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精神.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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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征精神
(导读:
我是含着眼泪读完下面这篇文章的,相信中燃的同仁们读完之后也会有相同的感受。
中国燃气自2002年创业至今不也是一篇“重走长征路”的故事吗。
但我们要走的路还很长(百年中燃),还会遇到许许多多的艰难险阻,所以我们提出“创业为本,不忘初心”。
我们要用当年红军的长征精神时时激励自己,为了我们的孩子,我们今天的付出是值得的!
(请关注文中的黑体字,尤其是红体字)
摄影家、纪录片导演左力用374天的时间,徒步行走12100公里,重走红军长征路,身体力行地向80年前那群用脚步丈量信仰的英雄们致敬。
日前,左力在上海青年管理干部学院做了题为《一个人的长征》的精彩演讲。
讲到下面一段时他哽住了,花白的头发剧烈抖动:
我是在2013年10月10日这一天从江西瑞金出发,经过1年零9天到达陕北吴起县。
刚才有人问我:
今天人们都已经吃饱穿暖喝足了,你为什么还要去走长征路?
这就是我今天要回答的第一个问题。
其实走长征路这件事在我的内心已经埋藏了很久很久。
1995年8月,那一年刚好是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我带着一个摄制小组在北京拍摄有关抗日战争的纪录片,拍摄的对象是我们共和国的一群开国上将,其中有杨成武、萧克、陈锡联、王平、张宗逊、吕正操将军等等。
最让我难忘的是杨成武上将,他曾担任过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
他86岁,一见到我就跟我开起玩笑:
“你怎么姓左呢?
我过去打死的日本鬼子都姓左。
”但是当他跟我谈起长征来,他的面色马上变得非常凝重。
长征的时候,杨成武担任红四团的政委率领红四团打先锋。
但是他那天从头到尾没有讲红四团的故事,而是讲了一个人的故事,那是他的铁哥们叫陈树湘。
陈树湘当时28岁是红34师的师长,红34师是断后部队。
红军长征路上遭遇了一场最惨烈的战役——湘江血战,那一战红军差一点全军覆没。
红34师本来已经到了江边,但为了掩护大部队过江,返身又扑进了敌人的包围圈,最后全军覆没,陈树湘也因为腹部被手榴弹炸伤而被俘。
他被抬在担架上连夜送去报功,路上,抬担架的士兵突然觉得脚下一滑,旁边的人打着火把一看,在场的人都惊得目瞪口呆:
年仅28岁、黄埔二期毕业的陈树湘竟然用手把自己的肠子拽出绞肠而死。
老爷子讲到这一段的时候,他突然哽住了,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我看见他头上花白的头发剧烈地抖动,脖子上的青筋在跳动。
等了几十秒之后,老人才缓缓抬起头来看着镜头。
老爷子牙关发抖只说出四个字来:
“很残酷啊!
”
当时我心里有一种巨大的伤痛感。
我在想:
这一代军人所经历的是怎样惨烈的战争啊!
也许我们永远都无法了解,我们只能从书本上从电视里去了解碎片化的历史知识。
从那一刻起,我心里萌发出一个念头:
我能不能到达这些历史现场,把这些故事带回来讲给我们的孩子听呢?
2012年,我在一家书店里发现了一本叫《红军》的书。
我当时读完之后在扉页上写道:
“长征对于上个世纪的人来说或许是一个符号,但对于我来讲,却是一种巨大的神秘。
我愿意用自己力所能及的力量去解读这种神秘。
这种解读并不是完全来自景仰和好奇,而是来自于我骨髓里早就植入的行走的力量,似乎它在召唤我去践行一个久远的梦想。
”
只有到达历史现场,才能闻到那个时代的气息。
我在出发前,研读了大量的资料,画了很多草图,还开着车到达现场去探路。
但我不得不说:
我很丢人。
为什么?
因为红军出发的时候,没有什么回不回家的概念,而我在中途当过几次“逃兵”。
中间有两次,我根本走不下去了,极度沮丧,甚至怀疑自己的行为到底有什么意义。
幸好最后我坚持下来了,而且我没有觉得自己是在徒步走长征路,而是像一个学生一样在走读历史,在行进中学习历史,我是以这种方式在解读长征。
1934年10月10日,是红军中央机关离开瑞金、长征出发的日子。
我也是在2013年10月10日那天,从瑞金沙坪坝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大礼堂前出发的。
到达历史现场和你坐在家里看书是完全不一样的。
我一到瑞金,很多故事就向我扑面而来。
这个大礼堂相当于建国后的人民大会堂,我以前多次在电影、明信片上看到过,但我到了瑞金才知道,这个大礼堂竟然是钱壮飞设计的。
钱壮飞是我们共产党早期埋伏在敌人内部的一名特工人员,是著名的“龙潭三杰”之一,1931年中共中央最高领导人顾顺章叛变的消息,就是钱壮飞截获的。
钱壮飞按照红军八角帽的形状设计了大礼堂。
但可惜的是,长征途中,钱壮飞在贵州遭遇敌机轰炸,和大部队失散,在历史的长河中消失1934年,当86000名红军离开瑞金后,国民党开始对红军家属和孩子进行屠杀,而当时带队的国民党高级将领李默庵,竟然是前共产党员。
我听完之后感到特别震惊。
以今天的眼光去看80年前的历史,你能理解那个年代吗?
那是一个什么样的年代?
就像一个巨大的容器经过剧烈的搅拌之后,人们很难找到自己未来的方向和位置。
而谁又能想到短短15年后,当中国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过大江,华东野战军占领了南京,第一个冲击总统府的第35军军长是前国民党将领吴化文。
这是历史的巧合吗?
所以,只有到达历史现场,闻到那个时代的气息,你才有可能感同身受地去理解那一代人。
“我们流血和牺牲不就是为了这些孩子吗”
我在广西兴安的湘江血战纪念园里拍过一张照片,秋风瑟瑟,寂寂无人。
有5万名红军战士永远躺在了那里,但现在很少有人知道那里曾经发生过什么。
很多人住在江边,也不知道这段历史。
我在长征这一路上心里最大的痛点,就是我们共和国的后代对长征的集体遗忘。
我在一所大学演讲时,曾有几个大学生跟我说:
左老师,长征原来是一群流寇一路被别人追着打,差点被灭掉。
我对他们说:
你们说得没错,但真正伟大的东西,不是从胜利到胜利,那只能叫强大;真正的伟大一定是从弱小到强大、从幼稚到成熟、从失败到胜利、从落寞到辉煌,这才是伟大的曲线。
长征就是从逃难开始的,但是接下来发生的,是一次次绝地反击、向死而生,这也是长征中最动人心魄的环节。
很多红军战士并不知道,这一出发,就再也回不来了。
一些红军家属肚子里怀着孩子,挺着大肚子走上了长征路。
红军女战士的分娩,构成了长征历史上最为惨烈的开局。
这张老照片里的两个人,一个是邓发的夫人陈慧清,旁边的男人叫董振堂。
董振堂如果活到解放,至少是开国元勋,因为他当时已经是军团长,和林彪、彭德怀平起平坐,可惜他在西路军的战役中壮烈牺牲。
长征路上的一天,陈慧清突然要生孩子了。
早不生晚不生,偏偏在一场激烈的突围战刚一打响时要生了,而且是难产。
当时陈慧清疼得满地打滚,身边没有一个医护人员,只有几个红军小战士。
仅仅1公里以外,董振堂正率领战士拼死作战,眼看着顶不住了,董振堂拎着枪冲回来问:
到底还有多少时间能把孩子生下来?
没人能够回答。
于是董振堂再次冲入阵地,大声喊道:
“你们一定要打出一个生孩子的时间来!
”结果战士们死守了几个小时,硬是等陈慧清把孩子生了下来。
战斗结束后,一些战士经过产妇身边时都怒目而视,因为很多兄弟战死了,但董振堂又说了一句足以载入史册的话:
“你们瞪什么瞪?
我们流血和牺牲不就是为了这些孩子吗?
!
”80年前,在那样的情形下,一个军人说出这句话,这样的情怀你能想象吗?
我在想:
我们缺故事吗?
我们不缺;我们缺英雄吗?
我们不缺。
只是没人给孩子们讲这些,我们的孩子们不知道这些故事,也不知道80年前这些军人曾经付出了什么。
他家雇工有1500多人,他却要为国家去奋斗
我以前不太读革命历史,所以一直有个错觉,以为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领导人都是一帮“泥腿子”,是无产阶级闹革命,后来一路上查资料,才知道中国共产党早期的领导人大多数是“富二代”,而且有的还是超级“富二代”。
早年广东潮汕地区有个年轻人叫彭湃,是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农民运动领袖之一。
彭湃是个什么人呢?
如果形象一点来说,他就相当于是今天香港首富李嘉诚的儿子。
据记载,他家的佣人雇工有1500多人。
放着这么大的家业,他却非要为国家为理想去奋斗。
有一天,他把家里所有的雇工召集起来开了个大会,把房产地契一把火全部烧掉,然后他说:
“你们谁种我家的地,这个地就是你的了。
谁住我家的房,这个房子就是你的了。
”那时共产党人的目标,不就是为大众谋福利吗?
再说一个人,朱德元帅。
大家知道朱德在加入中国共产党以前是什么人吗?
我最近刚刚去云南陆军讲武堂参观,那里有一张照片,早年的朱德穿着裘皮大衣、绫罗绸缎,留着大八字胡,他当时是云南陆军宪兵司令部司令,中将军衔,要枪有枪,要兵有兵,要钱有钱。
但朱德抛弃了这些荣华富贵,就是要加入中国共产党,重新开始一番艰苦卓绝的事业。
一开始,朱德要加入中国共产党还碰了壁,陈独秀对他说:
对不起,旧军人我们不要。
朱德远赴千里之外,在德国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27年,朱德参加了“八一”南昌起义,最后起义部队在广东潮汕的汤坑被打散了,周恩来、叶挺、贺龙等人坐船离开了,朱德带着后卫部队去找主力,遇到一群残兵。
当时有人主张各奔东西,但朱德把剩下的2000人拢在一起,带领大家继续革命,到最后只剩下800多人上了井冈山。
在这800人中,就有后来立下赫赫战功的林彪、陈毅、粟裕等人。
毫不夸张地说,这800人,就是后来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的基本班底。
他们那一代的身上有着什么样的情怀呢?
那就是“危难当头,我自横刀立马”、“虽千万人吾往矣”的气魄和勇气。
这一代人,难道不值得我们去传颂吗?
“你知道那天有多安静吗?
鸟都不飞,鸟都不叫。
”
长征到底是什么?
我用一组数据告诉大家。
长征一共穿越了中国15个省区,翻越了20多座崇山峻岭,走过了30多个急流险滩;在不到2年的时间里,一共遭遇了400多场战斗,平均每3天就发生一场遭遇战。
但即使如此,红军依然保持着平均每天25公里的行军速度。
所以说,长征是人类历史上罕见的一次不畏艰难险阻的远征。
它成为世界军事史上的三大远征之首。
为什么美国军人直到今天都对中国军人充满着敬畏和好奇?
因为他们发现,60多年前的那场抗美援朝战争中,中国人民志愿军一大批师团级将领都经历过长征,所以他们得出一个结论:
长征锻造出中国最强悍的一代军人!
再来看一组数据。
长征是付出巨大的牺牲换来的:
长征出发的时候,红军一方面军86000人,最后到达终点时不到7000人;红四方面军出发时有10万大军,最后零零散散到达终点的不过3万人。
所以,长征又是一场不畏牺牲的远征。
我在若尔盖草原班佑村见过一座红军雕塑,我知道这个雕塑背后的故事,因为1995年我在王平将军家里听他讲起过这个故事。
老爷子回忆说,当时大部队已经过了草地,突然彭德怀来找他,说还有一个营的部队没有到,让他回去找。
王平带着警卫员走到班佑河边时,正是黄昏,玫瑰色的夕阳挂在天边,他远远看见几百个红军小战士背靠着背在睡觉,他当时勃然大怒,走过去就推那些小战士,谁知推一个倒一个,700多个红军小战士再也经不起体力透支、饥寒交迫,在睡梦中全部死去了。
王平将军讲到这里时老泪纵横,他说:
“你知道那天有多安静吗?
鸟都不飞,鸟都不叫。
我把他们一个个放平,他们还都是一群孩子呀!
”
还有一组数据。
红军军团长一级的平均年龄为25岁,一线作战的师团级干部平均年龄为20岁,14岁到18岁的红军小战士占60%。
所以,长征还是历史上罕见的青年血脉贲张的历史事件。
那一代年轻人虽然不像我们今天这么富足、这么安宁,但是他们背负着光荣和梦想,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核心脊梁。
我们虽然成不了英雄,但可以成就英雄的梦想。
我在这一路上,依然能感受到长征的影响在今天的延续。
在江西于都,我遇见了一位老大爷。
那天我到邮局盖邮戳,老大爷得知我在走长征路,就对我说:
小伙子,你盖这个邮戳不顶事,这邮戳上没有“长征”两个字,我们县里邮政总局的邮戳上才有。
老人把我带到邮政总局,补盖了那个邮戳,然后他一直把我送到于都河边。
当我迈步出发时,他突然在背后说:
“小伙子,当年红军就是从这里上路的,路上300米倒一个呀。
你今天是去看望他们的,是去祭奠他们的呀!
他们都会来帮你的,你不用怕,大胆地往前走吧。
”我当时听得热泪盈眶,我甚至不敢回头再看大爷一眼。
但大爷的这句话我一辈子也不会忘记!
让我难忘的还有一位藏族大妈。
我在她家里住了一晚上,第二天要走的时候她突然问我:
今天是中秋节,你吃月饼了吗?
我说没有。
大妈二话没说,跑到厨房里切了一块三角大饼,煎了一个鸡蛋,一路追出来塞到我的包里,然后拍着我的后背,说了一句让我温暖一辈子的话:
“你饱饱地去找红军吧!
”
我这一路,很多朋友发短信问我:
左力,你想找到什么?
你真能找到红军吗?
快到终点的时候,我发了一条短信回答他们:
红军真的还在,红军就在我住的家家户户的枕头边,红军就在这些大叔大妈塞给我的大饼鸡蛋里,中国百姓最温暖的情怀就融化在长征精神里。
这是中国真正的希望所在。
长征给我的感受是,树立一个单一而坚定的目标,反而能够成就一段幸福的旅程。
我们现在有很多的痛苦,都来自于选择太多。
我总是想象当一个红军有多么地苦难,但是走完长征以后,我突然觉得他们那一代红军不一定像我们想象的那样苦难。
为什么?
因为他们有个坚定的目标在远方。
我经历过两种“怕”。
刚出发的时候,我经常怕路上遭遇不测,怕走不到底,怕别人嘲笑我。
而当我离终点还剩2个多月的时候,我竟然害怕到达了,我害怕到达以后突然没有了目标。
所以我告诉大家,幸福绝对不在终点,幸福真的是在路上。
美军二战老兵的纪念碑上写着这样一句话:
“我们不怕阵亡,我们怕被遗忘。
”我想说,在今天这个时代,我们虽然成为不了英雄,但是我们可以成就英雄的梦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