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宏伟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创新与实践探索.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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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宏伟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创新与实践探索
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创新与实践探索
李宏伟
主讲人简介：
李宏伟中共中央党校马列教研部教授
十八大会议后，生态文明建设成为“五位一体”战略布局中的重要组成，因此当下首先应该明确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具有怎样的特点？
此前我国提出过可持续发展的战略，也一直把环境保护作为基本国策，十七大报告中也提出过生态文明，那么从“十七大”到“十八大”经历了怎样的演变过程？
我党对此问题的认识进行了怎样的深化？
如何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以及如何在实践中落实？
以及在这个过程中仍然存在的问题。
今天，我们来共同探讨在当代中国生态文明建设有怎样的实践路径。
从时间这一纵向的角度看，文明起源于农耕文明，在对大自然进行改造的同时人类也获得了更多的物质财富，靠耕作维持人类生存，在此基础上也产生了各个国家，包括中华文明的诞生。
中华文明的传承在世界上是一个奇迹，上下五千年的历史没有发生断裂，与同时诞生的古巴比伦文明、古埃及文明相比我们感到自豪。
正是由于中华儿女对文明的贡献使得中华文明得以生生不息，代代相传。
近代以来进入的工业文明时期，更让我们感到振奋，人类的生产力水平大大提升。
不再是简单的农耕生产方式，而是机器化的大规模生产，享受更多的物质文明财富。
然而，伴随着工业化大生产所伴生的环境问题一直没有得到解决。
工业文明赖以存在的能源——煤、石油、天然气被大规模开采，它们的生产过程中产生了大量的污染，人类实现了巨大的转型，然而这种转型是黑色的转型，所以人们迫切的期待绿色转型，把人类带入生态文明时代。
我们依赖的能源将不再是不可再生能源，取而代之的是太阳能、风能等清洁能源，在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上也会发生巨大变革，以实现生态文明新时代的美好愿景。
但这种顺应人类文明进程的必然要求，对于每一个国家来说，并不是轻易、自觉地实现。
我国提出生态文明建设，是我的党的理论自觉和把握，但更多地是，在发展过程中出现了很多问题，也面临很多挑战。
所以也是一种倒逼，一种迫不得已采取的措施。
生态文明到底是什么？
是一种依靠自然、利用自然和保护自然的新的文明形态，同时是对工业文明和农业文明的一种超越。
这种超越强调人类要尊重自然并和自然和平相处。
理解它的内涵需要把握以下几个特点，生态文明既不是绝对超越工业文明而不进行，也不是返回到友好的农耕时代。
我们所说的生态文明有一个前提是高度发达的物质生产力；另外我们强调人与自然和谐发展，过去更多强调的是人的发展，对自然是征服的态度，自然被过多的掠夺和剥夺，自然与人类息息相关，自然一旦被剥夺，人的发展就受到限制。
我们现在所追求的是人类发展的同时带动自然发展，实现共生，这就要求我们积极改善、优化人与自然的关系，最后达成人与自然永续发展的目标。
从要素的角度看，生态文明是继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之后的又一种提法。
从五位一体的角度分析，经济建设提供的是物质文明成果，政治建设使我们享受更好地政治文明，文化建设促进精神文明建设，而生态文明的建设更加关注人与自然关系的改善。
在文明体系当中，以上几大文明先后被提出，在五大建设中还有一项社会建设，许多学者认为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都可以归纳为社会文明的范畴，此外还包括民生建设。
因此生态文明建设是各行各业都要积极参与的实践，十八大报告提出“要把生态文明建设融入到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建设当中”，说明它们存在必然联系，经济建设是基础，政治建设是保障，文化建设是先导，社会建设是归宿，生态文明建设是前提。
只有把前提工作做好，才能有效的促进其他方面的建设。
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特点用一句话概括，即在积极推动现代化进程中的生态文明建设。
这与已经实现了工业化国家所提出的“后工业化社会”“低碳经济”，有所不同。
有人质疑，工业文明尚未达到，就提出生态文明是否有些超前？
是否应该在实现了工业化之后再提出生态文明建设？
是否沿袭已经实现工业化的国家所走的“先污染后治理”的道路？
十七大中已经提出过生态文明建设，当时有不少人提出反对意见，认为现阶段提出生态文明建设有些超前。
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虽然我们已经提出了生态文明建设，但并未给予高度重视，反而生态在持续恶化。
如果我们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遥远的将来，那文明的进程也许会被阻断。
无论是发达地区还是欠发达地区，环境污染和生态退化的问题非常突出，因此在关注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建设的同时，也应该关注生态文明建设。
如果前提太弱，会阻碍其它的建设。
通过现代化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把国家文明程度提升，但是由于环境问题越来越凸显，生态退化使人类的生存受到压迫，这种情况下，美丽中国的梦想可能难以实现。
既然污染如此严峻，又有人提出质疑，我们把污染的企业关停，或者转移到其他国家，看似捷径的办法，但实际上不适用。
比如河北钢厂是国家产量最多的地区，也是环境污染最严重的地区之一，比如雾霾严重的十个城市河北占七个，那么有人建议由于河北钢厂产能过剩，何不关停部分钢铁厂？
然而钢铁是河北省的产业支柱，对于全国来讲，我们城市化的过程当中也仍然需要钢铁，高铁、高速、房屋无处不需要，怎一个“关”字能解决的。
又有人建议进口，而我国钢铁生产总量世界第一，占到全球总产量的80%，如果关停了本国的钢厂，我们的进口又来自何方呢？
如何支撑城市化进程中生产需求呢？
因此，关停是不现实的，然而河北的钢厂确实面临产能过剩，需要结构调整的问题。
既然不能全部转移，我们又需要发展，因此要立足自己的发展理念和发展方式的转变。
我们不能像发达国家一样，随着全球化的进程，把污染行业转移出去，中国不能复制这样的道路，因为我们的需求太大，我们仍处于工业化发展阶段，与此同时，我们还承担着全球化过程中转移过来的制造业和加工业，我们为别国提供了净化的产品，却把污染排放留在了自己的国土。
建设生态文明需要立足本国实际，要以资源环境承载力为基础，以自然规律为准则，以可持续发展为目标，达到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的社会目标。
我们需要遵循以下基本原则，首先在理念上奉行生态伦理观、生态价值观，生产过程中实现以生产技术为支撑的绿色生产，
生活方式上推行以低碳为基础的绿色消费。
生态伦理——从哲学的本体论上考察，到底是自然跟人类相比谁更具有可观的优先地位呢？
答案是自然。
自然在人类诞生之前运行良好，而人类的生存却一刻也离不开自然界，马克思在1844年哲学经济学手稿中提出：
“自然界是人类的无机的身体，人类的衣食住行都要不断地跟自然界进行交换。
即我们离不开自然界而存在。
”以往我们更多地是从对人类的有用性去考虑自然的价值，煤可以供人类取暖发电，仅仅这样看待未免狭隘，因为自然本身进行生态系统维护的价值就不能小觑。
自然为我们提供的氧气和生存空间，这些价值可能很难定性地去衡量，但就审美价值来看也不可低估。
过去对于湿地，我们会进行填埋造田，而今作为地球之肺的湿地为我们净化水，提供更好的氧气。
因此，随着人类的觉醒和人与自然的交流，人类正在由浅入深地逐步意识到自然地价值。
如果我们无视自然的价值，人类的价值也难以真正实现。
我们一直关注人类自身价值的实现，这种误解会使我们陷入对自然的征服当中，进而遭受到自然界的报复。
恩格斯曾有一段论述“……美索不达米亚、希腊、小亚细亚以及其他各地的居民，为了想得到耕地，把森林都砍光了，但他们做梦也想不到，这些地方今天竟成了荒芜不毛之地，因为他们使这些地方失去了森林，也就失去了水分聚积中心和储藏库……”这便是大自然对人类的报复。
因此我们要顺应自然、善待自然、把握自然规律，建立伙伴关系，这是方法论上我们应该遵循的。
十八大报告提出“我们要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
”而要把这种理念深入人心、落实到行动绝非易事。
从决策者制度的制定到每个人的行为，我们是否真正有这样的意识？
现实是悲观的。
以土地资源的利用为例，我们更多地是把它作为商品，决策者更多考虑的是如何实现最大的土地附加值，这样的使用从经济学角度看，无可厚非——效益最大化。
但是，成块的土地被消耗之后，粮食安全问题就凸显了，土地肥力差异并不是置换就能解决的。
土地的利用面临很大的挑战，十八大提出了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后，对土地的管理需要强化，有些甚至要上升到法律。
仅仅把土地视为商品肯定是不符合生态文明理念的。
美国有学者认为“只有把土地看作是我们属于的共同体，我们才有可能怀着敬爱来使用它、珍惜它、保护它、尊重它。
”生产过程中我们需要各行各业的创新生态技术来支撑绿色生产，当然技术的进步我们已经看到，食品安全、绿色消费等等。
生态文明跟我们每个人息息相关，跟我们的健康生活方式息息相关。
而在现代化的生活中，似乎我们每个人都被圈到了牢笼中。
比如说每天上班，大部门人不得不选择用车，这在一定程度上剥夺了我们走路、骑车这样锻炼的机会，这使我们很容易陷入现代化的陷阱中。
不健康的生活方式对人类来说是一个可怕的归宿，也给我们提出了警告。
我国在推进生态文明的进程中，经历了如下的演变过程。
改革开放之初，工业化刚刚起步，在大力推进现代化的进程中，资源环境的问题也慢慢出现，20世纪80年代，我们就提出了将环境保护作为我国的基本国策的要求，1979年颁布了《环境保护法》。
但是实际上，对环境问题的关注并没有达到基本国策的高度（当时国内更关注计划生育这一基本国策，大部分地区都比较到位），而环境保护并没有切实有效的贯彻落实。
随着经济发展，特别是1992年邓小平南巡之后，十四大之后，经济发展的步伐加快，经济增长以年10%以上的增长率推进。
这个过程依靠的便是资源的高投入、高消耗，环境却越来越恶化。
由此，我国陆续出台了《大气污染防治法》、《水污染防治法》以及将环保局提高至环保总局最后成为环境保护部，看似重视，然而有效、及时地治理却远远没有实现。
所以矛盾逐渐突出，渗透至其他方面。
在世界上其他国家工业化的推进过程中，也有类似的矛盾。
西方的工业文明进程也经历了一个痛苦的过程（伦敦水污染、伦敦烟雾）。
1873-1965年，伦敦发了12起大的烟雾事件，其中最严重的一起，非正常死亡人数达到4000人，同样在美国多诺拉也发生过烟雾事件，当时的多诺拉是美国的化工重镇，一半以上的人因此患上了呼吸道感染，许多人相继死亡。
在日本，北九州上方，飘荡着彩色的烟雾，并一度认为是工业繁荣的象征，然而为了治理这彩色的烟雾，他们却花费了8千亿日元，耗费了20多年的时间，代价沉重。
诸如此类的重大环境污染事件，在上世纪30~60年代，出现了举世闻名的“八大公害”事件。
近年来，许多发达国家将环境污染转移到其他国家，而从全球的角度看，污染并没有得到治理，有些地区仍在持续的恶化。
“千山鸟飞绝”被用来描述当今很多国家的状况，而明天对于人类是否会出现“万径人踪灭”呢?
我们的未来到底如何?
美国电影《后天》中的情景会不会一步步向人类逼近呢?
我们不禁担忧。
有人说这未免杞人忧天，人类可以通过科学技术的进步来避免灾难的发生，而科学技术又会带来其他方面的问题。
比如，上世纪60年代，美国发明了杀虫剂DDT，顷刻之间害虫被杀死，粮食产量提高，但是它却破坏了原有的生物链，食物链上层的鸟儿没有害虫可吃。
美国生态学家蕾切尔·卡逊对DDT产生的影响进行了研究，发现正是DDT的使用造成了美国的“寂静的春天”。
1962年她出版了《寂静的春天》一书，却在美国社会中形成了截然相反的两派——其中一派认为应该取缔DDT的使用，而另一派以农药厂商为代表却不赞成，认为DDT是曾获诺贝尔化学奖的代表人类科技进步最高成果。
此后，肯尼迪政府派出了联邦调查委员会，对DDT进行了最研究，证实《寂静的春天》所述为客观事实，从而取缔了DDT杀虫剂的使用。
《寂静的春天》唤醒了人们的环境觉醒认识，在美国社会中诞生了第一个环境NGO组织，到今天仍然发挥着不可替代的巨大作用，他们与专业团队联合，作为意见领袖进行发言。
1967年，美国政府部门中诞生了环保署（EPA，environmentalprotectionagency）。
1987年，世界环境和发展委员会提交至联合国的报告——《我们共同的未来》中认为，必须推行可持续发展——既要满足当前人类的需求，又不能削弱子孙后代满足需求的能力。
关注的不仅是当代国家之间发展的公平性，同时关注代际之间的公平性。
这个理念在国际社会得到认同，进入到许多国家的发展战略中。
我国在20世纪90年代，十五大报告中明确提出“我国是人口众多、资源相对不足的国家，在现代化建设中，必须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
”在环境法律的制定中也进行了探索。
目前国家科技部下属的21世纪议程中心，也管理着可持续发展实验区的创办。
十六大报告中，进一步将可持续发展作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四大目标之一”提了出来，提出了“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要求。
生态良好也是文明发展中不可或缺的因素，特别是生产发展、生活富裕之后，老百姓对生态良好有了更强的期待。
为此，我们希望可持续发展得到不断的提升。
十七大时，可持续发展被提到了更高的位置——生态文明，并把它定位为现代化建设的目标和任务。
“生态文明观念在全社会牢固树立”也写进了十七大报告中。
然而建设生态文明，实现生产方式的的转变，到今天为止并未实现，而且问题反而更加凸显——GDP增长的速度远不及资源消耗的速度。
虽然我国自然资源分布较广，但人均占有量远不及世界平均水平。
然而有没有一个国家向中国这样依赖各种资源，2010年我国煤炭资源的消耗占全世界消耗量的48.2%，水泥消耗占一半以上，而当年第二季度的GDP达到了世界第二，仅次于日本。
这样的经济结构支撑起来的GDP显然不是绿色发展。
2011年环保部的环境公报数据显示，“江河中有1/4的断面超过劣五类的水体水质，90%的城市河段收到不同程度的污染。
”包括滇池、太湖、巢湖的蓝藻相继暴发。
2011年监测到的330多个地级以上城市中，2/3以上的城市空气达不到2级以上标准。
沙漠化的问题也非常严峻，全国173万平方公里的土地收到沙漠化侵蚀，占国土面积的18%以上。
水土流失的面积是294万平方公里，占国土面积的30%。
全国80%以上的草原受到不同程度的退化。
另外一个问题，我们虽然不作为今天的重点，但是它是生态文明建设中一个很强大的外部压力——气候变暖。
我国CO2的排放占到全球总量的1/4，国际社会给予我们很大压力，要求减排CO2。
我国也尚未提出严格的约束性指标。
大力推行生态文明建设也能有效的改善CO2的排放。
以上是时空压缩背景下我们面临的挑战，时空压缩主要指在发展中国家实现现代化进程所采取的发展战略——赶超战略、跨越式发展，使得我们在短短二三十年时间走过了发达国家两三百年走过的工业化进程。
时空压缩背景下我们的经济发展是令世人瞩目的，而经济的另一面并不乐观——环境污染、社会失信以及其他问题，也是在短短二三十年时间内集中爆发——资源约束趋紧、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环境恶化。
这些问题在发达国家中也存在，但他们通过长期的政策调整、科技进步慢慢得以解决，而对中国短短二十几年中全部凸显，所以压力巨大。
比如，已经渗透在社会领域中，环境群体性事件此起彼伏，环保部数据显示以年均29%的速度递增。
2012年四川什邡、江苏启东和浙江宁波镇海，分别因反对钼铜项目、达标水排海工程和PX项目引发群体性事件，由环境敏感项目建设而引发的群体性事件进入高发期。
这在国外被称为“邻避政治”——邻避效应（Not-In-My-Back-Yard）指居民或当地单位因担心建设项目（如垃圾场、核电厂、殡仪馆等邻避设施）对身体健康、环境质量和资产价值等带来诸多负面影响，从而激发人们的嫌恶情结，滋生“不要建在我家后院”的心理，及采取的强烈和坚决的、有时高度情绪化的集体反对甚至抗争行为。
中国所面临的邻避政治已经不仅仅是环境问题，而已经上升到社会问题，如此发展下去，可能会导致政治问题。
另一个社会现象——癌症村的出现，最重要的原因之一也是环境污染严重。
一直以来，我们高扬着发展的大旗，却忽略了生态成本。
中国环科院做了一个绿色GDP核算报告，测算了2004年的环境污染状况，由于环境污染造成的GDP损失占到当年的3.05%。
代价严重的程度表现在旧债未还、新债又起。
而环保投入又严重不足，去年占GDP的总量为1.4%，与发达国家相差甚远，他们在完成了工业化和转移污染行业之后，仍然有2%~3%的GDP投入。
另外还有环境的不公平、非正义现象，比如煤老板可以买得起十辆宝马车，喝着干净的纯净水，而挖煤工人一辈子未必能坐上宝马车，同时只能喝着受污染的水。
如何让大多数人的梦想实现，如古语讲“鱼和熊掌不能兼得”。
那只能通过十八大提出的“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绝不是让一些人实现小康，而另一些人还在贫困线上挣扎。
首先要让国土适合人类生存，正如十八大报告中所讲“为子孙后代留下天蓝地绿水净的美好家园”，中华民族才有可能永续发展，否则中国梦和民族复兴就是空谈。
回顾历史，我们发现，生态文明这既是党对人类文明形态的历史性把握，同时也是我们的自觉，更是当下必须完成的工作，是消除自然环境威胁必须的应对。
同时也是理论创新，在整体目标上做了策划，进行了战略部署，无论是可持续发展还是两型社会还是生态文明，共同指向都是要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我们的理论也在逐渐完善、逐渐提升、逐渐深化，如何理解他们之间的关系呢？
科学发展观是我党的指导思想，循环经济、低碳发展是实施手段，两型社会是一种制度模式，最后实现的是生态文明的美好目标。
这几种理论并不矛盾。
实现路径有以下几种途径：
（1）加强领导，培育生态文明的观念和意识；
（2）强化措施，落实生态文明的战略部署；
（3）制度建设。
首先谈到观念意识，我们需要尽可能挖掘古今中外的生态智慧。
马克思主义在生态观中提出“异化”，因为生产和自然的矛盾，支撑不起人与自然的友好。
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提出，人与自然必须和谐相处。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进行了深刻批判，认为资本主义中同时存在经济危机和生态危机，这种双重危机正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造成的。
西方资本主义中有“异化消费”“异化时代”的说法，消费过后的废弃物远远超过了环境承载力，造成了生态危机。
所以资本主义制度下很难实现，只有建设生态的社会主义方能实现生态文明。
当今，中国在大力推进市场经济的过程中，资本主义的路径无可避免，也需要用资本刺激生产和消费，加上我们承接了世界其他国家的加工制造，这个过程中从生产到消费的异化现象也存在于中国。
我们应该用古代留给我们的生态智慧来解决现实问题，古人说“天人合一”、“众生平等”、“取之有时、用之有度”、“劝君莫打三春鸟，子在巢中望母归”等等，可见一斑。
但现实又让人感到悲哀，公众缺乏生态意识，学者哈丁在《公地的悲剧》中设置了这样一个场景：
一群牧民一同在一块公共草场放牧。
一个牧民想多养一只羊增加个人收益，虽然他明知草场上羊的数量已经太多了，再增加羊的数目，将使草场的质量下降。
牧民将如何取舍？
如果每人都从自己私利出发，肯定会选择多养羊获取收益，因为草场退化的代价由大家负担。
每一位牧民都如此思考时，“公地悲剧”就上演了－－草场持续退化，直至无法养羊，最终导致所有牧民破产。
现实生活中，公地悲剧何止草场退化这一项呢？
如何避免呢？
经济学家科斯提出了“科斯定理”——在某些条件下，经济的外部性可以通过当事人的谈判而得到纠正，从而达到社会效益最大化。
十八届三中全会相关部分第一项就是建立和完善“明确自然资源产权的界定”制度。
而其实，生态意识的淡漠、界限的不明确、产权的不明晰以及责任的不明确，就会导致事故一项一项的发生。
虽然矛头被指向政府和企业，其实每个人都是环境责任主体。
环境的改善需要公众参与，前面提到的环境群体性事件看似是公众参与意识提高，实际上正是公众参与能力不强的表现，政府并未搭建公众参与有效渠道。
因此提高公众参与能力是紧迫的任务。
厦门反对PX事件就是一个正面典型。
厦门PX是个化工项目，投资逾百亿，但距离人口密集区过近，有环境污染之险。
从2004年2月国务院批准立项，到2007年3月105名政协委员建议项目迁址，厦门PX事件进入公众视野，6月1日市民集体抵制PX项目，及至厦门市政府宣布暂停工程，PX事件的进展牵动着公众眼球；从二次环评、公众投票，到最后迁址，地方政府与公民百姓，从博弈到妥协，再到充分合作，留下了政府和民众互动的经典范例。
另一个案例是英国牛津低碳经济课堂上的辩论——“是否能在绿带上建房”，由来是牛津大学城的规模增加，原有住房不能容乃，来自牛津市的代表提议应该在绿带上建房，遭到了牛津郡代表的强烈反对，双方展开了激烈的辩论。
至于最后到底能不能在绿带上建房，最终将是公众参与结果所致，在事情发生之前就引导公众参与这才是公众参与的有效渠道和形式。
虽然厦门的PX事件受到一致欢呼，但与英国相比，我们是事后采取措施，我们的公众参与只能是在后端么？
其实按照环境影响评价法的要求，公众参与应该置于前端。
环评的环节中有一个重要的环节就是公众参与，而我们通常是如何做的呢？
以什邡为例，有记者对公众参与的名单进行了回访，发现公众是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同意的。
另外专家的误导作用可能影响更大，以PX项目为例，专家解读说PX项目区应该距离人群100公里以外建设，而国外已建成的项目并非以此为原则，因此问题不是100公里以外，而是在管理和选址上有没有考虑到环境利益的规避和补偿使民众可以接受。
因此专家的误读极有可能造成民众的心理恐慌。
因此还是需要在前端提高公众参与能力，既要政府搭建一个有效平台，又要公众建立一个明确的选择，而不是一味的抗议，政府的补偿机制进一步完善，才能够达到一个良好的结果。
关于第二方面强化措施，十八大中就已经提出，三中全会又进一步强调。
比如：
国土空间开发格局，实施主体功能区战略。
那么如何落实主体功能区的政策、制度如何建立完善？
包括自然资源的产权制度建立、生态红线的划定，都是摆在我们面前的紧迫的基础性工作。
制度的建设对于生态文明的推进是非常必要的，此外资源节约也是当下的紧迫问题，很多城市被列为资源枯竭型城市，如何把有限的资源减量化、再利用、资源化是国家非常强调的。
今年年初，国务院引发了《循环经济发展战略及近期行动计划》，发改委在“十二五”期间有一个示范行动——把过去的试点扩展到示范，在社会范围继续推广。
比如垃圾的处理，国际上采用垃圾焚烧发电的措施达到减量化，然而焚烧带来的二噁英污染问题，造成了垃圾焚烧厂选址难的问题。
如果在源头上进行良好的垃圾分类，就能够大大降低二噁英的排放。
在这方方面我们需要向日本学习，日本有些县的垃圾分类能达到44类，并且每天只回收限定的几种，保障垃圾消解的效率。
我们所说的循环经济应该不仅仅是在企业内部，充分利用资源，也需要企业和企业之间形成链条，一个企业的废弃物成为下一个企业的可用资源。
同时我们更期待形成全社会的大循环，包括垃圾回收利用在内的废物减量化、资源化的利用。
环境保护的重要已经达到共识，但有部分观点总是认为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是冲突的。
如何解决这个问题？
我们以贵阳为例，贵阳的平地稀缺，要开发房地产需要开山，这就是所说的一城之痛、百城之忧。
因此，在十七大报告后，贵阳提出了“走一条生态文明建设”之路，建设生态文明城市。
此后的几年一直致力于这一目标的实现，南定河的改造、湿地公园的建设、基础设施、环境绿带的建设，做了很多努力。
并且承办了贵阳生态文明论坛，今年更是上升到了国际水平。
从而促进了各类生态产品的展销，带动了三产的发展，提升了贵阳的知名度和城市竞争力，实现了生态改善和经济发展双赢。
跟同类省会城市相比，经济增速名列前茅。
另外，贵阳是第一个建立生态法庭的城市，并且率先整合了九个部位的部分职能成立了生态委。
贵阳的例子给我们的启示是，我们不一定要采取先污染后治理，而应该两者同时进行，不能以牺牲对方为代价，两者必须双赢。
总书记在今年政治局第六次集体学习中有一段讲话：
“我们要正确处理经济发展与生态文明保护之间的关系，牢固树立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的理念。
”此外“建设生态文明必须建立系统完整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实行最严格的源头保护制度、损害赔偿制度、责任追究制度，完善环境治理和生态修复制度，用制度保护生态环境”这是对源头、过程、后果整个的生态文明体系的制度完善。
比如政绩考核制度，即把资源消耗、环境损耗、生态效用纳入评价制度，建立体现生态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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