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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合研究方法的方法论研究策略及应用

混合研究方法的方法论、研究策略及应用

——以消费模式研究为例

朱迪

2012-12-1914:

04:

41　　　来源：

《社会学研究》（京）2012年4期

　　【容提要】近年来，定量定性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在社会科学中广泛应用，但鲜有研究注意到其方法论含义并科学地选取研究策略。

事实上，学术界对于定量定性方法的结合仍有争议，而且不同的结合方法背后的本体论和认识论的含义也不同，对于研究结论的意义和作用也不同。

本文以中产阶级消费模式的研究为例，详细阐述了该研究使用混合研究方法的原因、目的、方法论、具体研究策略及其应用。

文章使用定量和定性的研究发现说明了混合研究方法如何丰富和深化了研究结论，如何以具有代表性的样本为背景挖掘了消费生活的复杂性和多面性。

　　【关键词】方法论/定量定性混合研究方法/多元对应分析/访谈/消费

　　一、引言

　　基于消费模式的变迁所反映的社会结构的转变以及对社会生活各方面的影响，学术界和市场研究都表现出对中国消费文化和消费者行为的浓厚研究兴趣。

近年来，国学术界在消费模式的研究中开始重视定量和定性方法的结合（红娥，2006；周晓虹，2005；王建平，2007；卫华，2007），一般包括收集调查数据和个案访谈，有的还包括参与式观察。

然而，在这股潮流中，很多研究并未充分说明为什么要使用混合研究方法或者所蕴含的方法论含义：

定量或定性指的是数据收集方法还是分析方法？

客观观察到的调查数据是否“可以”与主观建构的数据相结合？

很多研究也未详述具体使用的研究策略，是定量数据主导还是定性数据主导？

是为了研究结论的完整互补还是更加深入，抑或是为了检验研究方法的有效性？

　　事实上，学术界对定性和定量方法的结合仍有争议，而且在不同的结合方法背后，本体论和认识论的含义也不同，对研究结论的意义和作用也不同。

本文将以中产阶级的消费模式为例展开讨论。

研究的主要目的是揭示中产阶级的消费行为特征及其中蕴含的消费倾向和动机。

在这里，消费倾向是指购买和使用某种物质产品或服务的独特的或主要的原因，它暗含在人们对自身消费行为的解释中。

本文定量数据来自2003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

但只用定量分析不足以揭示消费模式的复杂性和丰富性，因此作者于2008年又对的中产阶级做了30个访谈。

为使得研究发现更加深入和丰富，本文采用一种以定性数据为主的、定量和定性相结合的研究方法。

本文的结构如下：

首先讨论混合研究方法的一些争论，其次说明本研究使用混合研究方法的目的、研究策略和数据来源，然后分别阐述对两种数据的分析方法和简要的研究发现，并在此基础上，讨论这种混合研究方法如何有利于更好地理解中产阶级的消费模式。

　　二、关于混合研究方法的争论

　　如柏森（Pawson,2008:

120）所总结的，研究者将定量和定性方法进行结合的主要原因是社会是多面的、多层次的、多视角的，这种观点得到了社会科学研究者的广泛接受。

因此，学术界需要那些能够融合各种形式的材料和证据并整合当前多种研究视角的研究方法。

基于这种哲学观点，研究者针对具体的研究目的将这两种方法以不同形式相结合，并根据不同的理论原则为这种方法论辩护。

布莱曼（Bryman,2008:

91－92）曾对一些期刊论文进行研究，发现大多数融合定量定性方法的研究是为了“强化”（使用定性或定量方法收集更多数据来增强定量或定性方法的研究发现）、“完整”（既使用定量方法也使用定性方法会使得研究的解释更为全面）以及“三角测量法”（综合定量和定性方法对研究发现进行三角测量，这些发现之间或许可以相互确证）。

　　但是，传统观点认为，定量和定性方法的本体论和认识论互不相容，因此二者之间有不可逾越的“鸿沟”，这使得定量定性相结合的方法常常受到挑战。

表1列出了定量和定性方法在认识论和本体论上不同的倾向。

习惯上，定量方法与客观主义相联系，通过收集“客观的”观察资料来理解这个世界；而定性方法与建构主义相联系，致力于发现意义和解释以及动机和目的。

　　然而，定量和定性方法之间的区别并不会带来二者相结合的研究方法的无效。

如布莱曼（Bryman,2001）强调，就认识论和本体论来讲，研究方法比研究者通常认为的要更加具有“流动性”。

例如，定性研究很可能与经验主义和现实主义结合，通过可观察的现象并联系在的结构和机制来解释世界；定量研究也可能与解释主义和建构主义结合，来发现那些为人们的行动提供倾向的意义、动机、解释和规则。

　　对此，博格曼做出了更为系统的论述，建议在混合研究方法的应用中“混合”不同的数据收集和分析方法，而不是“混合”边界模糊的定量和定性方法，给研究者们提供了一种全新的视角。

博格曼（Bergman,2008:

14－15）认为，传统的关于定量和定性方法的分工应当被抛弃，而且建立在此基础上的混合研究方法的前提也是错误的。

事实上，每一种定量或定性方法的实践都相去甚远，也很难为整个定量或者定性方法大家庭总结出彼此区别的特征。

基于此观点，博格曼（Bergman,2008:

17）建议了混合方法研究中的两个主要原则。

一是区分“数据收集方法”——比如，无结构式口述访谈、建立在封闭式问题上的调查研究，和“数据分析方法”——比如定性的容分析、福柯式的话语分析、定量的容分析、结构方程模型等。

第二个原则是，研究者可以根据具体的研究问题、理论和目标选择不同的搭配来理解他们的数据。

有鉴于此，研究者是在处理客观现实还是建构起来的现实、是在做假设检验还是探索性的分析，都与数据是通过统计调查或其他什么方法收集的无关（Bergman,2008:

16）。

　　当然，完全打通定量和定性方法之间的区隔不免有些极端，因为数据收集方法所传达的本体论和认识论观点会对数据分析方法有一定的要求。

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专家都提醒，在使用计算机辅助软件分析定性数据时，横剖式的编码要与变量分析的定量逻辑区分开来。

如梅森（Mason,2002）认为，要达到定性数据每一部分之间高度的一致性是不可能的，并且定性数据所反映的复杂的社会过程和机制也不应该被缩减到一个静止的或简单的变量，所以编码形式和分析方法可能会在不同数据上有变化。

本文也持类似的观点，因此在处理定性数据时使用了多种分析逻辑和分析方法。

但是，将客观分析的方法应用于定性数据毫无疑问是可行的，而且已经在社会科学中得到应用，比如对被访者的年龄、收入等人口特征的分析以及对被访者的语言构成的分析，后者在本研究中尤其重要，下节将有进一步的解释。

　　总的来说，布莱曼和博格曼的观点非常富有启发性。

他们不仅为混合研究方法提供了比较一致的辩护理由，也增加了混合研究设计的可能性。

关于混合研究方法的争论也提醒了研究者，应当根据研究目的、数据类型甚至研究者的资质选择一种合适的策略来系统地连结数据及合适的数据分析方法。

　　三、研究策略和数据来源

　　本文研究有关中产阶级的消费模式。

很多现有研究中隐含的或理所当然的假设是，西方文化、①跨国公司在这场“消费革命”中发挥了主导作用，而中国消费者都不同程度地“受到了”西方文化的“辐射”或“影响”，因此“消费主义”在中国得到了发展。

然而，消费文化的扩散机制是不是简单地从西方辐射到和发展中、全球化的结果是否就是全世界被同质为西方文化？

事实上，很多民族志和社会学的研究证实，全球化从来不是一种单向的力量，而是各种力量参与的“竞技场”（Jackson,2004）。

本土文化也从来不是被动的接受者，而是能够与外来文化互动甚至改变它（Watson,1997;Miller,1998）。

同时，现有研究片面关注消费主义的兴起，然而“消费主义”是产生发展于西方、直至今日西方学术界仍有争论的一个名词，并且也缺乏实证证据证明中国新出现的消费倾向与“消费主义”或“享乐主义”是同质的。

　　另外，正如现有文献所强调的，中国的“新富”和“中产阶级”非常热衷于炫耀性消费。

昂贵的礼物是显示个人支付能力的一种方式（Wong&Ahuvia,1998）；只要是进口的，无论奢侈的还是普通的商品都具有某种符号价值（Zhou&Hui,2003）。

但是，“个人的取向”，即出于身体和精神需要而购买的动机，常被研究中国消费文化的学者们所忽略。

本文将采用一种动态的、互动的理解全球化的观点，使用定量和定性相结合的方法，以期对消费模式和消费倾向提供更为恰当的分析。

　　定量分析可以使用具有代表性的样本来描述中产阶级的人口特征和消费模式，定量数据的图表尤其可以非常直观地展现消费模式的特征及其如何与社会经济指标相联系。

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03）②包含了有关人口特征和消费行为的一些变量，能够完成这两个任务，也节省了数据收集的精力。

　　但是，在CGSS2003中，有关消费行为参与的变量非常有限，不能充分揭示中产阶级消费生活的复杂性。

定量分析也难以获得主观的解释、个体之间微妙的区别以及消费行为如何被具体的文本所塑造等信息。

这三个任务只能由对定性数据的分析来完成。

现有研究片面强调消费的符号逻辑和消费主义的倾向，部分原因是研究者热衷于将社会学的理解强加给消费过程。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伍德沃德（Woodward,2003）建议了一个有效方法，即从行动者的角度来探索消费问题，试图挖掘消费行为的语言构成：

策略、叙述和解释。

本研究借助这种研究路径，考察中产阶级对消费选择和行为的解释中暗含着怎样的辩护理由，由此建构出有关消费倾向的性质和程度的结论。

本研究收集定性数据的方法主要是半结构式访谈。

　　本研究始于定量数据的分析，然后进行访谈和分析。

本研究使用混合研究方法的主要目的，是强化和深化研究发现并使用定性数据进一步探索相关结论。

定量分析能够产生初步的结论和一些分析的结构，而定性数据是丰富的和深度信息的主要来源，将产生研究的主要结论。

这是一种以定性数据为主的策略。

根据布兰嫩（Brannen,2008:

57）对大量混合方法研究的分析，该策略被很多社会科学研究者使用。

这种研究策略也类似于梅森（Mason,2006:

3）所总结的“定性取向的混合研究方法”，不过本研究的定量分析比梅森假设的只使用一些定量文献资料要复杂。

在梅森（Mason,2006）看来，这种策略有利于以较大规模的客观样本为背景来理解研究对象；它以定性的方法论逻辑为主导，能够减少定量和定性方法之间的“本体论鸿沟”所带来的风险，也避开了产生一种“混合”解释的挑战。

因此，混合研究方法的哲学陷阱给本研究带来的威胁较小。

　　在文化资本和消费文化研究领域，广泛应用的研究方法是调查数据的多元对应分析（multiplecorrespondenceanalysis，即MCA）结合定性访谈数据的分析。

这种方法自布迪厄（Bourdieu,1984）开始受到拥护，在当代研究中仍然受到欢迎（比如Silva&Wright,2008;Bennettetal.,2009）。

秀娃等研究者认为（Silvaetal.,2009），MCA方法提供了一种描述社会的“关系性”（relationality）的途径——在调查数据的使用中没有预设任何有关“因变量”的分布；对座谈会和定性访谈的分析可以进一步论述MCA所揭示的区分和整合的形式，深化我们对意义和行为的理解。

另外，采用MCA分析也出于实际情况的考虑。

在CGSS2003中，有关消费行为参与的变量为定序变量，本研究尝试了因子分析和主成分分析，然而这些定序变量显著地呈偏态分布，所以本研究只能求助于多元对应分析。

根据以上的方法论讨论和现有消费文化研究的式，本研究将应用MCA于调查数据、应用定性分析于访谈数据。

　　本研究对中产阶级的定义主要关心的是社会分层如何区分生活方式和消费。

在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建立在生产关系基础上的阶级是区分消费行为乃至其他很多领域的一个重要结构，③这得到了很多社会学家的认同（培林、翼，2008；欣，2007；友梅，2005）。

本研究的定义主要建立在职业基础上，中产阶级指的是CGSS2003中的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的负责人（包括私营业主）、中级和一般机关干部、专业人士及技术人员。

都市定义为、、天津三个直辖市的城市地区。

根据数据，中产阶级占都市总人口的约14.8％，④约占都市就业人口的26％；在都市中，中产和非中产没有显著性别差异，中产阶级年收入集中在1万至6万元之间，只有5.8％的中产阶级年收入超过6万元，接近52％的中产阶级的教育程度为全日制大专及以上。

　　关于定性数据，作者于2008年在访谈了29位中产阶级成员，在2007年做过一次试探访谈（pilotinterview）。

⑤访谈主要关注消费的三个领域，即日常消费、品味（对消费品和活动的偏好）和物质文化（具体理论框架可见朱迪，2012，这里不再赘述）。

访谈的结构如下：

（1）与行为和社会规相联系的日常消费，包括购物频率、地点、支出类型、家族购物、为父母子女及他人的消费、赠送礼物、消费中的社会互动，以及代际差异。

（2）品味，即对消费品和活动的偏好，关心的是品味在中产阶级中的分布，中产阶级如何在个人品味的基础上做出有关品味的判断，以及如何对自己的品味做出辩护。

（3）物质文化，主要指物质产品的处置、物质欲望的性质和程度、维持物质欲望和收入之间平衡的策略。

（4）消费行为的变化及都市效应，关心的是消费行为在生命历程中的变化及居住在对消费行为产生的影响。

（5）焦虑和困境，关注的是消费中的焦虑、矛盾和压力，以及消费者的策略。

（6）最后，人口特征作为背景信息，包括职业、住房、家族、迁移、年龄和收入（包括工资收入及其它投资、经营等收入）。

与定量分析对中产阶级的定义一致，访谈对象的选择也建立在职业的基础上，包括私营企业主、经理人员、专业人士和公务员，同时考虑了职位的级别和雇主的规模。

在样本选择过程中，本研究特别注意避免研究者所熟知的人，并希望选取的样本覆盖尽可能广泛的人口特征。

这种样本选取策略旨在避免样本局限在某个特殊人群而导致结论的偏差，并非追求概率抽样的普遍性或代表性，正因为如此，本研究对定性分析的结论使用的是理论推广而非经验推广（详见后文）。

　　被访者的年龄在27至60岁之间，11位为出生于的本地人，15位为男性，分散于诸多行业，单位性质既有国有也有非国有部门。

年收入集中于5万至20万元之间；收入的性别差异显著——更多的女性年收入为5万至20万元之间，而更多男性的年收入为20万元以上。

　　四、城镇人口的消费模式地图：

“节俭—适度型”和“奢侈型”

　　调查数据中有一系列关于社会和个人活动参与的变量，本研究选择了六个有关购买和使用物质产品和服务的变量来测量受访者所表现出的主要消费倾向的性质和程度。

数据中原始的变量数值标签是同意度量表。

⑥但是在解释研究发现时使用这些“符合程度”的标签有些语焉不详，因此本研究将变量转化为有关消费行为参与的变量，即

（1）我和我的家人购买“非必需”物品；

（2）我和我的家人过生日或遇上重要节日时去餐馆聚餐；（3）我到较有名气的商店购物；（4）我家拥有名牌耐用消费品；（5）我家使用艺术品装饰家庭；（6）我去专门的体育场馆或健身房锻炼身体。

同时，原始的同意度量表也被转化为相应的频率量表：

1表示频繁，2表示有时，3表示偶尔，4表示从不。

可以看出，这些变量大体上测量一种追求乐趣和舒适的消费倾向。

基本上所有转化后的变量没有改变原有变量的含义，只是第4个和第5个变量在使用频率标签时有些不准确，所以在解释时会稍有调整。

　　对应分析可以看作是主成分分析在定类变量上的应用，该方法考虑的是主成分分析的几何定义而非统计定义（Blasius&Greenacre,2006:

12;Greenacre,2006:

42）。

多元对应分析作为一种非线性多变量分析方法，不像主成分分析那样对变量有正态分布的假设，又可以形象地展示两个以上定类变量之间的关系（Greenacre,2006:

41－42）。

此外，MCA还有另外两个优势。

首先，研究发现的图表展示非常易于解释。

一方面，两个类别之间的距离使得研究者可以推断个体之间的相似程度；另外，每个类别对各个轴的贡献指标可以让研究者进一步解释数据所揭示的模式。

其次，在消费模式地图做出来之后，可以加入补充变量，将消费模式与人口特征联系起来，但不改变原图的系数。

　　本研究使用STATA10.0进行多元对应分析。

进入分析的总共有6个变量，每个变量包含4个定序类别，一共产生24种不同的模态。

分析的结果是在5659个样本的基础上产生了4个轴。

轴1可以解释84.29％的方差，主要惯量（principalinertia）为0.169；轴2可以解释9.67％的方差，主要惯量（principalinertia）为0.019。

因此，轴1和轴2是最重要的两个轴，也说明了这6个变量构成一个量表。

　　图1揭示了城镇居民消费模式的分化。

四种不同程度的参与模式分别聚集在不同空间。

“频繁地”去餐馆吃饭的人也“频繁地”在较有名的商店购物，拥有的家庭耐用品大多为名牌，使用大量艺术品装饰家庭，也“频繁地”去健身房健身。

“有时”参与这些消费行为的人也集中在一个区域，“偶尔”和“从不”也是同样的情况。

⑦

图1城镇居民消费行为参与的多元对应分析，2003年

注：

横轴（轴1）为主轴，代表“节俭—适度型消费模式”；纵轴（轴2）代表“奢侈型消费模式”。

数据来源：

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03；调查人群：

2003年居住于中国城镇地区住户中的15－77岁的男性和女性；样本总数：

5659。

　　根据现有文献，消费模式主要同社会阶层、年龄、收入和居住地区有关。

因此，这些因素被当作补充变量加入了MCA分析，如图2和3所示。

很明显，年龄和阶层⑧两个变量紧密地沿着轴1分布（见图2）。

从左向右，这两个变量按照从白领类职业到体力劳动职业、从年轻到年长的模式排列。

根据分布在轴1左侧和右侧的类别，研究发现区分消费模式的界限大体上可以划在白领从业者（企事业单位负责人、专业和技术人员、中级和一般干部、办事人员）和（半）体力劳动者（商业服务业人员、个体户、农林牧渔水利业生产人员、生产运输设备操作人员）之间、小于36岁的人群和大于36岁的人群之间。

另外，如图3所示，“都市移民”⑨和“都市本地人”⑩的消费模式较接近白领从业人群和较年轻人群，而“其他城市居民”的消费模式较接近（半）体力劳动人群和较年长人群，这体现了都市对人们消费行为的影响。

但是，居住在都市地区的影响不如年龄和社会阶层的影响来得显著。

图2城镇居民消费行为参与的多元对应分析（职业阶层与年龄为补充变量），2003

注：

横轴（轴1）为主轴，代表“节俭—适度型消费模式”；纵轴（轴2）代表“奢侈型消费模式”。

数据来源：

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03；调查人群：

2003年居住于中国城镇地区住户中的15－77岁的男性和女性；样本总数：

3277。

　　因为年龄和职业阶层两个变量沿着轴1紧密地分布而且较少有沿着轴2的纵向分布，可以说年龄和职业阶层是轴1所代表的消费模式的最重要影响因素，又因为轴1是解释最多变异的主轴，因此可以说年龄和职业阶层是区分城镇人口消费模式的最重要因素。

通过考察每一种模态对两个轴的变异所做的贡献，（11）轴1主要被“偶尔”和“从不”两种模态所解释，二者的贡献分别占35％和36.5％，因此轴1大体上可以被描述为一种“节俭—适度型消费模式”，较年长、（半）体力职业阶层的人群和“其他城市居民”较为节俭，而较年轻、白领职业阶层的人群和都市居民则更经常参与多种消费行为（适度消费）。

　　收入是区分轴2所定义的消费模式的最显著因素（见图3）。

沿着轴2，顶端是年收入60000元及以上，再往下是年收入30000元至60000元；其他收入组集中于轴2的底端，但是年收入5000元至10000元和年收入低于5000元两组也沿着轴1分布。

高于60000元的收入组尤其接近“频繁地”去餐馆吃饭、“频繁地”在较有名的商店购物、拥有的家庭耐用品大多为名牌、使用大量艺术品装饰家庭、“频繁地”去健身房健身。

相应地，30000元至60000元之间的收入组接近“有时”参与这些消费行为，而其他收入组更接近于“偶尔”或“从不”参与这些消费行为。

“偶尔”和“有时”模态的位置则十分有趣，这些点接近于白领职业、小于36岁、居住于都市地区以及年收入在10000元至60000元之间。

这一区域反映了都市年轻中产阶级消费模式的重要特征——有一定的追求乐趣和舒适的欲望，但受收入和较高生活成本的限制，物质欲望和购买力之间存在紧。

对轴2来说，主要的贡献来自于“频繁地”参与这些消费行为的模态，占53.1％，由于轴2同收入有着紧密关系，该发现反映了一种在富裕群体中更为显著的追求快乐和舒适的消费倾向。

可以推断，轴2代表的是一种“奢侈型消费模式”：

较富裕的群体更频繁地选择昂贵的、高质量的物质产品和服务，中等收入群体只是有时或偶尔参与这种消费模式，而较贫困的群体则趋于节俭型消费模式（沿着轴1分布）。

图3城镇居民消费行为参与的多元对应分析（收入与居住地区为补充变量），2003

注：

横轴（轴1）为主轴，代表“节俭－适度型消费模式”；纵轴（轴2）代表“奢侈型消费模式”。

数据来源：

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03；调查人群：

2003年居住于中国城镇地区住户中的15－77岁的男性和女性；样本总数：

5007。

　　定量分析表明，在城市人群中存在一定程度的追求乐趣和舒适的消费倾向，从中我们得到以下启示：

（1）年龄和职业阶层是区分城镇居民消费模式的最重要因素，出生于70年代及之后的人群更广泛地参与追求乐趣和舒适的消费活动，可能其与成长的社会背景有关，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我国近30多年来的巨大社会变迁。

（2）就消费模式来讲，白领阶层和（半）体力劳动者之间的区别比白领阶层部的区别更为显著，尤其是职业中产（企事业单位负责人、专业和技术人员、中级和一般干部）更频繁地追求乐趣和舒适的消费行为，体现了其较高的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

（3）居住在都市地区对消费行为的影响明显：

消费模式的主要区别在都市居民和其他城市居民之间，而非都市移民和都市本地人之间，可以推断出移民的品味和生活方式在迁入都市后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影响。

（4）相对于年龄和职业，收入对消费模式的区分起了次要作用，该发现说明消费/品味不仅仅是种经济行为，也为社会文本和生活方式——或布迪厄所言之“惯习”（12）——所塑造。

　　分析也发现，虽然一种追求快乐和舒适的新的消费倾向有所发展，但节俭—适度型消费模式在城镇居民中仍然占主导地位，这反映了我国还并不富裕的经济发展程度以及传统价值观的影响，更重要的是暗示了城镇居民在物质欲望和购买力之间有意识的取舍。

　　五、品味的辩护和消费倾向

　　定量分析让我们对城镇人口的消费模式有了总体上的了解，得到一些关于城镇居民消费倾向的发现，也进一步坚定了将职业作为社会分层主要依据的信心。

但其实我们对“追求乐趣和舒适的消费倾向”这一研究发现的建构仍有疑问。

中国人在消费中到底是追求“自我导向”的舒适乐趣还是“他人导向”的地位炫耀？

“乐趣”和“舒适”的含义是什么？

在传统文化强调“奉献”、“节省”的社会背景中，这种新的消费倾向是否具有合法性？

显然，这些问题的最佳答案来自能够挖掘主观解释和分析潜在问题的访谈数据。

另外，定量分析只是显示了消费模式在年龄上的差异，在无法获得时间序列数据的情况下，定性分析也是判断这种年龄差异是否可以理解为受到社会变迁影响的代际差异的一种有效途径。

　　本研究将30个访谈转录为文本之后，使用Nvivo7.0辅助分析。

分析基本上经历了四个阶段：

编码、关联编码、建构结论/观点以及验证结论。

数据主要通过文本的、解释的和反身性的逻辑进行解读和分析。

大多数编码为横剖类型。

一方面，文本分析可以得到有关消费模式、主观解释和社会文本的信息；另一方面，解释的和反身性的逻辑能将客观观察与社会文本相联系并考虑研究者的角色作用，可以克服文本分析的质量取决于数据是否真实的局限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