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留不住的江湖袍哥.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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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留不住的江湖袍哥
重庆：
留不住的江湖袍哥
本文摘选自萧春雷著“中国的掌纹”系列《华夏边城》中信出版集团2016年9月出版68.00元
一座失意已久的城市，1891年，被一个英国人的敲门声惊醒。
开埠通商、抗战陪都、三线建设、三峡工程……短短百年光阴，重庆邂逅了所有机遇，被推向时代的潮头浪尖，翻云覆雨，历尽沧桑，比过去的两千年还要荡气回肠。
重庆虎变，江湖已远。
重庆性格成了一个神话。
但全中国都希望重庆人留住江湖，做一个永远的袍哥。
九开八闭十七门
重庆是一座奇幻之城。
穿隧道，跨大桥；旋转的街道，无尽的石梯；列车在屋顶呼啸，索道飘然过江；商业都会、防空洞纳凉点、城门公园、轨道交通、挑夫、游轮出港、火锅进洞……其他城市只有东南西北四个方位，重庆还添加了上下两个方位，难怪我头晕目眩。
为什么把城市建在这样一个地方？
成本多高啊！
我想找个老重庆人聊聊，有人推荐了萧能铸老先生，我前往拜访，川美的刘景活老师开车。
“你看，这就是萧老住的房屋。
”他指着路边一幢高楼说，“但我们要从另一个门上去，很远。
”又经过十几分钟，绕过三四条街道，我们来到一条僻静的小巷，几个踏步跨进了大楼门厅，电梯是从9楼开始的。
来重庆两三天，我就习惯了楼层的混乱。
我住的第一个酒店在十八梯附近，没有电梯，拎着行李吃力地登上4楼，在房间眺望长江，目光竟越过了窗前一幢12层高楼。
我住的第二家酒店在信义街尽头，门厅电梯从5楼开始。
重庆是一座建在斜坡上的城市，许多摩天大厦，不过是吊脚楼的豪华版。
退休在家的萧能铸先生瘦削结实，至今还保持着户外探洞的爱好，看上去像中年人。
他说祖上是清雍正六年从江西吉安泰和县迁来的，自己是第8代；外公曾俊臣是老重庆的“鸦片大王”，也是民生实业公司的大股东。
谈起老重庆，他如数家珍：
重庆最早的古城应该在江北嘴，就是战国时张仪筑的江州城。
三国李严的时候，江州城就转移到了渝中半岛。
重庆的老房子都建在斜坡上，是干栏式建筑。
古人尊重自然，很善于利用地形；只有那些建筑学院出来的博士才干傻事，一想到建房子就挖地、找平，增加造价不说，还导致地质灾害，结果山上还淹水。
重庆古城依山就势，很有南方特色，比西安古城更精彩，九开八闭十七门，按九宫八卦布局……
萧先生称赞的重庆府城，民国《巴县志》描述说：
“沿江为池，凿岩为城，天造地设。
”可以想见它的奇妙壮观。
1925年的重庆地图还勾勒出府城的完整轮廓：
坐落于渝中半岛的东端，尖部高翘，仿佛少女拇指上精心修饰的华丽指甲。
长江和嘉陵江从南北流过，汇流于东北的朝天门。
重庆古城有三大特点：
第一，它是不规则的，找不到东南西北，9大城门一路排开，除了通远门通向陆路，其余8座城门都连接江边码头；第二，它是扭曲的，陡峭的山头破坏了中轴线，没有一条街道是笔直的、平坦的；第三，它是立体的，城市分山顶的上半城和山脚的下半城两部分，中间是壮观的石阶坡道相连，重庆府衙、巴县县衙、各省会馆和港市，都拥挤在下半城长江阶地。
说是十七道城门，八道闭门实际是假门，九道开门各有特色。
川江号子里有一首《说九门》，描述得十分生动：
“四川省水码头要数重庆，开九门闭八门十七道门；朝天门大码头迎官接圣，千厮门花包子雪白如银；临江门买木柴树料齐整，通远门锣鼓响抬埋死人；南纪门菜篮子涌进涌出，金紫门对着那镇台衙门；储奇门卖药材供人医病，太平门卖的是海味山珍；东水门有一口四方古井，对着那真武山鱼跳龙门。
”
近代重庆开埠后，城市急速膨胀，无法适应时代的要求。
1926年开始，在军阀刘湘的推动下，重庆开始了大规模市政建设。
因为三面环江，所以扩建的第一波浪潮就是溢过西边的通远门，将数十万座坟冢化为新市区，同时在旧城拆台阶、锯屋檐、铺街沟，拓修马路干道。
至30年代中期，重庆基本完成了城市的近代化转型。
通远门是重庆古城仅存的两座古城门之一，门洞完整，人来人往，不少市民在城墙上休憩、喝坝坝茶。
看着两边车水马龙的街道，我已经无法分辨城内城外了。
最奇怪的是，城墙上下安置了明末张献忠率军攻打通远门的雕塑群。
张献忠在重庆没有好名声，传说他攻下重庆城后，下令斩断所有俘虏的右手，有人伸出左手替代，结果被斩去双手。
我不知道重庆人为什么要纪念如此血腥的历史？
立德乐叩门
失意两千多年的重庆，终于等来了它的时代，敲门声很粗暴。
1888年，英国商人立德乐试图将“固陵”号轮船开进川江，引起全城的惊恐和抵制。
湖北宜昌至四川宜宾这段长江，称为川江，其中数百里明滩暗礁的三峡，风光绝美，但航行困难。
许多文人墨客吟咏过三峡，唐代诗人李白写道：
“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
”李白没有写到的，是每年无数船毁人亡的触礁故事，以及“轻舟”逆水而上的场景：
数百名纤夫爬行于绝壁上的栈道，背负纤绳，一步一步将“轻舟”拖往上游。
英国很希望重庆开埠，打开中国西部市场的大门。
1776年中英签订《烟台条约》时，李鸿章推说川江峡滩险阻，等轮船能够通航再说，只同意湖北宜昌开埠。
条约中有这样一条规定：
“又四川重庆府可由英国派员驻寓查看川省英商事宜，轮船未抵重庆以前，英国商民不得在彼居住开设行栈，俟轮船能上驶后，再行议办。
”这是条缓兵之计，只要轮船无法通过三峡，重庆就没有开埠的问题。
这样我们就要说到立德乐的故事。
阿奇博尔德·约翰·立德乐出生于英国，19岁跑到中国来冒险，曾参加洋枪队与太平军作战，娶上海工部局一位英国官员的千金为妻。
据说他的妻子唇上生须，但很富有。
他在宜昌开设立德洋行，弄了艘轮船经营宜昌至汉口的航线。
1883年，他雇佣了一条木帆船航行21天到重庆，写了本《经过扬子江三峡游记》的书在英国出版。
李鸿章的计策把英国人阻挡在川江外十几年。
立德乐很想把洋行开到重庆去，于是他筹集了1万英镑，在英国订购了一条500吨的“固陵”号轮船，1888年2月驶抵宜昌，向清政府申请宜渝航线的执照。
这一消息引起民众的强烈反对。
当时，川江沿岸的船主、船工、纤夫、装卸工，包括码头的货仓、餐馆、旅栈、花船等行业，数十万人依靠木船运输业生存，唯恐失去饭碗。
反对的理由是峡江险急，难以避让，轮船碰沉木船后如何赔偿人货损失？
清政府无法阻止立德乐冒险，又害怕轮船撞沉木船激发事变，决定让重庆开埠，由中方花12万两白银（约合2.34万英镑）买下“固陵”号给湖北运煤，并约定川江十年内不得行轮。
总理衙门是这样算账的：
“行轮患在坏民船，激众怒。
通商患在夺商利，损厘金。
然既行轮必通商，则兼两害；仅通商不行轮，则止一害。
两害取轻，尚是中策。
”意思是轮船开到重庆是坏事，还会带来另一件坏事——重庆开埠；立德乐想的不就是重庆开埠吗？
索性让重庆直接开埠，条件是禁止川江行轮，至少可以减少一件坏事。
就这样，重庆于1891年3月1日设关征税，正式开埠。
立德乐倒卖“固陵”号挣了大钱，第一个跑到重庆开设立德洋行。
1895年中日《马关条约》给他带来新的机会，日本人获得了从宜昌上溯长江至重庆府的权利，英国也跟着沾了光。
立德乐在上海定制了一条适合川江航道的木壳平底小轮船，命名为“利川”号。
1898年2月15日，60岁的立德乐和妻子在宜昌登上了“利川”号，向礁石林立的三峡驶去。
在数百名纤夫的协助下，连拖带驶，经过22天航行，遍体鳞伤的“利川”号于3月9日出现在朝天门码头。
这是重庆人见到的第一艘轮船。
“重庆文化的最大特点，是儒化不足，又叠加西化。
”西南大学历史地理所所长蓝勇教授说，“因为儒家文化薄弱，重庆人不讲华夷之辨，开埠后接受西方文化没什么障碍，迅速西化，成为中国西部最早完成近代化的一座城市。
后来陪都选在重庆，而不是西安、昆明，一个重大原因是重庆的近代化程度更高、更完整。
”
开埠后的重庆，为了“与华商隔别，免生嫌衅”，地方当局指定荒凉的南岸王家沱地区为通商处，重庆海关和后来的日本租界也设在这里。
没过多久，南岸就迅速发展起来，洋行、工厂林立，商埠繁忙。
不过这一切似乎只留存在记载中。
我来南滨路寻找遗迹，但见“峡江开埠”的标志牌附近，是一大片崭新的街道、广场、绿地和高楼大厦，残余的法国水师兵营、英国卜内门洋行形单影只，破旧不堪。
我转身凝望对岸的两江口。
暮色苍茫，渝中半岛仿佛一艘满载水泥森林的巨舰，弯成一道优美的弧，停泊在江心。
随着“利川”号首航成功，轮船和军舰开进了川江，但两年后一艘德籍商轮触礁沉没，给川江航运投下阴影。
事实上，直到1910年4月，蜀通轮开设每月往返2次的宜渝定期航线，川江轮船航运业的大幕才真正拉开。
许多人曾经预言，川江航线将成为外轮的天下，事实证明他们太悲观了。
上世纪20年代，外轮在川江上大行其道时，有一个重庆人怀抱宏大的梦想，创建了一家只有一艘小客轮的轮船公司，经营嘉陵江航线。
数年后，这位名叫卢作孚的人便一统川江，开创了民族航运业的辉煌。
码头与火锅
酒店临江，站在窗前，嘉陵江和江北的科技馆、大剧院就映入眼帘。
大剧院由一组册页般的块面竖立构成，仿佛一排琴键，也像一摞重庆人喜欢的麻将牌，矗立在江北嘴尖端，入夜就漫射出翡翠般的绿光。
我后来才知道，这座由德国设计师创作的造型笨重、线条刚硬的“重型坦克”（网友们的比喻），名字叫“孤帆远影”——这个词在汉语里有天地寥廓、身世飘零之意。
外国人很难理解中国文化。
走廊尽头可以俯瞰朝天门和两江交汇处。
嘉陵江水灰蓝，长江水浑黄，在江心形成一道鲜明的界限。
朝天门内正在施工，仿佛一块巨大的伤疤，数十辆挖机和大卡车像甲虫一样蠕动。
作为渝中半岛的门户，朝天门是历届重庆市政府经营的重点，这一带的建筑特别短命。
2012年朝天门两座老地标建筑——重庆港客运大厦（1996年建，高110米）和三峡宾馆（1992年营业，高100米）——爆破拆除，寿命竟不过20年！
重庆升级为直辖市后，需要更高、更壮丽、更现代的地标，体现这座城市的行政级别和雄心壮志。
新地标总投资211亿元，名叫“扬帆远航”，由建筑大师摩西·萨夫迪设计，包括6座摩天高楼和一个5层商业裙楼，前面4座高楼空中连接起一座“水晶廊桥”，重庆媒体称它们“既像乘风破浪的船头、又仿如海风吹拂下的风帆”。
说实话，我个人觉得它们更像一排篱笆，或者半个巨石阵，破坏了渝中半岛层次丰富的天际线。
因为两江周围的建筑过于密集，我倒觉得，寸土寸金的朝天门什么也不建，精心设计一个让市民休憩的现代公园和广场最奢侈，最气派。
重庆人对于“帆船”意象的着迷，反映了他们对航运传统的重视。
重庆古城9大城门，有8座面向长江和嘉陵江而开，犹如一艘永不沉没的巨舰，整座城市围绕着城外数十个码头运转。
来自各地的船只靠泊在码头上，装卸、转运、补给和守风，源源不断地为这座城市注入财富和生机。
如今水运衰落，但码头文化无所不在，仍是最具特色的重庆城市景观。
东水门边的陕西街人山人海，这里有个充满生机的小商品市场。
重庆人喜欢热闹，他们总是挑选最狭窄的过道摆设地摊、小吃摊，将通道堵得水泄不通。
大街则被汽车塞满，喇叭声响成一片，这时可以看到“棒棒军”大显身手，他们裸露上身，推拉板车或肩挑背负，在车辆的夹缝中快速穿插。
重庆是山城，动不动就是爬坡上坎，因此诞生了庞大的“棒棒军”队伍，到处有赤着上身的健壮男子，手持一截竹筒和两根麻绳，随时准备出卖劳力，为人负重爬坡。
古代重庆的下半城比上半城繁华，如今颠倒过来，下半城破败萧索，上半城解放碑附近成为最时尚的商圈。
解放碑旁的较场口，有一条连接下半城的著名坡道十八梯，还保留往昔的坡坎景观。
漫长的青石板阶梯，分成许多段落，蜿蜒而下到江边阶地。
我慢悠悠走下石阶，路灯昏黄，许多房屋已经废弃，瓦砾遍地，野猫神出鬼没；一些杂货店、旅馆、作坊和小吃店还亮着灯，但冷冷清清；上坡的行人很少，人们宁愿多走几步，花1元钱乘凯旋路电梯直升山顶。
十八梯街区原是底层民众搭盖的棚户、吊脚楼和捆绑房子，杂乱无章，谈论拆迁已经很多年了，不知为什么迟迟没有动工。
重庆很少科举和官宦世家，正统文化薄弱，主宰这座城市的是商人、行会和码头帮派，形成一种下里巴人文化。
码头吞吐着五湖四海的人群，鱼龙混杂，弱肉强食，唯有拉帮结派才能生存，民间组织哥老会（又称袍哥）因此崛起，势力极大，甚至在辛亥革命中扮演了关键角色。
袍哥文化就是一种码头文化，不论阶级和地位，人人称兄道弟，不在乎大是大非，只讲江湖义气。
袍哥蔑视法律，最推崇为朋友两肋插刀，“人对了，什么都对，人不对，什么都不对。
”
“袍哥人家，决不拉稀摆带（汤汤水水）。
”从重庆女子解凤口中，我第一次听到这句口头禅，她津津有味地说了不少袍哥故事。
那天，解凤请我们吃火锅，在大礼堂附近老街的一家小店，说是来重庆，一定要吃地道火锅的。
“火锅要慢慢吃，到后面味道出来了，越来越麻辣。
”
解凤是典型的重庆女人，经济独立，喜欢户外运动，曾驾车直奔珠峰大本营，几年前遭遇抢劫被捅了五刀，胃、肾受到严重损伤，形销骨立，但依然乐观爽朗，好玩。
听说她正在牵头组织解氏家族修谱，我吃了一惊：
“自古女人不入谱，你怎么可以参与修谱？
”“这有什么关系？
没人牵头，我有兴趣，那就我来啊。
”她满不在乎地说。
重庆女人，真是什么事都能干。
火锅是典型的码头文化产物，属于江湖菜。
码头工人劳累了一天，喝酒配菜，就买些便宜的下水和蔬菜，扔进火锅，麻辣重油伺候。
重庆城里到处是火锅店。
我觉得这座城市也像火锅，没有什么是不能扔进去的，乱七八糟的杂烩，在沸腾的锅里沉浮，都变得麻辣鲜香，像一个个重庆人。
我从小吃赣菜长大，重庆菜的辣对我毫无威胁，但那个麻，让我口服心服。
锅里的滚汤渐渐浓缩，花椒味越来越强，我的舌头麻木，嘴唇哆嗦，浑身燥热，一股笑傲江湖的豪情油然而生，觉得自己也像袍哥了。
我这才明白，重庆人追求的并非滋味，而是让肉体颤栗的触觉，一种尽情挥洒生命的酣畅痛快之境。
卢作孚的抱负
“近代人物，我最崇拜卢作孚。
他性格平和，充满智慧，坚忍不拔。
怎么说呢？
他就是一个完人——”看到我满脸疑惑，刘景活连忙补充道，“完人是晏阳初先生说的，我说了也不算数。
还有梁漱溟先生，也说他堪比古之圣贤……”
刘景活是川美雕塑家，在黄桷坪校门口开了家喜马拉雅艺术书店，二楼展厅里，正好有一个他布置的卢作孚图片展。
黑白照片上的卢作孚，光头，深眼窝，厚唇，制服衣领紧扣，看上去像一位严肃的军人。
我对卢作孚了解很少，只知道他是旧中国“实业救国”的代表，他创建的民生公司垄断了川江航运，冒着日军炮火从宜昌抢运了大量人员和工厂设备入川，100多位职员为此殉国；还运送了两三百万军队出川抗战。
看完图片展，我恍然大悟，卢作孚最了不起的贡献，恐怕还在于乡村建设方面；而他的卓识远见、人格魅力，更是令人动容。
他让我想起陈嘉庚，另一位圣徒般的华侨实业家，但他的知名度远不如后者。
“他是自杀而死的，1952年。
当时公私合营，民生公司经营不下去，他觉得对不起股东，他的多年朋友被枪毙，收养的一个孩子揭发检举他……很多原因让他绝望。
以前谈论卢作孚挺忌讳的。
”刘景活说。
卢作孚1893年出生于合川，家境贫寒，只读了四年私塾，早年信奉“教育救国”理念，作为记者、编辑和教师身体力行，后转向“实业救国”办企业。
民国元老张群称他是“一个没有受过学校教育的学者，一个没有现代个人享受要求的现代实业家，一个没有钱的大亨”；毛泽东把他列为中国实业史上不该被忘记的4个人之一。
卢作孚已经变成现代重庆的神话。
萧能铸先生与卢家后人很熟，他说：
卢作孚自己没有钱，他是总经理，相当于职业经理人，后来大家凑了点股份给他。
民生船务发展得很好，但股东们并没有分到多少钱，利润都拿去再投资了。
当时最挣钱的并不是搞船运，但是卢作孚说服了大家，没有船运，谁也挣不到钱。
股东们都很佩服卢作孚，放手让他经营。
卢家经济拮据，他虽然做过国民政府的高官——交通部次长、粮食局局长，是船王，还身兼数十家企业的董事长，但他只领一份工资，其余都捐给北碚做公益。
“这种人现在绝版了。
”他感叹道，“他们全家住着40多平方的房子，家具是借民生公司的，病了连鸡都吃不起，要靠爱人做针线活补贴家用。
不瞒你说，我家当年的生活比卢家好多了，我母亲结婚时，全套家具是从上海定制回来的。
”
北碚在重庆西北60公里的嘉陵江小三峡边，民国年间是巴县、江北、璧山、合川四县交界处，盗匪横行，当地成立了一个维持治安的峡防局，1927年请卢作孚担任局长。
利用这个机会，卢作孚在北碚地区进行乡村现代化建设，包括市政建设、发展实业、园林美化、公共卫生和移风易俗，全面贯彻自己的社会改革理想，成绩斐然，被称为“陪都的陪都”。
1948年底，中国农村复兴委员会的中国和美国委员5人来北碚参观，大为赞叹：
“各委员发现北碚市容，如宽广的街道，各种公共建筑、市政中心，及其他事项，都远非普通中国城市所能望其项背。
”
江边文昌宫是当年的峡防局驻地，如今改成卢作孚纪念馆，门前空坪上塑着卢作孚与四弟卢子英的雕像，嘉陵江在他们身后流过。
北碚到处是卢氏兄弟留下的遗迹。
黑白图片上的街心花园仍在，但中正路改名为朝阳路，当年栽种的法国梧桐浓荫蔽日，呵护着长椅上的老人。
平民公园也改成了北碚公园，山顶的“作孚园”安葬卢作孚、蒙淑仪夫妇，墓园前石碑镌刻着卢作孚的梦想：
“愿人人皆为园艺家，将世界造成花园一样。
”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一大批知识分子深入农村进行乡村建设，寻找中国发展之道，最有名的是晏阳初在河北定县、梁漱溟在山东邹平、陶行知在南京晓庄进行的实验。
然而卢作孚的北碚实验区，从时间、规模、深度和成就来看，都远远超过了前者。
如果说晏阳初等人的乡村建设侧重于教育建设、文化建设的话，卢作孚的乡村建设是全方位的，着眼于乡村“工业化”和“现代化”，他创建了铁路、煤矿、电力、染织等众多实业，还兴建了报馆、医院、博物馆、运动场、西部科学院等公共事业，组织民众参与公共事务。
卢作孚希望北碚经验可以成为中国农村现代化的样榜，但政局改变，北碚解放了。
卢作孚是一个先知，他的许多思想都超越了时代。
他说：
“中国的根本办法是建国而不是救亡，是需要建设成功一个现代化的国家，使自己有不亡的保障。
”他不赞成暴力革命，主张改革，打了一个比方说：
“炸弹力量小，不足以完全毁灭对方；你应当是微生物，微生物的力量特别大，才使人无法抵抗。
”他提出了政务公开的原则，要求峡防局“一切公开——办事公开，用人公开，收支款项公开”，1928年创办的《嘉陵江报》就成了政务公开的主要阵地。
让人惊奇的是，重庆人能够接受他的思想，许多人支持他的事业。
我觉得，社会改革家卢作孚的北碚实验，是中国乡村建设史上最精彩的一笔。
重庆开埠虽晚，但吸收西学并不落后，在现代化的理论和实践方面，都走在全国前列。
愈炸愈强
我想去看南岸区的蒋介石官邸，向酒店大堂推销旅行线路的小姐询问，她一脸茫然：
“黄山？
不在重庆吧？
蒋介石官邸？
我也没去过，没这条线路。
如果在南岸区，你要自己打车去。
我建议你还是去白公馆、渣滓洞和磁器口，很便宜，免门票……”
坐长江索道过江，打车上南山，一路都是泉水鸡的招牌，最后来到抗战遗址博物馆前，门票20元。
黄山是南山的一个山头，20世纪初买办黄云阶买下该山建别墅，故名；抗战时蒋介石的侍从室重金买下此山，作为国民政府军事指挥中心。
黄山别墅群散落在茂密的树林间，其中云岫楼为蒋介石官邸，附近的草亭住过蒋经国和马歇尔将军，松厅是宋美龄的寓所。
别墅之间石径相连，环境清幽，路旁不时出现防空洞。
云岫楼坐落在山顶，青灰色的欧式建筑，二层，四周有大树竹林掩映。
尽管如此隐秘，云岫楼还是中了日机扔下的一颗炸弹，死卫士两人，蒋介石幸而无恙。
国民政府迁都重庆，指挥全国抗战，是重庆城市史上最重要的一件大事。
战前，重庆不过一座普通的内地城市，地位远不如西安、武汉；战后，重庆扬名海内外，变成了一座世界名城，把武汉甩到身后。
“黄山蒋介石官邸是我当文化局副局长时修的，好像是1990年吧？
当时没钱，我找旅游局借了20万元去修，台湾一些政要来参观很高兴。
香港的报纸就说，重庆全面恢复蒋介石的地位。
我们哪里敢干这么大的事啊？
当时的想法，只是保护房子而已，我就检讨自己犯了政治方向错误。
”三峡博物馆名誉馆长王川平先生回忆说，“抗战文化牵涉面大，很敏感。
不过我还是觉得，中国的牺牲这么大，重庆的地位这么重要，应该在重庆建‘中国二战与抗战博物馆’，还要建个‘中国胜利广场’，广场中间要有阵亡将士和殉难同胞纪念碑……”
重庆的抗战遗址很多，七零八碎，没有整合好。
在较场口，有一处“重庆大轰炸惨案遗址”，纪念1941年6月5日大轰炸期间，死于防空洞的2500多名民众。
解放碑的前身，是抗战时期的“精神堡垒”，1947年重庆市长张笃伦在原址建造了中国境内唯一一座“抗战胜利纪功碑”，1950年由刘伯承改题“重庆人民解放纪念碑”。
去年，有政协委员提议两碑合一，将“抗战胜利纪功碑”名镌刻在碑体另一侧。
重庆文史专家杨耀健先生说：
“抗战改变了重庆。
战前重庆人口30万，战后达到130万。
我家也是这时从湖北迁来的，胜利后留在这里。
重庆人很包容，这么多人涌进来，一点不抱怨。
重庆人从来不投降的，大轰炸死了那么多人，写在墙上的抗战口号是‘愈炸愈强’。
你炸，我就挖防空洞，在山洞里继续生产武器。
”
作为战略要地，重庆两次拯救了中央政权：
一次是南宋末年，蒙哥率领蒙古大军攻入四川，被阻挡在合川钓鱼城外数十年，蒙哥殒命城下；第二次就是抗日战争时期，重庆成为国民政府陪都，全国抗战的大后方。
1937年11月16日，70多岁的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在南京写下遗嘱，登船先行入蜀，三天后中央通讯社发布《国民政府移驻重庆宣言》。
接着，在中国大地上，开始了一场自东徂西的人口和物质大迁移。
现代化程度最高的东部沿海地区，纷纷将工厂企业、金融机构、大中专院校和文化科学研究部门迁往西南地区，保存民族实力，准备持久抗战。
转瞬之间，重庆成为中国的政治、军事、经济、工业和文化中心。
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作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远东指挥中心，重庆更加国际化。
在杨耀健看来，重庆的工业基础是抗战时期打下的。
作为民族复兴基地，重庆接收全国各地迁来的现代工厂，建立起门类齐全的工业体系，以军工为主，每个月可以武装一个师；上世纪60年代，毛泽东判断必有一战，作为三线建设重点城市，重庆又接收了东部迁来的100多个大项目和数十万技术工人，很多大山被掏空，建立起配套的国防工业体系。
“一到要打仗，重庆的地位就很重要，这两次机遇，让它转型为一座重工业城市”。
我去探访江北区望江机器制造总厂，过郭家沱，进入丘陵地区的一条山谷，左几栋老砖房，右几座空荡荡的车间，像是已经荒废，没看到成片的大厂区。
打电话问专家，望江厂到底在哪里？
回答是，整个山谷十几里都是。
原来，为了防止轰炸，厂房是有意分散布局的，这当然会影响生产效率。
改革开放后，重庆的军工企业转型生产民品，造坦克的改造汽车、摩托车，仍领一时风骚。
今天回头看，毛泽东的判断错了，三线建设完全是浪费国力，但重庆是赢家。
从一座商业城市变成重工业城市，它都得到倾国支持。
重庆总是从战争中获利，越来越强壮，无论真实的还是想象的战争。
永远的袍哥
重庆最早的土著是巴人，在一波波的移民浪潮中，巴人的血液逐渐冲淡。
移民主要来自两个方向：
宋元以前来自陕西；明清时期来自长江下游的湖北湖南。
明初和清初有过两次“湖广填四川”运动，改变了重庆的人口结构，例如巴蜀方言原来受北方话影响，如今的四川官话则以湖广方言为基础。
清末重庆有“八省会馆”，移民较多的湖广、江西、广东、福建、陕西、江南、山西、浙江八省（沿用元代的省级行政区划）都建立了自己的乡谊会所，如今东水门边还有湖广会馆和广东公所，雕栏画栋，巍峨壮观。
在湖广会馆管理处工作的岳精柱研究员，著有《“湖广填川”历史研究》一书。
据他介绍，明末清初的战乱、瘟疫，导致四川人口急剧下降，史书记载重庆主城区不足百户，清康熙二十年（1681），整个重庆大约10万人。
经过近一个世纪的移民，乾隆四十一年（1776）重庆总人口140万，其中移民及其后裔110万人，占绝大多数。
重庆人的性格与人口结构有关。
蜀出相巴出将，尚武、忠勇，这是巴人留给重庆人的遗产。
“湖广人在整个四川都占优势，但成都有不少陕西移民，重庆完全是湖广人的天下，强悍、坚韧，还带有一点狡猾。
”岳精柱先生说，“移民社会没有宗亲依靠，只好认老乡，大家都自称麻城孝感人，还流行认干亲、结拜兄弟，拉帮结伙。
女性很少，很金贵，现在重庆女孩的地位还很高。
”
清代移民白手起家，胼手砥足，创造了码头文化和商贸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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