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洛文化概论讲义第九章汇总.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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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洛文化概论讲义第九章汇总
第九章河洛地区的艺术
河洛地区的古代艺术绚丽多彩，在书法、绘画、雕塑、音乐、舞蹈、戏曲等方面都取得了辉煌的成就。
第一节先秦艺术
河洛地区是中国古代艺术起源的地区。
早在距今八九千年的裴李岗文化时期，已经出现了原始音乐和原始美术。
在舞阳贾湖遗址出土有用鹤类肢管钻孔制成的骨笛，这些骨笛制作精致，能发出6声或7声阶音。
在山西襄汾县陶寺遗址出土有铜铃、啁鼓和特磬等乐器，说明人们已开始奏乐。
在裴李岗遗址出土的少数陶器表面有各种纹饰，还出土有雕塑的猪头和羊头。
说明人们已有审美观念，开始对器物进行装饰，并开始进行雕塑创作。
仰韶文化时期的陶器多进行彩绘，汝州阎村仰韶文化遗址出土的一件陶缸，绘有《鹳鱼石斧图》，被人们称为史前艺术的杰作。
到了夏商周三代，河洛地区的艺术有了长足的进步，特别是在音乐和舞蹈方面取得了辉煌的成就。
一、音乐和舞蹈
在偃师二里头夏代都城遗址出土有石磬、铜铃、陶埙和陶鼓模型。
文献记载夏王启作“九辩九歌”，孔甲畋于东阳萯山（今河南偃师首阳山），作《破釜之歌》，为东音之始。
据说商代巫咸发明了鼓。
在商代后期的都城安阳殷墟等遗址中发现了磬、埙、鼓、铜铙等乐器，反映了当时的音乐状况。
夏商周三代河洛地区就有优美的宫廷乐舞。
周代已经设置专门管理音乐和舞蹈的官职。
见于《周礼·春官》的，有乐师、大师、小师、瞽矇、眡瞭、典同、磬师、钟师、旄人、笙师等，分别掌管与乐政有关的事宜和各种器乐。
乐要相应配之以舞。
见于《周礼·地官》的有舞师，掌教各种舞蹈。
又设鼓人掌教六鼓、四金之声音等。
由职管人员之多，分工之细，足见当时音乐和舞蹈的发达。
考古工作者在河洛地区所发现周代的乐器比夏、商两代要丰富得多，特别是铜铸乐器，夏代只有铜铃，商代只有铜钟、铜铙、铜铃三种，大多1种1件，只有铜铙大小成套3件。
到了周代，铜铸乐器则大大增多。
尤其到了春秋战国时期，不少大墓都有成套铜铸乐器出土。
如河南三门峡上村岭1052号虢国大墓中出土一套9个编钟；洛阳西工八一路东侧一座战国初期墓出土铜甬钟一套16个，石磬一套6件。
从河洛地区所发现的各种乐器看，《周礼》中关于周代音乐的五声八音之说和已创制的众多乐器是可信的。
所谓五声即宫、商、角、徵、羽等五个音阶。
《周礼·春官》云：
“凡乐，黄钟为宫，大吕为角，大蔟为徵，应钟为羽，路鼓、路鼗，阴竹之管，龙门之琴瑟，《九德》之歌，《九韶》之舞，于宗庙之中奏之，若乐九变，则人鬼可得而礼矣。
”周代已有用金（即铜）、石、土、革、丝、木、匏、竹等八种质料制成的各种乐器。
八种乐器可奏出不同音质的乐曲，称为“八音”。
众多乐器合奏，可构成五声八音的美妙乐曲。
当然，这些音乐主要是为王公贵族服务。
当时的乐舞，主要用于祭祀和王事礼仪。
这种祭礼乐舞，当时被看做崇高礼仪，由专职的大司乐向公卿大夫的子弟教习，裨能履行祭祀礼仪。
周代的舞蹈同音乐一样发达。
由上述祭祀礼仪看，乐曲和舞蹈是同名的，而且在这种场合舞蹈则从属于音乐。
当然，乐曲、歌、舞虽可浑然一体，密不可分，但它们各有特点，是不同的艺术形式，舞蹈同乐曲一样也可独立存在，二者相辅相成。
《周礼·春官》云：
“乐师掌国学之政，以教国子小舞。
凡舞，有舞，有羽舞，有皇舞，有旄舞，有干舞，有人舞。
”此六种舞蹈称为“六舞”，与周乐“六乐”相对应。
所谓“六乐”，不过是五声八音在祭祀进行中的六种变奏而已。
而所谓、羽、皇、旄、干、人“六舞”，则有不同的礼仪场合和舞者有不同装饰和手持不同舞具之别。
可见，这是当时专用的礼仪性舞蹈，与上述《云门》、《大卷》、《大咸》、《大韶》、《大夏》、《大濩》、《大武》七种用于不同祭祀场合的乐舞具有同样功能，并且也是教国子（公卿大夫子弟）自幼学习之舞。
除了朝廷专用的祭祀和王事礼仪各种舞蹈外，应当有各种民间娱乐性舞蹈，因其难登简策而不详。
春秋时期，礼崩乐坏，在诸侯国除在特定场合演奏朝廷雅乐外，还出现了一些新的音乐，河洛地区的郑国和卫国音乐发达，且独具特色，当时人称作“郑声”，或“郑卫之音”。
二、绘画与雕塑
周代的绘画，与商代相比有长足的进步，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绘画的内容由单调到丰富，即由绘画动物和人的个体，到能绘画人们现实生活的某一宏大场面，使绘画进入真正反映人们社会生活、思想感情和憧憬未来的现实主义阶段。
二是开始把握人与物的关系，人为万物之主，在构图时已能把人置于主位并使周围景物衬托人的活动气氛。
三是对人、动物、建筑、器物等对象的写实或写意技巧都比商代有较大的进步。
周代遗存的绘画，在河洛地区发现罕少。
彩墨画和漆画，由于很难保存，今天所能见到的极少。
河洛地区所出土的铜器上刻画有一些图像。
例如1935年在河南辉县赵固一座战国墓中出土的一件铜鉴上，刻画出一幅燕乐歌舞图像。
有二人执槌击编钟，又有二人执槐击编磬，其背景是一座高大的两层殿宇，其中还陈设着鼎、豆、壶之类的礼器，由此可知这是反映贵族宴饮的乐舞情景。
此图构图严谨，人、景、物处置恰当，以线刻技法表现，线条简明流畅。
与此刻画图像技法相近而内容绝然不同的器皿装饰图像，是河南汲县（今卫辉）山彪镇出土的一个铜鉴上刻画的“水陆攻战图”。
作者便将292个人物巧妙地分画在40组不同内容的画面中去，分别表现出陆地上的攻防、格斗、远射，水中划船、水中搏斗，战斗中击鼓助威，战后犒赏、歌舞等激动人心的场面，活生生地表现出战争的残酷以及战后的欢乐情景。
此画像以阴刻线条为主，技法粗放，然人物生动多姿，格斗场面紧张激烈，犒赏场面欢乐感人，无不具有艺术感染力，因此它是一幅不可多得的古代战争图。
周代的雕塑技法也有明显的进步。
河洛地区出土的周代雕塑器，主要有陶塑、木雕、玉雕等三类。
陶塑以捏塑实用装饰艺术品为主，技术水平也较高。
郑州二里岗战国墓出土的一件陶鸭，仰首引颈欢鸣，张开双翅欲下水畅游，栩栩如生。
在技法上写实与写意相结合，写实与夸张相结合。
鸭体是写实的，而双翅则是写意性捏附于鸭身两侧，鸭两足粗大，鸭脚掌厚重似马蹄，过于夸张。
鸭体羽毛用褐、白两色相间的彩绘。
这件陶鸭汇集了当时的几种陶塑技法，可以说是周代河南地区陶塑的代表作。
周代出现一种“木雕”艺术形式。
周代已拥有铜刀、铜凿和铜斧（或铜镑）等坚韧、锐利的金属工具这类工具，“木雕”艺术的出现可谓瓜熟蒂落。
木雕作品的主要对象是人和动物。
由于河洛大部分地区干旱，木雕作品易朽，发现极少，只有在多雨潮湿的东南部，竹木器保存环境良好，才有一些发现。
金属铸造人物形象虽不是直接的雕塑品，却与雕塑艺术有直接关系。
因为在浇铸之前需要刻好模子。
铸好一个人物需要精细地雕刻好一个模子，需要较高的雕塑艺术水平。
在这类作品中，河南洛阳金村战国墓出土的两件人物铸品具有代表性。
其中一件是银人，高8·6厘米，是站立全身像，衣冠整齐，神情自若，其股体粗壮，大手赤足，应是个劳动者形象。
另一件号称“鹰师”的青铜人，高约28·2厘米，则是一个女巫形象。
大头胖脸，细眉凤眼，脑后双辫垂肩，身披竖纹长袍，双足登长筒鞋，两手竖握的驯鹰杖上，分别站着一个鹰，鹰师双目注视着左边鹰，形态栩栩如生。
这两件都是写实作品，刀法细腻灵巧，毛发衣纹纤纤可见，形态生动。
由此可见周代雕塑水平之高。
此外，河洛地区的书法艺术源远流长。
商代后期的甲骨文字娟细瘦挺。
秦李斯的篆书则“画如铁石，字若飞动”。
第二节秦汉艺术
一、书法
在汉代，汉字的书写艺术颇有成就。
河洛地区的书法家，首推大书法家蔡邕，还有师宜官、刘德升、史晨等人。
蔡邕，字伯喈，东汉陈留圉（今河南杞县南）人，他不仅是一位著名的文学家，也是伟大的书法家。
他工于篆、隶，尤善汉隶，著名的洛阳太学隶体石经即为他所书。
熹平四年（175年）他奉诏写定六经文字，刻石立于洛阳太学门外，世称为《熹平石经》。
他不仅擅长隶书，还独创了“飞白体”书法。
这种“飞白体”的特点，一是笔画中多有虚笔露白之处，二是笔调轻飘跳跃似有飞舞之动感。
此体深为时人所喜爱，汉、魏宫阙的匾额及楹联，多用“飞白体”，蔡邕因而名噪一时。
蔡邕还写有《笔赋》、《篆势》、《笔论》、《九势》等著作，对书法艺术作了集中的论述，探讨了中国古代书法艺术表现的力量与气势之美、和谐之美，在书法理论方面做出了杰出贡献。
刘德升、史晨等书法亦各有所长。
刘德升，颍川（治今禹州）人，是行草的创造者。
史晨，字伯时，河南（治今洛阳）人，善于多种书体。
他书写的《孔子庙碑》，流传于世。
东汉时期是汉隶的成熟期。
河洛地区东汉隶书刻石极为丰富，包括碑碣、摩崖、墓志、题记等。
除洛阳太学《熹平石经》外，还有《张景残碑》、《尹宙碑》、《太室阙铭》、《袁安碑》等，代表着汉代隶书石刻艺术的辉煌成就。
二、绘画
汉代河洛地区的绘画艺术，主要表现在宫廷绘画、墓葬壁画以及彩陶装饰画等方面。
洛阳、密县等地的画像石，风格深沉雄大，有不少是不可多得的珍品。
1、西汉
西汉绘画，在河洛地区已有所发现。
洛阳老城西北一座西汉墓有四幅很有价值的壁画。
第一幅已模糊不清，可能是《除魃消旱图》。
第二幅在墓主室西墙额上，画的是“二桃杀三士”。
这是一幅描述晏子献计齐景公以二桃除去三勇士的故事。
此画笔法简练而豪放，线条流畅，人物形象刻画细致，栩栩如生。
第三幅在墓主室后上方，为“鸿门宴”故事画，表现了项庄准备乘席前舞剑之机刺杀刘邦的故事。
整个画面布局紧凑，笔法简练而豪放，气韵生动，把每个人物心态都活灵活现地表现出来。
第四幅，在墓室顶脊上，是由12幅相连而成的天象图，象征12时辰。
在洛阳还发现了一些壁画墓。
西汉卜千秋壁画墓的墓门内额上的一幅，为羽化仙人王子乔，人首鸟身立于山顶之上，振翅欲飞上天。
另一幅在墓室后壁，似为定方位镇墓之用。
墓室顶脊的第三幅画（由若干块砖画构成）才是主题画，即墓主人升仙图。
其中精彩部分是：
头盘双髻的仙女，拱手跪迎主人，女主人手捧三足金乌乘三头凤鸟；男主人手持弓，乘着龙蛇前奔。
他的前方有口含瑞草的玉兔，旁有蟾蜍和奔犬，象征主人已腾空升仙。
笔法简练，人物生动，寓意深刻。
此画反映了当时人们受道家思想影响很深，幻想得道成仙，以摆脱人间的种种烦恼与灾难。
画像使用了写实与夸张相结合的手法来反映人们的心态。
画像砖与画像石是一种特殊的艺术形式，多用刻刀将所要绘的画采用刻阴线或剔地雕成浅浮雕表现在空心砖或石块平面上，也有用先刻好的小方块画模打印在未干的空心砖坯上然后烧制。
画像砖、石主要用于垒砌阴宅——墓室。
画像砖始于战国时期，到西汉初仍呈兴盛态势。
画像石则始于西汉中晚期，至东汉方盛。
在西汉，画像砖艺术兴盛且已达到顶峰。
河洛的画像砖多见于洛阳和郑州两地。
洛阳地区画像砖，多系用阳模印制的阴线画像。
其画像不是在画面周边，而是在中间。
画像占地较大，内容丰富，如门砖上，既印有铺首、守门武士和青龙、白虎等驱邪镇墓性质的画像；又有在墓室内侧墙砖上表现主人生前生活的种种画面，如迎拜贵客、狩猎、骑奔等；更有主人希冀的社会安定、物产殷富、牛马成群、六畜兴旺的景象；还有神话传说和五行谶纬。
这些基本上都与当时人们的社会生活和思想意识有关。
画中的种种人物，身首四肢比例适当，神形兼备，生动如真。
如一些守门武士，手执巨斧，须眉倒竖，双目怒睁，令人望而生畏。
郑州地区的画像砖是以几何图案装饰为主，居于砖面中央地位，而人与各种对象的画面则退居画像砖的边郑州出土汉代空心画像砖缘，居于次要的地位。
而且这种画面多用阴纹模印的阳纹画。
郑州南关画像砖墓是西汉空心砖画像砖代表作之一。
这座墓的72块空心砖中，不少仅有一面或两面的装饰图案，如方形、菱形、蕉叶形、涡纹、锯齿纹等装饰性图案。
只有少量空心砖除装饰图案外，还在边缘印有各种画像，如植物、动物、凤鸟、人物、骑射，还有当时较少见的门阙、楼阁、围墙等建筑画像，使画面的内容更贴近生活。
2、东汉绘画
东汉朝廷在“少府”下设有黄门署长、画室署长、玉堂署长各一人。
明帝（刘庄）“雅好丹青，别开画室。
又创立鸿都学以集奇艺，天下之艺云集”。
宫廷画工有“黄门画工”和“尚方画工”等。
宫廷画的内容主要有两种：
一是“取诸经史事”；二是表功颂德，后者更为盛行。
如汉明帝永平年间，“显宗追感前世功臣，乃图画二十八将于南宫云台，其外又有王常、李通、窦融、卓茂，合三十二人”。
当时各州郡纷纷仿效，以画像表行者越来越多。
当时绘画风气很盛，善画者众多。
著名的科学家、文学家张衡和文学家、书法家蔡邕也是有名的画家。
鸿都门学立于灵帝时期，是一种专门学校，培养绘画、书法及诗赋人才。
壁画，在汉代是被广泛应用的画种。
特别是东汉，不仅殿堂、衙署、驿站等官方建筑墙壁上往往绘有壁画，就是民宅、墓室墙壁上也不罕见。
在出土的东汉民宅和仓房模型墙壁上绘有不少彩画。
这类绘画的题材内容都与日常生活有关。
新密后士郭一东汉墓出土一座二层仓楼，仓楼盛满粟子，四壁均绘有壁画。
仓楼正面下层绘有一幅“收租图”，将地主通过收租的方式剥削农民这一普遍的社会现象以典型的艺术形象再现出来。
这幅画采用先在壁上涂白粉为底，然后以黑、红、赭、黄诸色作画。
画面鲜艳醒目，艺术效果颇佳。
这种方法，在当时被广泛使用于壁画。
墓室的壁画，内容更丰富。
新密打虎亭和后士郭两地的东汉壁画墓具有典型性。
打虎亭2号墓的壁画绘在主室和耳室壁上，其中有车骑出行图、宴饮图等。
这些图都是在白灰壁面上，采用朱砂、朱膘、石黄、石绿、赭石、黑墨、白粉等颜色绘成的彩色画。
后士郭3号墓壁画描绘了墓主人生前的生活片断。
在中室北壁各绘有一幅斗鸡图。
墓南壁所绘的人物群像图，有的头戴高冠，有的头戴巾帻，神态各不相同，但个个眉目清秀，线条流畅，服饰鲜艳，可谓汉代壁画中人物画像之佳作。
荥阳出土的东汉壁画墓内容丰富，有楼阁庭院、车马出行、人物故事、珍禽异兽、乐舞百戏、色彩鲜艳。
东汉画像石和画像砖是享誉中外的瑰宝。
在南阳、商丘、郑州、洛阳等地区都有汉画像石和画像砖墓，以南阳画像最著名。
南阳多皇亲国戚，商贸富户。
他们生前穷奢极欲，死后仍想享富贵，便不惜耗费巨资营造阴宅，于是画像石被大量制作，用来建造墓室。
以南阳为中心，在唐河、桐柏、邓州、方城、叶县、襄城等地，都发现有画像石或画像砖墓，这些在石或砖上刻画的画像成为一笔丰厚的文化遗产。
新密打虎亭1号墓是一座大型汉画像石墓。
此墓雕刻着各种瑞禽神兽、各种仙人和方相氏等多种画像，其中有两幅大型画像：
“收租图”和“庖厨图”。
后者着重描绘了10个家人奴婢为烹饪而忙碌的情景：
有人从井中汲水、淘米，有人烧火蒸饭，有人在巨鼎大釜中煮肉，还有人往外端菜、送汤。
这是汉画中一幅较完整的大型庖厨图，是不可多得的珍品。
三、雕塑
西汉河洛地区的陶塑也很发达。
墓葬随葬品中，多数明器是陶塑品。
在西汉中晚期，陶塑更多地表现农村庄园的现实生活，如粮仓、灶台和水井的模型和劳作陶俑。
郑州南关159号汉墓出土的一套庭院建筑模型，前有大门和阙，院右侧有仓房，左侧有厨房、厕所和猪圈，院后是正房。
所有建筑陶塑都采用了写实手法，细腻而逼真，真实地反映出地主庭院的状况。
济源城南泗涧沟西汉二墓均出土陶塑碓和风车及操作俑，造型逼真，生动地表现了舂米的图景。
此外，还有一些实用器皿，如陶灯和博山炉，上加装饰物，也属于艺术品。
寓意很深的艺术品已崭露头角。
济源泗涧沟汉墓所出的一件“陶都树”便是一例。
此陶都树的塑造，寓意“日初出，天鸡鸣”，象征未来的光明前程，为人们所向往。
东汉的雕塑比西汉又高了一个层次。
当时的石雕作品，大多被当做宫室、苑囿和陵墓的附属装饰品。
东汉存留下来的大型石雕作品，有石阙、翁仲、兽类等。
河洛地区的石雕首推嵩山的太室阙、少室阙和启母阙。
太室阙位于嵩山南麓，为太室山庙的神道门阙。
此阙又分东、西两阙，东阙高3．92米，西阙高3．96米，两阙均由阙基、阙身、阙顶三部分组成。
二阙顶部均用三块巨石雕成四阿顶，顶上雕出重脊、瓦垄，檐下雕椽，四边雕瓦当和板瓦唇，瓦当面还浅雕柿蒂纹图案。
阙身均用八层石块叠砌于阙基上。
在阙身的南、北两面，用减地平雕的手法刻出数十幅画面，有百戏、狩猎、奇禽、怪兽以及神话故事、贵族生活等内容。
其中，西阙南面的“车骑出行图”、“马戏图”和东阙北面的“斗鸡图”更是趣味横生。
少室阙，位于登封城西少室山北，是少室山庙的神道阙。
此阙亦有东、西两阙，东阙通高3．37米，西阙通高3．75米。
两阙结构形态基本相同，顶部同太室阙一样，阙身前后两面遍布浮雕图案，主要有车马出行、双龙穿壁、双兽争食、四灵、羽人、蹴鞠、赛马、斗鸡、斗兽、马戏和山水等图案70余幅。
启母阙，位于登封太室山南麓，为启母庙前的神道阙。
东阙高3．17米，西阙高3．18米。
基本结构同太室、少室两石阙一样，只是阙身浮雕画面内容有所不同，主要有启母石、夏禹化熊、郭巨埋儿、骑马出行、交龙穿杯、孔甲畜龙、斗鸡、驯象、饮宴、幻术、蹴鞠、虎扑鹿和人物画像等70余幅。
其中，西阙的月宫图，雕有蟾蜍和玉兔捣药，反映民间的神话故事。
而郭巨埋儿的画面则活生生地反映了封建社会的道德。
从现存三阙浮雕画面来看，既有飞禽走兽，又有木石怪异，既有神话传说，又有现实生活，题材广泛，想像力丰富。
尽管东汉社会谶纬迷信泛滥，画面中也有幻想羽人升仙之类的内容，但现实主义仍是主流。
三阙的雕刻采用减地平雕手法，刀法简练，线条流畅，人物形象生动，禽兽姿态逼真，反映出较高的技艺。
东汉的大型石雕，主要是立于宫殿、苑囿、神庙和陵墓前面作为建筑的附属装饰或仪仗。
石雕的对象是人、马、象、虎和神兽等。
在登封嵩山中岳庙前有数尊小型翁仲，高1米余，肃立而神态谦恭。
刀法粗犷的写实圆雕是汉代大型石雕的主要特点。
陶塑在汉代比石雕更普及。
尤其在东汉，陶塑品几乎涉及人们生活的各个方面，有人物陶俑，有房屋建筑模型、日用器具、家畜家禽和兽类。
由于谶纬迷信的泛滥，人们相信人死灵魂不灭，到阴间照样享用生前所拥有的一切，于是便把生活所需要的物品，包括房屋、用具、粮仓、家畜家禽等，以陶塑明器的形式随葬于墓中。
与西汉相比，东汉陶塑的种类和数量都大幅度增加。
包括建筑模型、家庭生活用品、家畜家禽等。
这类陶塑大多是素烧作品，有少部分上绿釉或褐釉。
由于作为明器随葬，大多只要求“形似”，手法粗放。
但也有一部分陶塑既“形似”又“神似”，具有较高的艺术水准。
在河洛地区的东汉陶塑中，洛阳地区的陶俑属于佳作。
陶俑，有文吏、仕女、劳作、伎乐、百戏等。
其中，除了文吏俑和仕女俑一律穿宽袖长袍，拱手直立，姿态比较单调外，其余三类陶俑则千姿百态，形象生动。
如伎乐俑，有的吹排箫，有的击鼓，有的弹琴拨瑟，甚至有舞动双手指挥者。
此种陶塑，技法精巧，追求自然纯真，形神兼备，乃上乘之作。
四、音乐舞蹈
乐舞在西汉已经流行，到东汉时期更加普遍，而且各地的歌舞各有特色，所谓“齐童唱兮列赵女，坐南欧兮起郑舞”便是其写照。
张衡的《二京赋》中还描述了一些歌舞、百戏演出的情景。
而音乐和舞蹈场景在河洛地区屡见于壁画和画像石中。
东汉洛阳宫廷庙堂，时常有音乐演奏。
音乐分为四品：
一是太平乐，二是周代雅乐，三是黄门鼓吹，四是皇帝在后宫宴乐时所奏之乐。
达官显贵家中亦常演奏音乐。
在南阳等地的汉画中，可见到的音乐图像很多，所用的乐器有三类，即打击乐器、弦乐乐器、吹奏乐器。
每一类乐器又有多种，基本上包罗了土、匏、革、丝、竹、石、金、木八种乐器。
这三类乐器，皆可独奏，而在画中所见，它们往往是合奏交响，组合成美妙的音乐。
在汉代民间往往将竽、排箫、篪等单独自吹自乐，借以抒发自己的感情。
而在伎人手中的乐器，则是谋生的工具。
汉代的舞蹈已很普及，伎人的舞蹈艺术达到了很高的水平，被誉为“我国古代舞蹈艺术发展的第一个高峰时期，在舞蹈史上有着重要地位”。
在河洛地区发现的画像石中有关于乐舞的画像百余幅，画像中的舞蹈形式主要是单人独舞和双人对舞。
其中单人舞又可分为“长袖舞”、“巾舞”、“蹋鼓舞”和“盘舞”等数种。
“长袖舞”是细腰女伎挥动长袖而舞，婀娜多姿，十分优美。
“巾舞”主要以手执长丝巾代替长袖，可用单巾，亦可用双巾，男女伎人皆可舞之。
“蹋鼓舞”常见的是女伎踏柎而舞。
柎是皮壳内充苇糠的鼓形道具。
与蹋鼓舞相近的“盘舞”由男伎或女伎分别踏盘而舞。
盘与鼓在这种舞中为道具，盘有四盘、五盘、七盘之分，以七盘舞较著名。
双人往往只限于建鼓舞和长袖舞。
建鼓舞，由于建鼓为侧立双面，需二伎人边击鼓边舞。
长袖舞、巾舞在画像中亦有双人舞者。
在河南汉画像中有面具舞、拟兽舞等，是使用道具的传统性舞蹈。
这些舞蹈多姿多彩，更令人赞赏。
第三节魏晋南北朝艺术
魏晋南北朝时期，旷日持久的战乱与分裂割据本不利于艺术的发展，但少数民族乃至外国艺术的传入又有利于艺术的进步。
因此，河洛地区的书法、绘画、雕塑、音乐、舞蹈和建筑艺术都取得了显著成就。
一、书法
魏晋南北朝时期河洛地区的书法艺术成就辉煌。
三国时长社（今长葛）钟繇精于隶书和楷书，和书圣王羲之齐名。
北朝以洛阳龙门造像题记为代表的魏碑体魄力雄强，骨势峻迈。
魏晋时期，河洛地区的书法技艺在东汉的基础上有了新的进展。
曹魏时期的书法家，有钟繇、胡昭、邯郸淳以及卫觊、韦诞等。
史称，“（胡）昭善史书，与钟繇、邯郸淳、卫觊、韦诞并有名，尺牍之迹，动见模楷焉”。
胡昭，字孔明，颍川郡（治今许昌市东）人。
避难居陆浑山（今嵩县），后徙宜阳。
他以经籍自娱，尤善史籍大篆，书迹为世人楷模。
邯郸淳，字子叔，也是颍川郡人。
他“博学有才章，又善《仓》、《雅》、虫、篆、许氏字指”。
既通文字学，又精书法。
曹魏书法家中最负盛名的是颍川长社（今河南长葛东北）人钟繇。
钟繇，字元常，仕魏官至相国、廷尉、太傅。
他兼善各种书体，尤精于隶书和真书。
吸取东汉曹喜、刘德升、蔡邕诸家之长，形成了独特的风格。
其传世佳品，现仅存隶书《上尊号碑》。
唐朝人张怀瓘所撰《书断》称他：
“虽习曹、蔡隶法，艺过于师，青出于蓝，独探神妙。
”“真书绝妙，乃过于师，刚柔备焉。
点画之间，多有异趣，可谓幽深无际，古雅有余。
秦汉以来，一人而已。
”《宣和书赞》又称其《贺捷表》：
“备尽法度，为正书之祖。
”在书法史上，他和汉代草圣张芝并称“钟张”，与时人胡昭并称“钟胡”，与东晋书圣王羲之并称“钟王”，具有很高的地位。
其少子钟会亦善书，行草兼美，尤工于隶书。
此外，又有韦诞，字仲将，曹魏时在洛阳任职，官至侍中、中书监。
他诸书并善，尤精题署。
当时洛阳、许昌、邺三都宫殿台观多其题字。
南朝梁书画家袁昂称其书如龙威虎振，剑拔弩张。
河东安邑（今山西夏县）人卫觊，字伯儒，仕魏为尚书。
他“好古文，鸟篆、隶、草，无所不善”。
其子卫瓘、孙卫恒均在朝廷任职。
瓘善草书，恒善隶书，又撰有《四体书势》，是书法史上的珍贵文献。
又有梁鹄，仔细揣摩师宜官的书法，善写大字，在曹操府中以写书自效。
魏晋洛阳宫殿题署多出其手。
《四体书势》称梁“鹄之用笔，尽其势矣”。
北朝后期书法家有江式，字法安，陈留济阳（今兰考东北）人，为书法世家。
其六世祖江琼西晋末迁居凉州（治今甘肃武威），善虫篆、训诂。
祖父江强徙代京（今山西大同），亦传书业。
江式少习家学，孝文帝时以书写谥册之功，除奉朝请。
他“篆体尤工，洛京宫殿诸门板题，皆式书也”。
曾撰《古今文字》40卷，惜未完成。
北朝大族，如崔、卢、李、郑，多有善书者，崔浩书有《吊比于文》，郑道昭、庾导等人，亦堪称当时的著名书法家。
北朝的河洛地区书法，沿续了钟繇、卫瓘等人的旧书体，与东晋南朝宗王的真书相比，具有古雅端庄的独特风格。
康有为以为北朝书法有“十美”，这就是：
魄力雄强，气象浑穆，笔法跳越，点画峻厚，意态奇远，精神飞动，兴趣酣足，骨法润达，结构天成，血肉丰美。
北朝河洛地区书法艺术，多见于写经真迹与墓志、碑刻、塔铭、造像题记。
这种书体结构扁方，构架紧密，方笔折角，骨力雄劲，人称“魏碑体”。
被书法家称为“龙门二十品”的洛阳龙门石窟的20则北魏时期的造像题记，在近千品魏刻中最负盛名。
它为书家刻工所共同创造，被尊为魏碑体的法帖范本。
此外，洛阳及其附近地区出土了数量众多的北朝墓志，其中不乏书法精品。
洛阳邙山出土的元乂墓志，孟县出土司马悦墓志，登封的《中岳嵩高灵庙碑》，均为魏碑书体的代表。
魏碑为历代书法家所重视，清初著名书法家包世臣等人提倡，学习书法应以“北碑”（即魏碑）为楷模。
二、绘画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我国绘画艺术史上一个辉煌的时代，人物、山水画都有长足的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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