赞颂我军80年辉煌历史 续写八一厂崭新篇章.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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赞颂我军80年辉煌历史续写八一厂崭新篇章
赞颂我军８０年辉煌历史 续写八一厂崭新篇章
编者按：
今年8月1日，既是建军80周年纪念日，又是八一电影制片厂的55周岁生日。
在过去的半个多世纪里，八一电影制片厂为观众拍摄出了许多部精品力作、经典之作。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日趋成熟、文化产业进程加速的今天，八一厂人自觉地担负起了维护国家文化安全的重担，在商业大片席卷中国影坛的大背景下，能不断地拍出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精神的优秀影视作品。
对他们的这种有价值的劳动，观众表示深深的敬意。
八一将至，本报特刊发一组重点评介八一厂影视作品的文章，向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致敬，向八一厂的55岁生日致贺。
军事影视必须坚持正确的创作方向
□明振江（八一电影制片厂厂长）马福德（八一电影制片厂政治委员）
80年前的8月1日，南昌起义的枪声响过，世界上诞生了一支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
55年前的8月1日，随着抗美援朝战场战地摄影队《钢铁运输线》的拍摄和军教纪录片《河川进攻》的开机，中国诞生了第一家军队电影制片厂――八一电影制片厂。
80年来，在战争年代，在和平时期，中国人民解放军始终保持着听党指挥、服务人民、英勇善战的光荣传统，为民族的独立和祖国的解放，为了国家的复苏和复兴，立下了赫赫战功。
55年来，几代八一厂人肩负着用影像写史、为军旗增辉的崇高使命和神圣职责，励精图治、扎实工作，用2400多部各种影像作品铸成了今天中国影视行业独一无二的品牌――八一厂品牌，形成了存在了半个世纪之久的八一厂现象。
55年来，无论时代风云如何变幻，无论审美取向如何变化，八一厂生产的军事影视作品影响了新中国的几代人已经是个不争的事实。
不同年龄、不同阶层、不同身份的中国人都对八一厂说过同样的话：
“我们是看着八一厂的电影长大的。
”我们认为这句话既是对八一厂的充分肯定和最大褒奖，同时也是对八一厂寄予的深厚期望。
回顾过去55年的风雨历程，八一厂确实取得了很大成绩。
八一厂有两部影片创造过世界之最，八一厂拍摄出了世界上放映时间最长的战争史诗巨片《大决战?
大转折?
大进军》系列，这部系列影片可以连续观看38小时18分钟。
八一厂拍摄出了世界上发行拷贝数量最多、观众人次最多的故事片《地道战》，这部影片全球拷贝发行量是8420个，全球观众人次达28亿。
八一厂创造过多项全国影视之最。
2005年，在纪念中国电影诞生一百周年的系列评奖活动中，国家授予50位电影人“国家有突出贡献电影艺术家”荣誉称号，八一厂有十位艺术家获此殊荣，当选人数占总人数的五分之一；评出的百年百部经典影片中，八一厂拍摄的影片有八部入选；评出的百年百首经典电影歌曲，八一厂出品的电影插曲有15首入选。
过去的五年间，商业大片已成媒体焦点，电影价值评判系统日趋多元，对主旋律作品的理解越来越教条化，在这种不利局面下，代表中国最高艺术水准的金鸡奖共评出六部最佳故事片，八一厂拍摄的影片有《冲出亚马逊》《惊涛骇浪》和《太行山上》三部作品当选最佳。
近几年，国家大事多、喜事多，重大纪念日多，八一厂共有《太行山上》《八路军》《我的长征》《雄关漫道》和《八月一日》五部作品被中央确定为献礼性的重点文艺项目，这五个项目占全部项目的一半。
于是，影视界开始谈论“八一厂现象”了。
“八一厂现象”为什么会在今天受到关注呢？
我们认为这缘于重塑国家文化形象的普遍诉求。
国家的文化形象作为国家的文化传统、文化创造、文化实力的集中体现，反映着一个国家的国民素质和精神风貌，反映着一个国家的文化消化能力和文化创新能力，是国家经济形象和政治形象的精神支撑。
国家的文化形象能反映出这个国家的主流价值观和基本道德规范。
影视作品理当承担起塑造与国家经济实力、国际地位相适应的文化形象的任务。
这个任务的核心就是尽可能准确地展现本民族的良好形象。
国家的文化形象又是国家文化生态的重要显示方式，而文化生态又是维系民族社群存在的生命线。
客观冷静地说，近20年的某些中国电影在塑造国家的文化形象上，存在着严重的按西方口味创作的问题。
观众对于影视作品专揭本民族的伤疤、专写历史现实的丑陋是不满的。
80多年前，英国哲学家罗素对中国进行考察后，曾经尖锐地指出：
“中国人要急于改变自己的落后现状，不可能摆脱西方文化的影响。
但是，如果中国完全屈服于西方文化的影响，完全屈服于西方文化，那将是人类历史的大悲哀。
”这些年八一厂的影视作品之所以能在不同的人群中赢得好的口碑，主要原因在于八一厂创作的作品从不向西方屈服，也从未考虑过要投洋人所好，而是坚持用正确的方法塑造国家的文化形象。
这五年的创作实践告诉我们，八一厂作为军队的电影厂要想长期生存和发展，必须坚持正确的创作方向，必须旗帜鲜明地坚守自己的职责和宗旨，只有这样才能保持自己的品牌和特色，才能最终形成可持续发展的核心竞争力。
八一厂的影片必须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必须唱响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主旋律，必须能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必须有益于社会的和谐稳定。
八一厂的影片必须坚持讴歌英雄、展示崇高，必须大力弘扬我军听党指挥、服务人民、英勇善战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必须有利于鼓舞部队士气、培育战斗精神，并最终能在提高部队战斗力上有所作为，只有这样才能不断开拓审美的新境界。
八一厂的影片必须以与时俱进、开拓创新的思想不断丰富艺术表现方法，创新艺术表现手段，拓展艺术创作道路。
这些经验，也是我们从建厂50多年的实践中总结出来的。
在坚持正确的创作方向上，我们有着郑板桥笔下竹子的坚定和专注：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
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文化是有传承的，中国文化的传承能力似乎更强。
爱国主义、英雄主义、科学精神和民族精神等时代的文化精神，是从厚德载物、自强不息、贵和尚中、天人合一、仁民爱物和整体为上的传统文化精神的肌体上生长出来的。
人民军队创建80年里出现的无数英雄，其精神的母体无疑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这些主流价值观念“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
55年来，八一厂的影视作品正是因为充分地尊重了中国人的主流价值观，表现了民族文化特质中优良的一面，才被一代又一代广大的观众所认可。
回望55年的历史，我们清醒地认识到，坚持正确的创作方向，在文化多元、国门开放、众声喧哗的时期，仅靠八一厂人的努力，恐怕难以做到。
没有上级组织和领导人对八一厂几十年一贯的特殊关怀，八一厂取得不了今天的成就。
以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和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都高度重视军队的文化电影事业，都非常关心八一厂的建设和发展。
周总理和朱老总等九位元帅，历届多数军委、总部领导都曾来八一厂视察过。
江泽民同志在任时不但来厂视察，还为八一厂写下了确定电影创作方向的题词：
“创作电影精品，弘扬时代主旋律”。
邓小平同志和江泽民同志在百忙当中，都曾多次抽出时间为八一厂的影片题写过片名。
近三年，军委和总政首长已来八一厂视察25次。
总政李继耐主任近两年先后六次写信给我厂主创人员和摄制组，具体指导影视作品的创作。
今年拍摄的战争巨片《八月一日》就是总政刘永治副主任给出的题目。
有了领导的重视和关心，是八一厂能在55年里始终沿着一条正确的创作方向发展壮大的根本保证。
中宣部、广电总局等电影主管部门对八一厂的关怀和重视也很细致入微。
可以说，军地主管部门的关怀是八一厂在电影产业化的时代能生存下去的重要保障。
八一厂已经走过了55年艰辛而辉煌的历史。
经过几代八一厂人的共同努力，我们已经寻找到了一条创作为国家意志服务的影视作品的正确创作道路，已经打造出了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金字招牌。
如何能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实现八一厂的可持续发展，把八一厂建成一个大厂、一个强厂、一个军厂、一个与时俱进的新厂，是我们八一厂人目前面临的重大课题。
我们相信，只要我们能确立以人为本、以和为贵、以片为大、以厂为重、以劳为美、以公为善、以法为基、以稳为安的和谐理念，紧紧抓住国家发展的战略机遇期，聚精会神搞创作，一心一意谋发展，始终坚持正确的创作方向，一定能把八一厂建成国内一流、世界先进的综合性多片种军事电影生产基地，一定会创作出更多的三性统一的精品力作奉献给广大观众，一定会为维护国家的文化安全、塑造国家的文化形象作出更大的贡献。
我的电影路
□陆柱国（八一电影制片厂原副厂长、电影剧作家）
我写电影剧本，纯属偶然。
那是1955年的深秋季节，“肃反”斗争接近尾声，其中在京郊莲花池进行“学习”的一批部队文艺工作者都在百无聊赖地等待着这场运动的结束。
这时我的一位好友毛烽约我和他合写一个电影剧本，内容是毛烽亲身经历过的辽沈战役中的黑山阻击战。
我虽然没有写过电影剧本，甚至连想也没有想过电影剧本如何写法，还是欣然同意了他的约请，因为这可以同时驱散我“等待”中的煎熬。
我们两人苦读了一批苏联电影的名著：
《宣誓》《夏伯阳》《伟大的转折》《攻克柏林》……终于照猫画虎地仿制了一个电影剧本：
《最后一个冬天》。
出乎意料的是，它居然获得了中央电影局颁发的优秀剧本奖。
八一厂将其摄制成了影片，易名为《黑山阻击战》。
初次出马，虽如此顺利，但我仍然热衷于我的本行――写小说，毫无改行之意。
1957年，更大的政治风暴来了：
反右派运动。
这次运动一结束，我所在的创作机构被宣布取消，侥幸未被划成右派分子的艺术家们一律被分散到部队工作。
我要求到福州军区去工作，因为那里接近前线，便于写兵，便于写战争。
但当我处理完一些创作扫尾工作、收拾行李准备到福州军区报到时，福建前线对金门的炮击开始了。
八一厂请示总政文化部，“暂借”我到前线去给该厂写一个电影剧本，这样，1958年的10月，我便在东海舰队某快艇大队的一顶小帐篷里，完成了《海鹰》的初稿。
此时，我的大女儿也在八一厂呱呱坠地。
因为《海鹰》的诞生，八一厂坚决要把我调去当电影编剧，由于大女儿的降生，我没有再坚持到福州军区去，就像我在一篇散文里写的那样：
“我的人生航船就这样转到了风大浪高的电影航道上来了”。
可能由于自己是记者出身，我在创作上特别着重于及时反映现实生活。
写小说时如此，写电影剧本也不例外。
和《海鹰》几乎同时问世的还有我和王军合写的《英雄岛》，它反映的是沿海岛屿女民兵的斗争生活。
毛主席号召向雷锋同志学习，我和丁洪等很快写出了电影剧本《雷锋》。
农村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我和黎阳及时参加了社教工作队，并写出了电影剧本《分水岭》。
西沙海战的硝烟刚散，我就在那里写出了电影剧本《南海风云》。
我参加了西南边陲的自卫还击作战，并和鲍梦梅合写了电影剧本《花枝俏》。
我国的通信卫星一上天，我就在卫星发射基地写出了电影剧本《通天塔》。
此外，拍成影片的还有：
我和王炎合写的《战火中的青春》《独立大队》；我和王愿坚根据李心田的同名小说改编的《闪闪的红星》；我根据朱苏进的小说《射天狼》改编的《道是无情胜有情》。
1981年，我在一篇文章里承认自己在创作上是“小本经营，甘居人下”，并说：
“我没有写大作品的本领，至少在今天还仍然没有写大作品的规划。
”没想到，四年之后，这一创作情况有了大的转变。
1985年，我被任命为八一厂的文学、艺术副厂长。
这就迫使我必须参与组织某些“大作品”的创作，如《巍巍昆仑》《大决战》等。
组织创作，实质上也是创作。
我必须熟悉众多的重大历史事件和重要的历史人物，并且探索出其中的创作规律。
在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的电影创作中，我认为具有关键性的两点是：
历史不容许虚构；没有虚构就没有艺术。
在历史真实的基础上，充分展现艺术家虚构的才华，才能出艺术精品、上品，才不会出次品、庸品。
1990年，我奉命离休。
五年副厂长期间，我没有作品问世，但这五年的积累，却有效地支持、支撑了我离休以后的电影剧本创作。
从1992年到1994年，在两年多的时间内，八一厂约我写了两部（四集）电影剧本：
《大进军?
南线大追歼》《大进军?
席卷大西南》。
特别是后者，属于刘、邓首长的重场戏，多为虚构。
但是，有关方面不仅认同，而且还获得了首届夏衍电影文学奖一等奖和第18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剧本奖。
近年来，在总政首长的亲切关怀和八一厂领导的悉心指导下，我继续创作了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的电影剧本：
2005年，为纪念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我写了《太行山上》；2006年，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70周年，我写了《我的长征》；今年，2007年，为纪念建军80周年，我参加了电影剧本《八月一日》的写作。
再有一年，我就整整80岁了。
在人生舞台上，这已经到了随时都准备着谢幕的年龄了。
我的电影道路，到底还能走多远，谁都难以预料。
不过，我有这么一个心愿：
如果我还能走100步，我绝不会在走完99步的时候停下来。
以纪念的名义
□张东（八一电影制片厂研究室主任、影视评论家）
从2005年到2007年，我们有三个特别需要纪念的日子――2005年，抗战胜利60年；2006年，长征胜利70周年；2007年，建军80周年。
这三个纪念日都与历史有关，与战争有关，与军人有关。
于是以纪念的名义，八一厂拍摄了三部革命历史题材的电影――《太行山上》《我的长征》和即将与观众见面的《八月一日》。
作为纪念，这三部影片承载的政治功能不言而喻，但是它们毕竟是以电影的形式出现的，作为电影，我们也需要对其艺术上的得失进行总结。
历史
纪念其实就是重读历史，历史一去而逝，不可重复，不能歪曲。
然而读史的角度却可以变化，尤其是重读者，都希望能从熟悉的历史中读出些许新的感觉，这便是某些历史题材（包括革命历史题材）的电影常拍常新，永远不会过时的原因之一。
对于影视及其他文艺创作来说，纪念，不仅是重读、反思的过程，还是一次创作的机遇。
被纳入纪念活动的艺术创作通常能够得到有关部门从政策到组织，包括经费等多方面的支持，从而为优秀作品的产生打下基础。
建国以后，中国电影的两次高潮（1959年和1979年），都与建国的“零年”庆典有关。
这里所说的“零年”是指在某一重大事件、或重大历史发生的整数年头（10年、20年、30年等），人们通常会举办比较大型、隆重的纪念活动，对历史进行回顾与总结，而影视创作也早已经成了纪念活动的一项重要内容。
但是纪念绝不是简单的重复。
读史永远是为了鉴今。
对于同一历史事物，不同时代的人有不同的解析，其表现的主题也都有不同的侧重。
这个主题与解析者所处时代的社会、政治环境、主流意识形态、人文精神走向等密切相关。
比如最近三个纪念抗日战争胜利的“零年”，就有不同的主题。
1985年纪念抗日战争胜利40周年，我们重点强调的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八路军、新四军及人民群众在抗战中的“中流砥柱”作用。
1995年，在全世界纪念反法西斯战争胜利50周年的时候，我们指出“中国人民的抗日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将中国的抗日战争置于世界反法西斯斗争的范畴中。
2005年，纪念抗战胜利60周年，我认为它的主题是“全民抗战、全面抗战”。
众所周知，在抗日战争中，中国大陆存在着两个战场，即以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八路军、新四军及人民群众组成的敌后战场和以国民党军队承担的正面战场。
但是长期以来，我们的电影作品里却很少涉及正面战场。
而在纪念抗战胜利60周年的影片中，正面战场得到了肯定，同时，以往很少见到的知识界、工商界、工人群众等的抗战活动，也得到了表现。
影片《太行山上》，主旨表现八路军的抗战史实，但是影片没有仅仅局限于八路军，对当时共同合作、协同作战的史实给予了真实的描绘。
比如影片用了很大篇幅表现国民党军长郝梦龄身先士卒、英勇牺牲的过程，塑造了一个国民党军队的抗日英雄。
这个人物与八路军独臂团长贺炳炎的形象相呼应，表现出中华男儿共同抗击侵略者的壮举。
这样的内容在今天具有特别的现实意义。
重读历史，总要读出些新的东西，在大的历史框架之内，对一些史料进行深入的挖掘分析，发现一些前人未曾发现或未曾表现过的内容，才能使作品对观众产生吸引力。
例如八一南昌起义。
1980年，我国有过一部《南昌起义》，这一次，八一厂的《八月一日》实际上是重拍历史。
事件没有变、人物没有变，史实没有变，但是影片却不能重复。
因而细节和角度就显得至关重要。
《八月一日》着重阐示了起义的必要性、迫切性，影片一开头即表现了武装的反革命，对没有武装的革命者的屠杀，血流成河，人头落地的教训，凸现了人民掌握枪杆子的重要性。
同时，影片对于起义过程的艰难也给予了表现。
强大的敌人与来自共产党内部的压力，使起义格外艰辛，虽然是一个已经知道了结局的故事，却让观众感受到了危机。
《八月一日》以血的事实告诉人们“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铁律。
并且通过对历史的反思，告诫我们军队要永远听党指挥，永葆本色。
历史还在向前发展，今天的现实，到了明天就变成历史。
历史还会不断被重读，就看谁能读出新意。
样式
按照题材划分，《太行山上》《我的长征》和《八月一日》同属革命历史题材，分得再细些，都与“重大革命历史”沾边。
不管是革命历史题材，还是重大革命历史题材，都是中国电影中非常热门的题材。
长期以来，革命历史题材在创作中已经形成了很多固定的模式。
上世纪60年代，人们批评我们的某些电影是“五老峰”（老主题、老题材、老人物、老故事、老手法），很大程度上就是针对革命历史题材的。
所以多年来艺术家们一直在寻求着突破窠臼，寻求新路的方式。
上世纪中期，引进好莱坞“分账大片”之后，类型电影引起了中国电影人的关注。
特别是战争电影，一直是好莱坞的常青树。
这对我们的战争片创作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一些艺术家开始尝试在革命历史题材（战争电影）中借鉴或融入一些类型电影的方式方法，以提高影片的观赏性。
类型化其实是现代工业生产方式的产物，以程式化、配方式的方法拍摄电影，比如符号化的人物、程式化的情节等等。
但是这些特点是长期研究了观众的观影习惯而形成的。
所以它能抓住观众。
以往我们的军事片习惯从题材来区分影片的内容。
如红军题材、抗战题材等，注重的是影片表现的内容，而依照类型划分，强调的是影片的样式，是表达内容的方式。
比如空战片、海战片、战壕片、潜艇片、坦克战、丛林战、山地战等。
侧重点不同，影片的样式就不一样。
比如前面谈到的三部影片，题材相同，但是要表现的历史范畴却有区别。
《八月一日》表现的就是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南昌起义，它要紧紧扣住事件本身，讲述事件发生的前因后果；《我的长征》反映的是一段历史过程――红军长征，它讲述特定的历史环境中发生的故事。
《太行山上》不是有头有尾的故事，它是以一个历史时期――抗日战争为背景的，它的内容只能是散点式的，影片结构也是松散式的。
较早的一部以类型模式拍摄的军事片是《冲出亚马逊》，此前，中国的军训片还处在训练思想、训练方法等的纠缠中，叙事为主，场面只是其中的点缀。
而这部影片完全按照军事动作片的类型打造，强调节奏、动感、速度，包括高强度的音效。
影片特别符合当代年轻观众的生活节奏，因而广受青年人推崇。
《太行山上》也走的是军事大片的路子，注重场面铺排与氛围营造，制造出非常精彩的视听奇观。
包括在演员的选择上，也遵循类型化的规则，选择大明星来增加影片的吸引力。
制片方请了中国大陆、中国香港、中国台湾以及日本的明星来扮演影片中的主要角色，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2000年以后，中国电影加快了产业化的节奏，电影的票房压力骤然增大，如何在电影的宣教功能与商业属性之间找到契合点，使我们一直提倡的主旋律电影（革命历史题材电影是当然的主旋律）得到更多观众的喜爱，类型化不失为一个好的选择，但是也应该看到，目前一些影视作品过度信赖场面与音效等元素的作用，忽视了作品中应有的人文精神的展现，人物形象苍白，故事情节、矛盾冲突亦不是很清晰，这样会让观众感到审美疲劳，影响到作品的质量。
人物
革命历史题材影片中的人物通常分为两类，一类是真实的历史人物，他们或者是以真名真姓出现，或者是以化名出现在银幕上。
另一种是作者虚构的人物，有的虽然有一些真人的影子，但是基本是虚构的。
一般来说，历史人物，往往是一些“大人物”，在历史上起过重要作用的人物，而虚构人物，则是一些普通士兵、老百姓等小人物。
人们将其概括为真实大人物与虚构小人物的结合。
在实际创作中，革命历史题材影片中的人物，经历过一个从小到大，又从大到小的过程。
开始时，影片中都是小人物、中基层干部。
到了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崛起，领袖人物、大人物走上了银幕，小人物又退到了边缘。
这种情况延续了比较长的时间，人们似乎有了一个误区，即重大革命历史，只能以全景式来表现，只能以大人物来贯穿。
所以每到此时，影片中总是一群带着家乡口音的领导，开会、散步，形式单调，情节雷同。
《我的长征》有了一个突破。
这部影片的主人公只是一个15岁的小孩子。
他在长征时期是最不起眼的小人物。
影片通过小红军王瑞的长征经历来表现长征的全过程。
是从个体经历体现整体。
不仅如此，从王瑞的经历中，还透视出长征中我军经历的很多重大事件和转折关头。
比如“湘江之战”“遵义会议”“腊子口”“娄山关”等。
因为“红军”是由千千万万个体构成的。
作为个体，每一个红军的长征都是“我的长征”，所以这样的角度会让观众产生更多的亲切感和认同感。
对真实的历史人物，即所谓的大人物，也存在一个突破模式化的问题。
事实上这些年革命领袖形象也确有所突破，比如《长征》中的毛泽东，《相伴永远》中的李富春、蔡畅，在描写英雄人物的作品中，《张思德》的成功也非常值得关注。
但是也有很多作品中的“大人物”停留在概念化和大群众的层面上。
比如朱德和周恩来，一直是影片创作中比较弱的形象。
在《太行山上》和《八月一日》中，这种情形有了一些改观。
《太行山上》以朱德的心声贯穿全片，突出了作为八路军总司令的朱德，在统战、指挥作战等方面的才华。
《八月一日》中通过对朱德宴请军官的戏，表现出了朱德的智慧。
周恩来的难度可能来自他的“完美”。
一个十全十美的人，不太可能成为一个成功的艺术形象。
《八月一日》把周恩来放在矛盾的中心，从情和智两方面塑造了周恩来。
作为起义的组织者，他不仅要面对强敌，而且要应付来自党内左倾路线的压力，还有个人生活中的不幸（失去孩子）。
特别难能可贵的是这部影片写了周恩来绝对鲜见的“拍桌子”。
他与张国焘的争论，果断决定起义提前，与方方面面的人的周旋……这些起义的细节以前鲜为人知，这部影片给了观众新的东西。
《八月一日》中涉及的历史人物比较多，有些着墨不多，但是也很精彩。
如贺龙与叶挺这两个人物，一个土，一个洋，一个带点儿江湖气，一个富有绅士风度。
影片用了贺龙家里有中西两套厨子，叶挺喜欢戴白手套等很小的细节，表现了二人的性格。
《八月一日》即将上演，纪念还会继续。
以纪念的名义，我们期待着更多的佳作。
在多元文化背景下坚守
□朱向前（解放军艺术学院副院长、文艺评论家）
在隆重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80周年之际，我们迎来了八一电影制片厂55岁华诞。
人们的目光因此聚焦在八一厂，因为八一厂是中国军旅文艺的重镇，是中国军旅电影的摇篮，更是无数军旅电影人和亿万电影观众们魂牵梦绕的地方。
在半个多世纪中，八一厂作为我国惟一的军事电影制片厂（也是全国惟一含军事教育片、军事新闻纪录片和国防科研片等多片种的综合性电影制片厂），伴随着历史前进的铿锵足音，教育和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人，她的功绩永远地镌刻在了中国电影的史册上，深深地烙在“看着八一厂的电影长大的”亿万观众的心坎里。
回望中国军旅文艺半个多世纪的光辉历程，军旅电影无疑是军旅文艺璀璨星河中最为灿烂夺目的星座，电影胶片不仅记录下了革命战争历史的壮阔风云及和平时期军营中的动人故事，更记载了一个民族、一个时代的文化与社会表征。
半个多世纪以来，八一厂摄制完成了故事片、军事教育片、新闻纪录片和国防科研片等共计2400余部，培养了一大批享誉中外的著名导演、编剧、演员。
其中，100多部影片获得“华表奖”、“金鸡奖”、“百花奖”、“金鹰奖”等国内国际大奖。
几代电影观众正是伴随着崇高昂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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