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成都建设国家中心城市的思考.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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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成都建设国家中心城市的思考

　一、引言

　　纵观人类建城史，从无序到有序，从盲目到规控，一次次的失败，一次次的探索，人们认识到科学建设、绿色发展才是新型城市建设发展的王道。

如今，国家中心城市的建设任务摆在四川和成都人民的肩上，如何站在前人的经验和教训上，科学理性地做好这份光荣工作，紧迫而重要。

改革开放的前些年，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指导思想下，我国大部分城市将经济指标作为发展的重要指标甚或唯一重要指标，经济指标压倒一切。

但是，随着部分特大城市经济规模的增加，人口规模持续扩张，粮食、能源、水、空气、土地等资源有限性与城市扩张内在冲动所形成的矛盾逐渐凸显并日益尖锐。

许多城市按照“摊大饼”的方式发展，对产业层次、城市空间和资源有序利用均缺乏系统性设计，导致不少城市滑入发展“黑洞”，资源从丰沛到紧张甚至枯竭，生态环境从优良到污染。

当基本生存环境条件被逆转，人们只有用脚投票，选择逃离了原本生息的土地或城市。

　　成都建设国家中心城市需要为“天府之国”赋予新内涵，也需要根据自身资源禀赋做出最好的发展方略，避免由于顶层设计不理想，规划建设不到位，超前谋划不周密，落入国内外一些中心城市发展的窠臼，非但发挥不了应有的作用，且有可能毁掉“天府之国”的生态本底和传世美誉之虞。

成都要在更高层次谋划国家中心城市建设，必须将生态资源、环境容量和经济发展、城市空间拓展统筹考虑、科学规划。

通俗地讲，成都的天空能够容纳多少飞机飞翔，成都的道路能够允许多少机动车驰骋，成都的区域里能够满足多少人口的生息繁衍；如何重构以成都为中心的产业发展格局，如何一盘棋地调适成都大区域的经济社会巨型系统，等等。

一句话，这不是一个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时代，不是一个拍脑袋做决策的时代。

西方有一句名言，未必所有的决策都有科学依据，但有科学依据的地方，做决策就一定不能违背。

　　所以，基于环境条件刚性约束的视角，笔者想谈一谈成都国家中心建设的一些思考。

　　二、中心城市的内涵和划分方式

　　中心城市的内涵是探索城市构建、规划和布局的基础性理论，是探索成都构建国家中心城市重要的理论依据。

根据国内外学者对中心城市的定义，中心城市通常指在一组相互接近、联系密切、不同规模的城镇群体中，一个或几个规模最大或位置适中的城市，它们在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发挥主导作用。

国外学者使用世界城市或全球城市来描述纽约、伦敦、东京等少数发达国家在世界或全球具有重要影响力和控制力的核心城市。

德国学者瓦尔特.克里斯塔勒认为中心城市是处于某区域内中心地带、为周围区域提供商品及服务的城市。

英国城市规划专家彼得·霍尔认为世界城市是能够在世界范围产生重要影响的国际一流城市，是政治、经济、人才、信息、商品、文化的聚集区和发散地。

美国经济学家弗里德曼将30个世界城市依据金融中心、跨国公司总部、国际组织、制造中心、交通枢纽和人口规模等指标分为四等：

全球金融中心、跨国联系中心、重要国家级中心、次国家级或区域性中心。

　　在我国，国家中心城市是指位于国家城镇体系的顶端，对外能够代表国家参与全球化的竞争与合作，对发展外向型经济和推动国际交流与合作有重要作用，对内能够影响国家和区域的经济布局结构，引领国家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主导国家的产业转型、改革创新等重大政策实施，具备强大的文化影响力和示范带动功能的综合性城市。

国家“十三五”规划建议中指出：

“要发展一批中心城市，强化区域服务功能”。

最近，又进一步明确，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建设世界城市，天津、重庆、成都等11城市建设国家中心城市。

　　中心城市层级的划分一般有两个角度。

一是从人口规模的集聚效应进行垂直划分，人口规模巨大的城市称为“巨型城市”，是中心城市的最高级；二是从城市功能和城市作用进行水平划分，对世界经济具有重要性和对全球化过程具有重要作用的城市称为“世界城市”或“全球城市”，是中心城市的最高级。

总之，中心城市的划分，无论从人口规模上的垂直划分，还是从功能内容上的水平划分，都离不开城市发展的目的，它始终是为了服务人类自身的福祉和推动社会文明进步。

　　三、从生态环境视角看成都发展

　　国家中心城市是国家赋予一座城市的发展使命，体现的是国家的战略布局，也是位于中国城镇体系中最高层级的城市，可以说是综合实力最强的“塔尖城市”，是国家经济、产业、科技、文化中心和交通枢纽，具有引领和带动周边区域发展作用，同时也是发展外向型经济和推动国际合作与交流的对外门户和示范区域。

　　在我国西部地区建设国家中心城市，不仅要体现经济上的带动辐射作用，更是肩负着长江上游和黄河上游生态修复的重担，更要承担起建设绿色发展和可持续发展城市的示范作用，以及城市修复和生态修复试点的样板作用。

就成都而言，成都位于长江上游生态区，距离三江源头、冰川、高山草甸、湿地等国家的重要生态功能区和生态保护区都只有数百公里的距离，成都的生态遭到破坏将极大威胁我国的生态安全和环境调节功能。

我国经济30多年的快速发展一定程度上是以牺牲环境和生态的可持续发展来实现的，从而引发了非常严重的生态问题。

西方对生态问题有一个黑洞理论，即当一个地区的生态被破坏到一个临界点时，这个地区的生态环境将持续加速恶化，进入“黑洞”之中，并不可被逆转，从而导致这片区域的衰亡。

如今，北京、成都、上海、西安等中心城市都面临着严重的空气污染、水污染和土地污染问题，生态本底遭到了一定程度的破坏。

一直以来，美国、日本、德国等发达经济体都非常注重“生物区域圈”的保护，即不管经济和城镇如何发展，该地区的生态规模和生态质量以及在该地区的其他生物都会保持相同状态，比如土壤、空气、水、植物等环境资源的成分和状态，都不能因经济和产业发展被破坏。

从生态视角分析，当前成都的发展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一）河桥名满城，今日或缺水

　　成都以河、桥命名的街道、地名很多，表明昔日成都河道纵横、水量丰沛。

由于城市化加速，成都现有近1500万人口，用水量激增，再加工业、农业迅速发展等多种因素叠加，导致了成都水资源形势日益严峻。

资料显示，成都平原每平方公里有1.22公里的河流。

由于缺乏活水，河流自净能力丧失，一些自然河流消亡了，另一些自然河流则沦为生产、生活废水的下水道和雨季时节的溢洪道。

如今，成都已是全国400个缺水城市之一，去年人均水资源仅660多立方米，不足世界人均的10%。

成都每年季节性缺水已经达到3个月，如果再加新区、新城区建设所需，成都的水资源环境简直不容乐观。

在水资源压力超载的情况下，必然无法绕过的问题是城市人口增长与水资源承载量的平衡。

成都要建设国家中心城市，如何在总规中把生态红线划实，是否以生态环境承载力来合理确定城市发展规模和人口规模，是成都在未来发展中必须面对和严肃思考的问题。

（二）空气变化和交通现况

　　2016年3月，北京大学统计科学中心发布了《中国五城市空气污染状况之统计学分析》，对北京、成都、上海、沈阳和广州进行了分析。

报告称，成都和北京两个城市的空气污染情况最为严重。

而如果把污染平均持续时间和占比作为污染严重程度的评价指标，成都的空气污染情况是最严重的。

进一步讲，该报告将五大城市按空气污染、严重污染状态所占比例以及污染平均持续时间进行了排序。

其中，成都的污染平均持续时间最长（92.4小时），高于第二名的北京（67.9小时）；污染状态占比也是成都最高（88%）。

　　2015年，成都双流国际机场旅客吞吐量突破4200万人次，国际（地区）航线达85条。

而目前在建的成都天府国际机场建成后，将新增6条跑道，飞行区等级达到4F级，最终满足年吞吐量9000万人次，飞机年均起降约70万架次。

可以参照的是北京首都机场2015年旅客吞吐量达到8994万人次。

首都机场设计能力是年吞吐量8262万人次，高峰小时航班起降为88架次。

但目前，首都机场已经饱和运营，每天6时至24时的航班时刻已经排满，经常向天津和石家庄机场疏解航班。

飞机架次的急剧增长除了运力饱和的问题外，对大气污染的问题也不容小觑。

根据德国不莱梅大学环境物理所科学家的研究，一架可乘载600人的波音747行驶530千米所排放的二氧化碳量，相当于336辆1.8L汽车行驶相同距离的排放量。

飞机不仅排放二氧化碳，还排放氧化氮、硫氧化物和黑炭，这对于雾霾的形成和温室效应都有很大影响。

在当前北京、成都等中心城市雾霾不断加重，以及空气质量持续降低的情况下，必须在规划机场和运力时，将大气的环境容量纳入考虑范畴。

　　根据德国不莱梅大学环境物理所科学家和中国工程院环境大气科学家研究，1.8排量汽车每行驶1千米就排放151克二氧化碳；当前城市中的雾霾的组成部分中，有25%左右是由汽车尾气排放所造成。

相关统计显示，2015年，北京的不达标天数为179天，占全年天数的49%；成都2015年空气不达标天数151天，占全年天数的41.4%。

北京2016年的机动车保有量预计超过550万辆，而成都2016年机动车保有量预计将超过400万辆。

与北京不同的是，成都目前尚未实施限购措施，机动车保有量增速高于北京较多。

　　数据显示，成都的空气污染程度与北京相当，由于地理条件限制，成都雾霾的扩散条件不如北京。

所以，成都在进行国家中心城市建设顶层设计时，必须充分考虑当前成都的交通容量和环境容量，采取强有力的措施。

　　（三）从“不知饥馑”到粮食或缺

　　成都的粮食缺口也非常显著。

四川贵为“天府之国”，主要是指成都平原的良田沃土。

成都位于成都平原腹心地带，全市面积1.24万平方公里。

折合1860万亩。

根据2007年数据显示成都的耕地面积为34.5万公顷，合518万亩。

约为成都整个面积的1/4。

以成都目前近2000万的常住人口计算，人均耕地为0.26亩。

这个数字均远低于FAO人均0.8亩的最低安全警戒线。

今天成都居民粮食需求大部分已经严重依赖外部供给。

在2000多年前，李冰父子修凿都江堰水利工程，成都平原“水旱从人，不知饥馑，时无荒年，天下谓之天府也”。

古老的成都平原气候温和，雨量充沛，物产丰富，土地辽阔、肥沃，灌溉的沟渠交错纵横。

尤其盛产粮食。

每年提供的余粮，足以养活上百万的城镇人口。

在抗战期间，富饶的成都平原生产的粮食，支撑了8年抗战。

由此可见，“天府之国”的良田沃土和粮食生产对四川、对国家多么的重要。

但是，过去几十年间城市“大饼”越摊越大，楼盘越来越多，良田越来越少，成都从粮食富余地成为了缺粮地。

成都如何把生态和农田红线划实，是否以生态环境承载力和农田规模来合理确定城市发展规模和人口规模，是成都在未来发展中须深刻思考的问题。

　　（四）生态资源与产业经济

　　成都是西部内陆地区经济发展水平最高的城市之一。

作为我国西南地区的贸易、科技、金融、文化中心和交通枢纽，2016年成都市地区生产总值预计将超过11800亿元，是全国十个超万亿元的城市之一。

经过多年发展，成都已形成电子信息、汽车机械、航空航天、轨道交通、石油化工、光电光伏、生物医药等优势产业，是全球重要的电子信息产业基地、国家新型工业化产业基地和国家新能源、新材料产业基地；在成都平原上的成、德、绵、眉、乐、雅一带都是四川省经济最发达，增长最显著的地区。

但从成都平原的地理条件看，由于成都平原四面环山，且静稳天气较多，空气污染扩散条件不占优势；且成都平原土壤肥沃，是中国重要的粮食生产基地，成都平原从生态资源和自然禀赋上注定了成都平原地区不适宜发展高排放、高污染的产业。

从成都最近的雾霾构成来看，汽车尾气排放、建筑扬尘和工业排放这三大因素影响最显著；从产业结构看，在整个成都平原地区目前还存在大量排放不达标，废气、废渣循环处理不到位的化工、装备制造和材料制造企业，而这些企业在很多地方都还是当地重要的主导产业。

因此稳增长、保就业和生态环境治理就形成了一对矛盾体。

这也说明，在生态资源和环境容量越来越有限的情况下，成都必须带动整个成都平原地区加快产业转型升级的步伐，提高产业层位和产出水平，同时加强生态治理和环境修复，尽可能做到经济发展、产业增长与生态环境的有机协调与平衡。

　　（五）城市水准与历史文化

　　历史上，众多文人墨客因成都的优美环境留下了传唱千年的美丽词句，如杜甫的“晓看红湿处，花重锦官城”、“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濯锦清江万里流”，张籍的“锦江近百烟水绿，新雨山头荔枝熟”和陆游的“成都海棠十万株，繁华盛丽天下无”等词句，所描述的画卷是美丽成都曾经的生态写照，也显示出成都曾经是环境优美且经济高度繁荣的城市。

但从现在成都的生态指标看，成都人均绿地占有面积为13平米左右，低于世界人均绿地占有面积19平米。

波兰华沙的人均绿地占有面积为77平米，华沙的法律规定，任何一个新建单位必须有50%以上面积作为绿化用地，而且绿化必须和建房同时完工。

从成都历史文化和城市风貌发展水平看，成都城区除宽窄巷子、锦里、太古里、文殊坊、琴台路、金沙、草堂等少部分街区建筑风格较有历史底蕴外，其他区域的建设尚缺少历史文化元素的挖掘和植入，生态功能也不够显著。

很多地方的开发都是千篇一律的房地产项目，未能充分体现成都这个有4000多年历史、2000多年建城史的古城的文化底蕴，从整体城市景观风貌上看，距离古人笔下的成都相差甚远。

　　四、约束与突破

　　推动工业文明与生态文明良性互动、融合发展是特大中心城市转型发展的基本方向，也是成都建设国家中心城市的内在要求。

成都两山环抱、两江环绕，生态本底资源丰富，要以对城市负责的态度，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理念，以国家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建设为统揽，加快将成都建设成为美丽中国典范城市。

在建设国家中心城市过程中，结合新型城镇化发展需求，明确成都生产、生活和生态三大空间格局，逐步形成人口、经济、资源环境相协调的全域空间开发格局。

（一）打破圈层思维，独立成市，条、块、链规划，拒绝摊大饼，立体交通沟联，将大成都打造成一个极富生命循环能力的有机体。

　　随着城市化的推进，摊大饼、圈层化和条块分割的城市规划，给城市带来的负效应日益凸显，交通拥堵、睡城、卧城、空城等等“城市病”泛滥，皆因传统机械条块化城市规划所导致。

单一的规划思维，扼杀了城市的多样性，使人们不得不在功能单一却又在不同位置的生活区、产业区、商务区之间来回奔波，浪费了大量的交通资源和劳动资源，这样的城市，很难让人觉得宜居美好。

高水平的国家中心城市应呈现出以下几方面特点：

交通便捷、智能通达；生活方便，生态和美；宜业宜居、形文兼具，高品质、高颜值等。

因此，在城市规划时，要围绕城市核心区，打造独立为城、功能齐全、生态平衡的小型城镇单元，通过条块链将这些各自独立的小单元城镇沟联，通过构建地铁、轻轨、多层次公路等立体式交通将这些城镇链接。

各单元小城镇既内涵生产功能，又具备生活服务、休闲、科技、文化功能，彼此独立且宜业宜居，这样大成都就在空间上成为了一个极富生命循环能力的有机体。

（二）打破行政区划的桎梏，跳出成都市域限制，在更广范围内，站在成都平原、四川全省乃至西部的视野，统筹规划生态环境的保护与改善。

　　成都的天空与四川以及更广的范围是相通的，要做好成、德、绵、乐、雅一体经济带以及成德同城化的工作。

通过加强高层统筹，以成都市为主，周边区域市州参与的成都中心城市建设协调机构，加强互利互惠的有机互动合作。

要加强成都平原城市群之间的区域联动，进行生态功能修复和环境治理，打破行政区域划分对环保的阻碍。

成都的环境治理仅依靠成都无法完全解决，需通过四川省解决城际环保联动的问题，由省上对成都周边各市州给出一致的环保红线、生态红线、生态标准，省人大要协调各市州人大进行严格的环保立法。

同时，生态建设纳入执政者政治考核的重要指标和红线。

　　生态建设并不是孤立于经济发展和产业发展之外独立运行的体系。

它与成都乃至四川省的产业结构调整和产业转型升级有密不可分的联系，要加快构建绿色产业体系，加快推进产业转型升级，根据自身资源禀赋和比较优势，发展低碳和循环经济，形成能耗低、污染小、科技含量高的产业结构和生产方式。

生态发展水平是产业发展水平的一把标尺；要以生态红线引导经济发展，大力淘汰落后产能、高耗能、高中污染产业，大力发展环境友好型的绿色产业。

在发展过程中，要打破行政区域之间的壁垒，四川省要协调成都及周边市州按照同一生态和环境标准进行经济发展和产业发展，同一标准进行对环境破坏的约束。

成都要主动加大资源投入，帮助周边市州发展绿色产业和绿色经济，形成中心城市及周边城市群的可持续发展。

　　（三）重新调整现有产业布局，统筹成都市域内外的产业分布，按照环境容量和资源条件，科学有序发展三次产业。

　　国家中心城市作为区域经济的发展龙头和指向标，要积极推进属地区域产业经济的集群发展，充分发挥国家中心城市的能动作用和辐射带动功能，以产业链和供应链为纽带，合理布局区域产业基地，整体提升区域发展水平。

当前，我国正在积极推进“一带一路”和长江经济带建设。

在“一带一路”战略中，成都处于丝绸之路经济带、南方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的重叠覆盖区域，是连接“一带一路”的枢纽与咽喉，是国家向西开放的重要支撑。

因此成都要继续加快基础设施建设，尤其是立体交通、现代轨道交通和智慧交通体系的建设，提升要素流通效率，打通资源流动的重要关节。

　　成都要加快构建现代产业体系和绿色产业体系，优化和调整现有的城市经济结构、产业结构，进一步提升成都的城市经济实力。

成都建设国家中心城市需要进一步加快西部经济中心建设，调整优化传统行业，进一步提高产业层位；同时加大二、三产业的相互融合，加大研发创新投入，提高研发的价值比重，大力发展服务业、尤其是生产性服务业，加快制造与服务的协同发展，推动商业模式创新和业态创新，促进生产型制造向服务型制造转变，全面提升成都产业经济的整体竞争实力和创新发展能力。

搞好中国西部科技中心、创新中心、金融中心建设，加强科技与经济的结合，加快金融与产业的融合，通过发展电子信息、新能源汽车等优势产业和轨道交通、航空航天、生物医药、智能制造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全力提升经济综合实力和竞争力，提升参与国内外分工协作和带动区域协同发展的能力，进而实现成都打造具有较强国际竞争力的中西部先进制造业领军城市、高端服务功能集聚的全国服务业核心城市和辐射带动作用明显的多区域经济合作核心城市的城市经济发展目标。

　　同时，要通过产业层次的合理分布，注重带动成都周边区域的产业协同发展和转型升级。

在做好硬件环境和产业经济科学合理安排的同时，一定要花大力气，做好软环境建设与改善，包括国际化的法制环境建设、国际化的语言服务能力和环境改善，国际化的医疗服务条件，国际化的教育服务等等。

　　（四）打破传统思维的桎梏，站在更高层次，统筹历史文化资源，将成都市域内外的历史文化资源，以联盟+公司的方式对社会和市场开放。

　　城市实力靠经济，城市品位靠文化。

文化是国家的软实力，文化是城市的灵魂，国家中心城市的文化力量是城市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成都建设国家中心城市需要成都对其固有、特有的城市文化、城市精神、城市风貌等进行梳理、挖掘、传承和创新。

成都历史悠久、文化灿烂，自古就有“天府之国”“蜀中江南”“蜀中苏杭”的美誉，成都是中国著名的古城，也是丝绸之路的重要起点，成都是美食天堂、戏剧故乡、文化之都、休闲之邦。

成都的饮食文化、三国文化、宗教文化、水利文化、方言文化、戏剧文化、丝绣文化等在全国都具有很大的影响力。

成都国家中心城市的建设需要成都增强自身文化的自觉和自信，依托传统历史文化资源，以产业联盟+公司的方式整合全球优秀文化创意资源和理念，加快优化、推进一批高水准博物馆、图书馆、剧场、文化街区的建设；培养一大批文化创意人才，加大有质量、高水平文化产品的供给，打造城市文化品牌，建设世界文明交融和多元文化的交流中心、加快世界文化名城的建设，提升和打造与国家中心城市相适应、相匹配的文化软实力。

　　未来成都的城市街区和建筑打造，将在规划建设中融入古蜀文化、水利文化、丝路文化、三国文化、藏羌文化等传统元素，让市民“记得住乡愁”。

以市场化方式将三星堆、金沙、草堂、武侯祠、三苏祠、峨眉、青城山等有机链接，以联盟+公司的方式实现成都周边文旅资源效用最大化。

　　（五）加强法律法规体系建设，科学制定一系列有利于生态环境保护、有利于成都中心城市建设与发展的法律法规。

创造一切有利于生态环境建设和保护的软硬环境条件。

　　生态文明建设从根本上要靠制度保障，要推广环城生态区立法保护做法，切实加强对生态空间的立法保护，严格实施资源环境生态红线管控，划定城镇发展边界；从资源产权、资源有偿使用和生态补偿等方面入手，加快构建产权清晰、多元参与、激励约束并重、系统完整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坚持源头严防、过程严管、违法严查，实施最严格的生态环境保护制度，强化政府、社会、市民的环境保护责任意识，形成推动绿色发展的激励和约束机制。

　　在城市发展规划、各类园区规划中要把生态发展规划作为重要组成部分，生态用地占比应不低于50%。

在发展设计生产园区和生活区域时，应保留生态机理，在产城单元中，合理规划生态、生产和生活“三生”空间，坚持运用生态的办法解决生态问题。

要持续增加生态产品有效供给，加快修复“山水田林湖”生态本底，深入实施水生态系统2025规划，积极开展水生态文明试点，坚持生产、生活、生态用水“三水共治”，加快建设以“六湖八区”为主体的环城生态区，加强城市水功能体系的重构，打造“六河贯都、百水润城”的水灵成都。

同时，要通过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加大环保执法力度，深入开展大气污染治理，持续改善空气质量，进一步减少重污染天气。

要加强土壤污染分类分级管控，推进污染土壤治理修复。

深入实施“增绿添木”工程，巩固两山生态屏障，系统规划打造一批城市森林公园、城市中央公园、城市生态公园，完善市域绿道体系和城市绿地体系，大幅度提高绿化覆盖率和森林覆盖率红线标准，再现“城在林中、城在绿中”的景象，让成都的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

　　五、结束语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最伟大的梦想，即我们所谓的“中国梦”，基本内涵是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

国家中心城市是支撑各地区区域经济发展、进而协同推进中国经济社会整体发展的支撑。

因此，成都国家中心城市建设既是历史使命担待，也是国家期待。

成都应在既有的经济、交通、文化、科创等方面的优势基础上，根据自身的资源禀赋和生态容量，找好自身定位和发展路径，形成独有特色和功能，努力成为全球有代表性的城市样板之一。

成都国家中心城市建设，应借鉴国内外世界中心城市经济与社会协调共进发展的经验，在巩固经济建设的同时，也应加快推进城市生态建设，深化资源经济模式向绿色经济模式转变，宜业宜居、生态文明、国际现代，让生活在成都人们心静则生态田园，动行则家国天下。

如果说，中国改革开放前几十年的成就最突出的主要看沿海，未来之中国变革发展就应该看成都、看四川等广大中西部区域。

　　一个舰队的航行速度，取决于最慢的那艘船。

一个国家的发展，表现在她是否取得了最均衡的进步。

成都国家中心城市的建设，无疑将推动西部中国乃至整个国家全面小康社会的实现。

这是一个庞大的巨系统又超越系统性的伟大实践，是全民主动和被动参与的一项连续性、持久性、互动性极强的共谋，就像手指和琴弦的关系，彼此互动和谐了，才有美妙的乐章。

所以，中心城市建设的时间表不能仅仅掌握在领导者手中，要充分遵循循序渐进的科学规律，要有一系列智慧资源的支撑，更要充分依靠并发动人民群众广泛参与。

只有人民满意了，历史检验合格了，才能基本证明，成都国家中心城市的建设取得了成功。

城市发展人本化。

对于城市现代化而言，人既是实践主体，也是受益主体。

在城市现代化的早期探索中，人们更加关注经济、文化、社会和科学技术发展。

随着时代进步，人的因素越来越受到重视。

20世纪70年代，西方发达国家开始步入“后现代社会”，城市发展重心也由促进经济增长逐渐转向提高人民生活水平。

联合国的人类发展指数（HDI）、千年发展目标（MDGs）和最新颁布的《改变我们的世界：

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SDG），均将实现人的发展列为首要目标。

　　城市建设生态化。

随着环境污染和气候变化加剧，可持续发展理念日益深入人心。

20世纪90年代以来，人类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