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童年文化与幼儿文学.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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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童年文化与幼儿文学
第三章童年文化与幼儿文学
[教学时数]3学时
[目的和要求]
了解：
（1）了解特定时代的童年观既关乎儿童特殊的身心特征，同时也是文化建构的产物
（2）了解童年观和社会文化的因素
掌握：
（1）明确当代世界幼儿文学的文化精神走向是：
更深刻的童年立场，更广泛的童年的赋权，更开阔的人文情怀
[教学重点和难点]幼儿文学的文化建构性质的认识
[教学方式]以讲授法为主，辅以多媒体课件演示
【学习提示】
特定时代的童年观既关乎儿童特殊的身心特征，同时也是文化建构的产物，它的概念中同时也包括了自然和文化的成分。
幼儿文学的面貌不仅取决于其自身的艺术性探求，同时也受到特定文化语境的深刻影响，比如童年观和社会文化的因素。
对与幼儿文学的文化建构性质的认识，并不意味着取消幼儿文学的文化精神标准。
当代世界幼儿文学的文化精神走向是：
更深刻的童年立场，更广泛的童年的赋权，更开阔的人文情怀。
第一节童年观的性质
虽然童年现象与人类的存在相伴而生，但童年本身并不是一个自有的概念，而是特定历史文化建构的产物。
幼儿也是一样。
因此，谈论幼儿和幼儿文学，离不开对于童年观和幼儿文学观的文化考察。
童年观，亦即一个时代对于儿童及其特征的普遍看法，幼儿文学的艺术发展与其有着密切的文化关联。
当代童年观所发生的一个重要变化，是从自然的童年观向着文化的童年观的迁移，这一迁移带来了现代童年观的革新，它有益于我们从一个更全面的视觉看待童年和童年的意义，也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幼儿文学的意义。
一、变化的儿童
谈到儿童，我们的脑海里或许会浮现出如下一些沿袭已久的看法：
儿童是幼小的，脆弱的，需要成人保护和引领的：
儿童的身心发育不成熟，容易受伤害，也容易因受到引诱而犯错：
儿童的心灵是“白板”,具有很强的后天可塑性，环境什么样，他就会变成什么样：
儿童好动而又善于破坏，需要看管，因此，成人要教儿童懂得遵守规则：
儿童的自由是珍贵的，因此，成人要容忍和保护这份自由：
儿童是小野蛮，身上带着人类褪去的野性：
儿童是天真无邪，新鲜芬芳的，是极乐园的象征;
………
我们每个人都或多或少的分享着上述若干点对于儿童的共同看法。
在持有这些看法的时候，我们不会认为，这只是一个儿童的特殊案例，而会把它们看做所有儿童共同表现出的特性。
每当目睹孩子做出某些符合上述特征的行为时，我们会认为这是自然而然的表现，我们对自己说;喏,这就是孩子！
这就是我们心目中“自然”的儿童，他有那么一些固定的特征，使得我们能够从其他的群体概念中把他辨别出来。
同时，我们也根据这些特征来确立我们对“儿童”的理解。
有意思的是，我们可以很容易地发现，在这些关于“自然”的儿童的理解中，不可避免地存在着相互矛盾的地方。
比如，把儿童看做小野蛮的观点与把儿童看做天真无邪的孩子的观点之间，以及主张管制儿童和给儿童自由的观点只间，就有着明显的矛盾之处。
这种矛盾也存在与提出这些观点的思想家之间。
17世纪，英国哲学家洛克提出儿童是一块有待后天的教育来涂抹书写的“白板”，这个观念直至今天仍然影响巨大，在许多人眼中，它就是“自然”的儿童观的一部分。
而相近时期，法国思想家卢梭提出了儿童的天性是纯洁至善的观点，认为教育只能对它造成危险的污染，因此，为了保护这份天性的健康成长，对儿童的教育应该是消极无为的。
卢梭的观点，同样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并成为另一种“自然”的儿童观点的一部分。
事实上，如果我们仔细反思自己对于儿童的理解，或许会发现，很多时候，在我们个人自以为统一的对于儿童的看法中，竟然也存在着明显的相互矛盾之处。
比如，许多人能够在想象和审美的层面上认同对儿童自由的诗性捍卫，然而在现实生活中，为人父母或师长者，他们大多会毫不犹豫地认同儿童是需要严格管制的一个群体。
这些矛盾意味着，关于一个“自然”的童年概念的理解，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样简单和统一，而且充满了难以自圆其说的裂缝。
这些裂缝进而导致对于一个“本来如此”的童年观念的怀疑：
究竟是否存在着一个“自然”的童年？
还是说，它只是我们想象的产物？
如果是，那么这些想象又是如何产生、形成的？
一批当代童年研究学者给出的答案是，他们产生于特定的历史时期，受到社会文化环境的影响。
比如，关于儿童的原罪观念是中世纪宗教文化的产物，关于童年的纯真看法则在很大程度上是19世纪欧洲浪漫主义思潮的产物。
更具冲击力的是，他们提出，连童年本身也是一个在特定历史条件下被“发明”出来的概念，如果没有这些条件的推动，童年的概念也就根本不会发现。
比如，当代童年史研究的开拓者、法国史学家菲利帕艾里耶就提出，人们把儿童视为不同于成人的生命个体的看法，在中世纪的时候并不存在，一直要到16、17世纪才逐渐在欧洲社会产生、形成、并延续到今天。
在艾里耶之后，另一些研究者进一步提出，中世纪的时候，儿童并不是不存在，而是以不同于今天的方式存在着。
这样，问题开始变得越来越复杂起来.既然不同的时期，关于儿童的看法是各不相同的，那么在相同的历史时间，这些看法就一定是一样的吗？
20世纪欧洲资本主义社会的儿童观和同一时期亚洲，非洲的儿童观一样吗？
同样是20世纪的欧洲社会，上层阶级和下层阶级，资产阶级和劳工阶级的儿童观一样吗?
同样的时间，阶层，甚至同样环境下的家庭里，对于男孩和女孩的看法一样吗？
20世纪瑞士心理学家让·皮亚杰在实验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对不同年龄段儿童身心特征及其发展规律的精细剖析，该剖析对后世儿童教育和儿童发展研究贡献卓著。
然而到了今天，皮亚杰的理论所面对的质疑是：
这些特征真的是不同时代，不同民族，不同阶层儿童普遍的身心发展特征吗？
所有这些问题不但是对原先那个“自然”的儿童观的冲击，甚至是对儿童观自身的挑战。
这就是对于儿童“文化的”理解，也是20世纪后期以来西方童年研究中出现的一种新的儿童观倾向。
它认为儿童不是一个固定的，本质性的概念，而是特定社会文化构建的产物，因此，不同的社会阶层，经济条件，文化背景等，也会导致对儿童的不同看法。
这意味着，我们不能把儿童看做理所当然的摸样，而是需要在宏观和微观的具体时空条件下，小心地确定儿童这一概念的坐标。
从“自然的儿童”到“文化的儿童”，“童年”不再是一个恒定的，不变的本质概念，而成为了一个复杂的历史文化现象。
二、变化的童年观
20世纪发生在童年观领域的从“自然的儿童”向着“文化的儿童”的观念的转化，从三个层面形成了对于现代以降在西方发达社会发展起来的一种现代童年观的批判。
第一，它指出了童年与具体社会文化之间在宏观和微观层面的丰富联系，从而批判了将童年视为一种超越文化的存在物的看法。
众所周知，现代童年观所带来的对“儿童”这一群体来说至关重要的观念变革，使儿童从作为成人世界的一种附属物成为了一个具有独立生命价值的个体。
与此相应地，过去几个世纪以来，人们对于儿童身心的发展规律的关注也在不断增加，尤其是在儿童心理学的研究领域，出现了许多丰富而又精细的研究成果。
但这一现象所导致的另一个结果是，儿童的成长被认定为一个由某些发展规律所决定的了的统一的过程，而影响这一过程的无数现实的文化因素，则被简单地搁置起来。
“文化的儿童”的观念正是意在弥补儿童研究史上这种对于童年的文化属性关注和考察的缺失。
第二，它强调了童年概念内部所包含的复杂的层次与内涵，从而批判了将童年视为一种单一、透明、简单的存在物的看法。
现代童年观在吸收了大量儿童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形成了对于童年的一种比较模式化的看法：
一方面，儿童需要来自成人的教育，并能够在这种教育下进行身心潜能的开发与实现；另一方面，对于儿童的教育又必须以符合儿童特点的方式进行，“人们应理解儿童的发展及其自身的规律，儿童天真可爱、好奇、充满活力，这些都不应被扼杀。
”显然，这是对童年的一种理想化的看法，它的蓝本是现代欧洲富裕阶级（包括中产阶级）的童年。
然而，我们想要问的是，一个来自欧洲发达国家上层富裕家庭的孩子，和一个来自第三世界国家底层贫困家庭的孩子，他们的童年之间究竟有可能存在多少共同的地方？
以下是2001年的一份针对东南亚地毯厂童工的教育项目访谈所得的关于当代儿童生活状态的描述:
每天清晨五点起床，在一个灯光昏暗的地毯加工厂里开始工作。
坐在织布机前的硬板凳上，孩子们的工作是迅速地打结，再用一柄带齿的重榔头将这些结敲紧。
室内仅有的小窗户开在天花板附近，上面满是栅栏。
有时候，可以听到屋外上学的孩子们的笑声。
他们得一直织到晚上九点，期间只有两次短短的用餐时间……一天只允许上一次厕所.空气中飘满了毛絮灰尘,通过呼吸进入到肺里,叫人胸口作疼。
即便在这段叙述中，我们也能够发现工厂内外两种截然不同的童年的身影。
显然，前面提到的童年观并不能覆盖对于不同社会文化中复杂的童年现象的理解。
这使得从社会文化的视角来考察童年的多元面貌显得格外必要了。
第三，它基本上认为童年是在特定的历史文化语境中被构建起来的一个概念，从而批判了将儿童视为一种本质存在物的看法。
长期以来，儿童研究强调的是科学，从各种儿童发展现象中摒除可变的时间、空间以及与此相应的文化的成分，进而分离出一个具有公理性、普适性的童年的概念。
在许多人看来，这一概念本身就客观地存在着，我们要做的只是去揭示它、发现它。
然而，文化的童年规则指出，童年并不是一个自由的概念，而是特殊的文化语境中被建构的产物。
也就是说，先有什么样的文化，然后才有什么样的童年。
同样，当文化语境发生变化时，童年也会发生相应的改变，以使自己更好地适应新的文化环境。
对于“文化的儿童”的认识让我们看到了童年概念所具有的的文化关联性、复杂性与建构性、它是对于现代童年观的一次富于时代性的补充和丰富。
但这一认识也存在这样一个明显的问题，那就是它的文化决定论立场。
认识到儿童的生活、命运与社会文化语境之间的复杂关联，以及它所具有的复杂内涵，无疑是十分必要的：
但是把文化看做参与童年建构的唯一因素，以文化的多样性否认儿童在生理、心理、精神发展上的某些共性，则很容易使我们关于童年的探讨陷入僵局。
正如英国知名文化批评学者特瑞伊格尔顿所说：
“声称我们完全是文化的动物，等于用一只手将文化绝对化同时又用另一只手将世界相对化。
”
比如对于特定历史时期童年生活方式的考察，当然要考虑不同阶层，性别等文化因素的影响，但如果把文化的制约性放大到极端，那么从具体的现实来看，同一阶层内依次还有不同级别，家庭，个别等的区别，推到最后，只有从每一个儿童个体生活的角度展开的具体考察，才是最具有可信性的。
这显然不适合现实的研究展开。
只有在承认特定文化范围内的儿童发展共性的基础上，在充分考虑各种文化因素的影响，才是真正有意与推动儿童研究发展的途径。
因此，对于儿童的当代理解，既有必要吸收上述文化童年观的理论成果，同时也要看到其问题的所在，扬长补短，建立对于儿童概念的一种适宜的当代理解。
三、对于早期童年的理解
在世界学前教育组织2006年度工作会议学术研讨会上，时任世界学期教育组织主席的塞尔玛西蒙斯坦（国别不详）作了《儿童观的后时代视角》的报告。
在这篇报告中，西蒙斯坦提出了这样一种“后现代”儿童观：
儿童期是针对儿童并由儿童进行的社会性建构，儿童是知识，个性，文化的共同建构者。
作为一种社会性建构的产物，儿童期总是随着时间，地点，文化的不同而具有不同的内容，并随着阶层，性别和其他社会经济条件的变化而变化。
因此，既没有所谓的自然的儿童，也没有普遍的儿童，而只有多样的儿童与儿童期。
紧接着这一观点，西蒙斯坦提出了对于传统儿童发展研究理论的四点批评，其中包括“盲目认为儿童发展的普遍发展过程，”错误推崇儿童无能论”，“笼统归纳儿童发展的普遍目标”，过分渲染发展常态范围的临界作用。
”这四点批评有力地揭示了一直以来有关儿童发展的传统理论所存在的观念性问题，可以说是正中靶心。
有趣的是，在四点批评的一个看似不起眼的“角落”里，西蒙斯坦对自己的批评作了这样一个小小的补充说明：
然而，我们也不能据此完全推翻皮亚杰的儿童发展的阶段论。
虽然儿童个体之间确实存在很大的差异，但仍然有明显的证明表明，在基于生物因素的儿童身体发展过程中确实存在着特定的普遍性，例如儿童的骨骼，肌肉生长等。
这意味着，即使是在对现代儿童观的这样一种充满后现代色彩的激烈的理论批评语境下，我们仍需要承认，在对于儿童的传统理解中，有这样一点是无法推翻的，亦即儿童多少是一个有着共同特征的群体，不论其内部存在着多么复杂的差异性，他们始终分享着一些基本的共性。
这些共性不仅仅涉及骨肌、肌肉等生理层面，也涉及思维、心灵等精神乃至文化的层面。
事实上，在接下去的论述中，西蒙斯坦所提出的的对于儿童的“后现代”理解，恰恰指向着儿童的精神统一性的事实。
她指出：
儿童的思维能力远远超过其表面上表现出来的能力，他们用一种原始的方式掌握着几乎所有的科学概念。
儿童全身心关注当前的现实。
儿童努力探寻世界的意义。
儿童通过填空的方式创造理论。
儿童对情境具有依赖性。
儿童用“故事”划分世界。
儿童推崇整体优先原则。
………………
谁能说，这些试图“颠覆传统标准”的对于儿童的理解，不是另外一种形式的标准呢？
换句话说，我们在批判传统儿童观的普遍价值，强调童年的文化差异性的同时，仍然无法离开对新的普遍性的寻求。
这其中的不同之处在于，当我们在充分考虑童年文化环境差异的基础上，在进入对于儿童特征的理解时，我们可以让自己的认识变得更全面、更完整，也更贴近现实。
因此，我们有必要建立起对于儿童和童年概念的这样一种当代认识：
一方面，儿童是一个分享有某些普遍的个体身心发展特征和规律的群体，因此，儿童研究界迄今为止所取得的关于儿童发展的普遍认识，仍然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参考价值；另一方面，这一规律性的发展过程又必定会与具体的社会文化因素融合在一起，从而导致过程本身表现出丰富的差异面貌。
一种具有当代性的童年观，必须充分包含上述童年共性与差异性的辩证关系。
这也是我们在对于早期童年发展的理解中应该持有的立场。
当我们在谈论“幼儿”这样的概念时，我们的讨论首先是建立在对于“幼儿”这样一个群体的生理、心理等方面某些共性的认识基础上的。
但同时，我们也有必要对不同的社会文化背景所造成的幼儿发展的具体差异性予以充分的关注和考量。
只有将这两点结合在一起，我们才有可能在一个具有建设性的平台上来谈论与早期儿童发展有关的一切文化现象，这其中也包括幼儿文学。
第二节文化建构中的幼儿文学
和童年的概念一样，幼儿文学既是建立在我们对于幼儿期个体共有的身心发展特征的认识基础上的一个文学门类，同时也是特定历史时期童年文化、社会文化建构的结果。
本节将在承认幼儿文学同一性的基础上，重点探讨幼儿文学与文化语境之间的复杂关联。
一、童年观建构下的幼儿文学
宽泛地说，儿童文学产生于人们对于儿童作为一个独立个体和童年作为特殊人生阶段的价值认可。
幼儿文学也是如此。
从幼儿文学诞生起，特定时期的童年观就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幼儿文学的美学建构。
由于童年观本身是一个处于历史变革中的概念，因此，随着人们对于儿童的看法和认识的变化，幼儿文学的艺术面貌也在发生相应的改变。
在儿童文学发展的早期，以低幼儿童为主要读者对象的幼儿文学尚未从中分离出来。
这一时期并没有自觉地为低幼儿童创作的文学作品，只要阅读能力许可，幼儿就可以与其他年龄的儿童享用同样的故事或书籍，我们只能从今天的视角判断，其中的哪些作品可能更适合幼儿阅读。
在欧洲，字母书是较早具备幼儿读者意识的一个儿童图书门类，从这类书籍的历史变迁中，我们或可窥见童年观的发展对于幼儿文学艺术形态发展的影响。
16世纪，用做儿童阅读和书写启蒙的字母书在欧洲十分流行。
较早的入门书仅有26个英文字母的大、小写法、英文母音的读法，以及祈祷文写在一张纸上，贴在一块约有2.75英寸宽、5英寸长的木版上，下端有炳，可以执握。
有的柄上还留有一孔，穿上绳带，便于儿童挂在项颈或系于腰带，以随时诵读。
早期字母书的内容相当乏味，但随着17、18世纪，人们对于儿童的身体精神的认识不断增进，他们便开始在字母书中采用配画或者韵文等更容易被儿童接受的形式，来促进知识的传授。
与此相应地，字母书的形式也开始向着我们今天所说的幼儿文学作品的形态发展。
尤其是1693年，英国哲学家约翰洛克在《关于教育的一些思考》中表示赞成“字母书或字母玩具以娱乐的方式来教孩子学字母”之后，字母书中越来越多使用儿歌、游戏、插画等形式设计，来促进幼儿学习字母。
不过，直到18世纪中期之前，英语幼儿读物的重点都放在教育而非娱乐上。
不但字母书如此，成人在为孩子提供动物故事和幻想故事读物时，也常常在叙事中提醒儿童读者，动物和幻想只是叙述的工具，重要的是故事里的道德内容。
因此，哈维达顿在其知名的《英国童年史》中认为，真正的儿童文学到18世纪中期才开始得到广泛传播。
哈维达顿把童书定义为“明显是为孩子提供自发的乐趣，而主要不是教育他们的书，这一观点在18世纪后期和19世纪成为了许多儿童文学创作的立足点。
与此同时，由于部分地受到18世纪以来浪漫主义思潮影响下的童年观的深刻影响，人们也开始更多地思考儿童天性的文化价值。
于是，一种对于童年自由天性的发掘和表现，开始越来越多地出现在儿童文学（包括幼儿文学作品）的创作中。
在19和20世纪的西方儿童文学界，这一创作精神催生了大量优秀的幼儿歌谣、图画书、通话和幼儿生活故事。
整个20世纪期间。
在一个日益开放的童年文化语境下，幼儿文学的艺术探索也变得日益丰富起来。
以上是对于西方主流童年观的变迁以及这一童年观影响下幼儿文学艺术发展的一个极为粗浅线条的勾勒，不过从这样的勾勒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人们对于童年和童年文化的看法对幼儿文学的艺术面貌所产生的重要影响。
这一影响关系也可以从中国当代幼儿文学的发展中得到印证。
它使我们看到，幼儿文学并不是从始至终就拥有某种固定的艺术面貌或美学特征的，相反，它的艺术发挥的可能性，总是受到特定时期童年观的制约，同时随着童年观的变化而有所变化。
今天，童年观的变化仍然再继续，随着当代童年生存环境和童年文化的现实变化，我们的童年观将会以此为参照，不断地进行自我内涵的修正、补充、调整，甚至改换。
在这样的情况下，当代幼儿文学艺术也充满了继续变化的可能。
当然，童年文化与幼儿文学之间并不存在一种简单的决定与被决定的关系。
应该说，特定的童年文化为幼儿文学的艺术发展提供了一个童年精神上的基本起点，这一起点与幼儿文学创作最终能抵达的艺术和精神的宽度与高度，有着十分紧密的关联。
然而，并不是说有了某种童年文化的支撑，幼儿文学就能够自然而然地完成其相应的艺术探索的工作。
20世纪后期以来世界范围内幼儿文学所实现的种种艺术突破，显然是受到了这个时期空前开放、自由的童年文化精神的推动，但如果没有来自幼儿文学内部对于幼儿生命精神和幼儿文学艺术可能的自觉、持续的思考与探究，那么这种艺术上的拓展还是无从谈起的。
二、社会文化建构下的幼儿文学
幼儿文学的艺术发展不但受到特定时期童年观的制约，也带有相应时期社会文化内容的鲜明烙印。
事实上，幼儿文学本身也是一种文化产品，它以自觉或不自觉的方式，承载着特定历史时期的某些基本的社会文化信息。
这一方面使幼儿文学文化传递功能的一种体现，另一方面，也提醒我们关注幼儿文学中可能存在的某些文化表现问题。
1.性别文化
幼儿文学是孩子最早接触的文学，它所处理的幼儿生活话题中也包括幼儿性别教育的内容。
在幼儿文学中，有一部分专门针对有认同性别差异认知教育的作品，比如韩国作家闵秀贤的图画书《毛茸茸》，即试图通过幼儿日常生活的情境，来向幼儿揭示男女性别的差异（主要是生理差异）。
在性别意识开始萌芽的幼儿成长阶段，这是一种有益的认知教育。
但也有许多幼儿文学作品，在内容上并不涉及生理性别的话题，却可能以另一种更具影响力的方式，参与塑造着孩子的社会性别意识。
与生理性别相比，社会性别所强调的是在后天生活和文化环境中得到建立和强化的对于男女性别的区分，比如将男性认同为一种外向，刚强，富于攻击性的性别类型而将女性定义为一种内向、柔弱、需要他人保护的性别类型。
比如，在一些幼儿生活故事中，男孩总是被塑造成顽皮、多动、具有保护性的角色，女孩则往往以弱小、文静、温柔的形象出现。
与此同时，一些大大咧咧、擅长恶作剧的角色大多分配给了男孩，另一些小气、嫉妒、心眼儿多的角色则由女孩来扮演的。
这样的性别模式化现象在童话故事中也经常出现。
然而，尽管男孩、女孩的社会性别表现与其生理性别的差异有着特定的关联，但在幼儿文学作品中过分渲染社会性别的模式差异，容易过早地限制幼儿的社会性别自我认同，并不利于其身心发展。
幼儿文学应该在充分认识到幼儿性别差异的前提下，有意识地打破社会性别塑造的模式化倾向，表现男孩女孩更丰富的个性，以使幼儿的个性潜能获得更全面的开发。
2.阶层文化
儿童文学最早产生于儿童教育的需求，而在16、17世纪，儿童教育还是欧洲社会上层阶级的特权。
早期儿童文学因此带有鲜明的社会阶层文化烙印。
他们是上层阶级文化传递的一个工具。
安德鲁奥玛里在《现代儿童的塑造18世纪后期的儿童文学与童年》一书中，就详细分析了18世纪的英国中产阶级如何通过掌握儿童文学的出版权，使之成为了本阶层文化的一个重要载体。
他们将当时流行于下层阶级的一种通俗文化读物挪用过来，通过对其中的各种故事进行改写，把本阶级的意识形态（比如通过自己的努力获得财富和社会地位的提升）注入其中，提供给儿童阅读。
在这些作品中，不属于中产阶级的贵族阶级、下层阶级、其形象往往被塑造的十分单薄。
例如，穷人常常被夸张的描写成愚昧、势力、不诚实的仆人形象，贵族则被描绘为高傲、堕落、无用、无助的依赖者。
当然，随着教育的普及以及当代社会流动的加剧，来自不同阶层的人们开始纷纷进入到了儿童文学写作和出版的队伍，儿童文学领域的上述“文化霸权”现象也在得到改进，但是一些底层阶级的文化在其中仍然是十分边缘化的。
例如，在今天的大量幼儿生活故事中，对城市文化的表现明显多于对乡村文化的表现，对中产及以上阶层家庭的关注明显多于对底层劳动者家庭的关注，那些质量较为上乘的作品，也主要出现在前一种题材的作品中。
这样一种文化的不对等在现实中或许总是难以避免的，但在当地语境下，幼儿文学应当致力于弥补这样一种不对等的文化现象，通过在作品中尽可能呈现来自不同社会阶层的丰富文化，以拓展幼儿的文化认同。
3.族裔文化
幼儿文学是由特定民族和文化的背景的作家创作，并以相应的语言加以呈现的作品，因此，民族文化对于幼儿文学艺术上的构建和影响作用是不言而喻的。
民族文化既为幼儿文学的发生和发展提供了语言、思维、文化层面的根本基底，也为幼儿文学的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
同时，许多国家和地区也十分重视在幼儿文学作品中有意识地进行民族文化以及与此相关的意识形态内容的传授。
幼儿文学应当注重本土民族文化的传承，同时也有必须通过译介和创作的形式，呈现其他民族文化。
在这一点上，近年汉语幼儿文学的外来文化容纳力是显而易见的，相比之下，它对于汉民族之外的本土族裔文化题材和精神传统的关注则还显得十分不够。
从性别、阶层和族裔文化的视角切入的考察让我们看到了幼儿文学的大标签下所覆盖着的复杂度文化层次和文化问题。
了解和思考这些问题，有助于我们在为孩子写作和选择幼儿文学读物时，能够从一个较高的文化视点出发，至少在文学阅读中为孩子提供一个视野更为开阔、结构更为合理的文化根底。
三、全球化背景下的幼儿文学
当代幼儿文学的发展正处于一个前所未有的文化"全球化"的时代。
在国际文化交流空前广泛而频繁的今天，我们最初想象中的单一、纯粹的本土文化正在与其他文化的对接、碰撞和相互吸收过程中，逐渐转变为另一种"杂质"性的文化;与此同时，我们的幼儿文学创作也在空前繁荣的国外作品译介潮中，经受着一场来自世界幼儿文学层面的艺术洗礼。
这一全球化现象构成了幼儿文学发展最为广阔的一个文化背景，也使当代幼儿文学的文化语境变得更加复杂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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