副市长辞职报告.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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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市长辞职报告
副市长辞职报告
篇一：
浙江诸暨副市长叶照辉辞职下海今年不到40岁
浙江诸暨副市长叶照辉辞职下海今年不到40岁
XX年12月02日09:
44
来源：
浙江在线
原标题：
诸暨40岁副市长辞职下海搞电商：
我是怀着感恩之心离开的
一直以来，公务员都是人们羡慕的职业，特别是叶照辉，XX年7月19日，不到40岁的他就成为诸暨的副市长。
可是XX年6月28日，他辞职了，是不是觉得不可思议？
他辞职后干嘛去了？
下海创业！
是什么让这样一个年富力强的副市长选择下海创业？
记者：
初见叶照辉，还是在8月底，那时他的辞职报告上已经上达组织部，只是审批流程还未走完。
我们笑着说，在未对外公布之前，我们还得管您叫叶市长。
叶照辉今年不到40岁，见到记者时穿着一件格子衬衫，举手投足间洋溢着亲和与自信。
对他的了解其实早有耳闻，淘宝的遂昌模式，在电商圈内是是家喻户晓的成功典范，赶集的起家发展也曾是叶照辉一手参与、支持，而这些都是他早些年他任浙江遂昌县的副县长时主持的工作，他对农村电商领域的研究可谓颇深。
问起他对这项事业的看法和期待，他说：
“互联是一种生活方式”
叶照辉：
仓央嘉措曾经很有一个浪漫的诗，你爱或者不爱，他就在那。
那么，互联这种东西，它就是以后中国老百姓的生活方式。
只不过现在城市的人已经提前过上这种生活方式了。
现在我们需要让农村过上这种生活方式。
我不认为农村互联是一种商务模式、工具之类的定义。
我个人对农村互联或者互联进入到农村，我个人认为这就是一种生活方式。
“农村互联是最大的蛋糕”
叶照辉谈到，无论在官场还是商场，他有愿意做有希望、有意义的是，而农村互联行业，就是其中一个最大的蛋糕。
叶照辉：
不管你是要村村通、户户通、赶街、村淘、京东帮等等很多。
但万变不离其宗，我觉得都是在进军农村市场。
这块市场将会是中国未来几年互联经济里面最大的一块蛋糕，也是最后的一块蛋糕。
诸暨村村通模式吸引了他
在叶照辉紧紧看好农村电商领域的广阔前景的同时，浙江诸暨一个新的探索引起了他的注意，当地电商整合了村子里的便利店，组成覆盖本地的电商“村村通”，一面帮村民代购生活用品、一面代销自己农产品，线上线下相结合，利用距离近、平台小的优势，打造本地的村民上购物和销售的平台，这引起了当时是副市长的他的注意。
叶照辉：
这个村村通的介绍模式，包括这两年里它探索的，还是符合我对事情的认知，如果只让老百姓买东西，它只是一个商务工具。
让老百姓能够在村村通这个平台上，去感受、去消费、去购物，把农村里好的东西可以销售到城市去。
这个很重要，这个意义很重大。
让老百姓的东西卖出去，往大里讲就是老百姓的增收啊。
而更被叶照辉所青睐的，是它建立起的服务于农村的整个信息体系服务体系的整合。
“没有一个模式能够吃定天下”
叶照辉：
第三大板块，村村通里面有，往小里讲，可以充话费、购买服务。
往大里讲，包括政府的公共项目服务下农村、下基层，延伸到基层去。
也包括现在很时髦的，比如络培训、络教育，甚至于生活便利的服务。
包括门诊，医院预约，政府公共事务的预约。
我觉得现在缺就缺这样接地气的平台。
老百姓会慢慢的，有事会找这个平台，买东西来这个平台买，卖东西也会来这个平台卖，服务、需要培训都会从这个平台获得。
之所以敢试水地区性电商平台，是因为叶照辉觉得，现在农村互联的模式，没有一个模式能够吃定天下的。
也没有一个模式能够统领全国，而最成功的模式，就是立足于本地，且能够发扬生存。
但对于未来推广的难度，有着公共事业思维的叶照辉，认为，政府的布局和支持必不可少。
在体制内的十几年积累沉淀最多
叶照辉：
总结未来推广的难度，有几个，第一是当地政府对这件事情的认知和推力。
很重要的，像诸暨，农村电子商务的推力是很大的，尽管我们有成熟的商业模式，但是要建点，有行政推力布点是非常快的事情，因为布点本身成本不高。
第二难点在村村通做的模式是要整合本地商家，而不是简单的教淘宝教购。
所以要把本地服务于农村方方面面的东西整合起来，这同样是需要政府的推力和平台的整合能力。
在体制内的十几年，也是叶照辉积累沉淀最多的时候，他告诉记者，没有日日夜夜的思索，没有奔波的跑基层、乡村，他也不可能像今天这样胸有成竹的拥有开启创业的勇气与智慧。
在面对身份、职业的取舍，叶照辉首次吐露自己的心态：
“我是怀着感恩之心离开的”
记者：
要是在这个地方做新事业的话，您觉得原动力是什么？
叶照辉：
我最核心的思想就是我是怀着感恩之心离开的，我把过去所有的经历看成是一种积淀跟积累，才会有这种心态，勇气，决心跟思维迈出这一步。
人家都说，你这么年轻，把将来都不要了，我没放弃，我是感兴趣的，所以才会下这种决心。
对平台的想法，我过来不是在这里玩的，是有自己的努力跟创业空间的，何乐而不为。
篇二：
免职辞职与撤职
免职、辞职和撤职（XX-09-2317:
19:
16）
标签：
免职辞职撤职杂谈
9月22日，经党中央、国务院批准，免去吴显国同志河北省省委常委、石家庄市委书记职务；同意接受李长江同志引咎辞去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局长职务的请求。
同一天，据河南省纪委、省监察厅有关负责人通报，河南省已对登封市广贸工贸有限公司新丰二矿“９·２１”煤与瓦斯突出事故作出初步处理意见，免去吴福民同志登封市委委员、常委、副书记职务，建议免去其登封市人民政府市长职务；建议免去张宏伟同志登封市人民政府副市长职务。
细心的人们可能已注意到，有关责任人不是辞职，就是被免职，没有一个被撤职。
辞职、免职和撤职，貌似都失去了官职，其实大不一样。
免职是一项法律程序，免去旧职，才能担任新职务，或者异地任职，或者升迁新职。
如果是因为对某事负有责任，被免去职务，只是意味着他不再担任这一职务，并非行政处罚。
辞职，分主动辞职、引咎辞职、勒令辞职三种。
主动辞职，一般是官员因年龄等原因主动提出辞职请求，这与行政处罚无关；引咎辞职，一般是官员因某事负有责任，主动向上级或人大申请对其免职，以应对舆论问责；勒令辞职，是官员因某事负有责任，但死皮赖脸不辞职，组织部门或事故处理机构只好向上级或人大提议免去其职务。
引咎辞职和勒令辞职，其实就是免职。
无论辞职还是免职，一般来说，官员的职务级别待遇不变，而且有可能另任同级别的新职，甚至有可能高升。
当年铁道部丁部长因事故频发而辞职，不久便东山再起当上了另一部门的部长，而且升任政治局委员。
此次山西省长孟学农引咎辞职，《南方周末》的报道说，其“省部级的待遇不会取消”，“孟现在仍是中央委员”。
只有撤职，才象征着因责任事故受到行政处理。
撤职，意味着官员已失去上级的信任，很难再被重用，但仍保留公务员身份，生活有保障。
比撤职更严重的处理，是开除公职。
所以说，辞职和免职，不是行政处罚，只是一种委任方式。
官员辞职或被免职后，完全可能东山再起。
或者平级调动，或者升迁新职，都是顺理成章的事。
当年孟学农先生因处理非典不力而引咎辞职，不久便出任新职，之后又担任山西省长；最近又因襄汾县重大溃坝事故而引咎辞职。
他两度辞职，让好多人顿生同情，有人还写过《向孟
学农先生慰问并致敬》、《悲情孟学农》之类的文章。
其实善良的人们不必过份担心，辞职和免职是不会影响官员仕途的。
撤职和免职、撤职和降职的区别是什么
答案：
回答人：
周璐璐
（1）撤职与免职的区别。
第一，性质不同。
撤职是处分的一种，即撤销现任职务；而免职是干部管理与任免的一种方式，是工作人员的职务变迁和调整，不是处分。
第二，适用条件不同。
撤职适用于严重违反行政机关公务员纪律，造成国家和人民利益重大损失，已不能担任现任职务的行政机关公务员；而免职则是依据《公务员法》第四十条的规定，根据试用期满考核合格、职务发生变化、不再担任公职以及其他情形需要任免职务的，应当按照管理权限和规定的程序任免其职务。
第三，法律后果不同。
受撤职处分的，不仅应当撤销其现任职务，而且应当按照规定降低其职务、级别。
而免职的，按照身体、年龄和德、能、勤、绩等情况，有的不再安排工作，有的安排平级或者较低职务，有的晋升职务。
但除晋升职务的以及一些特殊情况外，一般原职级待遇不变。
第四，决定机关不同。
撤职是根据受处分人的错误事实由任免机关或者监察机关作出处分决定；而免职一般由有关部门提出免职报告或者本人申请，由任免机关下达免职令或者通知。
（2）撤职与降职的区别。
第一，性质不同。
撤职是一种处分；而降职是行政处理的一种方式。
我国对降职的使用有一个变化过程。
《国务院关于国家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奖惩暂行规定》中是把降职作为行政处分的一个种类来使用的，l993年国务院颁布《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后，降职不再作为行政处分的一个种类，而被规定为一种与行政处分、免职、辞退并列的行政处理的手段。
第二，适用条件不同。
撤职适用于严重违反行政纪律，造成国家和人民利益重大损失，已不能担任现任职务的；而降职根据《公务员法》第四十七条的规定，适用于在定期考核中被确定为不称职的。
《公务员法》第四十七条规定：
“公务员在定期考核中被确定为不称职的，按照规定程序降低一个职务层次任职。
”第三，决定机关不同。
撤职是根据违法违纪人的错误事实由任免机关或者监察机关作出处分决定；而降职决定则只能由任免机关决定。
（《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学习问答》人民出版社）
篇三：
新一波官员下海潮来临？
新一波官员下海潮来临？
本刊记者李克诚XX年04月16日
今年3月，杭州市金融办原党组书记、副主任俞胜法辞去公职，加盟阿里巴巴集团，或将出任阿里络银行行长的消息引发外界关注。
这是又一起政府官员辞职下海的案例。
据不完全统计，自XX年下半年以来，仅广州市就有4名县处级（含）以上的官员辞掉公职，加入民企或上市公司担任高管。
在北京，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信访局原副局长黄力群也于XX年10月辞职，加盟北京一家律师事务所。
当诸多的零星个案接连出现时，人们不免会猜测：
中国会迎来新一波官员下海潮吗？
重新打量“官员下海”
我国此前已有过两波官员下海的热潮：
第一波发生在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后；第二波则出现在党的十六大前后，从时间段上看，集中在XX～XX年。
也正是从本世纪初，公众对官员下海现象的讨论日渐升温。
这场持续了十多年的社会舆论争议，主要聚焦于一个核心议题：
是否以及如何对下海官员或者官员下海予以约束。
因为，在人们看来，含混暧昧的政商关系使得下海后的官员仍握有不可小觑的剩余权力，他们依靠此前在官场中积累下的关系和人脉资源等，一旦驰骋于商界后，仍可借助其剩余影响力在竞争中获取不正当利益，甚至沦为洗白贪腐所得的暗道。
应当说，十多年前，这种对官员下海可能引发负面效应的警示，时至今日仍不显过时。
但是，今天当我们再回头来看，当初的预警或许也被人为放大了。
一个明显的例证是，多年过去了，在我国查处的数以万计的贪腐案件中，有大量的在职或退任官员和企业家涉贪被查，但涉及下海官员的案例并不多见。
为何会出现这种与当初预想相偏离的情况呢？
通过梳理案例，或可帮我们厘清其中原因。
首先，那些下海的官员，部分是自信在廉政和能力上较为出众的人，他们并非是在官场上混不下去了，而是怀着换一种人生（活法）的想法而主动投身于商海的挑战。
比如，XX年底辞职下海的福建省信息产业厅原厅长游宪生，他当时年仅46岁，又是当时福建省厅级干部中仅有的两名博士之一，能力和仕途均被外界看好。
当游宪生第一次提出辞职时，被福建省人大常委会婉拒。
他又重写了一份更加情真意切的辞职报告，最后，该省人大常委会才以31票赞成、30票反对的微弱优势勉强予以批准。
由于要预料到须经过离任经济审计，因此，只有对自身廉政自信的人才会主动提出辞职。
而且，一旦辞职，他们会成为官场中的异数，也会失去来自利益关联同僚和体制的庇护。
此外，凡下海的官员多会成为媒体和公众重点关注的新闻人物，外界的这种监督也是对其日后行为的制约。
更重要的，权力的即时性也决定了人走茶凉的现实官场生态，退出官场的人士不得不面对其影响力日渐衰竭的无奈现实。
因此，对于官员下海现象，我们不仅仅将眼光盯在如何约束其剩余权力的惯性思维中，而更应考察这种特殊现象之所以产生的社会背景和原因。
实际上，梳理我国前两波官员下海潮的变迁史就能发现，每次潮涌的背后，都是市场的力量得以强化的结果，也是在回应并传达中国社会深层变革发出的前兆信号。
前两波官员下海潮背后
1992年第一波官员下海潮的重要背景是，这一年的年初，邓小平发表了南方谈话——胆子要大一些，敢于试验，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要抓住时机，发展自己，关键是发展经济，‘发展才是硬道理’。
这不仅正式确立了中国市场经济改革的取向，也为当时的社会精英参与社会、发挥才智和热情指明了出路。
据《中华工商时报》的统计数据，1992年全国至少有10万名党政干部下海经商。
如今，他们中的佼佼者已成为中国最显赫的商界精英。
比如，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已担任副厅级干部的陈东升，就是在这一年下海的，他后来创办了中国本土最大的拍卖公司嘉德拍卖、中国第五大保险公司泰康人寿。
同一年，当时在国家体改委任处长的冯仑（万通地产董事长）、国务院政策研究室处长毛振华（中国第一家资本市场信用评级中介机构——中诚信的董事长）等一批学者幕僚也转投商海。
日后，他们被人称为92派企业家。
严格说来，1992年的下海潮是全民下海，除了一大批机关干部，来自科研机构、高校等其他领域的社会精英也纵身一跃，跳入市场淘金的洪流中。
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创业的草根企业家不同，92派多接受过良好的教育，他们原本生活在广义的体制内，有着忧国忧民的情怀。
然而，在经历了1980年代中后期挫折后，他们开始从理想主义的幻想中冷却，纷纷走出那个令他们当时看来颇为僵化、伤心的体制。
到市场中去，第一次成为中国社会精英的主流选择。
这一集体行动的更深层影响则在于，中国的主流价值观也是从此开始了猛烈的转向，中国的精英群体也开始分化：
从学而优则仕转向了投身商业，追求并拥抱财富。
92派官员下海的示范效应也在悄悄影响着下一个10年的精英们的选择。
在XX～XX年前后，当整个社会的环境再次发生变动时，又一波官员下海潮蜂拥而至。
这次，全国范围内出现了一大批县处级乃至厅局级官员纷纷下海的案例，最惹眼的则是江浙等沿海地区。
据浙江省有关部门统计，从XX年到XX年3月，该省共有125名县处级以上党政干部辞职或提前退休，其中就有9名厅级官员，其中大部分发生在XX年下半年到XX年上半年。
在中国市场经济的策源地之一的温州，两名副市长、1名市政府秘书长和1名副秘书长几乎同时下海。
在江苏，仅盐城一地，就有东台市市长、阜宁县副县长、建湖县副县长等在内的5名县级实权干部主动摘下官帽，进入民企当起了经理。
在上海，时任虹口区区长的程光，辞官出任印尼大财团三林集团中国区总裁；在广东，广州最年轻的正局级干部之一42岁的市环保局局长姜崇洲辞去公职，出任某地产集团副总裁……
这一时期，官员下海之所以再次成为潮流，除了受1998年及其后的各级政府机构裁减改革的波及，更重要的社会背景是，中国的民营经济此时正处于政策异常宽松的蓬勃发展期。
也是在XX年前后，中国发生了几起与民企及民营企业家有关的标志性事件：
首先，民营企业家在XX年首次被定义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建设者；在XX年秋天的十六大上，7位民营企业家首次成为全国党代表。
而在地方层面，重庆、浙江和贵州三地的省级工商联会长首次由私营企业家担任，尹明善、徐冠巨等民营企业家首度被推荐、当选为省级政协的副主席，这都是通常意义上的副省级高级干部。
当时，整个社会都对未来走向充满着朝阳般的正向预期。
人们从各种政策信号中似乎读到：
中国民营经济的春天正在到来……
影响官员下海的内外变量
然而，XX年起，关于国进民退的大争论在全国范围内升温。
多位知名企业家因种种原因锒铛入狱，而此前那些高调亮相的下海官员，有的在咸湿
辞去福建省信息产业厅厅长的游宪生，最初出任一家上市公司的总裁，但很快他就再次挂冠而去。
此后，他又辗转了两三家企业担任职业经理人，均在短期任职后便离开。
另一位厅级干部，浙江省财政厅原党组成员、省地税局总会计师徐刚，受吉利集团董事长李书福之邀出任该集团CEO，但也是在呆了5年、挪了两个职位后便离开。
此后，徐刚又先后出任了两家知名民企的总裁，均未呆满两年便黯然离去。
XX年恰逢改革开放30年之际，此前著有《权变：
从官员下海到商人从政》的本刊原主笔、知名媒体人章敬平在对5年前的采访对象回访时发现，回访下海官员的过程，要比当年采访他们的过程难得多，多数人不愿意接受采访，即使出于礼貌和他坐到一起说了几句，也不希望自己的故事见诸报端。
他解释说，极少数人是因为看淡了官场商场云起云落，多数人是因为不满意自己的境遇，自认为惨淡无光，无颜见江东父老。
实际上，整个社会已在不知不觉中悄悄生变。
如果对比XX年与1992年下海官员的就业走向，就能看出端倪：
92派多是自主创业的公司的缔造者，而XX年前后下海的那波官员更多的则是进入民企担任职业经理人，成为高级打工者。
仅仅10年，创业的门槛已在筑高。
与之同时，民企的更大风险也在加剧袭来。
法制日报社《法人》杂志连续多年监测并发布了中国企业家年度犯罪报告，他们对过去数年的案例研究发现，近5年媒体曝光的企业家犯罪越来越集中在民营企业家身上。
XX年，民营与国营企业家犯罪的曝光数基本持平（49：
35），然而到了XX年，被曝光的民营企业家犯罪数已是国企的3倍之多（270：
87）。
日益恶化的民企生存环境不但没有吸引体制内的官员下海，反而影响到新一代年轻人的就业选择。
最近几年，回到体制内重新成为年轻人在就业时的优先选择。
在浙江温州——被外界认为中国商业观念最浓厚的地区，报考公务员的竞争激烈度，连续多年都屡攀新高，不少岗位都高居浙江11个地级市前列。
不过，从XX年下半年起，国内又开始出现了公务员辞职下海的零星个案。
除了上文提及的广州4位处级以上干部先后辞官下海外，在湖南浏阳等地也出现了多名乡科级基层干部集体辞职下海的案例。
值得一提的是，这次公务员下海又具有新的社会背景：
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提出八项规定等严管官员的若干新规后，公务员及干部群体的各种收入以及出国（境）、用车、招待等隐形福利也遭到了进一步的严控和削减。
而近年来渐进推行的养老、医疗改革等社会保险类改革，也不断蚕食或拉平了公务员群体的优渥的特权和福利。
当体制内的吸引力在不断退烧之后，官员群体是否会出现新一轮的用脚投票的离职潮。
创业的营商环境是否得到了改善，阻碍民间投资活力的各种壁垒和歧视性政策是否得到了修正，权力对资本的钳制以及对资源的配置是否真得交还市场，畸
形的政商关系是否被理顺并向健康方向发展。
也只有当上述一系列配套的激励和约束机制日渐明朗并趋健全时，民营经济的又一春才会真正展现，诱惑官员下海的动力才会变得真切。
春江水暖鸭先知。
官员群体通常对政治气候和社会环境变化保持着异常敏锐的触感。
可以想象，也只有当整个制度体系和社会土壤出现了更加适宜于营商和创业的环境时，他们的择业观才会为之改变，届时，中国官员群体的第三波下海潮才会真正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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