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我国文化体制改革问题研究.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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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我国文化体制改革问题研究

关于我国文化体制改革问题研究

篇一：

我国文化体制改革问题研究综述

我国文化体制改革问题研究综述

摘要：

近年来，围绕文化体制改革这一命题,理论界的学术成果大量涌现。

有的着重探讨文化体制改革的紧迫性和必要性,有的分析了文化体制改革的意义,还有的学者就文化体制改革的发展路径展开深入研究。

对这些成果进行系统的归纳整理不仅有利于研究的进一步深化,而且有利于推动文化体制改革实践的拓展。

关键词：

文化；文化体制；文化体制改革

一、关于文化体制改革的历史进程

有学者回顾了自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我国文化体制改革经历的三个阶段，并分析了这三个阶段的特点：

1978-1991年为改革的酝酿和初步展开阶段，在这个阶段，改革的任务虽已提出，但由于思想不够解放、改革措施不配套等原因，成效不彰；1992-2019年为改革的稳步推进阶段，在这个阶段，改革适应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需要，取得了较大成绩，但对于文化体制改革重大意义和文化建设战略地位的认识仍不够充分；2019年至今为改革实现重大突破阶段，这个阶段的改革在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下，在改革试点取得成功的基础上全面提速，实现了一系列重大突破。

学术界大多数学者赞同这一观点。

也有学者指出，文化体制改革大致可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历时近20年，针对长期以来我国事实上实施的艺术表演团体由国家统包统管的体制在进入新时期后逐渐显露的弊病，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先后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转发了文化部关于艺术表演团体体制改革的两个“意见”；90年代，文化部又在艺术表演系统或行业内先后进行了国家和地方各级各类国办（或曰国营）艺术院团的布局结构调整、推行演出承包经营责任制、实施全员考评聘任、实行演出补贴办法、项目承包、剧组独立核算等不同形式的宏观和微观改革。

第二阶段是进入新世纪以来，从中央到地方各级艺术院团进行了内并外联、重组挂靠等超越艺术表演团体系统甚至文化部门范围的新一轮改革浪潮。

并对二十年来文化体制改革进程进行了总体评价：

体制内改革快于体制外改革，外层制度改革快于核心制度改革，基层单位管理制度改革快于文化行政体制改革。

有的学者还对阶段性的文化体制改革历程进行了梳理和分析。

介绍了1978-1981年这十年间艺术表演团体、电影、公共图书馆、博物馆、群众文化、艺术教育的体制改革概况，总结了改革的基本经验和存在的问题，并将理论探索和文献资料荟萃集于一身。

二、关于文化体制改革的发展现状

（一）文化体制改革的发展态势

我国自2019年6月至今，中央确定的部分文化体制改革的试点地区和单位在实践中，积累了经验，取得了初步成效。

中共中央宣传部文化体制改革和发展办公室从培育新型市场主体、深化文化事业内部改革、探索新闻媒体宣传与经营“两分开”、推动结构调整资源整合这四个角度，对北京、上海、重庆、浙江等9个全面推进文化体制机制创新、积极稳妥落实改革任务的试点地区和35个试点单位的经验进行了总结，为我国文化体制改革的全面推开提供了典型示范。

指出，公益文化单位的内部改革和经营性文化单位创新体制、转换机制的改革取得积极进展。

在公益性单位内部机制改革方面，试点地区和试点单位在加大国家投入的同时，重点推进内部劳动人事、分配和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以转换机制、增强活力、改善服务为着力点，取得成效。

例如，国家图书馆和一些试点省市图书馆以深化劳动人事制度改革、建立科学岗位管理体系为重点，实行岗位分类、公开选拔、竞争上

岗、按岗定酬、优劳优酬，实行事企剥离和后勤改革，完善了内部运行机制，提高了服务水平和服务能力。

重庆市依托歌乐山革命纪念馆和红岩革命纪念馆新组建红岩联线文化研究开发中心，把“红岩联线”与红色旅游结合起来，以红岩文化资源吸引游人，以旅游收益支持红岩文化的建设，两个效益显著。

为认真贯彻党中央加强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工作的精神，文化系统的博物馆、图书馆、文化馆率先免费向未成年人开放，产生了良好的社会效益。

国家话剧院、中国文物研究所、上海中国画院也结合自己的实际采取了相应的改革办法，取得一定的成效。

中宣部课题组在对我国文化体制改革调研的基础上，发布2019年年度报告指，2019年是我国文化体制改革由试点转入全面推开的第一年，态势良好。

目前全国开展文化体制改革的地级市已达117个。

广东、浙江两省已全面推开文化体制改革，从总体看，全国文化体制改革呈现由东往西剃度推进的态势；全国23个省（区市）组建了新华发行集团；新闻媒体的剥离转制稳步推进；文化事业单位进一步推进人事、收入分配和社会保障制度改革三大改革；2019年73部影片海外销售收入超19亿元等。

（二）文化体制改革面临的挑战

学者们普遍认为，在全球化背景下，我国文化体制改革面临着：

第一，制定和完善与WTO规则接轨的法律法规，切实保护知识产权的挑战。

国际版权保护已成为当今文化产业发展的最重要的问题之一。

2019年是我国加入WTO过渡期结束后的第一年。

如果没有公开有力的法制保障和制约手段，就很难保证文化产业发展的良性循环。

欧美发达国家统计资料表明，凡版权保护不力的国家,音乐出版业的收入就低，美国、英国、德国、日本等10个版权保护最严密的国家音乐出版业总收入占全球的90%。

为此，我们必须适时地迎接这种挑战。

第二，严重的人力资源储备不足的挑战。

文化产业是高科技与高文化相结合的产业，也是体现先进生产力发展要求的产业，因此是一个特别需要高素质人才支撑的领域，这些都对我国的文化产业经营管理人才的结构，特别是文化经营管理人才的知识、能力和综合文化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从总体上看，我国从事文化产业经营和管理的人才，数量严重不足，层次明显偏低，结构很不合理，特别是懂得市场运作、熟悉和掌握国际规则、有较强经营管理能力的复合型文化产业人才更加紧缺。

随着国外文化产业集团抢占我国文化市场，必将引发新的人才争夺战，对人才储备不足的我国文化产业带来更加严峻的挑战。

有的学者还认为，我国文化体制改革面临着大力提高文化市场竞争力的挑战。

有的学者认为，我国文化体制改革面临国际文化市场激烈竞争的挑战。

三、关于文化体制改革的原则及目标任务

有学者认为，文化体制改革应遵循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使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的发展始终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的原则；坚持党的领导的原则；坚持公有制为主体的原则；坚持逐步推进的原则。

进行文化体制改革的目的，是改变文化生产领域的生产关系不适应文化生产力发展的方面，进一步革除制约文化生产力发展的体制性障碍，满足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

有学者也认为，文化体制改革应坚持贯彻发展先进文化的各项要求；坚持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统一；坚持遵循艺术生产和市场经济两个规律；坚持一手抓繁荣、一手抓管理、坚持改革与发展的统一的原则。

并指出，在实际工作中，要坚持“六个结合”，即文化体制改革要与优化管理制度相结合、与发展文化公益事业相结合、与壮大文化产业相结合、与推进文化市场体系的建设相结合、与拓展健全文化投融资渠道想结合、与完善各种服务机制相结合。

有学者认为，进行文化体制改革，首先必须确立明确而清晰的目标。

文化体制改革的目标体系应包括下列几方面的内容：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体制、实现文化产业化的经营、创造优越的文化创新氛围和建立一支高素质的文化生产和文化消费的大军。

进行文化体制改革的根本任务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提高文化的先进性、增强文化的发展活力和作用。

2019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的《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若干意见》，明确提出了文化体制改革的原则要求。

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确保国家文化安全；坚持勇于实践、大胆创新，树立新的文化发展观；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努力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统一；坚持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协调发展；坚持区别对待、分类指导，循序渐进、逐步推开。

文化体制改革的目标任务是：

以发展为主题，以改革为动力，以体制机制创新为重点，形成科学有效的宏观文化管理体制、富有效率的文化生产和服务的微观运行机制、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文化产业格局和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现代文化市场体系；要形成完善的文化创新体系，形成以民族文化为主体、吸收外来有益文化，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的文化开放格局。

这是官方的比较权威的看法和意见。

四、关于文化体制改革的发展路径

有学者指出，文化体制改革是文化产业发展的重要动力。

只有通过体制机制创新，才能形成富有生机活力的文化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并从四个方面提出了文化体制改革的途径。

一是体制机制创新；二是深化文化事业单位改革；三是环境创新；四是人才队伍建设。

有学者指出，文化体制改革是作为文化产业的制度性因素而存在的。

文化体制改革是文化产业的一项制度安排,是文化产业发展的制度保障。

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文化产业发展要遵循其内在的理论边界。

而文化体制改革创新将是多重路径的选择,包括理论创新路径：

文化产业政策理论的全面创新；渐进式改革路径：

存量改革与增量改革并举；意识形态路径：

建立全新的意识形态管理制度；规制路径：

文化产业法律法规体系建构，以此来实现文化产业的健康发展。

这对把握我国文化体制的重心颇为重要。

有学者认为，当前文化体制改革也是一场深刻的革命。

确保这场革命取得预期成果，一是必须创新文化体制改革的理论。

要寻求文化体制改革在理论上的重大突破，就必须建立新的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与文化管理理论，为文化制度创新提供理论支持与合法性依据。

二是必须转变党对意识形态的管理方式，为全面推进国家文化制度建设创造新的政治文明架构。

党对意识形态管理方式的转变，在其终极意义上是关系到能否保证党的长期执政的大问题。

有学者提出，提高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能力，当务之急是深化文化体制改革，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

并指出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

第一，逐步建立党委领导、政府管理、行业自律、企事业单位依法运营的文化管理体制；第二，以增加投入、增强活力、改善服务为重点，抓好公益性文化事业的改革和发展；第三，以创新体制、转换机制、面向市场、壮大实力为重点，抓好经营性文化产业的改革和发展；第四，健全文化市场体系，规范文化市场秩序；第五，健全对外文化交流机制。

这些建议让我们更加明确了改革的基本思路,增强了我们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紧迫感和使命感。

有学者提出了深化文化体制改革促进文化创新的根本途径和具体措施。

我国文化体制改革的根本途径是充分发挥市场体制对文化生产、管理、经营、传播活动的积极作用，为文化的生产和创新消除体制性障碍，做出能调动人的积极性、创造性、主动性的制度安排和制度创新，从而为文化创新和繁荣提供制度保障，为社会经济政治的发展提供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

具体的做法主要可概括为两点：

其一，对国家政治文化事业、公共文化事业

及其他各项国家重点文化事业的生产经营、管理、传播活动而言，“建立和完善与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各项事业自身发展规律相适应的现代事业制度”，使国家政治文化生产主体、公共文化生产主体和其他各项重点文化生产主体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在党的领导下，依法设立，依法经营，不以营利为目的，拥有独立资产，面向社会自主提供准公共产品。

其二，将其他绝大多数国家文化事业单位逐步推向市场，使其实现企业化、产业化、民营化、社会化和市场化，使文化企业成为具有内部激励约束机制，权、责、利平衡的自主活动主体，成为富有积极性和创造性、富有生机活力地为社会提供文化产品服务的文化企业。

这些措施，对于进一步扎实做好文化体制改革工作,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

在搜集资料的过程中，笔者注意到几种现象：

一是对文化体制改革问题的研究者相对来说比较集中，可以分为党政部门的研究人员与研究机构、学术界特别是高等院校的研究人员与研究机构这两个群体。

二是在文化体制改革的内容上，既有的研究成果主要是围绕以下几个方面进行的：

与文化产业、文化体制等相关概念及其关系的基础性研究；文化体制改革的必要性和紧迫性研究；文化体制与文化体制改革的历史研究等等。

三是目前学术界大多数研究者的研究观点还是比较一致的，研究成果在文化体制改革的重大方向性问题上基本上没有大的分歧，比如在改革的原因、改革的目标、改革要坚持的原则等方面的意见基本上是统一的。

这一方面说明国内对于改革的一系列方向性问题是高度一致的，这当然有利于对改革的顺利进行，但从另一方面也说明了当前在改革问题上还没有形成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态势，观点认识单一化容易使我们的改革在重大问题上出现失误，而且由于文化体制改革的特殊性，一旦出现大的失误很可能造成无法弥补的

通过以上概括可以看出，近年来，虽然学术界关于文化体制改革的研究逐渐多了起来，但研究大多限于对一些重大问题的思考，深入研究相对较少，应用型研究比较薄弱，系统性的研究成果比较缺乏，而且多数研究成果侧重于宏观管理体制改革研究，这与加强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要求不相适应。

不过，同时也应看到，越来越多的学者写出了思路开阔、较有深度的著作，这对我国文化体制的改革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过程中，一定会有更多的高水平的研究成果出现。

参考文献：

［1］刘俊杰.关于文化体制改革的几个问题［J］.科学社会主义，2019，（04）.［2］李宗桂.文化体制改革的理论价值与实践意义［J］.人民论坛，2019，（05）.［3］丁世发，刘玉祯.思想建设与文化体制改革［M］.沈阳：

沈阳出版社，1990.［4］董霞.关于文化体制改革的理性分析［J］.山东省青年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19，（01）.［5］曹普.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的中国文化体制改革［J］.当代中国史研究，2019，（05）.

［6］杨琳，傅才武.二十年来文化体制改革进程评估［J］.江汉大学学报，2019，（02）.［7］马洪，刘国光等.中国改革全书（1978-1991年文化体制改革卷）［M］.大连：

大连出版社，1992.

［8］中共中央宣传部文化体制改革和发展办公室.文化体制改革试点经验70例［M］.北京：

学习出版社，2019.

［9］王哲平.我国文化体制改革面临的挑战［J］.新闻界，2019，（02）.

［10］瞿孝军.关于文化体制改革的几个问题［J］.沧桑，2019，（05）.

［11］马仲良，谢启辉.深化文化体制改革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N］.人民日报，2005-02-16.

［12］陈文博，郑师渠.2019-2019年北京文化发展报告［M］.北京：

北京出版社，2019.［13］樊勇.文化建设与全面小康［M］.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

［14］刘礼国.文化体制改革浅议［N］.海南日报，2019-03-07.［15］解学芳.文化体制改革：

文化产业的一项制度安排［J］.学术论坛，2019，（08）.［16］胡惠林.关于当前文化体制改革的两点思考［J］.学术月刊，2019，（06）.［17］陶彦霓.文化体制改革与文化创新［J］.云南社会科学，2019，（04）.

篇二：

关于我国文化体制改革问题研究

关于我国文化体制改革问题研究

摘要：

近年来，围绕文化体制改革这一命题，理论界的学术成果大量涌现。

有的着重探讨文化体制改革的紧迫性和必要性，有的分析了文化体制改革的意义，还有的学者就文化体制改革的发展路径展开深入研究。

对这些成果进行系统的归纳整理不仅有利于研究的进一步深化，而且有利于推动文化体制改革实践的拓展。

关键词：

文化；文化体制；文化体制改革

近几年，随着党中央关于文化体制改革一系列政策措施的出台，特别是2019年党的十六大明确提出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和2019年文化体制改革进行试点之后，学者们开始了相对较多地见仁见智的探讨，学术界关于文化体制改革方面的理论成果开始大量涌现。

综观近年来学术界关于文化体制改革研究的成果。

主要涉及到以下几个方面：

一、关于文化体制改革的意义及必要性

（一）关于文化体制改革的意义

我国理论界普遍认为，文化体制改革具有重要的意义。

有学者认为，加强文化建设、深化文化体制改革。

是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高瞻远瞩、审时度势在科学判断国际国内形势，全面把握当今世界文化发展趋势。

深刻分析我国基本国情和战略任务的基础上，作出的一项重大决策，是继经济、政治、教育、科技、卫生体制改革之后进行的又一项重大改革。

并从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高度，从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不断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的高度，从提高我国综合实力、维护国家战略安全的高度，从增强党的执政能力、提高执政水平的高度这四个方面论述了文化体制改革的重要性。

还有学者从理论与实践的两个层面论及了文化体制改革的重要意义。

从理论建设的层面考察，文化体制改革的价值是实践、丰富、深化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理论体系；丰富了马克思主义文化学理论；深化了人们对于文化生产力的认识。

从实践的层面考察，进行文化体制改革，可以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创造和培育良好的文化发展体制和机制；提高政府效能、理顺政府与文化企事业单位的关系，真正做到政企分开、政事分开、依法管理、依法行政；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让人民群众在生活实践中实现自己的文化权利。

（二）关于文化体制改革的必要性

有学者指出，建国以来，我国对于社会文化事业的管理，长期实行的是由国家统包统管的体制。

这种体制在历史上的一定时期起过积极的作用，但是，随着人民群众文化需要的日益增长，随着经济和政治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文化体制越来越不适应社会主义文化事业的进一步发展，越来越不适应群众的需要，迫切需要改革：

进行文化体制改革，是为了满足新时期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文化需要，是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是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需要。

有学者认为，加快文化体制改革，是繁荣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根本出路。

只有不断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文化创新，加快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发展，我们才能繁荣和发展好社会主义先进文化。

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加快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发展，是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内在要求，是提升我国综合国力的迫切需要，是实现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协调发展，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

总之，学术界普遍认为，只有充分认识文化体制改革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增强责任感和

使命感，不断推进文化体制改革，进一步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才能努力铸造中华文化的新辉煌，为激励人民奋勇前进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

二、关于文化体制改革的历史进程

有学者回顾了自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我国文化体制改革经历的三个阶段，并分析了这三个阶段的特点：

1978年-1991年为改革的酝酿和初步展开阶段，在这个阶段，改革的任务虽已提出，但由于思想不够解放、改革措施不配套等原因，成效不彰；1992年～2019年为改革的稳步推进阶段，在这个阶段，改革适应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需要，取得了较大成绩，但对于文化体制改革重大意义和文化建设战略地位的认识仍不够充分；2019年至今为改革实现重大突破阶段，这个阶段的改革在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下，在改革试点取得成功的基础上全面提速，实现了一系列重大突破。

学术界大多数学者赞同这一观点。

也有学者指出，文化体制改革大致可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历时近20年，针对长期以来我国事实上实施的艺术表演团体由国家统包统管的体制在进入新时期后逐渐显露的弊病，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先后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转发了文化部关于艺术表演团体体制改革的两个“意见”；90年代，文化部又在艺术表演系统或行业内先后进行了国家和地方各级各类国办（或日国营）艺术院团的布局结构调整、推行演出承包经营责任制、实施全员考评聘任、实行演出补贴办法、项目承包、剧组独立核算等不同形式的宏观和微观改革。

第二阶段是进入新世纪以来，从中央到地方各级艺术院团进行了内并外联、重组挂靠等超越艺术表演团体系统甚至文化部门范围的新一轮改革浪潮。

并对20年来文化体制改革进程进行了总体评价：

体制内改革快于体制外改革，外层制度改革快于核心制度改革，基层单位管理制度改革快于文化行政体制改革。

有的学者还对阶段性的文化体制改革历程进行了梳理和分析。

介绍了1978年-1987年这十年间艺术表演团体、电影、公共图书馆、博物馆、群众文化、艺术教育的体制改革概况，总结了改革的基本经验和存在的问题，并将理论探索和文献资料荟萃集于一身。

三、关于文化体制改革的发展现状

（一）文化体制改革的发展态势

我国自2019年6月至今，中央确定的部分文化体制改革的试点地区和单位在实践中积累了经验，取得了初步成效。

中共中央宣传部文化体制改革和发展办公室从培育新型市场主体、深化文化事业内部改革、探索新闻媒体宣传与经营“两分开”、推动结构调整资源整合这四个角度，对北京、上海、重庆、浙江等9个全面推进文化体制机制创新、积极稳妥落实改革任务的试点地区和35个试点单位的经验进行了总结，为我国文化体制改革的全面推开提供了典型示范。

指出，公益文化单位的内部改革和经营性文化单位创新体制、转换机制的改革取得积极进展。

在公益性单位内部机制改革方面，试点地区和试点单位在加大国家投入的同时，重点推进内部劳动人事、分配和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以转换机制、增强活力、改善服务为着力点，取得成效。

例如，国家图书馆和一些试点省市图书馆以深化劳动人事制度改革、建立科学岗位管理体系为重点，实行岗位分类、公开选拔、竞争上岗、按岗定酬、优劳优酬，实行事企剥离和后勤改革，完善了内部运行机制，提高了服务水平和服务能力。

重庆市依托歌乐山革命纪念馆和红岩革命纪念馆新组建红岩联线文化研究开发中心，把“红岩联线”与红色旅游结合起来，以红岩文化资源吸引游人，以旅游收益支持红岩文化的建设，两个效益显著。

为认真贯彻党中央加强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工作的精神，文化系统的博物馆、图书馆、文化馆率先免费向未成年人开放，产生了良好的社会效益。

国家话剧院、中国

文物研究所、上海中国画院也结合自己的实际采取了相应的改革办法，取得一定的成效。

中宣部课题组在对我国文化体制改革调研的基础上，发布2019年年度报告指出，2019年是我国文化体制改革由试点转入全面推开的第一年，态势良好。

目前全国开展文化体制改革的地级市已达117个。

广东、浙江两省已全面推开文化体制改革，从总体看，全国文化体制改革呈现由东往西梯度推进的态势；全国23个省（区、市）组建了新闻发行集团；新闻媒体的剥离转制稳步推进；文化事业单位进一步推进人事、收入分配和社会保障制度改革三大改革；2019年73部影片海外销售收入超19亿元等。

（二）文化体制改革面临的挑战

学者们普遍认为，在全球化背景下，我国文化体制改革面临着：

第一，制定和完善与WTO规则接轨的法律法规，切实保护知识产权的挑战。

国际版权保护已成为当今文化产业发展的最重要的问题之一。

2019年是我国加入WTO过渡期结束后的第一年。

如果没有公开有力的法制保障和制约手段，就很难保证文化产业发展的良性循环。

欧美发达国家统计资料表明，凡版权保护不力的国家，音乐出版业的收入就低，美国、英国、德国、日本等10个版权保护最严密的国家音乐出版业总收入占全球的90％。

为此，我们必须适时地迎接这种挑战。

第二，严重的人力资源储备不足的挑战。

文化产业是高科技与高文化相结合的产业，也是体现先进生产力发展要求的产业，因此是一个特别需要高素质人才支撑的领域，这些都对我国的文化产业经营管理人才的结构，特别是文化经营管理人才的知识、能力和综合文化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从总体上看，我国从事文化产业经营和管理的人才，数量严重不足，层次明显偏低，结构很不合理，特别是懂得市场运作、熟悉和掌握国际规则、有较强经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