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召公谏厉王弭谤》教案及译文.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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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召公谏厉王弭谤》教案及译文

《召公谏厉王弭谤》教案及译文

课文研讨

一、整体把握

本文记叙周厉王暴虐无道,用高压手段乃至杀戮来镇压人民的批评,他不听召公的劝谏,结果被人民放逐,遭到灭亡的下场。

全文分三段。

第一段,写厉王弭谤的方法,寥寥几笔,便写出王虐民怨的状况。

第二段,写召公谏弭谤,从正反两面反复阐明不可“防民之口”,恳切有力。

第三段,写弭谤的结果,“流王于彘”,完全应验了召公的谏言。

全文重点是记述召公劝谏之词。

这段文字的中心思想是劝谏厉王不能压制人民言论,应像治水那样予以疏导,让人民对朝政畅所欲言,择善而从,改正失误,实现人民的意愿。

内容分三个层次。

第一层(“是障之也”至“为民者宣之使言”),召公用“防民之口,甚于防川”的比喻,说明厉王弭谤的危害性,可谓振聋发聩!

“川壅而溃,伤人必多,民亦如之”,具体说明了“防民之口,甚于防川”的道理。

江河堵塞不通,就会引起决堤泛滥,受到伤害的人一定很多。

而堵塞人民的嘴,不让人民讲话,也必然会引起类似江河决堤泛滥那样的严重后果。

这就自然而然地引出结论,也是召公的政治主张:

“为川者决之使导,为民者宣之使言。

”就是要让老百姓把话说出来,才是为政者的正确途径。

第二层(“故天子听政”至“是以事行而不悖”),以“天子听政”一句总领,写了“宣之使言”的种种好处。

召公认为,天子处理政事,首先要广开言路,让人民把心里想的都说出来,才知道老百姓在想些什么。

这就是通过大大小小的各种官员,用诗、曲、书、箴等形式进言。

“瞍赋”照应并小结献诗、献曲两句,“蒙诵”两字照应并小结献书、师箴两句。

“百工谏,庶人传语”,着重写平民进谏。

“近臣尽规,亲戚补察”,着重写亲近者尽规补察。

因为是近臣,接触君王的机会较多,所以应尽规劝之责;因为是王亲国戚,对政治的混乱有切肤之痛,更应该弥补君王的过失,更便于督察君王的言行。

“瞽史教诲”是说使太师、太史用礼乐之道来对自己进行教诲,以提高自己的修养。

前十句着重写听取各方面的意见,这句着重写听取教诲。

“耆、艾修之”则是对来自各方面的意见、教诲加以整理,作为君王治理朝政时的参考。

“而后王斟酌焉”是说君王对上述各种意见考虑取舍,斟酌损益,从而决定施政方针。

“是以事行而不悖”,只要按上面所说的办,就能使国家政治立于不败之地,也是“宣之使言”的必然结果。

第三层(“民之有口也”至“其与能几何”),从正反两方面论述“民谤”直接关系到国富民强的道理。

以“土之有山川”和有“原隰衍沃”比喻“口之宣言”,是前一个比喻的深入。

即对待民“谤”不仅不能消极被动地“防”,更要积极主动地“宣”。

金圣叹在《才子古文》中说:

“前说民谤不可防,则比之以川;后说民谤必宜敬听,则比之以山川原隰。

”这就更增强了劝谏的说服力。

这两个分句说明了“口之宣言也,善败于是乎兴”,也就是说,让老百姓用嘴发表言论,国家政事的好坏就能够从这里体现出来。

“行善而备败,其所以阜财用衣食者也”,紧承、小结“财用于是乎出”和“衣食于是乎生”两句,也说明了“口之宣言”的重要性。

接下来,作者又从反面说明民“言”只能“宣”而不能“壅”的道理。

也就是说,即使国君不能“宣之使言”,而采取堵塞的办法,也必然是徒劳的,最终也是注定要失败的。

“胡可壅也”,“其与能几何”,连用两个反问句,使结论既简洁有力、不容置疑,又显得语重心长。

这一段写召公的谏言,滔滔不绝,一气呵成,把召公的主张抒发得淋漓尽致。

阅眼中空洞无眼珠者叫“瞍”;眼中有珠,双睫也能开合,但不能见物者叫“蒙”,有人认为就是现在的青光眼。

5.百工

古代的“百工”有三种用法,一可指各种手工艺者,二可指百官,三可指各种乐工。

这里,我们认为晋杜预的解释较为确切,即指“各种乐工”,不仅合乎情理,避免了上下文意思重复,而且可通过“乐”字与上文的盲乐官相联系,通过“工”字与下文的“庶人”相联系,在内容上与前后句密切相关。

四、译文

周厉王暴虐无道,老百姓都指责他的暴政。

召公告诉厉王说:

“人民忍受不了这样的暴政了!

”厉王发怒了,找来卫国的巫师,派他监视那些指责朝政的人。

根据卫国巫师的报告,厉王就把被告杀掉。

老百姓都不敢说话了,在路上遇见,也只是以眼神示意。

周厉王高兴了,告诉召公说:

“我能制止老百姓的指责议论了,人们再也不敢说什么了。

召公说:

“这是阻塞人们的言论啊。

堵住人民的嘴,比堵塞河流更严重。

河流壅塞而崩溃泛滥,伤害人一定很多。

人民也是这样。

因此,治水的人要挖开水道,使它通畅流淌;治民的人也应开导他们,使他们畅所欲言。

所以天子处理政事时,让公卿以至列士进献讽谕诗,让盲乐师进献乐曲;让史官进献史籍;让太师进献劝谏的箴言;让无眸子的盲人吟咏,让有眸子的盲人诵读;让各种乐工进谏,让平民百姓把他们的话传上来;让近臣尽力规劝,让王室成员弥补天子的过失,监察朝政;盲乐师和史官以乐歌、史籍之言教诲天子;让国内元老将这些意见加以归纳整理,然后,由天子斟酌处理。

这样做事就不致违背情理。

“人民有口,就像土地上有山水,财物用度都从这里出产;又如土地上有高原、洼地、低平之地、水浇之田,衣服、食物也从这里出产。

人民用嘴发表意见,政事的好坏就列举出来了。

推行好的防止坏的,就能使财用、衣食增多起来。

老百姓内心考虑的事能说出来,就应照着实行,怎么能加以堵塞呢?

如果堵住了老百姓的嘴,还有多少人会关心政事呢?

周厉王不听。

于是,老百姓再也不敢说话了。

过了三年,老百姓就把厉王流放到彘地去了。

五、助读材料

1.关于《国语》作者

左丘失明,厥有《国语》。

──《汉书·司马迁传》

左丘明……复采录前世穆王以来,迄鲁悼智伯之诛,邦国成败,嘉言善语……以为《国语》。

──韦昭《国语解·叙》

昔左丘明将传《春秋》,乃先采列国之史,国别为语,旋猎其英华,作《春秋传》。

而先采集之语,草稿具存,时人共传习之,号曰《国语》,殆非丘明本志也。

故其辞多枝叶,不若内传之简直俊健,甚者驳杂不类,如出他手。

盖由当时列国之史,材有厚薄,学有浅深,故不能醇一耳。

不然,丘明特为此重复之书。

何也?

──《文献通考》卷一百八十三“经籍十”引

2.关于《国语》的评价

《国语》记诸国君臣相与言语谋议之得失也。

──《释名·释典艺》

《国语》一书,深厚浑朴,《周(语)》《鲁(语)》尚矣。

《周语》辞胜事,《晋语》事胜辞。

《齐语》单记桓公霸业,大略与《管子》同。

如其妙理玮辞,骤读之而心惊,潜玩之而味永,还须以《越语》压卷。

──朱彝尊《经义考》卷二百九引陶望龄语

吾读《国语》之书,盖知此编之中,一话一言皆文、武之道也。

而其辞宏深雅奥,读之味犹隽永。

然则不独其书不可訾,其文辞亦未易贬也。

──朱彝尊《经义考》卷二百九引戴仔语

左氏《国语》,其文深宏杰异,固世之所耽嗜而不已也。

──柳宗元《非国语·序》

六、读《国语·召公谏弭谤》(吴小如)

《国语》是先秦史籍,相传它的作者和《左传》的作者是同一个人(都是出于左丘明之手);由于两书内容比较接近,故《国语》又有《春秋外传》之称。

有人甚至认为《左传》和《国语》本是同一部书,原与《春秋》并存,互不相干,后人为了要把它同《春秋》拉上关系,便把其中与《春秋》有关的史实抽出来,分别附在《春秋》的各条之下,称之为《左传》;而容纳不进去的剩余部分,便是现存的《国语》(参看近人钱玄同《〈新学伪经考〉序言》。

这个说法我以为不可信。

第一,从内容看,今本的《左传》和《国语》有不少重复的地方,个别叙述还有出入,不可能出于同一个作者之手;而《国语》更不是被编写《左传》的人挑选之后的剩余部分。

第二,从文笔看,《左传》的作者显得才华洋溢,文思畅达,因此在叙述史实时文学味道很浓,有不少夸张虚构的描写,韩愈在《进学解》中称为“左氏浮夸”,是有道理的。

而《国语》的文章朴实无华,谨严拘束,没有《左传》那样锋芒外露,才气纵横。

从文章风格来看,《左传》往往出奇制胜,而《国语》则多以平正见功夫,显然不是一个作者写的,更不是一部书的两个部分。

这篇《召公谏弭谤》系从《国语》选出,足以说明其文章平正朴实的特点,以见出它与《左传》异趣之处。

这篇文章的确写得简洁朴实。

召公进谏的一段话恳切扼要,并不像《左传》中的外交辞令或《战国策》中的游说之词那样变化驰骋,纵横捭阖。

他只是要把阐述的意见老老实实、有条有理地讲了出来,这同样也起到应有的感人作用。

周厉王暴虐无道,没有接受召公的劝谏,所以遭到可耻的下场;但作者记载这段历史,却是为了警告后来的统治阶级(特别是最高统治者),应该多看看自己身上的缺点,多听听底层社会的意见,天下才能长治久安。

这就是文章真正的命意所在。

第一段写弭谤的由来。

厉王所以要“弭”谤,是由于“国人谤王”;而“谤”的由来则缘于“厉王虐”,可见乱由上作,社会真正动乱的原因仍出于高高在上的专制君主。

这一段写厉王共四层,只用了四个字,暴君的面目就勾画得一清二楚了。

一是“虐”,二是“怒”,三是“杀”,四是“喜”。

作为矛盾对立面的“国人”,作者着墨更少。

开始是“谤”,不过是口头上的不满而已;而在厉王的淫威之下,人们最后只能用“道路以目”来表达内心的愤怒和悲怨。

至于这些被迫害者身受的痛苦,作者却借召公的口说出“民不堪命”来点明,笔墨经济而有力。

由于厉王用杀头的办法堵住了“国人”的口,从而感到高兴,正写出昏暴的统治者因取得暂时的成功而心满意足的浅见陋识。

厉王得意忘形地说的那句“吾能弭谤矣,乃不敢言”的狂妄之言,正与上文的“道路以目”相呼应。

把一场严峻的社会矛盾只用这短短几句话交代得如此周详而深刻,不能不说作者的文字素养是相当卓越的。

第二段的一、三两节先后用了两个比喻,这是借助于形象思维加强说服力。

金圣叹在他选批的《才子古文》中说:

“前说民谤不可防,则比之以川;后说民谤必宜敬听,则比之以山川原隰。

”前一层以“川”喻“民之口”,是从消极方面打比方;后一层以“土有山川”和有“原隰衍沃”来比喻“口之宣言”,是从积极方面进行比喻。

看似两喻并列,实则后一喻乃是前一喻的深入,即不仅不应消极被动地“防”,而且应该积极主动地“宣”。

前一喻以“防川”与“防民之口”对举;后一喻则把土有“山川”和有“原隰衍沃”分作两层说,以与“宣言”对举,文势亦见出畸侧之姿态。

从修辞用字看,“防”有双关义,挡水称“防”(由名词堤防转为动词),堵嘴也称“防”(用其引申义);召公说“防”,以与厉王所说的“弭”相对照,其所以用“防”而不用“弭”,正是借“防”字的双关义为喻以阐述防民之口的危害性。

然后更用“壅”“溃”和“决”“导”为喻:

“壅”和“溃”与“宣言”的性质是对立的,是从反面对照着说;而“决”和“导”与“宣言”的道理是相通的,是从正面对照着说。

最后一节是结论,总承以上三节全部的内容,说明民之“言”只能“宣”而不能“壅”,在上文“弭”“障”“防”“壅”这几个词义近似的字里独选出“壅”字来用,其目的在于暗中点醒厉王,“壅”的结果乃是“溃”,一溃则不可收拾,王朝的政权也就不存在了。

这正是作者用字遣词大费斟酌、值得我们注意的地方。

第二节是正面陈述,用以结上一喻,启下一喻,最见出说理文逻辑严密,层次分明的特点。

“故天子听政”句以“故”领起,是承上启下;接着用了个“使”字,然后罗列若干结构相同的并列句,至“耆艾修之”,用一“之”字截住。

再用“而后”“是以”两个转折连词把道理讲完,显得很周密完整。

这里面又分几个小层次。

“献诗”“献曲”“献书”,这是使王览读的;“箴”“赋”“诵”“谏”,这是使王聆听的。

这些见和闻的内容,都是在正常情况下提供的一般性意见,是从正面指出一个做国王的应当怎样怎样做。

下面的“传语”“尽规”“补察”以及带有小结式的“教诲”和“修”,却是由于国王有了过失而进言,是在非常情况下不得不讲的特殊性意见,从反面指出做国王的一定不能怎样怎样做。

可见这些句子虽同属于并列的动宾句型,依旧有微细的差别,却又层次井然,有条不紊。

如果“听政”的统治者真能把这些意见“斟酌”采用,自然会“事行而不悖”。

至于相反的情况则略去未说,这是由于第一节已用比喻点透,无须重复了。

召公说的“天子听政”一节话,我以为是有根据的。

这大约是西周初年为了巩固王朝政权,统治阶级才如此周详地设官立法,从各个不同方面以不同的方式对“天子”加以告诫和监督。

到厉王时,这些规定可能早已废堕不修了。

召公之所以不惮烦地仔细陈述,其目的不外两个:

一是希望周初的既定之法重新恢复,二是对“文武之道”、“成康之治”有所憧憬,看似“发思古之幽情”,实带有理想愿望的成分。

具有正统儒家思想的唐代大诗人杜甫,也提倡“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与此正是一脉相承的。

最后一段写厉王不听召公之谏而一意孤行所造成的后果,只有三句话。

一句说厉王,一句说国人,最末一句说明国人和厉王之间的矛盾终于爆发,被统治阶级的各个阶层联合起来对暴君进行了惩罚制裁。

这中间有多少事情都被作者略去,只把事实的结局告诉了读者,文笔简劲到无以复加,而读来却余味无穷。

鲁迅先生提倡写文章要“竭力将可有可无的字、句、段删去,毫不可惜”,这实际上意味着文章应该“浓缩”,即用最精练的语言写出最丰富的内容来。

这篇文章在这一方面适足以成为我们学习和借鉴的范例。

(选自《古文精读举隅》,山西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有删节)

七、《召公谏厉王弭谤》赏析(陆明)

本文选自《国语·周语上》,是《国语》中的名篇之一,体现了《国语》记言重于记事的艺术特色。

文章以明快而简洁的笔调记述了春秋时期一则历史事件:

周厉王施行暴政,激起国人的不满和指责。

召穆公劝谏周厉王不能壅民之口,要“宣之使言”,而周厉王“弗听”,继续用高压政策强禁舆论,结果国人奋起反抗,把周厉王流放到彘地。

这一历史事件,文章叙述完整,不仅有事件发生的前因,而且有发展和结果。

但是作者并不满足于叙述,而是立足于对历史事件的评述,表达了“民言不壅”,必须“宣之使言”的真理。

基于这样的立意,文章把立意放在召公的谏词上,充分发挥了对话与记言的艺术功力。

全文共260多字,用于对话和记言的多达200来字,而召公的谏词又是泼墨的重点所在,是全文的精华之笔,体现了《国语》用记言来评述人物与事件的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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