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研报告新常态背景下的宏观经济波动企业家信心及失业率.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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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研报告新常态背景下的宏观经济波动企业家信心及失业率

“新常态”背景下的宏观经济波动、企业家信心及失业率

一、引言

随着我国经济的结构调整及战略转型，“新常态”（NewNormal）成为经济学界越来越流行的词汇。

“新常态”一词最早由美国太平洋投资管理公司总裁埃里安（El-Erian,2012）于2010年提出，意思是指经济不会出现快速V型复苏，而是会出现较长时间的疲软与滞涨。

国内方面，许多专家对中国经济的“新常态”持有不同的意见。

例如，黄益平、苟琴和蔡昉（2013）认为，“新常态”下中国经济增长的趋势将放缓；汪红驹（2014）研究了中美经济的“新常态”后，提出了警示中美经济周期错配继续深化的观点。

当然，也有学者保持乐观的态度，比如林毅夫（2012）认为，全球经济将陷入疲软，而中国则会“风景这边独好”。

综合前期文献的研究，本文认为“新常态”背景下我国经济增速下滑将是大概率事件。

宏观经济一旦发生波动，势必会影响作为社会微观个体的企业家的信心。

国际上已经有很多学者对企业家信心进行研究,如MatsusakaandSbordone（1995）、MourouganeandMoreno（2002）、HarrisonandWeder（2006）、TaylorandMcNabb（2007）等采用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DSGE）论证了宏观经济波动与企业家信心之间的影响，并认为企业家信心具备“自我实现的预期”。

当然部分学者如MehraandMartin（2003）对此持有异议，认为企业家信心与宏观经济波动之间的作用不显著。

但受限于相关数据的匮乏，国内研究企业家信心的学者相对较少。

而对于我国的失业率的讨论，多数学者认为国内历年以来的统计存在若干缺陷。

由于我国是二元经济结构，根据Lewis（1954）的理论推断，我国农村存在剩余劳动力；许多学者基于我国特殊国情做出了贡献，例如王诚（1996）认为我国的真实失业率比较复杂，因为存在隐蔽性失业，并测算出了相应的数值；邹薇，胡翾（2003）等则认为我国的失业率与奥肯定律存在偏离。

那么在“新常态”背景下，宏观经济各种因素将如何影响企业家信心？

企业家信心一旦受到冲击，其心理状态和“自我实现的预期”会不会影响我国居民的就业情况？

如何防范短期的这种风险？

这是关系到我国经济波动及社会安全稳定的问题，因此本研究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及现实意义。

本文的主要贡献为：

其一，研究了“新常态”背景下的宏观经济波动、企业家信心及失业率之间的动态影响及相互的脉冲响应关系，深化了我们对于新环境、新历史条件下宏观经济的认识；其二，在研究宏观经济波动因素时加入房价，使模型更加贴近我国宏观经济的现实，而前期文献很少把房价放入宏观经济波动因素中；其三，在政策指导方面，本文的实证分析为决策者在观察和指导就业方面提供新的视角和思路。

二、实证过程及结果分析

（一）数据的稳定性检验

在实证分析中，为了防止出现t检验失效或者伪回归，数据的稳定性检验是非常重要的。

一般来说，对数据的稳定性检验方法有DF检验、ADF检验及PP检验等，本文采用ADF检验，由于篇幅限制，检验结果从略。

经过检验，可以确定本文中使用的所有变量均为平稳序列，从而保证了模型使用的可靠性。

（二）模型滞后阶数检验

在检验VAR模型滞后阶数p时，一方面要能完整反应模型的动态特性，此时要求p足够大；同时又要防止模型自由度减少与单位根的出现，在应用中必须同时满足这两个条件。

本文中三个模型各自的滞后阶数p检验均采用AIC值、SBIC值、最大似然比（LR）检验等多种方法综合判断，最终分别选择2阶、3阶、2阶。

（三）Granger因果检验

Granger因果检验由诺贝尔奖得主Granger（1969）提出，用于分析经济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

由于检验的概率p值分别为0.01和0.22，因此拒绝“企业家信心不是失业率的Granger原因”的原假设，而接受“失业率不是企业家信心的Granger原因”的原假设。

也就是说，企业家信心是引起失业率的Granger原因，而失业率不是企业家信心的Granger原因，即在99%的显著水平下企业家信心对失业率具有解释作用，从而表明企业家信心会在一定程度上对失业率有所影响。

宏观经济因素对企业家信心之间的Granger因果检验显示：

在99%的显著水平下GDP增速、CPI指数、利率对于企业家信心具有解释作用，在95%的显著水平下房价、M2增速对于企业家信心具有解释作用；在99%的显著水平下企业家信心对于利率、CPI指数具有解释作用，在95%的显著水平下企业家信心对于宏观景气指数具有解释作用，在90%的显著水平下企业家信心对于M2增速具有解释作用。

宏观经济因素对失业率的Granger因果检验显示：

在95%的显著水平下GDP增速、CPI指数、利率对失业率具有解释作用；在99%的显著水平下失业率对CPI指数、利率具有解释作用，在95%的显著水平下失业率对房价具有解释作用，在90%的显著水平下失业率对宏观景气指数具有解释作用。

（四）宏观经济因素与企业家信心之间的脉冲响应结果

脉冲响应图反映了施加变量1个单位的正向标准差对系统内其他变量的动态影响，并且能够反映出内生变量的调整力度、时滞及路径，因此对于政策的效果具有良好的解释能力。

首先，宏观经济因素对企业家信心的冲击结果。

当GDP增速冲击发生1个正向标准差的冲击后，企业家信心的波动十分显著，短期内企业家信心会上升至5个标准差位置，之后震荡回落，说明GDP增速与企业家信心有显著的正向关系；CPI发生1个正向标准差的冲击后，企业家信心的波动较为明显，在短期内会下降至负0.25个标准差位置，之后震荡回升；宏观景气指数在受到1正向个标准差的冲击后，企业家信心短期会下降至负0.18个标准差位置，之后震荡企稳；相比之下房价的波动对于企业家信心的冲击很不明显，房价发生1正向个标准差的冲击后，企业家信心短期上升至0.001个标准差位置，在长期内则不显著；利率的波动对于企业家信心的冲击最为猛烈，当利率发生1正向个标准差的冲击后，企业家信心在短期内剧烈下降至负15个标准差位置，之后震荡回升，这表明利率波动与企业家信心有显著的负向关系；M2增速对于企业家信心的冲击始终在正负0.1个标准差的范围内，反馈不太明显。

从冲击的反应程度来看，利率对于企业家信心的冲击最为明显，并且与企业家信心有明显的负向关系；其次是GDP增速，与企业家信心有显著的正向关系；再次是CPI、宏观景气指数，而M2增速和房价对于企业家信心的冲击的程度均不明显。

其次，企业家信心对宏观经济因素的冲击结果。

当企业家信心发生1个正向标准差的冲击后，GDP增速短期表现为先下调然后又上升，调整幅度在正负1个标准差的范围内；CPI的冲击较为强烈，短期内快速上升至3个标准差的位置，之后震荡回落；企业家信心对于宏观景气指数的冲击也较为明显，在企业家信心发生1个正向标准差的冲击时，宏观景气指数短期内迅速拉升至2.5个标准差的位置，之后震荡企稳；企业家信心对于房价的冲击最为显著，当企业家信心受到1个正向标准差的冲击后，房价短期内快速拉升至10个标准差的位置，之后一直保持在正向水平，说明企业家信心与房价具有明显的正向关系；利率短期内迅速上升至0.7个标准差位置，之后逐渐回落；M2增速短期内快速上升至3个标准差的位置，之后震荡回落。

从冲击的反馈力度来看，企业家信心对于房价的冲击最为剧烈，并且具有明显的正向关系；其次是CPI、M2增速、宏观景气指数，再次是GDP增速、利率。

（五）企业家信心与失业率之间的脉冲响应结果

当企业家信心受到1个正向标准差的冲击时，失业率出现较为明显的负向走势，在短期内下降至负0.5个标准差位置震荡回升；而当失业率发生1个正向标准差的冲击时，企业家信心短期下调至负0.2个标准差位置，之后震荡企稳，波动相对不太明显。

从反馈的力度来看，企业家信心对于失业率的冲击要明显大于失业率对企业家信心的冲击。

（六）宏观经济因素与失业率之间的脉冲响应结果

首先，宏观经济因素对失业率的冲击结果。

当GDP增速发生1个正向标准差的冲击时，失业率短期内迅速下降至负10个标准差位置，然后震荡回稳，这表明GDP增速对失业率的冲击具有显著的负向关系；CPI的波动对于失业率的影响不太明显，在CPI发生1个正向标准差的冲击时，失业率的调整幅度始终在0.07个标准差的范围内；在宏观景气指数受到1个正向标准差冲击后，失业率短期内迅速上升至2个标准差位置，之后震荡回稳；房价受到1个正向标准差冲击后，失业率快速拉升至0.2个标准差位置，之后一直处于正向水平；利率对于失业率的影响最为显著，在利率发生1个正向标准差的冲击时，失业率在短期内快速上升至20个标准差位置，之后才逐渐回落，说明利率与失业率具有显著的正向关系；M2增速则对失业率的冲击效果不明显，在M2增速发生1个正向标准差的冲击时，失业率短期下降至负0.25个标准差位置，之后震荡回升，长期则表现不明显。

从冲击的反应程度看，利率对于失业率的冲击最为猛烈，它们之间具有显著的正向关系；其次是GDP增速，并且对失业率的冲击具有显著的负向关系；再次是宏观景气指数、房价，而M2增速、CPI则对失业率的冲击不明显。

其次是失业率对宏观经济因素的冲击结果。

GDP增速快速上升至0.4个标准差位置，之后震荡回稳；CPI先下降后上升，调整幅度在正负0.3个标准差范围内；失业率对宏观景气指数的冲击相对不太明显，失业率发生1个正向标准差的冲击时，宏观景气指数短期内先下降后上升，调整幅度在正负0.2个标准差范围内；失业率对房价的冲击最为显著，短期内房价快速拉升至8个标准差位置，之后一直保持正向水平；利率快速下探至负0.2个标准差位置，之后快速回升，但正向峰值小于负向峰值的绝对值，说明负向冲击效果相对大些；M2增速短期内快速拉升至1个标准差位置，但长期的效果不明显。

从失业率对宏观经济因素的冲击的反馈力度来看，失业率对房价的冲击最为显著，其次是M2增速、GDP增速，再次是CPI、宏观景气指数和利率。

三、研究结论及政策建议

（一）研究结论

1、本文通过考察中国宏观经济的各种因素与企业家信心、失业率的动态关系，进行了VAR模型的实证分析。

在设定好模型及变量检验后，Granger因果检验显示，企业家信心是引起失业率的Granger原因，而失业率不是企业家信心的Granger原因，从而表明企业家信心会在一定程度上对失业率有所影响。

这在一定程度上印证了MatsusakaandSbordone（1995）等关于企业家的心理状态具备“自我实现的预期”等结论。

2、从实证分析的结果来看，利率波动对企业家信心和失业率的冲击最为显著，并且与企业家信心有明显的负向关系，与失业率具有显著的正向关系，这可以解释目前我国众多民营企业受到外部的融资约束以及“融资贵、融资难”等复杂金融问题；而企业家信心和失业率对于我国的房价的冲击最为明显，这可以解释目前我国房价的下行走势及需求疲软的现状。

3、实证分析的结果显示，GDP增速的波动对企业家信心的冲击具有显著的正向关系，对于失业率的冲击具有显著的负向关系，这也非常符合经济学直觉。

在“新常态”背景下，GDP增速会受到负向冲击，对应地会导致企业家信心下滑及失业率上升,因此对我国的社会安全与稳定会形成潜在的风险。

（二）政策建议

当前，“新常态”成为我国经济及学术界的热门话题，而GDP增速放缓成为大概率事件。

在此背景下，如果GDP增速下降出现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即宏观经济的基本面出现大幅改变，那么势必会严重影响企业家信心。

由于企业家信心具备“自我实现的预期”，在预期到未来经济不景气或融资贵、融资难问题、企业利润下滑甚至亏损时，很有可能会选择停工、减产，这又会导致失业率的上升。

而企业家信心下滑、失业率上升又会对GDP增速形成冲击，如果政府不采取有效的政策指导，就有可能会形成恶性循环。

从这种意义上说，本文的研究结果可以为政府干预提供理论和实证的基础。

为了防止出现以上的恶性循环，本文提供几种建议来破解这个难题：

一方面，政策应为中小企业制定优惠措施，如减税、降低创业门槛、简化行政流程等，营造良好的经营环境，提高企业家信心；另一方面，政府要加强职业培训，如为大学生提供就业指导、对下岗工人再培训等，抑制失业率的上升。

（弘利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