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被宗教思想实例.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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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被宗教思想实例

作家被宗教思想实例

　　【论文关键词】：

许地山；宗教文化；救己救世；善恶报应

　　【论文摘要】：

作为一个对宗教经典十分熟悉的学者型作家，许地山在他的小说里常常自觉或不自觉地运用宗教意象，他的作品中艺术与宗教可说是互相墟绕、互相融合、密不可分。

他既不用爱与美的理想来解释人生，也不用苦闷和悲哀来总结人生，而是以宗教思想为核心来探讨人生，并借作品抒发自己独特的人生感悟。

无论是他的人生态度还是他的作品．都体现了佛教、道教以及基督教三者融合的影响。

　　在现代文学史上，有很多作家都受到了宗教思想的影响，但他们仅止于有限度的触及而已，谈不上与宗教有什么特别深的关系。

许地山则与他们不同。

他不仅为研究佛学与宗教比较学付出了毕生的精力，而且无论是立身行事还是各种创作中，我们都可以从中找到宗教的影子。

　　一、自度救己

　　许地山曾说:

“凡宗教必不满于现实生活，以现实生活为病害的，不完全的，都是要想法子，去驱除他，或改正他。

”佛教、道教和基督教皆以此为起点，认为一切皆苦，人生如苦海，不论地位高低、贫富贵贱，任何人都逃不开痛苦的命运。

佛教的四圣谛中，最基本的观点就是苦谛。

多苦观是佛教的中心思想，它将人生视为苦难的历程。

佛家还认为世间一切有为法，皆是生、往、异、灭四相，演变相续，故是无常。

道家思想也认为人生是痛苦的、悲剧的而且是不可确定的，而感到喜悦。

尚洁对众多人施爱，超越了个人的情感，消融了自己的个性，完全把个体融于众人之中，来达到老庄所提倡的少私寡欲、摒弃偏执之我见、达到忘我之境界的道德标准，同时这里也显示了基督式泛爱的核心，“爱人如爱己”，在关怀他们中，来摆脱自我，进人充分自由的爱的境界。

在这种博大宽容的泛爱情怀中，作者弘扬的是人与人的相知相容，抛弃的是人与人的自私丑陋，所以，我们从尚洁泛爱的满足与喜悦中，从作者这种独特的带有宗教色彩的道德提倡中:

可以感受到一种完美的无私与崇高。

　　许地山在1938年曾经作过一个《英雄造时势与时势造英雄》的演讲，认为世上的英雄分两类:

一类是“假英雄”与“拟英雄”，他们是时势造成的，只能保护人民“不受天灾人患底伤害”;另一类才是“真英雄”，他是“不受时势所左右底”“造时势者”，是“形全于外，心全于中”的“超人”，“惟有他才能拯救民众于水火之中，“改造世界和增进人间的幸福”。

如在小说上就是《春桃》。

　　《春桃》可以说是许地山创作中最为成功的一篇，他在小说中塑造了一个光辉夺目的女性形象。

春桃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中国农村女性，新婚当天就踏上了逃难之路。

在逃难中，她与丈夫李茂失散了。

为了生活，她去做佣人，但倔强的个性使她最终辞了那些工作，靠捡烂纸养活自己。

她与逃难时认识的刘向高相依为命，却始终记着自己是李茂的妻子，不愿意与向高成为夫妇。

一天，她竟然在街边与已经成为残废人的李茂偶然相遇。

她与他虽并无夫妻之实，但还是承担起照顾李茂的责任。

二男一女同处一室，这让李茂和向高都觉得难堪，向高出走，李茂自杀。

与两个男人的懦弱相反，春桃却说出了这样一番话:

“有钱有势的人才怕当王八。

像你，谁认得?

活不留名，死不留姓，王八不王八，有什么相干?

现在，我是我自己，我做的事，决不会站着你。

”这番在当时可说是惊世骇俗的话第一次勇敢地喊出了几千年中国女性的心声:

我是我自己。

表面上看来，春桃不像许地山前期作品里的主人公那样一举一动都带着强烈的宗教意识，实际上这正是他的创作手法日渐成熟与高明的表现。

他不再把人物简单地作为宗教的传声筒和标签，而是把宗教教义巧妙地融进了形象和情节之中，消除了以前那种略嫌生硬和附会的痕迹。

“宗教由外在的宣扬变为内在的感情休验，并通过行动自发地表现出来。

宗教并没有被扬弃，而是采取更隐蔽更有效的形式而已。

春桃的行为可以说是宗教的救世与度他精神的具体休现。

　　其实，作为学者的许地山自己就是一个不计一己利益，能为别人做出最大牺牲的利他主义者。

他仿佛觉得用小说来曲折表达这种思想还不够似的。

他渴望普济天下，因此在散文《愿》中借妻子的口说:

“我愿你作无边宝华盖，能普荫一切世间诸有情;愿你为如意净明珠，能普照一切世间诸有情;愿你为降魔金刚柞，能破坏一切世间诸障碍;愿你为多宝孟兰盆，能盛百味，滋养一切世间诸饥渴者;愿你有六手、十二手、百手、千万手，无量数那由他如意手，能成全一切世间美善事。

”但当时黑暗的现实却使他的抱负无望实现，于是他转而渴望充当精盐，为人生做一些实在的功用:

“但我愿作调味底精盐，渗人等等食品中，把自己底形骸融散，且回复当时在海里底面目，使一切有情得尝咸味，而不见盐体。

”这是救世理想的形象叙述。

　　当然，自度救己与度人救世并不是割裂开来的，而往往是结合在一起的。

体现这种结合最典型的例子要算小说《东野先生》了。

　　东野梦鹿是一个小学教员，虽然“有时非常迂腐，性情又很固执”，“但他从不苟且，为学做事都很认真，所以朋友们都很喜欢他”。

他同情心很强，把一个烈士的孩子当成自己的亲侄儿一样照顾，对朋友遗留的亲人也是非常关心。

他有一套“救护时事”的妙方，他的人生信条是“一个救护时事的人，在智慧方面当走在人们的前头，在行为方面当为人们预备道路”。

他承认“私产和官吏是因为制度上的错误”，却不主张用暴力推翻这种制度，而是主张用教育作为改变这种制度的“预备”，使官吏和私有制“因理启悟，去非归是”。

他的妻子长期在外国留学，接受了革命的思想，并与志同道合的革命者卓斐立相恋。

本来妻子回国是要参加暴动的，但她最后却放弃了革命，留在了丈夫身边。

历来的研究者都认为他妻子是受了梦鹿的勿以暴力抗恶思想的影响，我认为这只是原因之一，她留在丈夫身边应该说还有一个同情的原因，这可以从她对卓斐立所说的话中看出来:

“我现在若是离开梦鹿，他底生活一定要毁了，延禧也不能好好地受教育了。

从前我所看的是自己;现在我已开了眼，见到别人了。

”

　　东野先生宣扬的教育救国论和勿以暴力抗恶论，即是以爱和善为追求目标，进行道德的自我完善。

同时，他也同情弱者，救助弱者。

在东野先生身上既休现了佛教注重个人道德、以求自利利他的精神，又体现了基督的牺牲和博爱精神。

他是许地山小说中少见的以男性为对象的理想人物，在他的身上，凝聚了作者自己理想的人生态度和理想人格的追求，他们“情感丰富、理智清晰、生无贪求、死无怨憨。

”他们真正做到了自度度人与救己救世。

　　三、善恶报应，有情有我

　　善恶报应实际上休现的是因果相续、前逝后生、幽邃神秘、不可捉摸的命运的威慑力。

对于这种难以预料又无法抗拒的神秘力量，许地山也显示了几分对这个摆布和主宰人类的命运之神的困惑，和一种既无法回避又难以直面的复杂无奈的心理，在小说中便体现为他时不时地以隐含的因果相报来决定人物的最终命运。

　　《归途》中母亲与女儿从小分离，在战争中又失去了丈夫，陷人困境后连出卖肉体也不能，赤贫如洗，命运悲惨。

然而当这样一个人生出了非分的贪痴心，想要抢劫别人时，便立遭报应。

她不但抢劫到了自己的女儿头上，还连累了女儿与无辜的驼夫和剃头匠的性命，自己也选择了死亡。

《解放者》中的绍慈是个便衣警察，他童年的玩伴邦秀却成为了革命者。

邦秀被捕，绍慈一心要搭救她，但邦秀却不认识他，把他当成抓自己的人，转身便逃。

绍慈追上去要解释，结果掉进了一个深水坑里淹死了。

绍慈虽是在无奈之下才去做的警察，而且诚心要搭救邦秀，但终于还是为其醒醒的社会角色所累。

《女儿心》中的父亲是清朝的官员，在革命爆发时为了表示对朝廷尽忠，亲手杀死了自己妻子和两个孩子，只有小女儿麟趾幸免于难。

麟趾进山寻仙，结果落人强盗的手中，好不容易逃出来之后又被骗到了一个江湖卖艺的班子中。

在行走江湖的过程中麟趾被郭太子看上，设计抢去。

她逃出后找到了幼时伙伴宜姑，跟随宜姑去上海。

在船上，她遇到了一个很像自己父亲的老和尚，正要上前相认时，她踢翻了油灯，引起了火灾。

老和尚奋不顾身地救火，结果被烧死了。

小说虽没有确认老和尚就是麟趾的父亲，但通过他左手同样缺两个指头的细节暗示了出来。

他出家积善多年，仍不免为多年前的昏乱残忍付出代价，而且这一报应是假当年欲杀未果的亲生女儿之手来完成的。

　　陈平原曾经说过:

“许地山既是虔诚的宗教信徒，又不是纯粹的宗教信徒。

这是指许地山小说中不自觉地流露出来的“有情有我”。

许地山从宗教的悲悯情怀出发，因一种高尚、纯良的道德感而对处于弱者地位的女性充满了同情与呵护。

加之许地山与妻子相爱甚笃，妻子故后引发了他的伤坳怀恋，更使他对女性的爱怜尊重到了有几分神圣化的地步，他早期创作的《黄昏后》一文中也充满了亡妻之痛和思悼之苦。

而在《七宝池上底乡思》中，许地山把场景放到了庄严的极乐世界，借少妇之口表达了怀念人间生活、不愿意留在天堂的愿望。

可见，许地山虽在佛理上明了一切皆空、人生无常，却于情感上难以解脱，这是情与理的冲突，也可说是佛教的彻悟与基督的仁爱的结合。

他作为一个具体的人接纳着人生世俗的痛苦，可又不忘以宗教的理想来回避现实，在幻想彼岸中寻找解脱。

所以，理想和现实的矛盾由此而产生，这种矛盾实质上反映了他理性与感情的矛盾，双重的痛苦驱迫使他几乎是终生奔波于天国与尘世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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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过，正是因为许地山“热爱生活，热爱女性，不失天真烂漫的纯良心地”，他无法仅仅沉酒于个人的宗教内省和神秘体验中，不著一字，尽得真昧;而是铺纸援笔，抒写情怀，流露自我。

尽管一再通过《空山灵雨》里的性灵片断和小说人物的心灵解脱来教世人忘情破执，由悟“空”而灵醒，可作者内心深处却充滋着浓郁真挚的凡世情结，爱情、亲情、友情……因而笔端流泻出温热的一腔真情，于是作品中形象所展现出的“出世”姿态和叙事人的人世情怀形成了一种独特的艺术张力。

　　四、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作为一个对宗教经典十分熟悉的学者型作家，许地山在他的小说里常常自觉或不自觉地运用宗教意象，他的作品中艺术与宗教可说是互相缠绕、互相融合、密不可分。

他的早期作品中强烈的异域色彩、曲折的爱情故事，都笼罩在宗教气息之下。

另外，《暗途》中写朋友拒绝在黑暗中点灯照明，理由是“满山都没有光，若是我提着灯走，也不过是照得三两步远”，而且恐怕“灯一熄灭，那就更不好办了”。

这里的“灯”虽比喻的是理想，但这种设喻方式无疑是受了佛教传灯意象的启发。

《商人妇》中的借官在迷路迷惘的时候，启明星的光给了她精神的启示，使她重新建立了自信心。

她自喻为启明星，认为“在诸星之中，我最先出来，告诉你们黑暗快到了;我最后回去，为底是领你们接受着太阳的光亮。

我是夜界最光明的星。

”这种自喻很明显是受到基督教的“福音”的启示。

《约翰福音》说耶稣“是真正的光明，他使每个人光明地来到世界”。

耶稣也说:

“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活的光。

”而且据研究，惜官的不少经历是与《圣经·创世纪》中的故事对应的。

就连《春桃》这篇佛教色彩已经相当淡化的小说，他也没有忘记给春桃简陋的房子里添上一盆散发浓郁香气的晚香玉，这应该是许地山潜意识中对佛教香烟意象的反射。

　　许地山小说的宗教象征物和宗教名词更是不胜枚举。

《命命鸟》提到的《八大人觉经》、“瑞大光底金光”、彩云缭绕的瑞大光塔;（无法投递之邮件》中人物的名字:

诵幼、小峦、劳云、玫光、憬然;《海》中把人的命运比作苦海……无不带着宗教的印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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