对立；二是在共时性中消解“正”“变”关系的诗学传统，坚持“中心”与“边缘”具有相对性，诗学传统中的“中心”决定“边缘”，被具有现代意识的“边缘”决定“中心”所代替，消解了“中心”对“边缘”的强制；三是各时期诗体因势而至，没有好坏之分，解构了“正”优“变”劣的诗评传统，在标准上颠覆了“唯一”。

“主变”观念是叶燮正变思想的要紧内容。

　　若是将刘勰的“通变”放到叶燮“正变”的视野中，那么，以“通变”为复古，就暗含着古代的确实是好的，是标准这一前提；具体地讲，确实是以儒家的“经”为准绳，来改变六朝绮靡浮艳的诗风，这是“崇正”主张。

以“通变”为继承与革新，即“崇正”与“主变”，调和复古与反古的对立。

以“通变”为会通与创新，是强调以后，由“主变”的偏向。

因此，表面上的“通变”背后却是“正变”支撑着。

关于刘勰来讲，他“文之枢纽”中的《原道》、《征圣》、《宗经》正是追求“一源”之“正”；《辨骚》是在不背“道”、“圣”、“经”的前提下的改良，表现了某种程度上的宽容，而《正纬》那么是对悖经的批评。

　　由此观之，刘勰与叶燮在复古与反古之间针对了一样的问题，以各自的诗学立场提出了解决的不同方式，而且还能在“通变”背后见出刘勰的“崇正”主张。

可见，刘勰的“通变”与叶燮的“正变”并非毫无相干，而是有着深刻的内在联系。

这一相通点使二者的比较成为可能，也变得更成心义。

　　形式是思想的形式。

表现形式的相似正表现了思维方式相通。

一样以为，《文心雕龙》和《原诗》是中国诗学中有较高理论体味的高作。

《文心雕龙》按其《序志》篇所言，分为总那么、文章源流与风格、写作方式和文学史的进展，表现了“体大而虑周”；而《原诗》那么被《四库全书总目》称为“作论之体”，“内篇，标宗旨也。

外篇，肆博辩也。

”（沈珩《原诗序》）内、外又各分为上下两篇，形成份而有合，合而有分的四个部份。

　　中国传统诗学以评诗为主，要紧包括“品”（如钟嵘《诗品》）“话”（如严羽《沧浪诗话》）“式”（如皎然《诗式》），对诗歌的进展产生过极大阻碍。

“品”是品评，对诗的好坏高低做出评判：

“话”是讲述作家作品的有关掌故，后进展为对作品的评论赏析；“式”指创作中应该遵循的法那么。

另外还有以跋序、书信、诗歌等形式来表达某些诗学主张。

宋以后，诗话成为评诗的要紧形式。

　　中国农业社会的生产与生活方式，慢慢形成了以直观感悟去体验和把握周围世界的文化传统，这在诗学上便滋长了以点评为主的，独具特色的批评范式。

这种范式是以形象的思维方式，整体地把握对象。

它反对肢解，专门注重批评者在作品中的独特发挥与感悟。

从钟嵘的《诗品》开始，传统诗学便把人物品评与艺术评品引入文学批评，开辟了以评品为要紧形式的诗学表述方式。

后来司空图的《二十四诗品》、严羽《沧浪诗话》、王国维的《人世词话》一路走来，以形象说诗，转达了批评者对诗词的独特感受和体验。

代表中国诗学精华的一些学说，如钟嵘的“滋味说”，司空图的“韵味说”，王国维的“意境说”等，和其它传统的美学范围，如“风骨”、“神似”、“韵”、“味”等等都表现了批评中的感受与体验，注重发挥自己的想象力和制造力，整体地把握艺术特点与风貌。

对诗人的评判，如“子美不能为太白之漂逸，太白不能为子美之沉郁。

”（《沧浪诗话，诗评》）“谢如芙蓉出水，颜如错采镂金”（溻惠休）等也表现了这一特点。

这种重直观性、趣味性、制造性与诗歌创作有异曲同工之妙。

它往往能击中要害，充满灵性，能启发读者，但弱点是情感有余而理性不足，对一些问题点到为止，很少做出进一步的追问。

表达的方式也似无数的碎片散落一地，只有当读者拾起碎片，并通过必然的规那么从头拼合，才能让人品出其中的韵味。

　　传统的诗评方式不能说中国诗论缺乏理论体味，更不能说中国人缺少理性。

掀开前贤们的高作，看一看《荀子》、《韩非子》、《论衡》就可不能疑心咱们的思辩能力。

但传统的诗学理论恰恰选择了这种“品”、“话”、“式”等方式，这是由传统文化决定的，或说，这种范式本身确实是传统文化的有机组成部份。

刘勰和叶燮尽管前后相差一千连年，但他们都力图说理，在论诗方面均有挣脱传统方式的一起点。

尽管在具体的诗歌评论中仍沿用点评的方式，但就问题的试探与追问是远离传统，表现出难能宝贵的创新精神。

专门就叶燮的《原诗》，在宋朝欧阳修《六一诗话》开启了诗话的形式后，明清之际诗话如林。

而清初突然冒出一种具有较高理论体味的诗论，至少在时期性上有其踊跃的一面。

《原诗》一方面针对诗论的内容，同时也针对诗论的形式。

他批评传统论诗“杂而无章，纷而不一”，乃至连钟荣、刘勰也一网打尽，说他们“不能持论”。

以为唐宋以来的诗评者，“或论风气，或指论一人，一篇一语，单辞复句，不能殆尽。

”称他们“非戾那么腐”。

固然，叶燮的评判并非必然公平，如刘勰的《文心雕龙》、钟荣的《诗品》和严羽的《沧浪诗话》，不管在逻辑结构和诗论思想上并非在《原诗》之下，但传统的诗论形式，专门是宋以来的诗话形式，决定了不可能有一种完整的理论表述。

而与此相较较，叶燮在论诗的思维方式上能打破诗话常那么，上承刘勰的思路，以一种较强的内在逻辑建构整篇，表现了他在思想表述上与同时期人的不同。

这种与刘勰相似的表述形式，也成为二者比较的重要前提。

　　比较并非意味着任何两物都能够相较，如人与石头，因为他们没有可比性。

人与动物能比较，确实是因为二者之间有许多相通处，有可比性。

一样说来，相通点越多，可比性越高，比较也更成心义。

刘勰的“通变”与叶燮的“正变”就以上三个方面的相类似而取得可比性。

那么，通过比较，咱们又能取得哪些以前不曾取得的东西呢?

将可能挖掘出哪些鲜为人知的诗学思想呢?

这已超出了本文的论证范围，将另外写文章专题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