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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赵树理小说的农村底层叙述
编号：
中国矿业大学文学与法政学院
学年论文
汉语言文学专业
应用中文方向
题目论赵树理小说的农村底层叙述
班级汉语言08—1班
作者郭佳
指导教师史修永
2011年1月5日
中国矿业大学文学与法政学院汉语言文学专业学年论文
论文题目：
论赵树理小说的农村底层叙述
完成时间：
2011年1月5日字数：
8563
作者：
郭佳班级：
汉语言08—1班
指导教师：
史修永论文编号：
指导教师评语及建议评定成绩：
论文指导小
组意见及评
定论文成绩
摘要
作为“地摊文人”，赵树理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一位真正为农民写作的作家。
在他的作品中，农民是主角，在他的作品外，农民是主要的接受者。
目前，对于赵树理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小说的语言特色、小说人物以及小说与政治的关系等方面，而对于小说的叙述，尤其是底层叙述则研究较少。
而近年来，随着社会分层和贫富差距的拉大，底层人物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很多作家开始用底层意识进行创作。
赵树理小说，作为农村底层叙述的典型，吸引了一批学者进行探讨、研究。
本文从底层叙述的界定入手，阐述赵树理小说中底层叙述的具体表现形式。
在赵树理小说隐含读者的叙述模式中，他设置“说书人”身份，通俗化、大众化的解读新思想、新政策：
他以民间艺术为素材塑造农村底层农民形象，如李有才和板话、福贵和民间戏曲。
最后，本文将探讨赵树理小说中底层叙述的当代价值，试图从一个全新的角度来分析赵树理小说的艺术风格和创作原则。
关键词底层叙述的界定隐含读者的底层叙述民间艺术当代价值
目录
绪论………………………………………………………………………1
一、如何界定底层叙述…………………………………………………2
二、以底层农民为隐含读者的底层叙述………………………………3
（一）“说书人”的身份………………………………………………3
（二）新政策、新思想的通俗化、大众化解读……………………4
三、以民间传统艺术为素材塑造农村底层人物………………………6
（一）李有才形象与板话艺术…………………………………………6
（二）福贵形象与民间戏曲……………………………………………7
四、赵树理农村底层叙述的当代价值…………………………………8
结论………………………………………………………………………10
参考文献…………………………………………………………………11
论赵树理小说的农村底层叙述
学生：
郭佳指导老师：
史修永
绪论
从90年代开始，由于对于底层文学和民间艺术的关注，研究赵树理小说成为了一种新的趋向。
从研究的状况来看，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民间艺术资源对赵树理小说创作的影响；二是赵树理小说的艺术审美，如小说中的人物形象、语言风格、小说模式、叙述手法等；三是文学与政治的关系，是否以政治服务为中心；四是小说的当代价值和文学史地位。
其中，关于小说的叙述手法多是从单个作品出发，在综合分析其小说叙述风格方面，研究欠缺，尤其是作品中的底层叙述。
农村，作为赵树理成长和生活的地方，使他具有不同于其他描写农村底层作家的独特情感，底层生命体验让他准确地掌握了农民的审美趣向和喜闻乐见的文学形式。
在赵树理的农村底层文学世界中，他怀着对底层农民的深厚体验和血肉相连的情感，透过独特的民间审美视角，设置“说书人”身份，或隐或现地讲述底层农民与封建思想和顽固势力的斗争和反抗，在《李家庄的变迁》中，铁锁作为“说书人”，讲述了李家庄在解放思想的影响下，如何开始反抗，走向抗日，走向革命，走向胜利曙光的变迁之路。
在《孟祥英翻身》中，孟祥英作为“说书人”，讲述了农村妇女如何从行为到思想的全面解放，社会地位取得颠覆性的改变。
在塑造小说人物形象方面，不同于其他作家的写作手法，从语言、行为、心理描写等方面来塑造人物形象，赵树理的小说则与民间艺术相结合，《李有才板话》中，李有才的形象和板话密切相连，《福贵》中，福贵形象和戏剧的联系，从中可以看出，在他的笔下，民间文学与民间艺术是不可分割的整体，民间艺术的巧妙运用不仅使人物更具有民族特色，而且使小说更具有现实性，在展现农村底层农民贫困生活、遭受压迫的同时，也使小说中的先进人物现实化。
任何历史都是当代史，而文学研究对现实生活也必然有着或直接、或间接的影响。
研究赵树理，不仅是还原40、50年代中国农村底层农民的生活状态、斗争历程，研究小说独特的艺术风格和审美趣向，更是引发我们思考，在当代社会，在社会分层、贫富分化日益加剧的今天，我们该如何继承和发扬“底层意识”和“底层叙述”？
因此，研究赵树理小说中的底层叙述是时代的需求。
一、如何界定底层叙述
“底层叙述”一词由意大利马克思主义者葛兰西提出，包含了“无产阶级”和其他广泛受压迫阶级或阶层，服务于新形势下“文化领导权”。
当代中国学者对底层概念的研究兴趣，起源于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新富人阶层和穷人阶层分化的巨大差异。
1996年蔡翔在发表《底层》一文中，较早提出“底层”话语，带有很强的情感色彩。
刘旭在《底层叙述：
现代性话语的裂隙》中，指出“‘底层’是一个直接指向‘弱势’群体的直观概念；所谓底层，就是出于社会最下层的人群，包括政治地位低下、经济窘迫、文化上教育程度低等，被称为社会底层，可能三个条件全部满足，也可能满足一个条件。
”
可以说，“底层”概念的提出，对于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中的底层形象，关注社会底层群众的利益，提供了一个新的思维角度和研究方向。
中国当代文学自诞生以来就带有强烈的书写底层群众的倾向。
从20年代的乡土小说、30年代的左翼文学，到40年代以赵树理为代表的山西农村题材小说，在现代文学的长廊上，勾画了大量底层贫民的形象。
鲁迅笔下“乡镇底层叙述”中的“祥林嫂”、“闫土”，老舍笔下“城市底层叙述”中的“祥子”、“月牙儿”等。
在赵树理的小说中，同样塑造了一批底层农民形象，他们遭受压迫，生活贫苦，没有话语权，但他们在新思想的感召下，学会了反抗，懂得了斗争。
他们不再屈服于农村旧势力的压榨，而是靠自身的力量带动身边的底层农民，寻找新生活。
赵树理站在底层农民的视角上，以他们喜闻乐见的形式创作，设置“说书人”的身份，用浅显易懂的话语解读新思想、新政策，用民间艺术塑造人物形象，使他的小说受到了广大农民的喜爱。
作为“地摊文人”的赵树理，由于长期在农村生活的亲身经历，深刻的底层生命体验，对于底层农民，他不是出于一种同情和怜悯的情怀，而是把他们当作他的亲兄弟，以他们的生活作为自己的情感寄托。
他是底层中的一份子，不是站在底层群体之外观摩，而是与他们是一个声气相通、血脉相连的群体。
此外，由于赵树理熟练的掌握了民间说学逗唱的本领，将这些民间艺术形式巧妙运用到文学创作中，成为了他底层叙述的一大特点。
相比于“城市底层叙述”撕裂现实华美的外衣，“乡镇底层叙述”呈现城市与乡镇发展的巨大反差，赵树理的“农村底层叙述”则立足底层农民，用通俗的话语，讲故事的方式，民间艺术资源，传播新思想，建立新观念，叙述思想先进农民的底层农民斗争和反抗的艰苦历程。
二、以底层农民为隐含读者的底层叙述
所谓“隐含读者”是相对于现实读者而言的，是指作家本人设定的能够将文本加以具体化的预想读者。
在这里，赵树理预先设定了作品的隐含读者——农民，所以在农村底层叙述中，赵树理始终站在农民的角度上，以农民喜闻乐见的形式进行文学创作。
农民、知识分子、革命者多层身份的交叉，使他精确的把握住了文学与现实生活、文学与政治、文学与农民的关系。
从一定程度看，赵树理的小说是一种说书文学，在小说中，或隐或现地存在一个“说书人”的形象，通过“说书人”的叙述，呈现了一幅幅农村改革、变迁的画面，新旧势力之间矛盾的冲突，新思想、新政策的民族化、大众化传播和推广。
（一）“说书人”的身份
“说书”作为一种曲艺形式，一般指只说不唱的曲艺，如宋的讲史、元的平话，以及现代的苏州评话、北方评书等，且有着悠久的历史。
关于“说书”的文字记载，最早见于汉代刘向所著《烈女传》。
当时是一种“说书”表演，发展到唐宋两代，开始有了专门独立的表演形式，叫做“说话”。
说书艺术发展到元代又叫做“平话”。
明末清初出现了大说书家柳敬亭，把说书艺术推向了高峰。
到了清代末年，“说书”艺术日益成熟，成为十分普及的表演形式。
在小说创作中，赵树理巧妙地使用说书技巧，设置了“说书人”的角色。
首先，他自己是一个说书人，其次，在作品中，也往往有一个说书人存在，这两者时分时合。
在文学创作中，为了拉近文学与农民的距离，区别于具有“欧化”倾向的精英文学，赵树理坚持“创作上的群众观点”，即作家和表现对象（农民）在视觉、情感、反应上的“同一”设计，采取民间艺术中的“评话”形式写作。
作者以“说书人”第三人称身份讲述故事，运用经过加工的民间话语，摒弃章回体小说的框架模式，注重作品的故事性和连贯性。
考虑到农民不爱听长句子，赵树理则大量使用短句子，农民不喜欢跨越式的讲述，则把每个人、每件事的来龙去脉、前因后果皆交代清清楚楚，农民不喜欢人物心理描写，则将人物放到故事发展过程中，放到矛盾冲突进行中去塑造。
尤其是赵树理在创作早期作品《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时，他不是一个作家，更像是一个说书人，将他在农村生活的底层体验和在40、50年代农村存在的问题通过文笔讲述出来，希望识字和懂得民间评书艺术的人，将他的作品广泛讲述。
写于1943年的《小二黑结婚》是赵树理评述体小说的代表作，该小说讲述了农村进步青年小二黑、小琴大胆突破旧社会的婚姻观念，自由恋爱，通过奋力反抗，最终取得胜利。
从结构上看，该小说分为12小节，每一节讲述一个人物或一件事情，结构清晰、层次分明。
作家，作为一个说书人，像一条线将他们串在一起，反映了农村老字辈对自由婚姻的不解，小字辈对自由婚姻的追求，农村恶势力对自由婚姻的阻碍。
同时，李有才作为小说主人公，他也是一个“说书人”，通过他的讲述，我们看到了农民的压迫和反抗，当时的底层农民的现实生活。
关于文学创作方式，赵树理曾说：
“我主张写小说的人，多听听‘评话’，北方人就是这样，一个人拿一把扇子在那说，你站在旁边五分钟就不想走开。
我们能否把小说写得像那个样子，说起来就听得懂，使人一看就想看下出，这就好了。
”
（二）新政策、新思想的通俗化、大众化解读
自新文化运动开始，白话文得到推广，但由于其受到西方文化的影响，具有“欧化”的倾向，只能在知识分子中传播，成为少数人的“精英文学”，而无法在广大农村得到传播，更不能成为向农民解读新思想和新政策的载体。
而40年代的中国农村，表面上不再平静，生活在底层的贫苦农民开始反抗，谋求活路，但由于他们知识水平低下，对于新思想和新政策没有正确理解，轻易地相信农村旧势力的说法，受其蛊惑，仍生活在底层贫苦的生活中。
因此，文学的通俗化、大众化急需实现。
直到1943年，《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的出现，才真正实现了文学的通俗化、大众化。
关心农民疾苦和需求的赵树理，通过他的作品，义无反顾的承担起向广大群众解读新政策、新思想的任务。
对于赵树理的评价，很多人说他的很多作品是“应时之作”，是为政治服务的，缺少作家创作的独立性。
毋庸置疑，赵树理的很多作品和政治无法分割，因为他创作的初衷和创作的手法都是以农民为接受者，农民的苦难是几千年的封建制度和思想压制和束缚下的产物，他们若要脱离苦海，其思想必须更新和清洗。
但是，在当时的文学界，在赵树理小说的出现之前，没有一部能被农民广泛接受的文学作品。
当彭德怀总司令看到这两部小说的时候，倍感高兴，并给《小二黑结婚》题词，“像这种从群众调查研究中写出来的通俗故事还不多见”。
因此，赵树理小说从诞生开始，就担负起向思想落后的农村宣传新思想、解读新政策的功能，
鲁迅先生弃医从文为何？
他自己解释是“凡事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
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
”
由是可见，鲁迅先生是以文学为载体来实现其对民众启蒙之宏愿的。
20年代，赵树理读了“鲁迅、郭沫若、郁达夫、蒋光慈的作品，文学研究会、创造社、狂飙社的杂志。
也读了屠格涅夫、易卜生等外国文学作品”，“着实努力学习过欧化”，
还把他“崇拜的新小说和新文学杂志带回去给父亲看”，但他的父亲对“他那一堆宝贝一点也不感兴趣。
”他把新小说读给农民听，他们听不下去，却拿来《七侠五义》、《笑林广记》之类的书请他念，一个个听的茶饭不思。
所以，赵树理认识到，新文学的样式固然是好，但它的接受者只能是由知识分子组成的精英集体。
鲁迅要唤醒的是“看客”般冷漠的中国知识分子，而赵树理要唤醒的是受落后的封建思想缠绕的贫苦农民，如何实现这一目的，只有通过小说，所以，赵树理小说承担向农民解读新思想和新政策，不仅是赵树理的主观选择，更是历史的必然选择。
《小二黑结婚》和《登记》解读婚姻自主、自由，《李有才》板话解读贫苦农民和封建旧势力的斗争，《李家庄的变迁》解读雇农减租、共产党革命、抗日统一战线，《孟祥英翻身》、《传家宝》解读农村妇女的解放。
在这一系列的解读中，他将新思想、新政策通过人物的日常生活和话语展示出来，浅显易懂，具有共同性，足以成为农民读者模仿的对象，革新的标尺。
三、以民间传统艺术为素材塑造农村底层人物
中国现有的文学艺术有三个传统：
一是中国古代士大夫阶级的传统，旧诗赋、文言文、国画、古琴等；二是五四以来的文化界传统，新诗、新小说、话剧、油画等；三是民间传统，民歌、鼓词、评书、地方戏曲等。
在以何者为主的争论上，文艺界、文化界多数人主张以第二种为主。
而赵树理却反其道而行之，在小说中大量使用民间传统艺术资源，在农村底层人物的塑造上，民间艺术也成为一种独特的手法和方式。
（一）李有才形象与板话艺术
在《李有才板话》中，快板和民间生活密切地结合于一体，12首快板的内容主要分为两个方面，一是痛斥自私狡猾的农村干部以及成荫在他们权利下的小人的丑恶行为，二是描写农民对于农村翻天地、大胜利的喜悦，其中，以前者为主。
小说的第一首快板就编写了抗战之前年年连任村长的阎恒元：
村长阎恒元，一手遮住天，自从有村长，一当十几年。
年年要投票，嘴说是改选，选来又选去，还是阎恒元。
不如弄块板，刻个大名片，每逢该投票，大家按一按。
人人省得写，年年不用换，用他百把年，管保用不烂。
简单的16个短句，将阎恒元的强权、狡诈、丑恶的嘴脸刻画的入木三分，栩栩如生。
小说中的其他主要人物也有“板话”形象，阎恒元的儿子阎家祥，仗势欺人，且一肚子坏水。
张得贵则是一副低三下四，溜须拍马，为虎作伥的奴才相。
在这里，“快板”更是完成主人公李有才形象的独特手段，可以说，是“快板”写活了他，没有“快板”就没有李有才，就没有小说。
李有才，生活在农村的底层，是以异乡者的身份低下的住在阎家山。
小说开头说，“这人现在有五十多岁，没有地，给村里人放牛，夏秋两季捎带着看守村里的庄稼。
他只是一身一口，没有家眷，一孔土窑是他全部的家当。
”
简单几笔，清楚的交代了李有才生活的贫苦。
但是，他口才好，会编快板，人们每天晚上聚在老槐树下，听他编快板。
可以说，板话是他生活和斗争的精神支柱,也是他和地主恶霸作斗争的主要武器。
从他编的“板话”中,从他对“板话”这一斗争武器的熟练运用上,我们可以看出,他不仅有乐观,倔强的斗争精神,而且懂得策略,注意时机,心胸开阔。
他把仇恨压在心底,挣扎苦斗,顽强求生,同时清醒冷静,深沉老练,具有相当的洞察力。
所有这些,使他吸引着广大农民,自然地成了老槐树底下人们的精神领袖,是敢于和阎恒元进行抗争的农民的核心。
在他的影响下,阎家山的“小字辈们”也拿起了“板话”这个武器——这既说明“板话”具有很强的生命力,也表现了农村中新农民的增多,革命力量的壮大,已经形成了不可抗拒的革命洪流。
所以说，李有才和板话是不可分割的统一体。
（二）福贵形象与民间戏曲
在《福贵》中，地方戏曲同样是塑造小说主人公的一种独特的手段。
小说的主人公福贵自小对戏曲感兴趣，“村里有自乐班，福贵也学会了唱戏——从小当小军，长大了唱正生，唱得很好。
”之后，福贵由于娶亲送葬，欠了债，陷入了“钱赚钱比人赚钱快得多”的陷阱，“福贵感觉好像两腿插进沙窝里，越圪弹越深。
”“粮食全顶了利，过了年就没有吃的”，“饿的心慌”，
自乐班打发人来请福贵唱戏，只好推辞。
后来，提供给他吃的，他才唱了三天戏，还分到了三毛钱的小费。
再之后，迫于生活，他当起了“吹鼓手”，一种被人鄙视为“忘八”、“龟孙子”的人。
从这一变化中，我们不难看出，主人公福贵的底层农村性质在不断地加深，被强化，戏曲的存在价值也在不断地转变。
开始，唱戏是作为福贵的兴趣而存在，是一种娱乐大众的工具。
当背负着无力偿还的债务时，唱戏成为了一种奢侈品，只有在解决食物的基础上，才能给人带来快乐。
当富贵成为“吹鼓手”时，唱戏更成为了他可望不可即的东西，因为在农民的眼中，他是“忘八”、“龟孙子”，没有了唱戏的资格。
从这个角度，我们看到了一个被农村不合理的旧制度残害的底层农民形象，一开始，有一手好农活，聪明、漂亮，戏唱得好，对生活存有希望。
当欠下债务，当长工、卖地都无法偿还时，对生活没有希望，饥饿的日子，苦不堪言的生活，逼迫他必须找新的活路，抗死人、当吹鼓手，这是对生活的妥协，也是对命运的一种反抗。
小说主人公不愿顺从命运，在“钱赚钱比人赚钱快得多”的陷阱中奋力的挣扎，他要跳出这个圈子，不管用什么手段。
最终，他的反抗成功了，有了地、有了屋、有了牛。
四、赵树理农村底层叙述的当代价值
任何历史都是当代史，从中都能启发人对于当代社会的思考。
同样，分析研究文学作品，也是为当代文学与社会的发展服务。
在当代文学的发展方面，赵树理的小说可谓影响深远。
一是赵树理小说的创作模式的创新，外号、民间艺术的巧妙运用，喜剧场景的设置，使文学真正实现民族化、大众化。
二是文学创作的材料来源，“我的材料大部分是拾来的”，“我在作群众工作的过程中，遇到了非解决不可而又不是轻易能解决的问题，往往就变成我要写的主题”。
亲近要描写的群体，写所发现的问题，突出群体中的冲突或矛盾。
成为了当代很多作家选择写作的一种视角和方法。
研读赵树理小说中的底层叙述手法，我们不难发现。
一是，赵树理始终把目光锁定在农村底层人物上，时刻站在他们的视角上叙述问题，而不是以一个旁观者的身份处在底层农民的外圈，他清楚的了解底层农民的心理结构，以他们的感受为小说的情感寄托，时刻与他们保持的是一种气息相通、血脉相连的状态。
二是，赵树理的底层叙述与农村的民间艺术紧密的联系在一起，如快板、戏曲。
不仅把他们当作一种叙述的手段，也作为塑造人物的一种独特手法。
因此，赵树理的农村底层叙述，给当代文学的发展带来了深刻的思考。
其一，作家与作品中人物的关系，很多作家的创作是站在“局外人”的立场，用自己的感受和经历来编写作品人物的思想和生活，看似合情合理，完美无缺，但是却引不起所写阶层的共鸣，如近年来以“农民工”为主题的作品大量出现，但是真正得到“农民工”喜爱，并产生共鸣的作品却很少，因为这些作品只是将他们的现实加以同情、怜悯的情感表达出来，而不是作为他们中的一份子，写他们的困境和感受，外表是真的，但实质的情感却参杂有假的成分。
而赵树理“不做旁观者”的创作手法，把小说人物当作兄弟姐妹的情感，使他的小说在农村得到广泛的喜爱。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中，作者李辉英这样评价赵树理，“作者的作品都富有浓重的中国农村风味的，农民的语言,农民的生活方式，农民的生产和向往，经由作者如实的表达出来。
”
其二，作品的中，底层民众和底层文化的联系，赵树理作为土生土长的农村人，深刻的认识到底层民众所喜欢的文学形式，新文学适合城市的知识分子，不适合“脸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所以他的作品中出现是农民喜欢的快板、乡间戏曲，是他们身边熟悉的事物，符合底层农民的审美趣向。
而当今的很多作家，作品没有很好的契合所写阶层的独特文化，读者读了之后，往往模棱两可。
除了标签，他们无法从作品中找到自己这个阶层所独有的文化特征和心理架构。
“底层”，在社会分化和贫富差距日益加大今天，我们更应该给予更多的关注，当代作家应该有“底层意识”，尝试“底层叙述”作品的创作，这不仅是一种责任担当意识、人道主义创作倾向的体现，更是一种自我的挑战和提升，实现文学的现实功能和审美功能的完美结合。
结论
研究赵树理的小说，钟情的不是他小说的艺术技巧和创作模式，而是他高贵的人格。
在创作的早期，他也尝试用“欧化”写作，但当他发现农民对此并不感兴趣时，他毅然的改变了文风，甚至说，他是一个可以为农民放弃写作的人。
成名后，他仍然将所有的经历投注在农民这片区域内，坚守“为农民而写作”的原则。
作为“地摊文人”，他始终没有改变自己的初衷，只是所影响的范围扩大了、延伸了。
直到1970年喊冤逝世，他始终走在“写农民，为农民”的写作道路上，无怨无悔。
研究赵树理的农村底层叙述也是出于这个原因。
赵树理心中时刻装着农民，时刻牢记他的作品读者是广大农民，所以，他按照农民所喜欢的叙述形式，所目睹的底层受苦受难的农民形象，所热衷的文学元素，进行创作，塑造了一个个家喻户晓的人物，小二黑、李有才、小飞蛾、孟祥英。
从“农村底层叙述”这一角度出发，对于我们研究赵树理创作的初衷、手法、取得的文学成就以及正确地评价赵树理的文学史地位都是极其必要的。
“近两天，‘底层’正在成为一个颇受关注的话题，从知识界到文学界，从媒体到社会公众，都能听到这个一度被遗忘的词汇……可以毫不夸张的说,底层问题在今天浮出水面,实际上折射出当前中国社会结构的复杂形态和思想境遇。
”
在当代历史文化语境下，选取农村底层叙述这一研究视角对赵树理的文学作品进行新的探索，无疑是一次新的尝试。
这不仅有助于推进新世纪赵树理小说的研究，而且为新世纪农村底层文学的创作和批评提供了思想资源和研究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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