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中语文《呼兰河传》备课参考素材新人教版选修《中国小说欣赏》.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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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语文《呼兰河传》备课参考素材新人教版选修《中国小说欣赏》
呼兰河传
§Ⅵ·女性的声音
女性作家作为一个群体出现在中国文学史的舞台上是从“五四”时期开始的。
在这场被喻为“中国文艺复兴”的新文化运动中，相继出现的女作家如繁星璀璨──“身上每一个细胞都充满着文艺气息”（胡适语）的陈衡哲，以“问题小说”作为“第一部曲”写作生涯长达一个世纪的冰心（小说代表作《超人》《斯人独憔悴》），“海滨故人”庐隐（小说代表作《海滨故人》），擅长以闺秀笔致写“旧家庭中婉顺的女性”（鲁迅语）的凌叔华（小说代表作《酒后》），真实表现“五四”青年“毅然和传统战斗，而又怕敢毅然和传统战斗”（鲁迅语）的冯沅君（小说代表作《卷葹》），埋葬于陶然亭“春风青冢”下的石评梅（小说代表作《匹马嘶风录》）……她们的作品个性鲜明，关注女性自身，对于婚姻自由、教育平等以及妇女职业等问题都给予了足够的重视，她们围绕着“娜拉走后怎样”的中心命题，对中国妇女的历史命运进行深沉的探索，对传统的男权中心主义及其价值观念提出挑战。
这在中国文学史上有着划时代的意义，它彻底结束了中国女性在文学史上作为“盲点”而被遮蔽和隐埋的历史。
20世纪三、四十年代，出现了以丁玲、萧红、张爱玲为代表的第二代女作家群体。
在这批作家中，最具承前启后意义的是善写女性并始终坚持女性立场的丁玲（小说代表作《莎菲女士的日记》）。
她能够超越前代作家“自叙传”的行文风格，并且不囿于自我遭遇和个人情感，透过女性觉醒的表层揭示出她们的生存困境和精神危机，并对此困境和危机做出了自己的回答。
同时代的萧红（小说代表作《生死场》《呼兰河传》）则以一种天然的女性写作，展现出“北方人民的对于生的坚强，对于死的挣扎”以及更广阔的世事人心。
张爱玲（小说代表作《金锁记》《倾城之恋》）出现在40年代的沦陷区上海，似乎有些“不合时宜”，但是她那极具现代感的才华横溢的写作令她的读者虽隔着一个时代仍一再惊叹。
跟第一代女作家相比，第二代女作家作品的基本风格更为激越浑厚，构思、运笔更为成熟，并且对于小说创作流露出相当的自觉意识。
这体现了女性意识的升华和女性书写的历史进步。
从1949年至1966年的十七年中，在战争、家庭一类社会性、革命性主题的掩盖下，中国女作家作品虽然多呈“中性化”或“雄性化姿态”，但仍然或多或少潜隐着对女性命运的关注和思考。
“文革”以后至八、九十年代，女性创作开始重新复苏，又一个庞大的女性文学群体在文坛崛起──王安忆、铁凝、迟子建、池莉、方方、残雪、陈染、林白等，她们的创作很快就在题材的丰富性与体裁的多样性等方面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呈现出无比广阔的历史前景。
这批新一代的女性作家与往昔的女作家迥然有别，她们所处的时代、生活环境、经历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作品的内容、表达技巧和话语方式都很独特，不少作家以顽强的勇气打破传统的二元对立：
合理／非理、规范／偏离、道德／腐败、柔弱／坚强，彰显了鲜明的个性与时代精神。
女性小说有其共同的特点，最主要的表现是女性作家充分的性别意识与性别自觉。
女性意识在女性身上的体现，大致可以分为内外两个方面：
一是以女性的眼光洞悉自我，反思自身的本质、生命的意义以及在社会中的地位和价值；二是从女性立场出发审视外部世界，并对它加以富于女性生命特色的理解和把握。
这些作品所展示的就是女性作家们不断寻求用自己的意识、自己的方式、自己的声音、自己的文笔，呈现和表达自我，使自己不再遮蔽在他人的观赏、虚构、想像与塑造之中。
文学之于女性，与其说是一桩事业，毋宁说更近于一种特殊方式的生命独白。
她们在写作中显露出在历史与现实中不断为男性话语所遮蔽、或始终为男性叙述所无视的女性生存经验。
她们心思细腻，笔致清新，在表达自我的同时又同样关注着人性与时代。
从冰心的“爱的哲学”，丁玲的困惑，庐隐、凌叔华、冯沅君的质疑，萧红、张爱玲的揭示，一直到今天女性笔下所呈现的世界，是男性的体验、认知与书写所无法取代、也无法抵达的区域。
11.关于《呼兰河传》
要点不在《呼兰河传》不像是一部严格意义的小说，而在它于这‘不像’之外，还有些别的东西──一些比像一部小说更为‘诱人’些的东西：
它是一篇叙事诗，一幅多彩的风土画，一串凄婉的歌谣。
有讽刺，也有幽默。
开始读时有轻松之感，然而愈读下去心头就会一点一点沉重起来。
可是，仍然有美，即使这美有点病态，也仍然不能不使你炫惑。
（茅盾《论萧红的〈呼兰河传〉》）
她使小城里的小人物获得了不朽的文学生命。
（司马长风《中国新文学史》）
文学评论家们在时空上距战时中国越远就越认为该书是写作技巧上最成功之作。
（美国学者葛浩文）
■《呼兰河传》综述
呼兰河城似乎凝固在时间之外，呼兰河人平凡卑琐的日子，也是一天天，一年年，循环往复，亘古如斯：
生了，就任其自然地长大；死了，不过在城边的地上埋了，活着的人哭过以后回家照旧过着日子──“冬天来了就穿棉衣裳，夏天来了就穿单衣裳”。
老胡家的二孙子娶团圆媳妇了，儿子媳妇就成了婆婆，婆媳之间的折磨与反抗，代代相传；有二伯愤慨着“团圆媳妇不像个团圆媳妇”，王大姑娘居然看上了磨房的磨倌，有二伯不成功的“跳井”和“上吊”，又成为老厨子和小城人长久的谈资，不幸与不幸，也互相推波助澜。
小说呈现的是呼兰河人在历史与命运中因循反复的死水般的生存状态，用茅盾的话说，《呼兰河传》里面“没有一个人物是积极性的”，“都是些甘愿做传统思想的奴隶而又自怨自艾的可怜虫”，虽然他们的本质是善良的、“极容易满足”，像“最低级的植物似的”，“生命力特别顽强”。
他们只是照着几千年传下来的习惯生活着，不预约希望，也看不到光明，这种巨大的历史惰性，为呼兰河人原本就灰暗的日常生活笼上了地久天长的悲凉气息。
萧红对呼兰河人的生存状态充满了悲悯的情怀，我们很容易体会到小说中的这种基调，有讽刺，也有幽默，开始读时有轻松之感，然而愈读下去心头就会一点一点沉重起来。
呼兰河人麻木混沌地生存（而非生活）着，感受不到生命的珍贵与死的悲哀，一切都是“自然的结果”，都是被动的生生死死。
作者深深地体验着而不单单是呈现着那浓厚的人生悲凉和空虚，并以她特有的沉郁和永恒的忧患意识发出了慨叹和责问：
“满天星光，满屋月亮，人生何如，为什么这么悲凉？
”
而《呼兰河传》更深层的悲剧意蕴在于揭示出一种强大愚蛮的背景环境──集体无意识下的相互同化和异化、扼杀人性。
这在前面“女性的空间”中已有所涉及，这里再作补充说明。
呼兰河人认同环境，实际上是认同它包蕴的所有的历史惰性、传统习惯和价值观念，所以比起《生死场》中的愚夫愚妇来，他们的灵魂被更深地烙上了历史文化的印痕。
面对沉积着层层淤泥的给自己带来灾难的大泥坑，人们宁可想方设法地绕道而行，或者幸灾乐祸地在围观“抬车抬马，淹鸡淹鸭”中获得“乐趣”；小团圆媳妇只因“见人一点也不知道羞”，“两个眼睛骨碌碌地转”，就被好心的人们放到开水里活活烫死；那个本来口碑很好的王大姐，仅仅因为自己选择嫁给穷苦的磨倌，便一变而为“坏女人”，最终在不绝的奚落中死去……传统文化的受害者用套住自己的枷锁又去劈杀别人，在自己流血的同时手上又沾着别人的血污，而这种残忍的行为却是以极其真诚的善良态度进行的。
与《生死场》中受难后的凄呼厉号不同，这里的一切杀戮都是平静而安然地发生的，发生了就好像没发生一样，这是怎样一个病态的民族灵魂、木然的悲寂世界！
（选自徐晓红《论萧红的小说创作》）
呼兰城人们习以为常、司空见惯的生活惰性和不合理的社会制度、那小城在传统文化覆盖下的丑陋和保守，经由萧红的笔触得以生动而令人触目惊心地展现出来，并且于无尽的悲悯中透露出沉重的批判。
在这方面，我们可以看到萧红有意识地在追随鲁迅，有着把深广的忧愤投射于人类愚昧和国民劣根性的创作取向。
鲁迅的影响,“五四”文学精神的传承,马列主义理论书籍的烛照,使得作家对自己生活过的故乡,对中国国民性格的弱点,对桎梏妇女解放的封建礼教,有了更加明晰的认识。
于是，萧红开始了痛苦的反思──探求中华民族如何走向新生,民族性格何以能够得到重塑。
她以睿智的目光洞察了理想和现实的巨大反差,以决绝的态度揭示了封建道德、传统痼疾的无比丑陋,由此自然铸成了鲁迅式的、幽默反讽的喜剧风格,《呼兰河传》就是其贴近《阿Q正传》风格的代表作。
在她看来,这种风格,不只能使人们产生浓郁的沉重感,而且也能让人们获得战斗的愉悦感；对于黑暗社会的揭露和批判,这种风格是再合适不过的利器了,舍它其谁！
……
对于集闭塞、保守、愚昧之大成的呼兰城,萧红没有采取疾言厉色、匕首投枪般的正面批判,而是把穷形尽相的揭露和鄙视憎恨的态度,包藏在调侃反讽、苦涩悲凉的乡土叙述之中。
综观全书,大半以上的叙述,都是调侃反讽的语调,都有弦外之音、弦外之旨。
“溯呼兰天然森林,自古多奇才”,呼兰河的人大概都有夜郎自大的恋乡情结,连街市捡粪的孩子也为“我们的呼兰河”而洋洋自得。
萧红调侃道:
“可不知道呼兰河给了他什么好处,也许那粪耙子就是呼兰河给他的。
”那给呼兰河人民带来无数灾难的大泥坑,萧红总结了它的两条“福利”:
“第一条，常常抬车抬马，淹鸡淹鸭，闹得非常热闹，可使居民说长道短，得以消遣。
第二条就是这猪肉的问题了，若没有这泥坑子,可怎么吃瘟猪肉呢？
吃是可以吃的,但是可怎么说法呢？
真正说是吃的瘟猪肉，岂不是太不讲卫生了吗？
有这泥坑子可就好办，可以使瘟猪变成淹猪,居民们买起肉来,第一经济,第二也不算什么不卫生。
”读到这里,谁都会哑然失笑,并陷入对国民性格的审视和沉思。
此外,对卖麻花、看野台子戏、养鸡发财的梦想等的叙述,都配有画龙点睛的调侃式议论、反讽式的抒情,显现了作者倾向鲜明的爱憎和犀利诙谐的锋芒，并告诉我们，阿Q远没有寿终正寝，他的幽灵正在我们中间游荡！
……
揭示病态的国民灵魂,是萧红文学创作的执著追求和书写不尽的母题，《呼兰河传》是她这种追求的完美实践。
萧红文学观念的形成,虽然有她自己的艰辛探索,但更主要的是得益于鲁迅的影响。
鲁迅的一生创作了无数揭示国民灵魂的经典之作,以推动国人告别黑暗、走向光明的进步转向,引领公众粉碎千百年的封建枷锁,是振聋发聩的醒世洪钟,是古老民族的精神食粮。
萧红正是沿着鲁迅开辟的文学道路不断前进的。
1938年,在武汉的抗战文艺座谈会上,她就提出:
“现在或是过去,作家写作的出发点就是对着人类的愚昧。
”在旅居日本的时候,萧红在给萧军的信中,又指出中国人具有“民族的病态”和“病态的灵魂”。
可见,批判愚昧的文学观念在她的头脑中可谓根深蒂固,所以,《呼兰河传》在香港的闪亮登场,绝非偶然。
它既不是作家在生活枯竭下病态的产物,也不是作家心情寂寞的怀乡之作,更不是作家“已经无力和现实搏斗”而“屈服了”的作品,它是萧红经过长期思考对丑陋民族灵魂的深刻剖示,是作家对祖国、对民族、对故乡“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复杂情感的宣泄和释放。
（选自王科《“寂寞”论：
不该再继续的“经典”误读──以萧红〈呼兰河传〉为个案》，《文学评论》2004年第4期）
■茅盾＼呼兰河传·序
1
今年四月，第三次到香港，我是带着几分感伤的心情的。
从我在重庆决定了要绕这么一个圈子回上海的时候起，我的心怀总有点儿矛盾和抑悒，——我决定了这么走，可又怕这么走，我怕香港会引起我的一些回忆，而这些回忆我是愿意忘却的；不过，在忘却之前，我又极愿意再温习一遍。
在在广州先住了一个月，生活相当忙乱；因为忙乱，倒也压住了怀旧之感;然而，想要温习一遍然后忘却的意念却也始终不曾抛开，我打算到九龙太子道看一看我第一次寓居香港的房子，看一看我的女孩子那时喜欢约女伴们去游玩的蝴蝶谷，找一找我的男孩子那时专心致意收集来的一些美国出版的连环画，也想看一看香港坚尼地道我第二次寓居香港时的房子，“一二·八”香港战争爆发后我们避难的那家“跳舞学校”（在轩尼诗道），而特别想看一看的，是萧红的坟墓——在浅水湾。
我把这些愿望放在心里，略有空闲，这些心愿就来困扰我了，然而我始终提不起这份勇气，还这些未了的心愿，直到离开香港，九龙是没有去，浅水湾也没有去；我实在常常违反本心似的规避着，常常自己找些借口来拖延，虽然我没有说过我有这样的打算，也没有催促我快还这些心愿。
二十多年来，我也颇经历了一些人生的甜酸苦辣，如果有使我愤怒也不是，悲痛也不是，沉甸甸地老压在心上、因而愿意忘却，但又不忍轻易忘却的，莫过于太早的死和寂寞的死。
为了追求真理而牺牲了童年的欢乐，为了要把自己造成一个对民族对社会有用的人而甘愿苦苦地学习，可是正当学习完成的时候却忽然死了，像一颗未出膛的枪弹这比在战斗中倒下，给人以不知如何的感慨，似乎不是单纯的悲痛或惋惜所可形容的。
这种太早的死曾经成为我的感情上的一种沉重负担，我愿意忘却，但又不能且不忍轻易忘却，因此我这次第三回到了香港想去再看一看蝴蝶谷这意念，也是无聊的；可资怀念的地方岂止这一处，即使去了，未必就能在那边埋葬了悲哀。
对于生活曾经寄以美好的希望但又屡次“幻灭”了的人，是寂寞的；对于自己的能力有自信，对于自己工作也有远大的计划，但是生活的苦酒却又使她颇为悒悒不能振作，而又因此感到苦闷焦躁的人，当然会加倍的寂寞；这样精神上寂寞的人一旦发觉了自己的生命之灯快将熄灭，因而一切都无从“补救”的时候，那她的寂寞的悲哀恐怕不是语言可以形容的。
而这样的寂寞的死，也成为我的感情上的一种沉重的负担，我愿意忘却，而又不能且不忍轻易忘却，因此我想去浅水湾看看而终于违反本心地屡次规避掉了。
2
萧红的坟墓寂寞地孤立在香港的浅水湾。
在游泳的季节，年年的浅水湾该不少红男绿女罢，然而躺在那里的萧红是寂寞的。
在一九四Ο年十二月——那正是萧红逝世的前年，那是她的健康还不怎样成问题的时候，她写成了她的最后著作———小说《呼兰河传》，然而即使在那时，萧红的心境已经是寂寞的了。
而且从《呼兰河传》，我们又看到了萧红的幼年也是何等的寂寞！
读一下这部书的寥寥数语的“尾声”，就想得见萧红在回忆她那寂寞的幼年时，她的心境是怎样寂寞的：
呼兰河这小城里边，以前住着我的祖父，现在埋着我的祖父。
我生的时候，祖父已经六十多岁了，我长到四五岁，祖父就快七十了，我还没有长到二十岁，祖父就七八十岁了。
祖父一过了八十，祖父就死了。
从前那后花园的主人，而今不见了。
老主人死了，小主人逃荒去了。
那园里的蝴蝶，蚂蚱，蜻蜓，也许还是年年仍旧，也许现在完全荒凉了。
小黄瓜，大倭瓜，也许还是年年的种着，也许现在根本没有了。
那早晨的露珠是不是还落在花盆架上。
那午间的太阳是不是还照着那大向日葵，那黄昏时候的红霞是不是还会一会工夫会变出来一匹马来，一会工夫变出来一匹狗来，那么变着。
这一些不能想象了。
听说有二伯死了。
老厨子就是活着年纪也不小了。
东邻西舍也都不知怎样了。
至于那磨坊里的磨倌，至今究竟如何，则完全不晓得了。
以上我所写的并没有什么优美的故事，只因他们充满我幼年的记忆，却忘不了，难以忘却，就记在这里了。
《呼兰河传》脱稿以后，翌年之四月，因为史沫特莱女士的劝说，萧红想到星加坡去（史沫特莱自己正要回美国，路过香港，小住一月。
萧红以太平洋局势问她，她说：
日本人必然要攻香港及南洋，香港至多能守一月，而星加坡则坚不可破，即破了，在星加坡也比在香港办法多些）。
萧红又鼓动我们夫妇俩也去。
那时我因为工作关系不能也不想离开香港，我以为萧红怕陷落在香港（万一发生战争的话），我还多方为之解释，可是我不知道她之所以想离开香港因为她在香港生活是寂寞的，心境是寂寞的，她是希望由于离开香港而解脱那可怕的寂寞，并且我也想不到她那时的心境会这样寂寞。
那时正在皖南事变以后，国内文化人大批跑到香港，造成了香港文化界空前的活跃，在这样环境中，而萧红会感到寂寞是难以索解的。
等到我知道了而且也理解了这一切的时候，萧红埋在浅水湾已经快满一年了。
星加坡终于没有去成，萧红不久就病了，她进了玛丽医院。
在医院里她自然更其寂寞了，然而她求生的意志非常强烈，她希望病好，她忍着寂寞住在医院。
她的病相当复杂，而大夫也荒唐透顶，等到诊断明白是肺病的时候就宣告己经无可救药。
可是萧红自信能活。
甚至在香港战争爆发以后，夹在死于炮火和死于病二者之间的她，还是更怕前者，不过，心境的寂寞，仍然是对于她的最大的威胁。
经过了最后一次的手术，她终于不治。
这时香港已经沦陷，她咽最后一口气时，许多朋友都不在她面前，她就这样带着寂寞离开了这人间。
3
《呼兰河传》给我们看萧红的童年是寂寞的。
一位解事颇早的小女孩子每天的生活多么单调呵！
年年种着小黄瓜，大倭瓜，年年春秋佳日有些蝴蝶，蚂蚱，蜻蜓的后花园，堆满了破旧东西，黑暗而尘封的后房，是她消遣的地方；慈祥而犹有童心的老祖父是她唯一的伴侣；清早在床上学舌似的念老祖父口授的唐诗，白天缠着老祖父讲那些实在已经听厌了的故事，或者看看那左邻右舍的千年如一日的刻板生活，如果这样死水似的生活中有什么突然冒起来的浪花，那也无非是老胡家的小团圆媳妇病了，老胡家又在跳神了，小团圆媳妇终于死了；那也无非是磨倌冯歪嘴忽然有了老婆，有了孩子，而后来，老婆又忽然死了，剩下刚出世的第二个孩子。
呼兰河这小城的生活也是刻板单调的。
一年之中，他们很有规律地过生活；一年之中，必定有跳大神，唱秧歌，放河灯，野台子戏，四月十八日娘娘庙大会……这些热闹、隆重的节日，而这些节日也和他们的日常生活一样多么单调而呆板。
呼兰河这小城的生活可又不是没有音响和色彩的。
大街小巷，每一茅舍内，每一篱笆后边，充满了唠叨，争吵，哭笑，乃至梦呓，一年四季，依着那些走马灯似的挨次到来的隆重热闹的节日，在灰黯的日常生活的背景前，呈现了粗线条的大红大绿的带有原始性的色彩。
呼兰河的人民当然多是良善的。
他们照着几千年传下来的习惯而思索，而生活，他们有时也许显得麻木，但实在他们也颇敏感而琐细，芝麻大的事情他们会议论或者争吵三天三夜而不休。
他们有时也许显得愚昧而蛮横，但实在他们并没有害人或害自己的意思，他们是按照他们认为最合理的方法，“该怎么办就怎么办”。
我们对于老胡家的小团圆媳妇的不幸的遭遇，当然很同情，我们怜惜她，我们为她叫屈，同时我们也憎恨，但憎恨的对象不是小团圆媳妇的婆婆，我们只觉得这婆婆也可怜，她同样是“照着几千年传下来的习惯而思索而生活”的一个牺牲者，她的“立场”，她的叫人觉得可恨而又可怜的地方，在她“心安理得地化了五十吊”请那骗子云游道人给小团圆媳妇治病的时候，就由她自己申说得明明白白的：
她来到我家，我没给她气受，哪家的团圆媳妇不受气，一天打八顿，骂三场，可是我也打过她，那是我给她一个下马威，我只打了她一个多月，虽然说我打得狠了一点，可是不狠哪能够规矩出一个好人来。
我也是不愿意狠打她的，打得连喊带叫的我是为她着想，不打得狠一点，她是不能够中用的。
……
这老胡家的婆婆为什么坚信她的小团圆媳妇得狠狠地“管教”呢？
小团圆媳妇有些什么地方叫她老人家看着不顺眼呢？
因为那小团圆媳妇第一天来到老胡家就由街坊公论判定她是“太大方了”，“一点也不知道羞，头一天来到婆家，吃饭就吃三碗”，而且“十四岁就长得那么高”也是不合规律，——因为街坊公论说，这小团圆媳妇不像个小团圆媳妇，所以更使她的婆婆坚信非严加管教不可，而且更因为“只想给她一个下马威”的时候，这“太大方”的小团圆媳妇居然不服管教——带哭连喊，说要“回家”去，——所以不得不狠狠地打了她一个月。
街坊们当然也都是和那小团圆媳妇无怨无仇，都是为了要她好，——要她像一个团圆媳妇。
所以当这小团圆媳妇被“管教”成病的时候，不但她的婆婆肯舍大把的钱为她治病（跳神，各种偏方），而众街坊也热心地给她出主意。
而结果呢？
结果是把一个“黑忽忽的，笑呵呵的”名为十四岁其实不过十二，可实在长得比普通十四岁的女孩子又高大又结实的小团圆媳妇活生生“送回老家去”！
呼兰河这小城的生活是充满了各种各样的声响和色彩的，可又是刻板单调。
呼兰河这小城的生活是寂寞的。
萧红的童年生活就是在这种样的寂寞环境中过去的。
这在她心灵上留的烙印有多深，自然不言而喻。
无意识地违背了“几千年传下来的习惯而思索而生活”的老胡家的小团圆媳妇终于死了，有意识地反抗着几千年传下来的习惯而思索而生活的萧红则以含泪的微笑回忆这寂寞的小城，怀着寂寞的心情，在悲壮的斗争的大时代。
4
也许有人会觉得《呼兰河传》不是一部小说。
他们也许会这样说，没有贯串全书的线索，故事和人物都是零零碎碎，都是片段的，不是整个的有机体。
也许又有人觉得《呼兰河传》好像是自传，却又不完全像自传。
但是我却觉得正因其不完全像自传，所以更好，更有意义。
而且我们不也可以说：
要点不在《呼兰河传》不像是一部严格意义的小说，而在于它这“不像”之外，还有些别的东西——一些比“像”一部小说更为“诱人”些的东西：
它是一篇叙事诗，一幅多彩的风土画，一串凄婉的歌谣。
有讽刺，也有幽默，开始读时有轻松之感，然而愈读下去心头就会一点一点沉重起来。
可是，仍然有美，即使这美有点病态，也仍然不能不使你炫惑。
也许你要说《呼兰河传》没有一个人物是积极性的。
都是些甘愿做传统思想的奴隶而又自怨自艾的可怜虫，而作者对于他们的态度也不是单纯的。
她不留情地鞭答他们，可是她又同情他们：
她给我们看，这些屈服于传统的人多么愚蠢而顽固——有的甚至于残忍，然而他们的本质是良善的，他们不欺诈，不虚伪，他们也不好吃懒做，他们极容易满足。
有二伯，老厨子，老胡家的一家子，漏粉的那一群，都是这样的人物。
他们都像最低级的植物似的，只要极少的水份，土壤，阳光——甚至没有阳光，就能够生存了，磨倌冯歪嘴子是他们中间生命力最强的一个——强的使人不禁想赞美他。
然而在冯歪嘴子身上也找不出什么特别的东西。
除了生命力特别顽强，而这是原始性的顽强。
如果让我们在《呼兰河传》找作者思想的弱点，那么，问题恐怕不在于作者所写的人物都缺乏积极性，而在于作者写这些人物的梦魔似的生活时给人们以这样一个印象：
除了因为愚昧保守而自食其果，这些人物的生活原也悠然自得其乐，在这里，我们看不见封建的剥削和压迫，也看不见日本帝国主义那种血腥的侵略。
而这两重的铁枷，在呼兰河人民生活的比重上，该也不会轻于他们自身的愚昧保守罢？
5
萧红写《呼兰河传》的时候，心境是寂寞的。
她那时在香港几乎可以说是“蛰居”的生活，在一九四Ο年前后这样的大时代中，像萧红这样对于人生有理想，对于黑暗势力作过斗争的人，而会悄然“蛰居”多少有点不可解，她的一位女友曾经分析她的“消极”和苦闷的根由，以为“感情”上的一再受伤，使得这位感情富于理智的女诗人，被自己的狭小的私生活的圈子所束缚（而这圈子尽管是她咒诅的，却又拘于隋性，不能毅然决然自拔），和广阔的进行着生死博斗的大天地完全隔绝了，这结果是，一方面陈义太高，不满于她这阶层的知识分子们的各种活动，觉得那全是扯淡，是无聊，另一方面却又不能投身到农工劳苦大众的群中，把生活彻底改变一下。
这又如何能不感到苦闷而寂寞？
而这一心情投射在《呼兰河传》上的暗影不但见之于全书的情调，也见之于思想部分，这是可以惋惜的，正像我们对于萧红的早死深致其惋惜一样。
一九四六年八月于上海
■耿立＼临终的眼：
萧红
在哈尔滨，我和朋友坐着出租车找小吃，人们推荐老六杀猪菜，杀猪菜，其实在鲁西平原也有，在过年的时候，谁家杀猪，邻居帮忙，最后把下水、猪血、肠子放到锅里炖。
在一个僻静的小街，我们找到一家老六杀猪菜。
我的感觉里，一直认为萧红是饥肠辘辘，不独灵魂，不独肉体，也肩胃肠。
她的文字满篇覆盖着饿的呐喊，黎明时候，饿了一夜的萧红，爬上欧罗巴小旅馆地下室高高的窗台，两只脚悬挂而下……她每日都是这样的等待，会否有人送点食物给她裹腹。
她仔细分辨着每一种不同的脚步声，像果农在无边的黑暗里倾听夜露的滴答……甚至，一次，躺在铺满稻草的床上，她想到了偷。
“列巴”被挂在别人的门把手上飘香，她饿得直咽口水，想着怎么去把属于别人的食物偷来。
那一刻，已然没有了羞耻心。
那一次，羞耻心终归醒了过来……她一直饿着，一直与饿拔河较劲。
从昨夜到中午，四肢软一点，肚子好象被踢打放了气的皮球——像个没有灵魂的纸人帖在门扇上。
郎华仍不回来，我拿什么来喂肚子呢?
桌子可以吃吗?
划褥子可以吃吗……我坐在小屋，象饿在笼中的鸡一般，只想合起眼睛来静着，默着，但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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