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留高咏满江山.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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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留高咏满江山
空留高咏满江山
——王闿运：
能让曾国藩彻夜失眠的三人之一
据稗史称，举世之中总共只有三人能让修心功夫超一流的曾国藩彻夜失眠，方寸大乱。
这三人是谁？
一是洪秀全，曾国藩视这位太平天国的首领为眼中钉，肉中刺，一日不除，则寝食难安；二是慈禧太后，她心如蛇蝎，猜忌的本领天下独步，曾国藩自知功高震主，头顶有悬剑，又怎能睡得安稳踏实？
三是大才子王闿运，他持帝王学游说曾国藩，嘴皮磨薄，终于撩启了后者对御座的觊觎之心，但曾国藩谨慎有余，胆魄不足，夜里熄了灯，蒙着被子想一想，都会肝儿颤，胆儿寒，魂儿惊。
洪秀全与慈禧太后是何等人物？
已不必我来哓哓费辞。
至于王闿运，他是晚清第一流名家，可如今许多读书人却对其身世和学问茫然不知甲乙。
时间善于开些健忘的玩笑，原属正常，但这一回它把玩笑开得实在太大了，让人感到有点莫名其妙。
我喜欢王闿运，一是他够硬，腰杆硬，膝盖硬，笔头硬；二是他有趣，有逸趣，有雅趣，有谐趣。
按理说，“硬”与“趣”二字最难调和，性情耿硬的人通常趣味鲜少，而趣味丰富的人则多半骨头酥脆。
儒家文化是灼热的铁砧，士子的那一点幽默感早就在上面焙得焦枯了，若真要找有趣的人，又不想找得太辛苦，便只好往俳优队里去寻。
王闿运堪称异数，他是大学者中有趣的硬骨头。
王闿运丰神秀隽，英气勃发，而且早著才名，虽说他只是泥木匠之子，却有大家风范，颇得塾师蔡先生的赏识。
王公子尚未琴挑，蔡小姐早已属意，蔡先生旁观者清，见女儿对王闿运暗倾香怀，不由得心中窃喜。
这老父亲蛮会绕弯子，他不去挑穿此事，却要自家老妈──也就是女郎的祖母──出面探探河风。
颤颤巍巍的老祖母乐了，有意无意间对女郎说：
“湘潭的王生，文才人品都蛮好，只可惜太穷了。
”女郎低着头笑道：
“穷一点也没什么关系的，家和万事兴嘛。
”老祖母见她心有所属，赶紧就汤下面：
“那你愿不愿意嫁给这位穷秀才？
”女郎两颊绯红，沉吟顷刻，然后难为情地点了点头。
女郎开心，家人又不反对，一桩男才女貌、共谐连理的美事便水到渠成。
封建社会向来重礼轻情，能这样子旧瓶（礼）装新酒（情），于两心相悦的男女而言，可算异常圆满了。
蔡小姐名菊生，知书达理，能背诵《楚辞》，有咏絮之才。
据王闿运本人所诌，他与蔡小姐订婚当夜，梦见庚帖上写着一个“媞”字。
婚后，他岂肯错失良机？
赶紧以“梦媞”作为蔡夫人的别字，就好像在房门上扣了一把结结实实的黄铜锁，方才心安。
于情于爱，莫非他能先知先觉？
结了婚，首要的事情莫过于营巢，王闿运在湘潭修建了三椽瓦屋，取名为“湘绮楼”。
说是楼吧，其实只是平房，筑在湘江之滨，他想吹点牛皮，也可说是“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吧。
王闿运平素特别讨厌那些束身害性的陋儒，曾作《拟曹子桓》一诗，诗中有句：
“高文一何绮，小儒安足为！
”好一个“绮”字，这无疑是王闿运极高的自许。
曹子桓即魏文帝曹丕，若论文学才华，可算是历代帝王中的前三名高手，此人另有出奇的地方，竟然将文章视为世间的宝中之宝，重中之重。
他在《典论·论文》中说得既动情又认真：
“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
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
”王闿运自封为“湘绮楼主”，其属意于名山事业的初衷昭昭可见。
然而，命运却另有安排。
一、初试牛刀
王闿运年纪轻轻，是典型的读书种子，对功名心存向往。
但急转直下的时势却逼着他跳出象牙塔，快步走向江湖。
太平军的先锋部队一路北上，如猛虎出柙，锐不可挡，官军不敢鏖战，更别说短兵相接，一路溃败，太平军冷不防就打到了长沙城下。
当时，王闿运正在城外游玩，强寇入境，仓皇而归，城门却已关得严严死死，幸遇熟人巡逻，用篾箩将他吊进城去。
安静的书桌在湘绮楼是摆不下了，他预感到风云际会，功业就在眼前。
他先是上书言事，结识了曾国藩。
那是咸丰四年（1854年），王闿运二十三岁，曾国藩四十四岁，王闿运是布衣，曾国藩是公卿，年龄和地位均相差悬殊。
王闿运大开大阖的文笔以及不卑不亢的态度，显然给曾国藩留下了深刻印象，也许后者心里时不时还会跳出四个锣鸣鼓响的字来：
“后生可畏”。
1857年3月，曾国藩丧父，王闿运前往湘乡吊唁。
1858年6月，曾国藩重返前线，他又专程到长沙送行。
这年深秋，王闿运还只身前往驻扎在江西建昌城外的湘军大本营。
他去时，听到消息，李续宾统领六千精锐之师骄兵冒进，已被太平军一举全歼于三河镇。
经此大败亏输，湘军刚刚抬头的士气又如同遇冷的汞柱一样迅疾回落。
履薄临深的曾国藩更加一筹莫展了。
王闿运在帅府只待了短短三天，却有两次与曾国藩谈到半夜，倘若话不投机，这对忘年之交的谈兴岂能如此浓厚？
王闿运一生的辉煌时期是从二十五岁到五十五岁。
他二十五岁考中举人，先是结交了湘中第一人曾国藩，随后结交了朝中第一人肃顺，再后结交了川中第一人丁宝桢。
王闿运的老同学龙汝霖受聘为户部尚书肃顺的家庭教师，经他引荐，肃顺与王闿运结为布衣之交。
肃顺是郑亲王第六子，少年时狭邪无赖，成人后却革面洗心，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
他敢于任事，而且铁面无私，深得咸丰皇帝的信任。
有见于时局艰危，他主张延揽天下精英，无分满汉，惟才是举。
肃顺向来推服楚贤，对王闿运尤为器重，这位王公大臣甚至纡贵降尊，愿与年轻的湖湘才子义结金兰。
王闿运倒真是个明白人，他深知，肃顺刚勇多权，却好谋无断，难成大事，自己若死心踏地投靠他，很可能会沦为鼎鱼幕燕，惨遭断颈之灾。
于是，他听从好友严正基的规劝，托故去了山东。
没多久，咸丰皇帝驾崩于热河，以肃顺为首的八位顾命大臣果然连各自的性命都顾全不得，齐刷刷地成了慈禧的刀下之鬼。
王闿运在肃顺面前多次揄扬曾国藩。
他分析日益艰窘的东南战局，指出骄惰的八旗军和绿营军早已不堪一击，时下惟有曾国藩统领的湘勇可以凭仗。
但曾国藩处处受地方官掣肘，难以施展才能的百分之一，若不赶紧给他号令东南的军政大权，这支强大的武装力量很快就会在内部消耗殆尽。
这条意见显然对肃顺和咸丰皇帝触动不小。
清初撤除三藩后，即不再轻易任用汉人为手握重兵的封疆大臣，曾国藩能以兵部尚书衔署理两江总督（辖区为江西、江苏和安徽三省），虽是东南危局成全了他，亦可谓奇中之奇。
这奇数多少要归功于王闿运在京都大锅热炒的宣传手段。
除了出于公心，王闿运也挟有私念。
他一直渴望施展平生所学（帝王学），现在终于遇着了千载难逢的大好时机。
所谓“帝王学”，“其中最重要的内容有帝王如何驾驭臣下，权臣如何挟帝王以令群僚，野心家如何窥伺方向，选择有利时机，网罗亲信，笼络人心，从帝王手中夺取最高权力，自己做九五之尊”（唐浩明《帝王之学：
封建末世的背时学问》）。
帝王学的关键在“借权”。
试想，一介书生孤悬于世，究竟能有多大能耐呢？
若非附草依木，假手于人，则大志难伸。
纵横家必须凭三寸不烂之舌说服多角权力斗争中能起决定作用的那一方，通过这位大佬的明智决策，去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
曾国藩手中已紧握苏、皖、赣三省的军权和政权，这正是王闿运所巴望见到的局面。
他风尘仆仆，不顾酷暑的毒热，赶到了驻扎在安徽祁门的湘军大本营。
王闿运跟曾国藩的秘密会谈到底谈了些什么？
已成千古之谜，后人不得而知。
《湘绮楼日记》起始于同治八年，此前的线索已经无从寻绎。
但从曾国藩咸丰十年（1860年）六月初十到八月十八的日记中，我们尚可找到一些蛛丝马迹。
在这七十天中，曾国藩与王闿运十四次久谈，其中七月十六日一则：
“傍夕与王壬秋（王闿运字壬秋）久谈，夜不成寐。
”而到了八月中旬，曾国藩收到弟弟曾国荃和湘军将领李元度的信，提醒他“文人好为大言，毫无实用者，戒其勿近”。
若只是寻常的聊天，曾国藩何至于通宵失眠？
曾国荃等人又何至于紧张兮兮？
王闿运试图说服手握重兵的曾国藩养寇自用，不急于攻打太平军，将天下大局逐渐导向三足鼎立之势。
满清王朝根基已朽，太平天国内耗严重，惟有湘军的势力如日方中，先坐观成败，然后徐图进取，最终收拾残局，江山之主即可由爱新觉罗改姓为曾。
对王闿运所陈的大计，曾国藩肯定动了心，但他缺乏盖世英豪的胆魄，而且长期浸淫于宋明理学，臣忠子孝的思想沦骨浃髓，中毒太深。
他原本不是非常之人，又岂敢行非常之举？
一句话，他曾老夫子好不容易混到今天这样有头有脸，人生百年，又何苦去冒那身败名裂的极大风险呢？
王闿运这样劝人“豪赌”的做法历史上早有失败的先例。
秦亡未久，天下逐鹿，蒯通曾游说一代名将韩信（这人可不是胆小鬼），大意为：
楚汉相争正酣，将军乃是胜负的枢钮，全力助汉则刘邦坐收社稷，倾心援楚则项羽立得江山，拥兵自重则楚汉都要反过来看你的眼色行事，这正是建立霸业的千载良机。
然而韩信出于妇人之仁和小儿之义，未能采纳蒯通的伟略雄韬，一旦在长乐钟室死于吕后之手，才万分痛心地说“悔不用蒯通之计”。
当年，蒯通未能说服韩信，深恐大祸临头，便佯狂而走，隐姓埋名。
曾国藩不敢火中取栗，王闿运也感到极度失望吧，赶紧打点行装，拱手而别。
说不定，他还像鸿门宴后的亚父范曾那样背转身狠狠地骂了一句：
“竖子不足与谋！
”
事隔多年，王闿运告诉自己的学生、杨度的胞弟杨钧，他与曾国藩私下议事时曾进言：
“大帅功高望重，将士用命，何不乘机夺取江山，自己做皇帝，何苦白白替别人出力？
”后者坐在书案前，一边听他讲话，一边用笔写着东西。
中途，曾国藩有事出去了一下。
王闿运起身走到案前，看曾大帅到底写些什么，结果是满纸的“妄”字和“谬”字。
等曾国藩回来，王闿运谈笑如故，但他心里头明白那条旋转乾坤的大计已成泡影。
也就在那一瞬间，他猛然意识到自己的政治使命已经告一段落，天意如此，不可强求。
王闿运空怀帝王之学和纵横之术，未能施售其万一，徒然感叹“贤豪尽无命，天意恐难凭”，“道在身将老，名轻愿不刊”，不到三十岁，就已心灰意冷。
五十多年后，杨度继承他的衣钵，在政治上同样难有措手处和伸足处，仿佛崂山道士，碰得头破血流。
如此事与愿违，既非王闿运的学问空疏，也不是杨度的智略短少，师徒俩胸怀“利器”，可万分不幸的是生错了时代。
晚清毕竟不同于战国。
战国诸侯纷争，无不居危求安，因此像苏秦、张仪那样的纵横家得以肆行大计，尽展宏猷，“一怒诸侯惧，安居天下息”；晚清也毕竟不同于秦末，秦末天下英雄云合雾集，逐鹿问鼎，他们有赖于一批能坐镇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的高人时时贡献奇策，因此像张良、范曾那样满腹韬略的谋士得以脱颖而出。
晚清内忧外患，多种力量纠结一团，没有一方能制衡全局。
曾国藩未肯采纳王闿运的大计，一方面固然是胆魄不足，不敢冒死犯难；另一方面又何尝不是深知满清王朝大限未至而避祸求福。
清帝国的满口“虫牙”确实松动了，但真要拔掉他们，则有赖于四十多年后同盟会诸君大兴革命之师。
王闿运晚岁作自挽联，道是：
“《春秋》表仅成，正赖佳儿学诗礼；纵横志不就，空留高咏满江山！
”好一个“空”字，暗含了多少沮丧？
他能有什么办法安慰自己？
数年漫游，北抵长城，南极五岭，走遍了半个中国。
三十二岁那年，在天寒地坼的隆冬，他羁旅于黄河古渡，身世漂零之感鳞萃于心，于是，他返视来路，在《思归引·序》中感慨系之：
室有贤妇，高莱妻之节。
……有妾颇弹琵琶，能和箫笛。
得屋三椽，弦诵其中，诚足以无闷矣。
……夫巢、由不买山而隐，伯夷不树粟而食。
吾生也有涯，而所待者难期，余尝游朱门，窥要津，亲见祸福之来，贵贱之情多矣。
亦何取身登其阶，然后悔悟乎？
王闿运去意徊徨，归心似箭，在漫漫寒夜里，总算是大梦初醒了。
二、再试牛刀·培植人材
王闿运是那种说进就要锐意进取，说退就要全身退出的人。
从同治三年（1864年）起，他“暂隐衡山十二年”，埋头编写方志，研磨经学，不复有入世之心。
直到光绪四年（1879年），他四十七岁，才应四川总督丁宝桢的邀请，欣然入川，荣任成都尊经书院院长。
其纵横之志又有了死灰复燃的契机。
晚清政界，丁宝桢以清廉果敢而著称。
在山东巡抚任上时，他冒着脑袋搬家的极大风险，依照大清律例，一举扑杀了出宫远游、威福自享的太监安德海。
安德海是慈禧太后面前的头号大红人，丁宝桢竟敢下刀去切，可见此人胆魄之壮。
跟这样的豪侠之士交往，王闿运感到十分快意。
王闿运曾在写给丁宝桢的信中说：
“公与闿运皆一时不可多得之人才。
”这样推许和自许毫无攀附与炫耀之意，实为惺惺相惜。
有一次，他们同游峨嵋，夜宿合江，水波漾漾，月光溶溶。
眼前美景最能佐人谈兴，说到人各有志，丁宝桢问王闿运：
“你的志向如何？
”王闿运稍稍沉吟了一下，说：
“少年时代仰慕鲁仲连义不帝秦的为人，如今年齿渐老，志在做申屠蟠那样隐居田园的学问家。
”反过来，王闿运问丁宝桢：
“您呢？
”丁宝桢捋须笑道：
“我生平颇以诸葛孔明自期，但愿能做到张居正那样，也就心满意足了。
”张居正是明朝万历年间勇于兴利除弊的铁血宰相，从气质性格而言，丁宝桢确实与张居正有相似之处。
王闿运在内心还暗暗地作了另一番比较，丁宝桢与曾国藩相比，丁宝桢是奔放的，诚挚的，乐观的，而曾国藩恰恰相反，是阴冷的，虚矫的，悲观的。
丁宝桢与曾国藩都有很强的办事能力，但丁宝桢比曾国藩更积极更果敢更有效率。
当时丁宝桢已洞悉了英国人窥伺西藏的心机，他请王闿运入川办学，就是想多储备人才。
对于这一点，王闿运看得雪样分明，他那冷却了将近二十年的纵横之志又开始跃跃欲试。
他向丁宝桢献了一道万全之策：
印度与英、荷是宿世之仇，现在我们可以趁着西藏无事，多补充兵员，作为印度的坚强后盾，印度既已结援于中国，就会拼死抵抗英、荷的侵凌，成为西藏牢不可破的屏藩。
丁宝桢欣然接受了王闿运的建议，并立刻付诸实施，可惜天不假年，没多久，他就病逝了。
那个宏伟的计划自然而然也随之泡汤。
丁宝桢去世时，王闿运五十五岁，深感命运偃蹇，知己零落。
他在《祭丁文诚诔》中便大发感怆之语：
“每对食而忘餐，思环海之受兵。
……时冉冉而多留，老骎骎其欺人。
谓圣贤之无如何，增志士之悲辛！
”
《清史稿》王闿运本传中有这样几句话：
“闿运自负奇才，所如多不合。
乃退息无复用世之志，惟出所学以教后进……，成材甚众。
”的确，作为深怀韬略的纵横家，王闿运很不行时，可说专走背运；作为广树人材的教育家，王闿运却获得了巨大的成功。
仅川、湘两地，出自他门下的荦荦大才就有廖平、岳森、杨锐、杨度、杨钧、胡从简、宋育仁、刘光第、齐白石等人，连生性喜欢师心自用的郭沫若也曾骄傲地宣称他是王闿运的三传弟子。
从这张简约的人才清单，我们不难看出，“戊戌六君子”中有两人（杨锐和刘光第）曾列于王闿运的门墙，这绝非偶然现象。
杨度在其豪情激荡的《湖南少年歌》中，称王闿运“强收豪杰作才人”，能将天下豪杰收入门篱，光勉强是不行的，还得确实有强过他人的真功夫硬本事才行。
王闿运在赠王森然的诗中说：
“求友须交真国士，通经还作济时人。
”他治学以社稷苍生为念，以经时济世为怀，从不赞成弟子一味埋首于故纸堆中，纯然以训诂考订，寻章摘句为能事。
王闿运致书左宗棠，直称：
“涤丈（曾国藩）收人材不求人材，节下（左宗棠）用人材不求人材，其余皆不足论此。
以胡文忠（胡林翼）之明果向道，尚不足知人材，何从而收之用之？
故今世真能求贤者，闿运是也。
而又在下贱，不与世事，性懒求进，力不能推荐豪杰，以此知天下之必不治也。
”他说这话并非大言不惭，实绩都摆在那儿，曾国藩、左宗棠二人虽于心未惬，也不得不买这位后辈的帐。
三、潜心著述
王闿运著作等身，光是经学方面的研究专著就有十多种，但最为人艳称的却是《湘军志》。
同治三年（1864年），湘军攻陷江宁（南京），镇压了太平天国，其使命达成之日，便是全军卸甲之时。
那些以千万人鲜血染红顶戴的湘军高级将领，都陆续被晋升为总督、巡抚之类的大官，从此极情尽兴地享受荣华富贵，十余年的出生入死算是有了补偿。
日子久了，他们才一拍后脑勺，猛然记起自己的“盖世功勋”理应流芳千古，却已近乎湮没，于是大家决定找人来修撰湘军的军史。
当时还有谁比王闿运更有资格接单写这部书呢？
他是公认的硕学之士，又与曾国藩以及大多数湘军将领有或多或少的交往和或深或浅的交情，他的文才和史才更是一时无偶的隽选。
经吴敏树动议，郭嵩焘倡行，曾国藩的长公子曾纪泽作主，赍送了丰厚的润笔费（六千两银子）给王闿运。
事情就这样敲定下来。
韩愈曾深有感慨地说，修史会招致“人祸”和“天刑”。
为此，柳宗元还专门写了一封《与韩愈论史官书》，快言快语地加以批驳，说，修史你都怕，若是当了御史中丞，须专门参劾同朝的高官大吏，你岂不是更怕吗？
韩愈连宪宗的逆鳞都敢批，仍遭老友这样的责难，心里滋味如何，可想而知。
用了整整六年时间，王闿运写成了《湘军志》，大著杀青，他也曾深有感慨地说：
“修史难，不同时，失实；同时，循情。
”他看得很清楚，史官之笔仿佛阎罗殿上的判官之笔，轻重缓急之际，既可以使人一举超生，也可以使人万劫不复。
何况他不是史官，用白纸黑字评长论短，人家更为伤心。
既然有此烛照幽微的智慧，若换了势利之徒，念头一闪，笔头一转，踏上了歌功颂德的通途，就能结欢于衮衮诸公，何愁没有大量的好处源源而至？
可王闿运耿硬的性情再次决定了他要捋虎须，践豹尾，正道直言。
在他义不容情的快笔下，清廷官吏多数昏庸无能，绿营兵和湘勇则贪残成性，湘军将领的形像又能好到哪儿去呢？
例如大将曾国荃和刘坤一，前者无异市中之屠夫，后者有似乡间之笨伯。
王闿运这样子大曝其短，曾国荃和刘坤一等人自然恼羞成怒，纷纷跳起脚来，指斥《湘军志》虚诬不实，纯属谤书，绝非良史。
事情越闹越离谱了，那些原本狂妄跋扈的老干部串通一气，要狠狠地给王闿运一点厉害瞧瞧。
曾国荃的门人怒于市而色于室，当面责骂王闿运不肯与人为善，专门揭九帅的疮疤，找九帅的茬儿，故意跟九帅过不去。
他们甚至捋起袖子要动粗，大有饱打王先生一顿而后快的意思。
因为《湘军志》一书，王闿运名满天下，也谤满天下，连他的老朋友郭嵩焘这回也抹下面子，对他的遭遇不表同情：
“王壬秋《湘军志》，均取当时官场谣谤诋讪之辞，著为实录，以相印证，尽取湘人有功绩者诬蔑之，取快悠悠之口，而伤忠臣烈士之心，竟莫测其用意之所在。
其颠倒功过是非，任意低昂，则犹文人习气。
”王闿运不胜其烦，不堪其扰，终于作出妥协，将《湘军志》的雕板全部交给郭嵩焘，任其毁弃。
可是他的蜀中弟子却不畏强权，硬是把这部书刻印出来，使它流播广远，存公道于人间。
依照曾国藩的外孙婿王森然对王闿运的写照，“先生丰下而丹颜，目如电，声如钟，步履如飞，秉赋之厚，盖无与比，平生早眠早起，无烟酒之嗜，亦摄生之道有异于人，故其精力弥满，造诣独多”（《王湘绮评传》）。
王闿运的书法绝好，他用绝好的书法终身抄书不辍，而且乐此不疲，数十年间，他抄书的字数当以千万计，光凭这一点，他就是一位不折不扣的异人。
你也许会问，他抄那么多经书干什么？
一部分送给好友，另一部分充作女儿的嫁奁。
王闿运共有八个宝贝女儿，也真够他老人家操心和抄经的。
别人孔夫子搬家，尽是书，他王夫子嫁女，也尽是书。
好在他王家的女儿不至于嫁给伧夫俗子，那些字字挺秀的经书也就不会明珠暗投。
四、布衣傲王侯
在等级森严的中国封建社会，士子若没有傲岸不羁的精神，其独立人格就很难得以保全。
王闿运从弱冠之年以至寿终正寝，交结天下豪俊，常为王侯将相的座上宾。
但他傲骨铮铮，从不摧眉折腰事权贵，真正难得。
王闿运平生痛恨胁肩谄媚之徒，且摭二、三显例为证。
曾国藩出任两江总督后，天下士子宗之仰之，攀之附之，以能成为其门生幕僚为极大荣幸。
这些人依据的完全是有利原则，因为一旦踏上这道进身之阶，就不愁仕途不平坦，官运不亨通。
若换上现代官迷心窍的鼠辈，眼前摆着这样现成的粗腿，也定然抱紧不放；更有甚者，就是吮痈舐痔之类的脏活，他们也干得正欢。
然而，王闿运在曾国藩面前始终以宾客自处，惟其独立不羁，潇洒来去，曾国藩才对他格外高看一眼。
湘军江宁之役告捷，王闿运前往曾国藩帅府道贺，此时得志的曾大帅已非彼时临渊履冰，独撑危局的曾大帅，他官高境顺，对老朋友已不如先前那么客气有礼。
王闿运拜访过曾国藩后，见对方丝毫没有回访的意思，心下大为不平，便打点行装，立刻走人。
恰巧这时曾国藩派幕僚来召他前去宴饮，王闿运不满而且不屑地说：
“我大老远跑来，难道是为了吃两顿酒饭吗？
”于是他浩然归棹，连一个当面道歉的机会也不肯留给对方。
曾国藩死后，曾家印行了一本门生故吏名册，没问个明白，就擅自将王闿运列入曾文正的弟子行，别人求之不得，王闿运却嗤之以鼻。
王闿运与左宗棠交往，依然未改狂狷的素性。
左宗棠比王闿运年长二十一岁，王闿运“惟以丈人行事之，称其为‘十三丈’。
”左宗棠一向自视甚高，对王宗棠的这种称谓不以为然，并对别人说王闿运“太过狂悖”。
王闿运风闻这样的批评，立刻投书问罪，词锋锐利地责备左宗棠“将兵十年，读书四纪，居百僚之上，受五等之封，不能如周公朝接百贤，亦不如淳于之日进七士，而焦劳于旦暮，目营于四海，恐仍求士而士益裹足耳”，他还傲形于词地写道，“节下颇怪闿运不以前辈相推……如闿运者尚不怪节下不以贤人见师也”。
依他的批评，盖世功勋的左宗棠不礼贤下士，简直无异于禄蠹，愧对天下苍生！
我猜，读了这封信，左宗棠的脸可能都气绿了，眼睛珠子都掉到了地上。
原情推理，王闿运布衣傲王侯的那股子傲劲，是以自身超强的实力为基础。
他若学识谫陋，寂寂无名，徒有狂狷的性情而无可狂可狷的资本，像曾国藩和左宗棠那样牛气十足虎气十足的大人物，连答理都懒得答理他，又岂肯忍受这种目空一切的讥诮和责让？
既然王闿运连曾国藩和左宗棠这两位大神都敢傲睨，其他等而次之或相差甚远的达官贵人，在他眼中，就顶多是些傩面小鬼罢了，能算得了老几？
有一回，湖南巡抚（相当于今日之省长）端方拿出一只珍藏多年的古瓷瓶给王闿运欣赏，王闿运把玩一番后，即兴调侃道：
“这古瓶的确年深月久，见过了不少世面，可它的形状既不端又不方，真教人拿它没办法！
”此前数年，另一位湖南巡抚陈宝箴也跟王闿运有交情，陈宝箴是江西人。
一次，他跟王闿运谈及潇湘之地盛产人材，再三表示歆羡。
王闿运环顾了一下周围的仆人，神秘兮兮地对陈宝箴讲：
“别看这些下人现在卑贱，穿布衣，干粗活，一旦行时走运，也可以做总督当巡抚的。
”王闿运的讽刺既不显棱，又不露角，而是绵里藏针。
听了这话，陈宝箴的脸色唰的一下就红了。
王闿运对金钱看得很轻，真能做到“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
他主理湘潭慈善公所时，银钱出入累千累万，他却从不沾手，另择专人管帐。
他题不忍堂门联：
“世上苦人多，一命存心思利济；湘中民力竭，涸泉濡沫念江湖。
”可见他仁者爱人。
也有说王闿运视钱如命的，理由是他曾订下条例：
凡是央他向达官贵人求情，以谋取美差的，须按每封推荐信一百两银子的标准付费。
就算是自家的女婿，也决不例外。
殊不知，他这样做是为了省减许多无谓的应酬，杜绝烦人烦己的官场请托。
标出高价，才可让人知难而退。
当代打条子的官太爷，自然不必这样明码实价，他们口里好说好说，手上却好收好收。
王闿运能瞧得起这等鼠辈？
五、老眼未昏花
临到耄耋之年，王闿运还“火”了一把。
他以八十高龄出任袁世凯北洋政府的国史馆长,多少带点游戏人生的意思。
如若不然，他怎么会以嘲弄的语气置疑：
“瓦岗寨、梁山泊也要修史乎？
”对王闿运暮岁出山，曾有不少学者指责他晚节不终，章炳麟在致刘揆一的信中即婉词批评道：
“八十老翁，名实偕至，亢龙有悔，自隳前功，斯亦可悼惜者也。
”对王闿运的“失足”，我们可做两方面分析：
一方面，尽管孔子曾郑重告诫“君子有三戒：
少之时，血气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壮也，血气方刚，戒之在斗；及其老也，血气既衰，戒之在得”，但人老了，往往更耐不住寂寞，还想掺和点事情，自然而然就会出昏招。
这也正是庄子“寿则多辱”一语隐含的意思。
章炳麟责备王翁“自隳前功”时，才四十七岁，站在岸上笑别人溺水，当然轻松。
等他老了，不也昏招迭出，被直系军阀孙传芳请去投壶吗？
另一方面，王翁受累于弟子杨度，杨度要借重乃师的盛名，为自己多捞政治资本，因此擅自在“劝进”书上代他签名，实则王闿运是不同意这样做的。
他在给杨度的信中说：
“若先劝进，则不可也。
何也？
总统系民立公仆，不可使仆为帝也。
”在致袁世凯的信中，王闿运也曾婉劝这位龙心未餍的大总统打消称帝念头：
“……但有其实，不必其名。
四海乐推，曾何加于毫末？
”王闿运熟读历史，是个明白人，这回却犯糊涂了，大凡称孤道寡之辈总是得陇望蜀，最难知足，汉武帝在中国号称至尊，尚且意犹未尽，还要开疆拓土，使四夷八荒宾服，四夷八荒宾服了，他还要派方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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