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业活动影响幸福感吗.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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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业活动影响幸福感吗

创业活动影响幸福感吗？

基于国家文化与制度环境的比较研究

摘要：

创业活动真的能够提高民众幸福感吗？

本文将国家文化与制度环境两方面的背景结合研究创业活动与幸福感之间的关系，提出不同的文化背景会引导不同类型的创业活动，对国民幸福感产生不同影响，而制度环境则会与它产生联合作用。

基于全球创业观察（GlobalEntrepreneurshipMonitor）、盖洛普世界民意调查（GallupWorldPoll）和全球领导力与组织行为有效性（GlobalLeadershipandOrganizationalBehavioralEffectiveness）三大国际数据库2008—2012年的非平衡面板数据实证分析结果表明：

在传统主义文化主导的国家，创业活跃度（TEA）与幸福感存在显著的倒U型关系，而在现代主义文化主导的国家，创业活跃度（TEA）与幸福感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进一步的研究发现，在两种情况下制度环境对创业活跃度与幸福感之间的关系都存在增强作用。

上述研究结果突显了基于文化背景的创业类型研究的必要性，也暗示在市场化改革同时引导文化观念的转变才有可能在大众创业背景下实现“万众创新”。

关键词：

创业活跃度；幸福感；传统主义文化；现代主义文化

一、引言

十八大召开前夕，一句“你幸福吗？

”再一次让幸福感成为全民关注和讨论的热点话题，在各地区的“十二五”规划中，幸福感也成为重要的规划概念。

幸福感作为一种主观的体验，是个体根据个人设定的标准对生活质量所做出的情感性和认知性的整体评价与感受，包括大多数人所谓的幸福、成就和生活满意度。

[1]西方古典自由主义认为，幸福感是经济度量的重要指标，与福利具有等同的效用，[2]“幸福作为一切人类为之努力的伟大目标”。

[3]幸福感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扮演如此重要的角色，以至于经济学、社会学、心理学和管理学都一直试图破解影响幸福感的谜题。

早期经济学家仅从经济增长的角度来解释不同国家和地区幸福感的差异，后期不同学科的研究者则尝试从不同角度研究影响幸福感的因素。

[4]现有的大量研究文献表明：

政府支出[5]、收入差距[6]-[7]、失业率[8]、犯罪率[9]、通货膨胀[10]、甚至环境问题都会严重地影响幸福感。

随着创业活动在不同国家的日渐兴起，创业活动对幸福感的影响也逐渐引起人们的重视。

在近十年来有关创业活动与幸福感之间内在关系的讨论也涌现了一系列的定量研究。

[11]-[14]然而到目前为止，现有相关研究也仅限于探讨创业活动带来的经济效用对幸福感的影响，忽视文化和制度环境等外在情景变量的影响，跨国家（地区）的比较研究更为鲜见。

而国家文化对国民价值观的塑造，以及制度环境对创业活动质量的影响都会对国民幸福感提升产生重要作用。

[15]此外，关于创业活动与幸福感之间的研究并没有取得较一致的结论，甚至部分研究出现反向因果关系。

因此，当我们将国家文化和制度环境这些外生变量纳入到分析框架时，创业活动与幸福感之间关系的逻辑链条不再是“创业活动——经济增长——幸福感”单一的中介关系。

概括起来，现有关于创业活动与幸福感的实证研究主要存在两方面的不足：

首先，由于国家层面的大样本数据获取存在一定困难，现有实证研究主要集中在微观的个体层面，少量的跨国比较研究也仅限于几个发达国家的样本数据。

这些个人层面或者国家区域的比较研究没有考虑文化价值和制度差异的影响。

其次，现有的研究绝大部分采用的是截面数据，创业活动对幸福感的影响是逐渐累积的，二者之间的关系应该是一个动态演绎的过程，截面数据的分析可能会导致研究结论的偏差，相比之下采用面板数据进行跟踪研究更为适宜。

得益于近年来在创业研究领域和跨文化研究领域出现的国际数据库日趋完善，本文基于全球创业观察（GlobalEntrepreneurshipMonitor）、全球领导力与组织行为有效性（GlobalLeadershipandOrganizationalBehavioralEffectiveness）和盖洛普世界民意调查（GallupWorldPoll）三个国际性数据库。

在一个相对较大的样本量基础上，利用2008—2012年的面板数据，采用更为严谨的统计学方法，从国家文化和制度环境的角度来探讨创业活动与幸福感之间的关系。

二、文献回顾与研究假设

自20世纪90年代兴起的以完善论幸福观为基础的幸福感研究，更多强调最大程度实现自我潜能而获得幸福感，这种对幸福感的定义结合了个人价值需求和客观条件，超越了传统的快乐主义幸福感。

幸福感是个体根据个人设定的标准对生活质量所做出的情感和认知性的整体评价与感受。

[16]心理学家从行为科学的角度研究个人幸福感，并提出幸福感的三种界定标准：

“外界标准”、“内在情绪”和“个体自我评价”。

[16]与此相对应的是社会学家提出的“社会幸福感”、“心理幸福感”和“主观幸福感”。

经济学家对幸福感的研究则是以“理性人”为前提，将幸福等同于最大效用。

萨缪尔森提出的幸福方程式中将幸福定义为效用与欲望比值的最大化。

Branch构建衡量幸福感的模型中将幸福指数设置为个人实际效用福利、收入水平、情感以及与个人相关的特征函数。

[17]这些测量方法虽然一定程度上涵盖了社会学对幸福感的主观测量方法和心理学对幸福感的客观测度法，但却忽略了非理性因素对幸福感的影响。

Kahneman通过心理实验法证明人类的思维是基于熟悉信息的联想与表面现象做出的判断，传统经济学的理性人假设存在缺陷，非理性因素在个人情景感知中扮演关键角色。

[18]

创业作为一种参与社会经济活动的方式，对于促进经济增长和缓解就业压力都具有重要意义，随着创业活动在不同国家呈现大众化的趋势，创业活动对幸福感影响的研究也逐渐成为经济学和社会心理学领域关注的重点。

[19]现有关于创业活动与幸福感之间关系的研究主要有两种观点：

以福利经济学为代表的“促进论”和以社会心理学为代表的“正负效用论”。

促进论的观点认为，创业活动在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降低失业率的同时，提高了国民收入水平，促进了国民幸福感的提升。

[20]-[21]同时，创业活动作为一种新的自我雇佣工作方式，相比于传统的雇佣方式，在最大化提高生产效率的同时，增强了参与者个人成就导向和自我激励，幸福感也随之提高。

[22]-[23]正负效用论的观点认为，创业活动与幸福感之间存在非线性的倒U型关系。

[14]在一定程度上的创业活动会提高国民收入水平和社会福利，降低失业率，从而有利于提升国民幸福感。

但是随着创业活动的不断提升会导致人均收入差距的扩大和社会不平等现象的加剧，反而会降低国民幸福感。

[24]心理行为学的研究也发现，影响国民幸福感的根本因素不是绝对收入水平而是相对收入水平。

人们对环境的积极变化具有调整和适应能力，会较快的适应因为创业活跃度提高所带来的收入增长，但随着创业活跃度的持续提升，激烈的竞争会降低相对收入的增长率，此时人们会因为相对收入增长率的降低而产生抱怨或不满的消极情绪，幸福感也随之降低。

[25]

这两种观点虽然并没有否认非经济因素和心理差异对创业活动与幸福感之间关系的影响，但是更强调创业活动的经济效应对幸福感的影响。

我们认为，国家文化和制度环境作为塑造国民价值观与创业活动特征的重要外部环境变量。

幸福感与个体对集体价值观的认同相关，而不同国家文化对集体价值观的定义存在差别，因此当我们忽视国家文化的差异来考虑创业活动与幸福感之间关系时就有失偏颇。

例如，收入不平等作为影响幸福感的重要因素，但是在不同国家却存在巨大的差异[26]。

Alesina等的研究发现：

“在美国,居民将不平等视为一个阶梯,虽然陡峭,但是可以往上攀登；而在欧洲,居民将其视为收入上升的障碍”。

[27]对于美国而言，收入差距会促进国民幸福感的提升，而在欧洲则恰恰相反。

这种影响幸福感同一因素却在不同国家存在截然相反的效果，根本原因是国家文化差异导致对幸福感理解存在区别。

因此，研究创业活动与幸福感之间的关系，尤其是进行国家宏观层面的比较研究时，更应该考虑国家文化和制度环境因素。

1.国家文化对创业活动与幸福感关系的影响

皮奥托·斯托姆普卡著名的文化二重性（dualityofculture）观点认为：

一方面，文化作为行动的资源库，为行动提供价值理论的、规范的和认知的方向，它以这种方式来影响个人行动的执行力。

另一方面，行动同时创造性地塑造文化，在文化的出现或者形态发生的过程中是最终的决定因素。

[28]一般意义上而言，国家文化（nationalculture）作为一个国家内部成员共享的价值观和行为习惯，群体共同创造，代代传承同时具有相当的稳定性。

[29]但必须看到，国民幸福感是依附于特定文化与价值观之上而对客观形态的事实判断和对生活意义的价值判定，不同的价值观也决定了个人判定自身在社会活动中的价值和成就的不同标准。

[30]在这一层意义上，区分不同国家的文化形态对于识别其创业活动对国民幸福感的影响是有价值的。

现有研究中对于国家文化的分类主要有Hofstede的五维度划分[31]、Trompenaars[32]的五维度划分法和Distefano的六维度划分法[33]。

虽然不同学者对于国家文化维度的划分都有各自不同的侧重点，例如Hofstede的五维度主要侧重于国家文化的价值观维度，而Trompenaars的五维度划分则主要侧重于国家文化的习俗维度。

然而，当我们以现代主义和传统主义区分不同国家文化时，所有类型划分的内在逻辑趋于一致。

[34]传统主义文化国家表现出更强烈的关系导向、小团体集体主义、权力距离，而现代主义文化国家则呈现出明显绩效导向、个人主义和冒险精神。

[35]传统主义国家文化主要脱胎于农业社会，强调的是集体协作、权力距离、对社会规范的遵从，而与之对应的现代主义国家文化则主要为工业社会所塑造，更强调个人自由、自我表达和个人主观幸福。

[36]

关于文化对幸福感的影响，最早源于社会心理学家的研究。

Schimmack等基于人格、文化与幸福感之间的研究提出了“中介—调节模型（TheMediator-ModeratorModel）”认为，文化会通过塑造和约束个人行为来影响人们的主观幸福感。

[37]Schyns等进一步指出，国家文化是通过对个人价值观的塑造来影响对幸福感标准的判断。

[38]在现代主义文化国家，个人主义极为强调个人的情感需求，通过个人情感需求的满足程度来衡量个人幸福感。

在传统主义文化国家，集体主义更多强调亲密关系他人的需求，通过满足亲密关系他人的需求程度来间接体现个人幸福感。

同时，不同国家文化对于幸福感的价值观认知也存在显著差异，现代主义文化国家对幸福感追求最大化“效用”，对“欲望”不加以限制，向外在的自然挑战，不停扩张；传统文化主义国家尽量做小“欲望”，向内在的本性挑战，不断收敛。

[39]传统主义国家强调集体的趋同性，而现代主义文化国家则重视个人的差异性。

国家文化对于创业活动与幸福感之间关系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首先，国家文化会影响创业活动的类型和质量，不同类型的创业活动对幸福感的影响也存在差异。

赵向阳等研究发现，相比于传统主义文化国家，现代主义文化国家会促进更多高创新性和高期望的创业活动。

[45]现代主义国家文化强调契约精神和绩效导向，有利于跨越私人关系组建创业团队，集聚高知识和技术的人才开展技术密集的业务，同时强调未来导向，有利于鼓励更多的高期望和高创新性创业。

[48]虽然不同创业活动都会通过增加就业机会，提高收入水平来促进国民幸福感的提升，但是高期望和高创新性的创业活动所强调的创造力和创新性对幸福感的影响有别于“生存驱动型”。

[46]Naude´等的研究发现，相比于“生存型”创业活动，高期望值和高创新性的“机会型”创业活动更能够促进幸福感的提升。

与之相对照，传统主义文化更多引导低技术门槛的创业活动和非生产性创业。

由于人们往往倾向于基于特殊关系来组织创业活动，这使创业者们不易积聚技术与专业人才，往往选择技术含量低、劳动密集型的传统行业创业。

在创业活跃度较低时期这种创业活动竞争不强，收益不错，有助于就业并提高创业者的经济条件，促进幸福感的提升，但随着创业活跃度的进一步提升，同质化竞争加剧，创业活动的收益就会下降，人们发现创业活动的投入产出越来越低，从创业活动中取得的幸福感就会下降。

相应地，创业活动对整体经济和社会福利的作用也随之先上升后下降，进而导致未参与创业的民众幸福感也呈现这样的变化。

同时，传统主义国家文化注重人际关系导向，容易催生更多非生产性创业活动和寻租行为，这类“非生产性”创业活动通过腐败、寻租、不正当竞争谋求生存和获利，既没有提供创新性的服务和产品，也没有创造更多就业机会和提高社会整体收入水平，却会增加人们的不公平感，加剧冲突和犯罪。

Alesina等的实证研究发现，国家（区域）的犯罪率提高会明显降低人们的幸福感。

[47]在创业活跃度较低、竞争不激烈时，“非生产性”创业并不活跃，然而随着整体创业活跃度的提升，市场竞争越来越激烈，资源越来越稀缺，一些人利用私人关系资源进行寻租活动的动力就越来越强，高活跃度的“非生产性”创业加剧了社会不公正与冲突，其负面效应越来越明显就会导致多数人的幸福感下降。

因此，在传统主义文化主导的国家，随着创业活跃度的增加，人们的幸福感会先上升后下降。

其次，国家文化会影响人们对创业活动的幸福感效用的主观评价。

创业活动促进了经济增长，降低了失业率，提高了社会整体福利水平，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国民幸福感的提升。

但随着创业活跃度的提高，市场竞争日趋激烈，人均收入差距也会逐渐扩大，社会分层更加明显。

[40]传统主义文化国家的国民强调集体主义，对于收入差距有一种与生俱来的厌恶。

[41]-[42]当群体中一部分人通过创业活动改变了个人经济和社会地位时，群体中大部分人会因为这种后致性的分化而产生失落感和距离，最终导致群体成员关系的疏远和多数人幸福感的降低。

[43]因此，在传统主义文化国家，创业活动在一定程度上会提高国民幸福感，但随着创业活跃度的不断提升带来的社会分化和不平等对幸福感的负面影响超过了创业活动引导经济增长带来的幸福感提升。

与之相对照，现代主义文化国家的国民推崇个人主义和英雄主义，更多将创业活动导致的激烈市场竞争和收入差距扩大视为个人突破现有社会阶层和自我实现的途径，受此激励反而会有更多的人投入到创业活动中，这种激励的传导效用会促进国民幸福感随着创业活动的活跃程度而不断提升。

[44]

基于上述分析，我们提出如下假设：

H1：

在传统主义文化占主导的国家，创业活动与国民幸福感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

H2：

在现代主义文化占主导的国家，创业活动与国民幸福感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

2.制度环境的调节作用

国家文化通过影响创业活动类型、质量和价值观进而影响创业活动与幸福感之间的关系，但上述关系又受到制度环境的影响。

创业过程嵌入在制度环境之中，由于创业者与外部环境不断交互，制度可能通过对市场环境的构建来影响不同文化背景下创业活动与幸福感之间的关系。

[49]制度是一种社会博弈的规则，完善的制度代表着规范自由的市场、清晰的产权保护和清廉的政府，可以为创业活动创造公平有利的环境。

[50]好的制度环境既有利于创业者公平获取资源，也可以约束创业者的行动，引导创新性的创业活动。

在制度环境较完善的现代主义文化国家，发育充分的市场体系可以为有潜力的高技术和创新型创业活动配置所需的生产要素和资源，公平而完善的法制体系和对政府权力的有效约束一方面能避免政府过度管制抑制创业活动，另一方面也能防止机会主义者的寻租活动，而自由公平的竞争环境有利于激发创业者的企业家精神[51]。

在这种制度环境下，持现代主义文化观念的个体将他人的创业成功视为对自身的激励，相信自己参与创业活动也可以像他人一样提升自身的经济条件和社会地位。

而受现代主义文化观念引导，人们能够更多与有能力但缺少关系基础的人合作，可以组织更有技术含量和创新性的创业活动，因此创业活动越活跃，越能增加经济贡献和社会福利，越能提升国民的幸福感。

反之，在制度环境不佳的现代主义文化国家，更能促进经济帕累托改进和社会福利增加的创业活动会受到抑制，创业活动较多以生存型创业形态出现，这类创业虽有利于解决个人就业与生计问题，但对于社会财富创造与整体福利增加贡献较小，也很难激励国民将创业视为追求个人成就和经济水平提升的阶梯，创业与国民幸福感之间的正相关关系就会被弱化。

在传统主义文化国家情况就大不相同。

传统文化观念影响下，人们更多是与有关系的人合作，因此很难实现跨越关系的人力资本积累[52]，开展有技术含量和创新性的创业活动，而更多形成的是以家庭或家族为中心的生存型创业和低技术机会型创业[45]。

另外，关系导向也会引导非生产性创业和寻租活动。

在制度环境好的情况下，非生产性创业和寻租活动受到较多的抑制，创业活动主要表现为生存型创业和低技术水平的机会型创业[53]。

在这样的制度环境下，人们的创业活动能够公平地获取资源和市场机会。

在创业活跃度处于中低水平时，机会较多，市场竞争较弱，先介入的创业者易取得较好的回报，亦对经济效率的帕累托改进和社会福利的增长有所助益[54]。

当先富者的示范效应也吸引了更多创业者加入，随着创业活跃度的增加创业活动对经济社会的整体贡献会快速上升。

然而当创业活跃度达到一定程度，机会和资源供应仍然有限，但创业活跃度增加会导致创业者和创业企业之间竞争日益激烈，竞争更多演变为原子式的同质化竞争，此时创业活跃度越高，创业者和创业企业之间的竞争越激烈，生存和盈利变得越来越艰难，创业活动越来越多成为参与者的压力与负担来源，与之前的情况相比，创业参与者的福利落差较大，这种情况下未参与者亦看不到借助创业改变自身地位的希望，因而国民幸福感反而伴随着创业活跃度增加迅速下降。

在制度环境较差的传统主义文化国家，创业更多表现生存型创业和非生产性创业。

[14]这些国家往往经济发展水平较低，低层民众就业较为困难。

人们借助自己的人际关系网络积聚资源组织的生存型创业活动，解决了自身的就业问题和家庭经济困难，就能提升自身的幸福感。

当较多人能够借助生存型创业活动解决自身的就业并改善经济条件，国民整体的幸福感亦能有所提升。

由于政府权力缺少约束，国家权力较多介入资源与机会的分配，运用关系亦能给一部分机会型创业者提供替代性的保护和获取资源的方式，这些企业的成长亦能带来经济的帕累托改进。

然而，在制度不完善的情况下，关系导向的文化很容易诱导非生产性创业[55]。

随着创业活动日渐活跃，资源和机会的价值不断提升，寻租和非生产性创业也会随之活跃起来，这种活动无助于经济效率的改进，反而导致了不公平竞争和财富分配悬殊，进而导致社会冲突增加，人们的幸福感下降。

然而寻租活动是随生产性创业活动日趋活跃、资源和市场机会价值提升活跃起来，这种同步性导致消极效应对积极效应的削弱是一个逐渐转换的过程，因而国民幸福感的下降速度反而不如激烈的同质化市场竞争之下快。

基于上述分析，我们提出如下假设：

H3a：

在传统主义文化占主导的国家，制度环境会增强创业活动与国民幸福感之间的倒U型关系，具体而言，在制度环境好的国家，最初随创业活跃度的增加，国民幸福感会更快提升，而在创业活跃度越过一个临界点之后，国民幸福感又会随创业活跃度的提升更快下降；但在制度环境差的国家，国民幸福感随创业活跃度上升和下降的速度都会较慢。

H3b：

在现代主义文化占主导的国家，制度环境会增强创业活跃度与国民幸福感之间的正相关关系。

三、研究设计

1.数据来源

本研究的数据主要来源于全球创业观察（GlobalEntrepreneurshipMonitor）、盖洛普世界民意调查（GallupWorldPoll）和全球领导力与组织行为有效性（GlobalLeadershipandOrganizationalBehavioralEffectiveness）三大国际数据库。

其中，关于不同国家的创业活跃度（TEA）指标来源于GEM，幸福感指数来源于GWP，关于国家文化的指标则来源于GLOBE，其他控制变量则主要来源于世界银行数据库。

考虑到样本数据指标的匹配，研究样本的时间跨度为2008—2012年，样本量依次为43、51、58、48和54，最终获得观测值为254的非平衡面板数据集。

2.变量测度

幸福感的测量。

由于本研究主要是从宏观的国家层面探讨创业活动对幸福感的影响，因此主要采用了GWP报告的不同国家国民幸福感数据。

对于幸福感的测量主要有三分法、四分法、五分法和十分序列法。

其中，四分法和五分法主要是从幸福感的多个维度，例如收入水平、个人情感、健康状况、福利水平等维度来测量幸福感。

但由于个体差异对幸福感的不同维度侧重点不一样，因此采用四分法或者五分法容易产生单一指标的幸福感很高，而整体幸福感差异较大。

十分序列法因为操作过于复杂对于大样本的操作不具有可操作性。

现在被广泛应用的主要是1972年美国综合社会调查（GeneralSocialSurvey）中使用的三分法测度，“总的来说，你觉得你的生活如何？

是很幸福，还可以，还是不幸福呢？

”。

后续学者的研究也验证了这一测量指标的有效性。

[56]伊斯特林（2003）在针对国家幸福感测量指标的评价时认为：

“采用这种方法（三分法）的测定幸福感，其有效性、可靠性和可比性的研究积累了大量的文献，研究对象对问卷的回答虽然有些问题，但是总的来说是富有价值的，并且可以用来进行跨群体的比较研究”。

因此，本研究幸福感数据来源的盖洛普世界民意调也主要采用了美国综合社会调查方法来测定不同国家的国民幸福感程度。

[14]

国家创业活跃度（TEA）的测量。

创业活跃度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一个国家参与创业活动人群比例。

Reynolds认为对创业活跃度衡量的最好方法是对初期创业者的研究，Kim等对初期创业者定义为参与创业活动持续12个月以上，个人拥有全部或者部分所有权，并且过去三个月之内并无现金流短缺。

[57]Arenius和Minniti在GEM调查中，通过统计18-64岁成年人创建或拥有企业，已经开始进行经营且持续42个月的比例来衡量国家创业活跃度。

[58]

制度环境的测量。

对于制度环境的测量，尤其是对于不同国家的宏观制度环境。

现有的实证研究中一致采用世界银行颁布的《全球治理指标》，对于不同国家制度环境主要通过话语权与责任、政治稳定与社会暴力、政府效率、监管质量、法制水平和腐败控制六个维度来刻画。

参考现有进行跨国比较研究中较为普遍采用的方法，将六个指标求平均值来综合反映不同国家制度环境。

[59]-[60]

国家文化的测量。

任何一个国家都同时存在两种不同的文化要素，传统主义文化和现代主义并不是一个维度的两端，而是两个独立的文化维度。

我们使用GLOBE数据来测量国家文化，参照赵向阳等[45]的测度方法把小团体集体主义、权力距离和人际关系导向3个文化维度的平均值作为传统主义文化的替代值，把绩效导向、未来导向和不确定性规避3个文化维度的平均值作为现代主义文化的替代值。

最后将现代主义国家文化的值减去传统主义国家文化的差值（是否大于零），来确定对不同国家文化的分类。

此外，考虑到本研究是跨国比较研究，现有的研究文献中指出不同国家之间的很多因素都会影响幸福感，例如：

人均收入水平[7]、失业率[8]、通货膨胀[10]、犯罪率等[9]。

我们将这些可以获取的指标变量都进行控制。

3.模型构建

为了检验创业活动与幸福感之间的关系，以及国家文化和制度环境的影响，本文构建了时间序列的固定效应模型，并加入了相应的控制变量，研究模型如下：

其中，

表示第i个国家在t+1时刻的幸福感；

表示第i个国家在t时刻的创业活跃度；

表示第i个国家在t时刻的制度环境；

表示第i个国家在t时刻的人均年收入；

表示第i个国家在t时刻的通货膨胀率；

表示第i个国家在t时刻的失业率；

表示第i个国家在t时刻的人均受教育程度；

表示第i个国家在t时刻的犯罪率水平。

先前的研究认为国家文化与制度环境可能会在面板模型中存在同步内生性，但是通过我们的理论推导和检验发现并不存在内生性问题，在本研究设计中，因为采用了完全不同的衡量指标来测度制度环境和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