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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在反思和正念中前行

谈在“反思”和“正念”中前行

　　中国人民解放军舞蹈（简称“军旅舞蹈”）起始于土地革命时期的中国工农红军舞蹈，经过抗日战争时期八路军和新四军舞蹈阶段，在解放战争时期得名，新中国成立之后不断发展、丰富、完善，在构建中华民族伟大的国家认同、文化认同和民族认同之中自觉承当艺术使命，是现当代中国舞蹈的重要组成部分。

它对现实的时代审美变化保持高度敏感，注重伟大精神、主流意识形态的构建。

我们观察和批评军旅舞蹈，常常仅仅局限于其在某一时期的得失，更多的是单纯关心其能在多大程度上被大众/小众、艺术/市场、个人/集体所裹挟，包容和接受，而不是从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审美的思想高度来认知、评价。

身为“主旋律”舞蹈艺术创作枢纽和批评主阵地的解放军艺术学院舞蹈系的我们，须不断思考“主旋律”军旅舞蹈面临的问题和当下发展的境遇。

　　一、历史视野中军旅舞蹈创作的艺术担当

（一）“正大气象”的美学精神

　　解放军舞蹈不仅与中华民族伟大的民族独立、民主革命、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命运与共，而且在这一伟大历史过程中充分地发挥了以舞蹈审美形式传播民族文化、民主革命、文化启蒙、构建国家认同等重要作用。

军旅舞蹈作为中国舞蹈、中国艺术、中国文化伟大传统之一的价值是不容忽视的。

仅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舞蹈历史来看，面对以“苏醒”、“启蒙”、“反思”、“多元”为核心的文化艺术大潮，军旅舞蹈积极地吸收、对话、反思、建构，再次创造了军旅舞蹈艺术的辉煌，延续了军旅舞蹈关注现实、艺术创造、时代担当、文化自信、民族认同、思想深刻的伟大传统。

从舞蹈《刑场上的婚礼》、《希望》到《金山战鼓》、《割不断的琴弦》再到《踏着硝烟的男儿女儿》，每一个历史节点的破冰之作，都饱含着一个个艺术家深厚的情感和艺术良知。

《割不断的琴弦》的编导蒋华轩因着“张志新”冤屈案件的义愤填膺而奋然作舞，《希望》顶住了当时一切教条的束缚和行政压力，从服装到思想都冲破了世俗的羁绊，只为艺术家心中的“希望”而舞。

《再见吧，妈妈!

》、《踏着硝烟的男儿女儿》、《高山下的花环》敢于触碰人性的柔软，让英雄从神圣的祭坛走向真实的人间，面对人性和生命的真实，让观众看到，英雄是一个供之高阁的形象楷模，更是一个有感情，有血肉，知冷暖，懂爱情的真实的人。

这些作品的成功在于艺术家面对真实的内心，敢于突破特定历史时期和意识形态下所谓的“禁忌”，大胆地挖掘人性。

从第一届全国舞蹈比赛到第五届全军文艺会演再到第一届全军舞蹈比赛，军旅舞蹈工作者们创作了大量的优秀作品，《昭君出塞》、《祥林嫂》、《小小水兵》、《八女投江》、《八圣女》、《囚歌》、《海燕》、《醉剑》、《小溪·江河·大海》、《蘩漪》、《高山下的花环》等一系列优秀作品层出不穷，许多作品至今仍被视为舞蹈艺术的经典之作。

如《刑场上的婚礼》在新时期再一次开拓了中国舞蹈的语言体系、开启了人性探索之旅,对“主旋律”舞蹈的审美文化建构和中国当代舞的发展有着极其重要的引导和推进意义。

军旅舞蹈今天的发展和这一时期的奠基是分不开的。

　　进入20世纪90年代初，随着国家政治形势的转变、市场经济的发展、文化和艺术商业化的出现，整个艺术领域之中都出现了商业化、消费化、平庸化、个人化、形式化等多种转变，在这一转变之中，军旅舞蹈坚守着追求崇高文化、积极进行艺术探索、坚定地传播民族和国家伟大文化传统、呼唤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的艺术使命，创作了《共和国的旗帜》、《风从太行来》、《啊，红星》、《情系南沙》、《人民军队忠于党》、《人民军队爱人民》、《人民军队爱祖国》、《血的变奏》等为代表的一系列反映“主旋律”的作品，昭示着20世纪90年代的解放军舞蹈创作在“个性化”、“多样化”的时代坚守““主旋律””文化方向、坚持军旅舞蹈伟大传统的努力。

　　世纪之交，受“主旋律”晚会、地方特色的民族舞剧以及经济和信息爆炸时代的冲击，又一次给军旅舞蹈的创作提出了挑战。

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人性、启蒙、人道主义等艺术创作曾被所谓的原始性、娱乐性、消费性、奇观性文化所撕裂，弘扬人性的崇高、美德等成为了许多艺术家或者受众批判甚至蔑视的方面，可以说，民族文化和艺术已经处在沉沦的困境之中。

即使在这样的文化环境，军旅舞蹈也没有被平庸的、低俗的、消费娱乐的文化所同化，而是通过艺术再创作，向人们展示了军人、展示了中华民族依然有伟大而崇高的艺术传统在延续、在发展。

《壮士》、《走·跑·跳》、《天边的红云》、《云上的日子》、《穿越》、《士兵与枪》、《红蓝军》、《一片羽毛》、《为了1949》、《新军靴》、《赛德克巴莱》等作品推出后，人们看到了军队舞蹈文化在面对大众文化的兴起、面对市场经济环境中文化思想意识分化的时代环境中，依然能用文艺的方式增强军队的凝聚力，提升军队官兵的政治觉悟，唤起更多人心中艰苦奋斗、无私奉献的精神。

那么，军旅舞蹈的传统是什么呢?

笔者以为，军旅舞蹈已形成了以“军人之勇”、“军人之情”、“军舞之美”、“军舞之势”构成的“正大气象”的美学传统。

我以为，“正大气象”是时代中卓越生命的艺术体现，“正大”是对国家、民族共同命运的关怀，是对成为卓越高尚人的追求，是对真理和正义的热爱和为之而牺牲的精神。

而“气象”就是在表现个体生命与宏大的历史、时代、社会之间的艺术形式探索。

（二）平庸化、个人化、奇观化语境中军旅舞蹈创作的艺术使命

　　军旅舞蹈对时代发展及不同时期的社会生活、意识形态变化总是敏锐地关注。

随着社会政治军事的变革以及文化样态和文艺思潮的演进，军旅舞蹈艺术的创作功能实现了从政治军事的单纯工具式宣传转向对社会生活与人性情感的艺术观照，进而转向对艺术和文化自身的反思与解读;其创作内容也从单纯表现革命战争和英雄先烈的历史故事转向对军人风貌、军队精神以及人民生活理想的现实表达，进而转变为对内在人性的本真呈现和观念思想的“身体”化表达。

　　概略看来，当下的舞蹈领域有几个现象值得我们注意。

一是商业化、奇观化舞蹈颇为流行。

诸多作为旅游项目或者地方文化投资项目的舞蹈，在追求这个“印象”和“原生态”、那个“传统”和“地方化”等过程之中，已经走向了全球化语境中的东方文化艺术的奇观化和消费化;二是个人主义化。

人们对许多舞蹈创作评价为“看不懂”，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原因固然很多，但一些舞蹈走向私人化、个人化、内在化甚至无意识化等，是很重要的原因;三是一些舞者追求所谓的艺术的无功利性，其结果是为艺术而艺术，艺术与时代、人性、民族、美德之间的关系也就极为淡薄;四是“红色经典”与消费文化的碰撞。

一些曾经的“红色经典”逐渐成为一种“包装过的特种大众消费文化快餐”。

在消费化、大众化面前，不断面对解神圣化、解英雄化。

可以说，舞蹈如同其他文化艺术领域一样已经出现了平庸化、商业化、形式化、消费化和个人化等方面的特点，这些舞蹈固然在一定程度上开拓了某一领域，但艺术与人的崇高、卓越，与民族之间的生命关系，与文化的优秀和伟大之间的关系遭遇着危机，这点在今天的舞蹈领域已经表现得非常明显。

因此，军旅舞蹈需要担负起构建伟大艺术传统、弘扬人的卓越和崇高精神、弘扬民族精神的使命。

　　以革命历史题材的舞蹈创作而言，一直是军旅舞蹈大有作为、也是极具创造力和文化影响力的领域。

然而，摆在军旅舞蹈工作者面前的创作环境是，“红色经典包含了一种与当时的历史文化紧密相连的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在历史上的任何一个革命时代,这种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都有一个真诚时期,而当从真诚的革命转到具体的建设,从一个浪漫时代转向一个现实功利的时代,这种理想主义和浪漫主义就会或快或慢地消逝而去”。

因此，一些命题创作和应时政的创作就会让许多离战争越来越远的新生代青年编导和青年观众难以对那些曾经“踏着硝烟的男儿女儿们”再产生浓烈而真挚的情感共鸣。

这种现状不得不令人反思：

当历史记忆离我们越来越远时，当浴血的激情离今人越来越淡时，当所谓的“红色经典”被演绎得越来越不愿被人触碰时，当演员声嘶力竭地在舞台上嘶喊而观众的情感却越来越麻木且开始产生逆反心理时，军旅舞蹈文化中所需弘扬的革命传统如何在当下传承?

加之多跟风创作、模式化创作、只重动作而缺少艺术本真的技法堆砌，使得革命历史题材创作变得越来越苍白，以至于舞蹈理论家冯双白曾幽默地为这种革命历史题材中的创作总结了“六字真言”：

找一个事件，然后“一打、二抖、三死、四喊、五滚、六魂”，这种幽默精辟的点评成了当下““主旋律””舞蹈创作最尖锐的讽刺。

解放军艺术学院舞蹈系学科带头人刘敏教授也提出，要提防艺术创作急功近利的心态。

当下““主旋律””舞蹈艺术的审美走向更应回归艺术本质，回归人心，努力在意识形态、艺术精神和当代审美的夹缝中探寻一条新的道路。

　　身为“主旋律”舞蹈艺术创作枢纽和批评主阵地的解放军艺术学院舞蹈系不得不思考当下面临的境况,一面是全球化、商业化、新媒体化、时尚化、个人化的冲击;一面是“后革命时代”对经典的“文化稳定性”和“阅读记忆”的约束，军旅舞蹈当下该如何在平庸化、碎片化、消费化、大众化、全球化、奇观化的多元文化和艺术活动中，在政治与艺术、历史与创造、文化与市场、作品与奖项、宏大叙事与生命讴歌间找到平衡;既要解决表现形式、情感展现、历史题材不够丰富的问题，也要处理好执着艺术发展、甘于坚守“小众”与引导服务“大众”的关系;担负起用军旅舞蹈艺术构建伟大艺术传统、弘扬人的卓越和崇高精神、弘扬民族精神的使命。

　　二、“主旋律”军旅舞蹈创作的观念更新

　　军旅舞蹈可谓多年来中国舞蹈文化中的中流砥柱，其精神载体主要是在理想主义和忧患意识中构建出来崇高精神和主流意识形态。

军旅舞蹈的发展不能脱离每个时期“主旋律”的精神，同时也不能离开舞蹈艺术自身发展，只有将两者很好地结合起来，才能不断发挥出军旅舞蹈艺术的生命力。

笔者认为，当下的观念更新，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在“后革命时代”中重读“红色经典”

　　在“主旋律”军旅舞蹈创作中，“红色经典”是“主旋律”舞蹈创作的一大主体，“因为对‘红色经典’的回望，体现了当代人对自己历史的一种关系”。

在这种“回望”中，经历者和未经历者都可以在这种回味和感受中，重新感受一种似乎还没有真正把握的情感和领悟。

此外，我们还应看到，当下的“红色经典”题材的创作正面对着“后革命时代”的“大众文化”与“消费文化”的冲击。

学者陶东风对“革命时代”的文化和“后革命时代”的文化特色有着非常系统的阐述，他认为“后革命文化”主要指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期开始至今一段时间里产生的，陶东风认为：

“后革命时代的革命文化是在非常特殊的社会文化语境中出现的、非常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化类型。

它既不是原先革命文化的简单复活,也不是普通意义上的那种只遵循市场逻辑的大众消费文化,而是市场逻辑和政治力量双重作用的产物。

”①也就是说，受到政治话语和商业话语混合杂交的“后革命时代的革命文化”融合了新的政治、经济、文化现象。

他既受到市场经济、世俗化、娱乐化的冲击，又不能完全脱离当前的主流意识形态。

从当下总的艺术情形来看，一方面“红色经典”容易走向“戏说、性说”，甚至走向“桃色经典”、“黄色经典”的尴尬境遇。

而另一方面，某些艺术创作者为了迎合某一特定历史时期的意识形态与艺术思想，有时会过度扭曲历史人物，比如美术界的《收租院》现象，为了塑造典型，作者强迫被采访人昧着良知地扭曲某一个真实的“地主”形象，误入一种“极权政治”和“谎言艺术”中，生命的尊严、艺术的良知显得那么微不足道。

我认为，对“红色经典”的传承需满足观众两种期待：

一是再次全面地、客观地走进历史;二是重视人物性格的丰富性。

　　期待全面、客观的历史观。

一个民族不能忘记历史，艺术又是历史的一种独特的纪录形式，艺术家需一只眼看现实,一只眼看历史。

那么,就涉及到艺术家们如何走进历史、研究历史、读懂历史并选择性地表达历史。

“一个成熟的、成功的理论，必须满足理论、历史、现状三个方面的追问。

”艺术家如果不能客观地、辩证地、全面地、与时俱进地看待历史，而是仅从局限的视角、片面地理解历史，“主旋律”军旅舞蹈艺术创作必然会丧失艺术生命力。

不可否认，一段时间里，一些““主旋律””题材的舞蹈作品只关注特定时期政治话语的表达，而使得作品的艺术性和历史的丰富性被压抑，人性的叩问被宏大叙事和强大的意识形态传达所淹没。

创作革命历史题材舞蹈的编导们不能忘记了一个最基本的历史哲学原理:

“任何对于历史的书写都是带有特定的主观意图与意识形态烙印的，历史是多种多样的，有多少种叙述历史的方法角度就有多少种历史。

因此我们不能认为只有原著中书写的历史才是历史。

关于历史的真实性的论争说到底是意识形态的论争。

”许多所谓的经典所表达的历史真实性是需要反复考量的，比如说，“黄世仁”、“刘文彩”、“周扒皮”这些著名的“反派人物”从历史的真实角度及当下的主流文化、审美观、伦理观、价值观来看是否还可重新考察，审视?

“实际上,红色经典的原著本身就是权力的产物,而不是所谓‘真实历史’的体现,历史的所谓‘真实性’从来是改写历史、建构历史的一个合法性口实而已。

”有时候，一些艺术作品对于所谓的典型人物的忠实，并“不是为了维护什么真实或历史的本来面目，而是维护红色经典原著中叙述的那个历史与真实以及它所体现的意识形态”。

“现在许多批判‘红色经典’改编的人把‘忠实于原著’与‘忠实于历史’混淆了，仿佛原著中叙述的‘历史’才是真正的‘历史’，违背原著就是篡改‘历史’。

”习主席在文艺座谈会中也提到：

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精神。

今天，当和平与爱成为时代主题的今天，艺术作品中弘扬的时代精神是什么?

当下，艺术家生逢一个大破大立的，弘扬正知、正念、正能量的时代，艺术家是否也能在自己多年来曾经盲从过的“社会群体心理”中深刻地反思：

那些特定时期艺术作品中呈现的历史观、生命观和艺术表达视角是否就一定是一成不变的“主旋律”?

对历史的回望，是否可以更具客观性?

艺术家却不能陷入这种盲从的“社会群体心理”中而失去艺术和人心的本初之美，艺术创作既需要感性中的理性，也需要理性中的感性。

艺术家在肩负着弘扬国家主流意识形态的使命的同时，还肩负反思历史的责任与担当。

　　期待人物性格的丰富性。

著名美学家张法先生认为，作为共和国前期文艺模式的“红色经典”，由于过于在意对英雄主义、理想主义、矛盾冲突、斗争性的营造，“往往会使得作品中‘人’的丰富性，被进行了一种艺术性的必要压抑;同时使得历史的丰富性被压缩形成了一种简单的神话性结构，⋯⋯由于对敌我阵营的鲜明区别而略少了人物动机的多样性和矛盾性”。

这样会削减艺术作品人物性格内心世界、故事情节的复杂性和绞缠性。

　　针对这种现象，我们应该思考两个问题：

一是““主旋律””是否一定要局限于典型英雄题材的表达?

什么样的人才能定义为英雄?

是包含每一个为国牺牲的人，还是仅限于一小部分典型人物?

表现视角是否一定要从宏大的“英雄”话语和典型的“英雄形象”切入?

是否也能从个体的、小人物的生命视角来反衬出英雄精神的伟岸。

例如，电影《集结号》《十月围城》等所传达的小人物与国家命运关系的观念等。

二是，如何看待“和平”主题下的牺牲意义及“生命面前人人平等”的人性?

2015年正逢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大量反法西斯题材的作品复排，军队大量艺术家也参与到各大纪念晚会中。

但大多题材、视角相似，主要突出在艺术手段的变化，在艺术观念和生命视角上没有大的突破，人物性格的丰富性变化不大。

据史料记载：

“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347634人，遇难动物100多万。

”表现这方面题材的舞蹈作品也很多，今天，和平年代的艺术家在回望战争时，是否能拓宽表现题材和生命视角，以一颗包容的心、普世的生命观来平等地看待所有因为战争在中国这片土地上逝去的生命和被战争伤害的“大地母亲”?

艺术对生命的悲悯和祭奠有时是要超越国家、民族话语层面的时代、阶级、国籍的。

“战争是一面镜子，能够让人更好认识和平的珍贵”，那么，这面镜子，该从什么角度来反思?

那种“大刀舞”中二元对立的仇恨美学在当下是否能真正打动观众吗?

当“9·3”大阅兵中一些曾经不被国家正面提起，被遗忘的英灵也因着为国牺牲而达到了生命尊严的认可，当他们被重新请回历史的祭坛时，我们的艺术家是否也该思考从一个真实、立体、全面的角度来重新回望历史，拓展舞蹈题材和舞蹈观念的表达，反思人性，反思战争?

面对战争可以反思的视角是否能再拓宽?

比如说侵略国是否欠被侵略国一个道歉?

而被侵略国是否可以在战争的土地上给失去生命的所有英灵一个灵魂的慰藉?

他们也许是一些无名的、被遗忘的英灵，甚至也许是我们的敌人，但在生命面前,不论贫富贵贱，不论中国人、外国人，不论家园还是生物、动物等等，一切都是战争和灾难的牺牲品，艺术家有使命用艺术作品来呼唤“生命面前人人平等”，用真诚的、悲悯的、人道的生命情怀来呼唤和平。

正如野夫所说：

“有时候，无论英雄枭雄，军人草寇，个人命运皆难以自主，一切爱恨善恶、忠义残暴，大时代下都难脱政治与伦理的桎梏。

”

　　艺术家能否用艺术的形式平等地看待生命的每一个灵魂，祭奠、悼念，真正给所有灵魂一曲“安魂曲”。

这当然只是我的一种视角，抛砖引玉，军旅舞蹈或许可以从更多角度突破“表意的焦虑”的困惑，使战争题材舞蹈作品在当下的表达不觉空洞，不让观众觉得离现在的人太遥远，从而真正触动人性，叩问人心，找到历史与当下都能持久共鸣的情感点，在政治与艺术中找到责任与使命、教化与良知的平衡。

让““主旋律””军旅舞蹈更走进人心，更贴近历史，更彰显艺术本质是我们的职责。

（二）身体的直接感染力

　　2006年，刘敏提出，军艺的当代舞创作应当追求“新古典主义”美学风格，注重舞蹈的表现技巧，在表现技巧之中又特别重视表现的语言。

注重对舞蹈语言形象层面、艺术形象层面、文化意味层面的挖掘与开拓。

也就意味着，军旅舞蹈的发展除了担负着其弘扬主流精神的使命，更注重舞蹈艺术形式的探索，或者说，重视舞蹈艺术表达的“身体感染力”。

周志强教授提出，舞蹈的美要依靠“身体的直接感染力”传达意蕴。

何谓“身体的直接感染力”?

简言之，就是说，当作品还未呈现出其内容意义的时候，动作本身已经传达出意味，动作的意义先行于内容。

例如，解放军艺术学院舞蹈系推出的作品《前人的足迹》。

一提到““主旋律””的舞蹈，人们往往会想到某一个感人的故事、某一份激昂的情绪、某一段振奋的技巧，某一种崇高的精神。

而《前人的足迹》却用一种淡然的方式演绎着一个艺术家对先烈缅怀的独特视角。

这一张张看似冷峻的面孔，看似平静的状态，看似沉默的气氛，却蕴藏了深厚的情感张力!

尤其在舞蹈高潮点的静态处理，更是将观众的情感点推向了一种不可名状的激动中，可谓“大音希声”、“大象无形”!

　　在舞台的造型和调度上，《前人的足迹》让观众看到了一种“有意味的形式”。

静止的“浮雕”象征着先烈的丰碑，也象征着历史;缓缓前行的“身影”，象征着今人，也象征着永不停止的时间和永不停歇的脚步。

这种“蒙太奇”的表现手法，使舞蹈在同一组语言里，区分了过去时的历史和现在进行时的当下两个不同的时空，诗意地诠释出“在对历史回眸的沉思中，后人的脚步依旧永不停息，今天的我们也将成为明天的历史”这样一个深郁而隽永的主题。

这种不刻意表现情感的理性传达方式使作品更具情感张力。

舞蹈应是一种“虚幻的力”，一种“活的形象”。

　　（三）“生命美学”与卓越精神的彰显

　　一直在思考““主旋律””军旅舞蹈创作应当有什么样的美学追求，既然作品总绕不开“牺牲、死亡”的命题，那么我们又该如何看待这种国家与个人对生命意义的不断追问?

如何看待““主旋律””军旅舞蹈创作中的“生命美学”、“卓越精神”的命题?

早在1984年年底，我国“生命美学”学说代表人物之一潘知常老师在《美学何处去》中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认为：

“真正的美学应该是光明正大的人的美学、生命的美学。

美学应该爆发一场真正的‘哥白尼式的革命’，应该进行一场彻底的‘人本学还原’，应该向人的生命活动还原，向感性还原，从而赋予美学以人类学的意义。

”从这个角度来说，我认为，解放军艺术学院舞蹈系的作品《一片羽毛》中的“卓越生命美学”彰显，对此做出了有力的回答。

　　《一片羽毛》是舞蹈系编导黄蕾的代表作，在第八届“桃李杯”舞蹈比赛获得教学剧目创作一等奖、表演一等奖以及第四届CCTV电视舞蹈大赛表演一等奖、十佳作品奖。

《一片羽毛》是书法中的行书，诗歌中的七绝，工艺中的青花瓷。

舞蹈用“鸟”对灾难与生存环境的抗击，传达了一切生命对世俗的反抗;用“鸟”的“葬礼”表达了一切生命的泯灭与延续;在每一只“候鸟”的身上我们看到了脆弱生命与顽强意志的对比;看到了冷漠的环境与温暖的亲情;看到了沉默的悲痛与爆发的豪情，看到了悼念与重生，绝望与希望，编导在这种情感的极致反差中，在人性生而具有的矛盾体中将情感线层层推进。

“候鸟们”的搏击就像人在黑暗生命中的呐喊，那愤怒的目光中满含着对生命的渴望，悲悯的哀悼中蕴藏着正义必胜的信念，死神的挽歌中传唱着生命的礼赞，躯体的消亡中伴随着灵魂的屹立。

生命就像一片羽毛，纯洁、孤高、脆弱，肉体可以蜕化，精神却难以摧垮，高贵的灵魂就像那一片片柔软而坚韧的羽毛随风舞动，它不甘降落，只愿飘升，不甘让灵魂沾染尘埃，只愿将身躯献给纯净。

　　《一片羽毛》的创作与表演为军旅舞蹈的发展开创了新的视角。

它让我们看到当代“主旋律”艺术作品要讴歌的军人精神并不在于外在的军人“符号”，而在于军人身上特有的气质和精神展现，每一只“候鸟”的身上都有当代军人特有的精神气概，有着军艺舞者身上独有的身体语言符号。

“候鸟”的搏击与振翅如同战士们的坚忍与刚毅，如同人类对一切压力、暴力、非正义势力的反抗，如同一切生灵对信仰的坚守。

一片片“羽毛”的飘零，还引发我们对另一种生命视角的思考：

历史不仅仅是一些典型的英雄人物的历史，它还要靠一个个微不足道的平凡生命筑成历史的长河?

“生命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而“鸿毛”的生命价值真的就很轻吗?

“候鸟”的精神诉求在这里成为了当代军人精神和人性的隐喻，“生命美学”的价值在军旅舞蹈创作中得以彰显，即：

“真正的美学应该是光明正大的人的美学、生命的美学。

它远远不是一个艺术文化的问题，而是一个审美文化的问题，一个‘生命的自由表现’的问题。

”

　　在《一片羽毛》中，我们更能看到编导对“生命、人性、爱”意义的永恒追问，对“卓越精神”的彰显。

她在残酷的否定中揭露现实，在无限的生命中挑战有限。

黄蕾的作品从《向天堂的蝴蝶》开始就流露出宗教般的终极关怀，其作品不断地让人在艺术的审美超越中审视生死、情感、人性、社会，固执地在她那“悲怆压抑”的世界里追问生命应该如何可能。

这些难道不是当代军人的一种精神隐喻，也呼唤着每一个有觉醒意识的人心中最为真实的现在、未来、理想与所向往的一切。

我认为，军艺的许多舞蹈创作都在关于“政治与艺术、“历史与创造”、“文化与市场”、“作品与奖项”、“宏大叙事与生命讴歌”的平衡点中做了非常有益的推动。

结语作为解放军舞蹈发展的中流砥柱，我们是愿为“主旋律”艺术和国家的命运，在“反思”和“正念”中涅重生，还是甘愿继续自己麻木的顺从和沉默。

什么样的“主旋律”作品在现实中能打动人?

““主旋律””军旅舞蹈作品是给什么人看的，是只给官兵看，还是要兼顾并已引导更多的观众审美意识?

我们的作品既要紧跟当下的军旅文化“主旋律”，为兵服务，又要体现舞蹈艺术的本质和当代艺术精神，更要有人性和伦理关怀的“生命美学”，真正尊重历史，触及人心。

历史不会重视平庸化的创作，民族也不会关心仅仅局限于个人内心的低吟甚至扭曲的心理的表达。

有良知的艺术家，有使命担当的军旅舞蹈从业者，需要以光明之心将真理、正义呈现在舞蹈之中，要承担完成国族化的艺术表达，完成艺术家的先进的文化功能，同时也要在坚守“小众”的精英文化需求的同时，引导、提升“大众”的审美文化层次。

王阳明临终有一句名言：

“此心光明，亦复何言!

”在这个大破大立的觉醒时代，我们这些体制艺术家、体制文人、体制舞评人有没有受到良知的叩问，有没有受到信仰的召唤?

当下正逢一个理性回归，崇尚本真、正知正念的时代，适应当今社会发展的必然是一颗能够回归生命本真的初心、一份为信仰之路承载的责任和担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