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规划的观念演变.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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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规划的观念演变
第一章 城市规划的观念演变
在城市发展的历史长河中，社会经济体制的变革和科学技术的进步，总是不断影响着城市的结构（经济结构、社会结构、空间形体结构）和推动着人们对城市认识的发展。
这种认识，既包含着现实的各种需求，也反映了对未来城市的想象和期望，即希望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城市。
这就是构成城市规划观念和指导思想的主要内容。
不同历史时期的城市规划观念和指导思想，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理论和方法，都自觉或不自觉地指导着城市建设的实践。
既然人们总是按照一定的观念来规划和建设城市，那么研究这种观念和产生这种观念的背景和基础，就是十分重要的。
一、从里坊制到街巷制
我国古代都城的规划形制，据周礼《考工记·匠人》的记载，是有一定模式的。
它的特点是：
以宫城为中心，“面朝后市”，体现了奴隶制的等级制度和宗法礼教思想。
当时，城市的主要职能是政治统治中心。
由于生产力水平低下，因此商品交易不发达，“市”（即市场）的职能作用显得并不重要。
早在公元前7～8世纪，东周建洛邑（今洛阳附近）时，为了管制殷商遗民，出现了最早的闾里，即带有围墙的封闭性小街坊，街坊内为居住房屋。
这种闾里，经过奴隶制社会，一直沿袭到封建社会的盛唐时期，历经1000多年，仍保存着它的基本形制。
唐长安城著名的城市规划，就是一个明证。
唐长安城改变“面朝后市”为“面市后朝”。
宫城和皇城（政府机构所在地）居中偏北；东西两市（面积各90多公顷左右，比周王城的“市”大得多）分列两厢，说明当时的商业活动比周朝时发达得多；街坊以道路划分，仍采取类似闾里的形式，称“里坊制”。
当时，全城划分为108个里坊（每个面积25～70公顷，大体相当于今天一个大型的居住小区）。
这些里坊内部有井字形道路系统，四周围以高墙，坊墙不得随意开门开店，夜晚实行宵禁。
坊内居民实行“连保制度”，以便于统治和管理。
唐长安城是中国古代实行“里坊制”城市的典范。
唐末到北宋，我国封建制度下的生产力有很大发展，手工业分工日益细密，生产技术和工具有很大进步，而且多集中于城镇，商品经济有所发展。
商业、手工业和城镇中各种行业的发展与自古沿袭下来的“里坊制”规划形制的矛盾愈来愈突出，其焦点是：
商业市场的活动空间须要扩大和开放，而旧形制下市场过份集中且用地紧锢。
这是开放与封闭的矛盾。
据文献记载，唐末已开始出现在里坊内设店及破坊墙沿街设店的现象。
不过当时被认为是破坏祖宗法制的行为。
但是商品经济发展的客观趋势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
大致到宋朝，这种旧的规划观念终于被彻底冲垮了。
北宋东京（今开封）完全采取一种新的规划形制。
北宋东京的规划重新把宫城（大内）布置在城市中心，构成“大内—里城—罗城”三套城墙的格局，这主要是防御上的考虑。
形制上的最大突破，莫过于彻底废弃了“里坊制”，取消了坊墙，使街坊完全面向街道，沿街设置商店，并沿着通向街道的巷道布置住宅。
商业和各种行业的布置是开放型的。
它们分布在城市各条主要街道上，并按一定专业相对集中布置，“瓦子”则是“娱乐区”。
这种新型的“街巷制”适应了当时生产力水平和商品经济发展的需要。
因而汴京（即东京）成了宋代全国以至世界上一个经济发达的大城市。
所谓“州桥夜市”、“相国寺内万姓交易”等见诸文字与绘画的描述，真实地记录了当时的繁华胜景。
从“里坊制”到“街巷制”的演变，自唐末至南宋，大致经历了300多年才彻底完成。
“街巷制”则经过元、明、清一直沿袭到近代。
我国现在很多旧城市和旧城区，仍然保存着“街巷制”的形制。
可见我国古代城市规划史上这次形制的演变，是一次极其重要的规划观念的“革命”，它的起因是商品经济的发展。
我国城市规划历史上的这次观念演变，对于今天处在从产品经济转变到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历史阶段的城市规划工作者，无疑有很大的启示。
二、从欧洲中世纪城市到理想城市和田园城市
欧洲与中国有着显然不同的历史传统。
欧洲的中世纪，是一段漫长而接近停滞的历史时期。
城市规模很小。
密集的房屋、狭窄曲折的街道，围绕着贵族的庄园或城堡。
教堂、市政厅构成城市的中心，体现了神权至上的思想。
15～16世纪的文艺复兴冲破了人们的精神桎梏，带来人类史上一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
人文主义反映在城市规划和建筑思想上，突出了以“人”为主体来代替“神”的权威。
例如，当时最终建成的意大利威尼斯著名的圣马可广场，就已经反映了市民生活的要求。
精神的解放，工场手工业和商品经济的发展，与中世纪的城市结构明显地存在着矛盾，促使人们探索规划和建设城市的新观念。
这就是“理想城市”思潮萌发的背景。
17世纪初斯卡莫齐（Scamozzi）的理想城市方案是个典型的代表。
他所设想的理想城市，中心不是教堂而是市民集会的广场，东、西两侧是商业广场；南北是交易所和燃料广场，都处于显要的位置。
平面呈多边形的城墙，则是防御的需要。
图案式的规整布局，在面貌上不同于中古城市那种杂乱与拥挤。
如果说这种理想城市的观念，只不过反映了产业革命前，在那种生产力低下情况下人们的一些朦胧理想的话，那么19世纪后半期产业革命后，人们对“理想城市”的观念就发生了新的质变。
18世纪中期起源于欧洲的产业革命促进了生产力的大解放。
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带来了人类史上空前的工业发展和城市人口增长。
这些发展与原有城市结构的矛盾日益尖锐，出现了大量的城市丑陋化现象，使人们一时陷于束手无策的境地。
在这种背景下，一些具有社会改革思想的先驱者提出了新的“理想城市”概念。
他们的共同特点，几乎都是在揭露“城市问题”和批判旧城市结构的同时，提出建立新型城市的主张。
这些主张的实质则是：
“借助”农村的优点，整治城市的弊病。
初期的“理想城市”方案确实具有很大的“空想”成份。
例如欧文（RobertOwen）1825年在新拉纳克（NewLanark）实验的“新协合村”，就是“乌托邦”式的，所以很快就失败了。
失败的主要原因之一在于以“平均、平等、自给自足”为主要内容的社会改革，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是不切实际的。
直到19世纪末，英国人霍华德（EbenezerHoward）吸取了空想社会主义“理想城市”概念中某些积极因素，结合他自己的观察和体验，提出了“田园城市”的新概念。
应该认为这是当时城市规划观念演变的高峰。
霍华德建议的“田园城市”（后来他又称之为“社会城市”），集合了城市和农村的优点，摒弃了它们各自的缺点，第一次打破了城市与农村在空间和形态上截然对立和分隔的旧观念，创造了一种城乡结合的新型城市。
这种新城市，没有大工业和繁华喧闹的市区，人口规模不大，以低层低密度为特征，使人们接近大自然。
20世纪初期，英国建设了两个样板田园城市。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英国的“新城建设运动”和其他西方国家的普遍“城郊化”，除了有当时各国的具体需要外，应该说，一定程度上都是这种“理想化”城市规划观念的影响或引伸。
这种观念实质上反映了一种摒弃旧城市、大城市，崇尚自然，追求新的、理想城市结构模式的思潮。
这种思潮一时甚为流行，且影响深远。
包括我国1958年后一度出现的“不搞集中城市”和企图过早“消灭”城乡差别，以及片面抑制大城市经济发展等主张，也许一定程度上也是受到这种观念的影响。
我们丝毫不能低估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城市规划史上这次伟大的思想启蒙运动。
它把城市和农村结合起来研究，为人类提供了一种新型的、城乡结合的结构模式。
虽然它具有理想主义的色彩，但是它对人们的启示以及半个多世纪以来对城市发展实践的导引作用，却有着不可磨灭的意义。
三、20世纪初功能主义的兴起
19世纪后半叶是人类史上充满伟大科技发明的时代。
虽然1827年开始使用火车是在前半叶，但是从19世纪70年代起，一系列对城市发展有重大影响的发明或发现相继出现了，如钢结构应用于房屋建筑（1870年），为高层建筑的出现提供了可能；电话的问世（1877年）；电灯的发明（1879年）；电车的出现（1880年）；伦敦建成世界第一条地下铁道（1886年）；纽约安装第一部电梯（1889年）；汽车正式使用（1907年）等等。
这些科技成就既为城市建筑、交通、通讯等提供很大的方便，使城市的空间结构开始发生历史性的变化（这些变化在100年后的今天可以明显看到），同时也改变着人们对发展和建设城市的观念。
如果说18世纪后半叶至19世纪，人们对初期产业革命城市那种环境恶化的现象束手无策是由于科学技术的落后，以致只能寄托于“理想”或“空想”的话，那么从19世纪后半叶起，随着科学技术上的大量突破和发明，为人们从功能上整治和规划城市带来了新的可能和希望。
这就是20世纪前半叶城市功能主义新思想层出不穷的背景。
本世纪初，随着工业的发展，出现了对城市空间结构按现代城市的功能进行分区的概念。
1910年法国建筑师戛纳尔（TonyGar-nier）的“工业城”规划，第一次把城市中的工业区、港口、铁路与居住区在用地布局上严格地区分开。
直到1933年《雅典宪章》明确提出城市的四大功能：
即居住、工作、游憩、交通，并提出有“计划”与有“秩序”发展城市的原则。
这种观念，一直延续到今天，成为现代城市规划的一项基本原则，为世界各国的城市规划师所信守。
在城市中设置大片公园绿地，改善市区的生态环境，起源于19世纪60年代。
1859年美国人欧姆斯特（，打破市区总是充满密集房屋的旧的空间观念。
在此以前，园林总是属于皇室贵族，而中央公园则向公众开放。
从设置公园进而发展到用绿化系统分隔、“肢解”块状的市区，逐渐成为一种新的、现代城市的空间概念。
“城市—区域”观念的建立，也是从20世纪开始的。
这是人口城市化和经济发展进程加快后，客观现实反映到人们头脑的结果。
20世纪的头10年，英国人格迪斯（PatrickGeddes）就提出了从区域研究城市的观点。
20年代末，纽约搞地区规划开了个头，继而逐步发展了区域规划的理论。
30～40年代起，西方大城市开始大规模地向周围地区扩展蔓延，以一个或几个中心城市为核心构成的城镇集聚区相继出现。
这就大大改变了几千年来以市区或城墙为范围的，旧的城市形态观念；逐渐形成了在城市影响区域范围内分散人口和职能，组织合理的城镇体系，以改善城市环境的新观念。
火车、汽车等高速交通工具的广泛使用，既对城市结构注入了新的因素，也改变着传统的城市规划概念。
从1882年西班牙人索里亚·马塔（ArturoSoriaYMata）提出沿着铁路干线发展带形城市的主张，到本世纪60年代希腊著名建筑师窦克西亚迪斯（，几乎都是出自充分利用高效率交通的考虑，这是一种新型的城市“时空”观念。
特别是随着城市中汽车交通的高度发展，为了效率与安全，出现了一系列对城市内部功能和空间结构形式的新变革。
例如，本世纪20年代美国人佩里（ClarencePerry）关于“邻里单位”的概念，提出了扩大街坊，以防止汽车穿越居住地区的主张。
30年代美国人施泰因（ClarenceStein）在雷德朋（Radburn）新城设计中，采用“人车分流”原则及尽端路系统，以避免汽车交通干扰居住环境的安静。
这些原则一直为今天的居住区规划和设计所遵循。
在避免汽车交通干扰商业区方面，20年代的德国首先出现了无汽车通过的步行商业街；40年代发展到步行商业区，至今已广泛运用于西方的大城市。
这些都是比较突出的例子。
在城市道路系统方面，虽然从1853年欧斯曼（，开始“打破”中世纪传统路网至今已130多年，但是真正从现代交通功能出发规划城市道路系统还是在本世纪。
如果说本世纪初法国人艾纳尔（EugeneHénard）提出的道路环形交叉和立体交叉是个了不起的创造，那也只不过是解决节点（即交叉口）问题。
直到40年代才对整个城市道路系统进行功能研究。
例如，英国人屈普（AlkerTripp）关于城市道路应该按分级分类原则形成系统的建议，具有深远的影响。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发达国家竞相在大城市建设快速道路和各种交通枢纽，交通系统向高架和地下发展，大大改变了城市空间结构的旧形式和传统概念。
技术的进步，高层建筑的大量建造，改变了传统城市“水平式”发展的模式，出现了向高空所谓“立体式”发展的新形式。
因而，一些思想家提出以现代交通系统与高层建筑相结合的新型城市空间结构模式来代替、改造旧模式的主张。
代表人物之一是法国著名建筑师勒·可比西耶（LeCorbusier）。
他认为高层建筑、低密度、大片绿化和高效的交通系统可以大大改善城市的生活环境。
他所倡导的概念集中体现在20～30年代提出的所谓“现代城市”的建议方案中。
这种观念的影响一直延续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以至今天。
近20年又开始向地下空间发展。
在规划方法上，新观念改变了学院式的、“扩大建筑设计”式的作法；摒弃了形式主义、图案式的手法，注重资料的调查和分析，注重功能布局的合理。
这个时期出现了大批著名的规划，如1929年纽约地区规划，1944年大伦敦规划，1935年莫斯科总图，1948年哥本哈根规划等。
这些规划为城市制订了长远的、功能合理的方案。
方案制订者都相信：
只要按照规划的控制和秩序去实施，就能解决城市所有的问题。
当然，事实并非完全如此。
纵观本世纪前半叶，是现代城市规划理论与实践得到很大发展的时期，也是一段规划观念大转化的、不平凡的时期：
几千年来的传统观念，经过“理想主义”和“空想”的阶段，进入到适应现代科学技术发展的新时期。
这个时期的主要特征是：
提出了一系列从功能上适应城市现代生产和生活需要的新观念，把功能和秩序作为解决城市发展建设中各种矛盾和问题的主要手段。
可以认为，这是以城市功能主义为主的时期。
它对城市规划的现代化和科学化作出了划时代的贡献。
四、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出现的新观念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从50年代末到60年代，世界上很多国家经过战后的恢复重建，经济和科学技术发展进入了新的高涨时期。
60～70年代的西方国家，一方面是经济的发展，新的科技成就得到广泛运用，第三产业兴起，生活水平提高；另方面则是旧的经济结构经受着变革的巨大冲击，所谓“传统工业”开始衰退，环境质量恶化，社会结构和城市的历史文脉被破坏，新的社会经济不稳定因素在增长。
战后，发达国家进行了大量的城市建设，无论在改建旧市区或建设新城市的过程中，从功能上来说，都取得了很大的成效。
但是，有些老问题虽有所缓解，新问题又层出不穷。
这就促使人们反思，开始更深入地思考城市的本质，包括重新认识那些原来以为是“天经地义”的某些城市规划的观念、原则和方法。
因此，60年代后，现代城市规划观念又经历着一次新的演变。
直至今天，这种演变仍在发展之中。
这些观念的演变主要表现在下列方面。
1.社会经济因素与城市规划的结合
近20多年来，无论以市场经济为主的资本主义国家，还是以计划经济为主的社会主义国家，都把社会经济因素与城市规划的结合，作为一个重要问题来研究。
今天人们所谈论的城市规划，与50年或100年前所理解的城市规划，已大不相同，既在内容范围上，也在某些性质上。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城市面临一系列社会经济问题，成为制订城市规划时必须考虑的重要因素。
社会主义国家的城市，在经济改革中也有大量新的社会经济问题，影响着城市规划。
总起来看，比较明显的如：
城市所在区域的经济发展战略与城市规划相结合，带来了新的因素。
如果说20年代的区域规划是从解决大城市人口疏散出发，那末今天要研究的问题就宽广得多。
它包括从城市如何促进区域经济的发展，如何确定城市在区域中的合理位置，到城市人口和经济发展如何与解决人口就业、发展新区、保持旧城中心区繁荣等问题结合起来等。
可以说，今天西方国家制订的任何一项城市政策，都是与社会经济因素相联系的。
某些规划政策和措施，如美国60年代后的城市更新计划，更是直接为了缓和社会矛盾和促进旧城市中心地区的经济复苏。
2.对城市结构的深化认识
可以从两方面看：
一是从社会经济意义上，对城市（尤其是中心城市）职能的多样化和社会经济结构的复杂性，有了重新认识。
这种认识主要来自战后原有城市的经济发展和结构性的变化；也来自战后大量新城市（既包括西方的新城，也包括社会主义国家的新工业城市）由于职能单一而带来生活、就业、文化、娱乐、心理等问题的出现。
这是社会科学渗入过去以建筑、市政工程为主要内容的城市规划的结果。
这种认识所产生的新观念认为：
城市的空间结构必须适应城市社会经济结构发展变化的需要。
随之而来的是对本世纪前半叶所形成的，关于过份强调分散、低密度和过份强调职能分工而造成大量单一职能的“不完全”的城市的作法，提出了怀疑。
这些观念，或多或少反映在1977年《马丘比丘宪章》的精神之中。
二是从空间结构上，60年代后西方出现了一些“革命性”的观点，对功能主义的城市规划观念进行了反思，提出了“挑战”。
这种观点认为，按功能主义观念设计的城市空间结构是一种严格的、逻辑的、理性主义的枝形系统。
它是单调乏味的。
“伟大的”设计、宏大的尺度，使城市成为“充斥着玻璃和混凝土盒子（还有各种高架道路、立体交叉）的地方”，但给予人们的却是“夸大”与“冷漠”。
这种姑且称之为“反功能主义”的思潮起码影响了60～70年代后西方规划设计的一部分潮流，引导人们去重新研究旧城市；研究所谓“自然城市”的“人情味”、“城市味”和它们的网络结构；研究它们是如何适应人的各种需要的。
在这种观念指引下，城市规划愈来愈重视保护原有的社区结构，允许适当的高密度；保护城市的历史文脉；保护有价值的自然和人文景观资源；还重视传统的建筑形式和新旧建筑的有机结合，改变过去对旧城市全盘推倒，大拆大建，彻底求“新”的作法。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不但出现一批经过精心设计的新城市，也出现一批经过更新的旧城市和得到很好保护的历史古城。
3.用环境的观点规划和建设城市
如果说在本世纪前半叶，人们认为城市只要有一个分区明确、构图美观、绿化成系统、道路成网络的总图，就能解决所有问题的话，那么今天的观念已大大发展了。
20世纪以来的工业高速发展，城市化进程加快和高速、高效交通运输的进步，使人类在发展经济的同时不自觉地破坏了环境。
空气、水体、食品遭到污染，居住环境质量下降。
今天已明确地提出，城市规划的基本目标是：
创造优化的城市环境。
“环境”包含很多具体的内容，概括起来，主要是生态环境、社会环境和物质形体环境3个方面。
例如，宏观上重视城市合理环境容量的研究；合理地确定大型工业、港口、机场、铁路枢纽的位置；拟订正确的交通政策，限制私人汽车的盲目发展；保护资源，包括水源、植被；治理废气、废水和废弃物等。
这些内容引入城市的综合规划，大大发展和丰富了“传统”规划的内容。
微观上，普遍地把城市设计和建筑设计看作是环境设计的过程。
追求“建筑—城市—园林”的统一，达到城市物质形体环境的连续性与完整性。
新的环境观念，不仅表现在物质形体上，而且体现在社会环境的形成和创造上，诸如，重视社区的概念，创造城市社会的物质基础，以及良好的社区结构和宜人的面貌、气氛等。
这些都远远超越了功能主义的“高度”。
4.对城市规划性质与方法的重新认识
基于对城市结构和城市发展过程认识的深化，基于多种学科对“传统”城市规划的渗入，总之，基于实践，人们对城市规划的性质以及相应的方法有了新的认识。
主要是否定了把城市规划看作是城市“终极状态”理想蓝图的观念，而是把城市的发展视作一种连续不断的“过程”。
城市规划是引导这种过程合理、有序发展的手段。
规划方法反映了对规划性质的认识。
以英国为例，70年代修订的《城市规划法》就是观念演变的反映。
新的规划作法，注重城市发展战略、目标的研究论证和各种规划政策的制订，而不象过去那样仅停留在绘制一张20～30年左右“一劳永逸”的理想总图。
此外，在规划的“哲学观”上，出现了反对那种把主观意志“强赐”于人的作法，而是提倡群众“参予”，提倡协调各种关系和力量，提倡规划为全体民众服务。
在立法和各种管理细则的制订方面，都比过去有很大发展。
关于规划的方法论，不能不提到60～70年代后，控制论、系统论、信息论和很多数学方法以及计算机技术的引入和运用。
这些理论和方法使规划师获得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武器和手段，来进行各种社会经济的发展预测和模拟，对方案进行分析和优化。
这种方法把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结合起来，使各种动态规划成为可能。
毫不夸大地说，近20多年来城市规划方法和技术的提高，已使今天的城市规划展现出一种全新的面目。
以上仅是比较突出的几个方面，寥寥数语，难于作全面的概括。
不难看出，从上世纪末以来，大致100年左右，城市规划经历了以理想主义、功能主义为主的时期，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又趋向人文主义与现实主义。
观念演变的方向，愈来愈使城市规划“进入”现实的世界，面对现实的问题，研究现实的对策和方案，这也许是当今现代城市规划的一个主要特征。
从上面提到古今中外几次城市规划观念演变的过程，可以得出下列初步结论：
（1）每当社会经济发生重大变革，以及由此而引起的城市结构的变化，必然会反映到城市规划的观念形态上来。
自觉地认识和促进城市规划的观念更新是十分重要的。
适应新的社会经济需要的新观念，可以能动地创造或发现新的城市结构形式，推进城市的全面“进化”和发展。
几千年来城市和城市规划观念的发展史已经证明了这一点。
（2）重大的科学进步与技术发展是产生新的城市规划观念和方法的重要因素。
本世纪以来这一方面显得特别突出。
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相信21世纪后的城市及其相应的城市规划观念，还会有更大的发展和变化。
（3）城市结构与城市规划观念的更新演变，要有一个过程。
在古代，这一演变比较缓慢。
例如，中国古代城市从里坊制到街巷制的演变，大约经过300多年。
近代，这种演变在加速，过程在缩短。
仅以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比较，变化就非常明显。
这就提醒我们今天的规划师必须充分认识这个特点，主动地研究和适应城市的各种变化，运用新的科学和技术，适时地更新城市规划的观念。
五、中国城市规划观念的演变
中国的城市规划，今天已处在一个必须进行观念演变的关键时期。
50年代，我国的城市规划从苏联引进了整套的规划理论和方法。
这种规划模式是与“产品经济”和集中统一计划的体制，平均主义的、福利型的生活设施标准，以大型工业项目为主体的建设方式相适应的。
它的主要特征是重布局形式，重功能分区。
这样的城市规划观念和方法，与今天我国社会经济条件的巨大变化，在很多方面已经显得很不适应了。
首先，我们不妨分析一下中国正在经历着的社会经济改革对城市的主要影响。
根据现在所能认识到的大致有以下几点：
（1）经济高速增长，加速了人口城市化的进程。
尤其在沿海地带，随着开放政策的实施，发展更为迅猛。
沿海城市出现了很多新的增长因素和需求；各种城市之间和城市内部出现新的不平衡性。
（2）改革、开放政策深入生活的各个领域，引起城市社会、经济、文化、意识等的变化。
这些变化潜移默化地改变着人们的价值观念、行为特点和生活方式、爱好等等，使城市呈现出新的精神和文化面貌。
（3）从集中统一计划为主的产品经济向有计划商品经济的转化，促使多种经济成分的出现，经济活力的增强，房地产开发的推行等，为城市的经济活动和土地利用模式注入了新的因素和内容；城市的各种结构开始发生新的发展和变化。
在这样的背景下，根据近几年的观察，我国的城市（包括它的职能、结构、机制）和城市规划已经出现和将会出现的变化是多方面的，有些则是很深刻的。
1.中心城市职能向多重性发展
商品经济的发达，城市中心作用的强化，引起很多原来以产品经济为主的，所谓“生产性”的城市职能向多重性发展变化。
工业虽然仍是多数城市的主要职能，但是商业、贸易、金融、管理、信息、运输、旅游等职能正在发展。
城市中增加大量与之相适应的设施，不但需要空间和土地，而且一定程度上改变着城市的布局结构。
这种现象非但使一部分中心城市，特别是沿海城市职能趋向多重化，而且一些工矿城市也在考虑根据自己的条件和特点，调整过份单一的经济结构，向多重化方向发展。
2.人口结构的变化和流动化趋势的发展
城市人口的职业结构是城市经济结构的反映。
过去，城市人口职业结构的特点是，劳动人口比重高；劳动人口中工业职工比重大（平均50～60％，发达国家一般为30～40％）；人口流动性不强。
近几年的变化是，劳动人口中从事第三产业和集体、个体经济活动的有所上升，工业人口占劳动人口比重在一部分城市有下降的趋势。
突出特点是人口流动性增强。
近几年大城市流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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