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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佛案例组织再造麻辣烫

哈佛案例:

组织再造麻辣烫 

作者:

刘雪慰

 

 

 

 威马摩托车请咨询公司帮助制订了组织变革方案。

结果销售部长萌生去意,生产线工人也堵到了总裁的家门口……

 

  杜启宏:

火锅?

火坑?

  “拿重庆摩帮开刀?

格老子的,我看你小子不是吃火锅,是往火锅里跳。

  我叫杜启宏,34岁,是菲力特管理咨询顾问公司的高级项目经理。

上周,头儿说有个重庆威马摩托车有限公司的变革项目,问我愿不愿接。

我打电话给在重庆做咨询的老同学探听情况,他对我说了上面那句话。

  老同学说的摩帮,是上世纪90年代在重庆崛起的成百上千家的摩托车制造企业。

这些企业大小不一,有做整车的,有做配件的,也有整车配件都做的。

它们的背景都很复杂,有的出身大户——从军工企业转营生产民用摩托车,有的则是从袁家岗摩配门市部摸爬滚打出来的。

像这次与我们接洽的威马摩托车,就是靠做摩托车配件起家,后来发展做代工,再后来主打自有品牌“威马”,将市场拓宽到全国以及东南亚和西亚的。

  听我那同学说,摩帮的江湖味很浓,大多老板都出身卑微,靠一路拼杀才拼出自己的一片天地。

他们有江湖人的豪气,也有江湖人的多疑。

他们请咨询公司时都很舍得花钱,可如果不能很快见到实效和利益,他们就会觉得你在耍他,立马翻脸就让你走人。

他说,咨询公司与摩帮企业合作成功的例子,他尚未听说过。

听那意思,重庆摩帮俨然就是我们做管理咨询的百慕大。

  可是,他忘了,哥不是吓大的,哥是个有理想有追求有人生规划的人。

做事没阻力,如何显示我的实力?

  说起理想,我从小的理想是做医生,并不是做管理咨询,那会儿还没听说过这个词儿。

现在想想,这两个职业其实是一码事——都是“保健治病”。

只不过医生诊治的是人,而我们诊治的是企业。

二者都是重体力活儿,医生常常在手术台上一站六七个小时,咨询顾问连续48小时不睡觉做方案也是常事儿。

不过,奇怪的是,这么两个吃苦受累的工种,却会叫很多人干上瘾。

比如我老爸,一家三甲医院的脑外主任,年过六旬了,科里三天不给他排手术他就难受。

我自己呢,虽然每次做项目都累得差点儿过劳死,可做完项目,反倒觉得空落落的,直到接手下一个项目,才会又振奋起来。

  所以,我同学的那番话,不但没吓倒我,反而激发了我的斗志。

你说我是看见红斗篷的公牛也行,说我是闻见血腥味的鲨鱼也行,总之,格老子的,威马的项目我做定了!

  头儿正发愁这个棘手的项目给不出去,现在见我愿意接手,自然是大喜过望。

我也趁机向他提了个条件,说希望项目完结后,他能向董事会举荐我成为合伙人。

他爽快地答应了。

  接手项目后,我就与对方“接口”的人力资源部长吴嘉陵联系。

电话那头,他的声音似乎有些激动,他说希望尽快启动项目。

吴嘉陵的那份迫切和喜悦,让我想起那些连夜排队,终于挂到我老爸专家号的患者,职业的自豪感和责任感陡增。

  两天后,我来到山城进行前期洽谈。

吴嘉陵在重庆南滨路的德庄火锅定了最豪华的江景包房欢迎我。

他问我能不能吃辣,我说我这些年走南闯北,没什么是不敢吃的,也没什么是吃不了的。

  等菜的时候,我问了问吴嘉陵项目的事,他说这是公司老板高建强的意图。

“高总说公司现在的竞争压力越来越大,再原地踏步,就是等死。

另外,公司这些年扩大了不少,可效率越来越低,高总也想趁机改革改革。

  “高总想在哪些方面改革?

”我问。

  “具体的我也不晓得,光听他说都要改,而且要大改。

你想嘛,要是不大改,他也不会花大钱请你们专家来。

  我对吴嘉陵说:

“高总要的‘大改’应该是组织再造,这不光要调整组织架构,还要对业务流程和岗位系统重新设置,而这正是我们菲力特公司的专长。

  见吴嘉陵听得有些茫然,我猛然想起之前他说过他是生产一线出身的,于是,我打了个比方:

“这就好比对摩托车设计进行升级,光是换换外壳,增减几个零部件是不行的,得改电路改系统,甚至连发动机可能都要换。

这是个大手术。

  听到这里,吴嘉陵眼睛一亮,像是听懂了。

  火锅上来了,红油上漂着一颗颗辣椒,我烫了片毛肚,往舌尖上一放。

  “还好嘛,没有传说中的那么辣。

  “杜专家,你是不晓得,我们重庆火锅是越烫越辣,等一下你就有感觉喽。

  吴嘉陵说得没错,吃着吃着,我的头就懵了,上下嘴唇不由自主地哆嗦起来。

吴嘉陵见状,赶紧举起啤酒杯。

“呵呵,辣惨了吧,杜专家?

来,来,来,喝酒,为项目成功干杯!

  我一饮而尽,埋下头继续烫毛肚。

火锅越烫越辣是不假,可越辣我越想吃。

 

  吴嘉陵:

成功?

成仁?

  我叫吴嘉陵,是重庆威马摩托车公司的人力资源部长。

今天,终于盼到了菲力特管理咨询公司的专家。

要说上海大公司的专家就是不一样,随便什么问题,人家都能总结成高级理念,一套一套的,好多我都听不懂。

  话说回来,没得那些理念,我们公司还不是走到了今天。

想当年我和老板高建强在袁家岗摆摊修摩托车,也没啥子理念,全靠胆子大,脑瓜子活泛,想出利用外地空壳厂家的许可证和发票,自己组装杂牌摩托车往外卖,才有了今天的威马。

才20多年,我们的门市部变成了现代化的厂房和流水线,我们的队伍也从当初连老婆带伙计才6个人,变成了现在的1,500多人。

我们威马可不是理念堆出来的,是一颗螺丝一颗螺丝拧出来的。

  我就是个拧螺丝的。

原来我一直管生产,后来公司慢慢上了些自动化装配线,高建强说我的知识跟不上了,要送我去学新技术,我不干,都这岁数喽,学啥子学?

再说了,我也就是个初中毕业,学也学不会。

高建强见我不积极,就没再逼我,说要给我换个位子,就让我来管公司的人事。

他对我说:

“吴哥,这个岗位很重要,公司干部提拔哪个不提拔哪个,给哪个发好多工资和奖金,今后都由你管。

工人那里,你是一线干上来的,又是公司的‘老板凳’,你说话没哪个敢不服。

  我就这样当上了公司的人力资源部长,一转眼这就四年了。

四年里,又是金融危机,又是行业衰退,可公司从来没出过乱子。

前两年,摩帮的好多企业都裁员了,我说服高建强硬是没裁人,只是给干部和工人都降了些工资,算是挺过来了。

因为这件事,公司上上下下都对我爱戴得不行,这两年群众给干部打分,我的分数一直都是最高的。

  高建强想搞改革,我也赞成。

别的不说,就说做事效率吧,公司这些年增加了不少部门,也提拔了不少干部,工资成本上去了,却不见效益,你说当老板的能不急吗?

我们民营企业的钱,哪一分不是一颗汗珠儿摔八瓣挣来的?

可是现在公司里头,有油水的事情大家抢着做,没油水的事情大家都踢皮球,部门一开会,全是在扯皮。

高建强也让我带领人力资源部搞过几次“运动”——定规章,立制度,分职责。

可搞了一气,搞不下去了。

都是一起跑天下的弟兄,让我对他们来狠的,我真下不去手。

  高建强为这件事朝我发了火,说我就知道做老好人。

他下决心要引入外脑,让外来的郎中来动刀。

请外人来改革,我巴心不得。

你想嘛,改好了,我人力资源部功劳最大;改不好,我一篙杆把问题撑到他们身上,不用我去得罪人。

我手下的人打听了一圈,说有家叫“菲力特”的公司在帮企业搞改革方面很成功也很有名,就是价格贵了点儿。

  贵怕啥子?

高建强说了,要请就请最好的,价格不是问题,公司出得起钱。

只是鸡毛吹上天,终究要落地,它得给公司带来实实在在的好处。

老实说,这个项目也关系到我的前途,改好了,高建强说不定能升我做个副总;改不好,别说副总,连我现在的“帽子”也可能没得了。

  所以,今天吃完火锅,借着酒劲儿,我对那个上海来的杜专家说了句巴心巴肺的话:

“老弟,我这次可把身家都放在你身上了,你可只许给我成,不许给我败,你不成功,老子便成仁喽。

 

  高建强:

摩帮?

魔帮?

  我叫高建强,威马摩托车有限公司的总裁。

我们重庆有些老板不喜欢“摩帮”这个词,说太土了,匪气,妖魔化我们的企业家。

我跟他们不一样,我喜欢这个词,因为它代表的是我们重庆的码头文化。

  这种码头文化的精髓就是敢说敢做,我们既可以像江湖人一掷千金毫不在乎,也可以像山里人默默无闻埋头苦干。

过去20年,我们就是靠着雄心和胆气,使重庆摩托整车销量占到全国最大的份额,把重庆打造成了摩托车之都。

  不过,近年来重庆摩帮的日子越来越不好过了。

这里面有我们自己的原因,本来我们重庆的摩托车企业走的就是低端产品路线,品质不高,价格也不高,可各企业的老板还要自相残杀,打起价格战来六亲不认,把本来就不高的利润压得更薄。

外因方面,国内禁摩、限摩的城市每年都在增加;国外,我们的出口大本营——越南、印度、墨西哥、巴西这些地方的市场正在快速萎缩。

  可以说,重庆摩帮现在已经到了生死坎,不变就得死。

  有的摩托车企业已经开始搞四个轮子了,自己搞或者跟别人合作搞,至于搞得赢搞不赢,哪个晓得。

选择汽车作为新的利润增长点也许没得错,但你要看自己有没有那个金刚钻,我们威马没得那个实力,所以我们不打算向汽车产业转型。

还有的企业去搞房地产了,我觉得这叫不识时务,为啥子?

连朝天门卖麻辣烫的都晓得,国家在拼了命地压房价。

跟政府唱对台戏?

除非我脑壳儿进水了。

  想来想去,我还是决定做我的老本行。

老辈子讲,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

我断定:

等到将来大街小巷里都塞满了汽车,我们摩托车一定会王者归来,不过,那不是现在“突、突、突”冒着烟的这种摩托,而是没有污染、节能环保、更便捷、更时尚的代步和娱乐工具。

  所以我们威马必须逐步淘汰落后产能,进行技术升级,全力以赴去搞高科技含量、高品质、高附加值的产品,我把这叫做威马的“三高战略”。

  从过去到现在,全世界摩帮公认的老大是哈雷。

我有个梦想——做中国的哈雷。

我硬不信我们中国人原子弹、卫星都搞得出来,还搞不出个小小的哈雷摩托。

看着吧,未来我的“哈雷”,仍将保持自由和狂野的精神,而且还增加了绿色环保精神。

有人说我们是末代摩帮,我不信!

我们摩帮一定会再次雄起。

  我也晓得,靠我们现有的人员和技术,是没法实现这个梦想的,所以这一年来我一直在想办法,找机会。

  两个月前,在一次饭局上,我认识了一个年轻人,叫李采,是一家新动力科技公司的总经理,公司是他和几个同学联合创办的,他们在摩托车新能源技术上开发出一些成果,正在寻求企业方的合作。

  我约李采谈了几次,竭力说服他们并入威马。

李采他们讨论了两三个回合,最后提出了几个条件:

除了股份和分配方面的,他们还要求有相对独立的自主权,自己组建新团队。

李采说如果我答应这些条件,他们愿意考虑加入威马。

  对于求贤若渴的我来说,李采他们提的条件并不过分。

现在,我离梦想只有一步之遥了,这一步就是组织变革。

于是,我让吴嘉陵请了国内顶尖的管理咨询公司,为我们的变革提供全程咨询服务。

在变革动员大会上,我送给自己和全体员工八个字——威马奋蹄,风雨无阻!

 

  杜启宏:

威马?

危马?

  我带着项目组进入威马,开始工作了,我们原以为在这样一家民营企业,员工是谨慎讷言的,不料在前期调研阶段,很多人都踊跃地向我们反映情况,这令我们很欣慰。

这也许与重庆的民风有关,当地人都很耿直。

  经过调研,我们发现,威马的内部运营的确有问题。

比如,公司部门很多,但各部门的职能并不清晰。

各部门间职能重叠,一遇到问题就互相推诿,很难界定该由谁来承担责任,决策效率极低。

还有,某些部门编制偏高,冗员突出。

很多年轻员工都反映公司有“老板凳看,新板凳干”的现象。

就说生产部吧,现在是每条生产线上都有一个质检员,都是年资长的员工,而实际上他们的质检工作已经被前端的生产操作员分担了,所以这些“老板凳”上班时经常无所事事,聊天喝茶,有时还轮番躲在角落里甩甩扑克,小赌两把。

  冗员多还使业务流程变得复杂起来,一线市场信息要传到管理层那里要经过很多沟沟坎坎。

销售从一线得到的客户反馈,得先汇报给组长,组长汇报给销售部长,销售部长转给营销部长,营销部长再转给生产部长,最后汇报给总经理,然后再调研,再讨论……等到对客户做出响应,市场时机已经过了。

  除了在员工中做调研,我还与公司老板高建强深谈过几次。

我深知威马这种企业的组织变革都是“一把手工程”,我必须摸清他的思路、他的要求、他的愿景,才能获得他的认同和支持。

在谈话中,高建强向我详细阐述了他的高科技含量、高品质、高附加值的“三高”战略思想,还跟我说了他想吃进一家新动力科技公司的事。

  进驻威马公司一个半月后,项目组的调研报告出来了。

我和高建强又谈了一次。

这次他把我约到一家叫“白鹭原”的茶馆,那是一幢位于南坪的古色古香的庭院,青砖灰瓦,院子里有几株高大的黄桷树,华盖如伞。

茶馆内,古琴袅袅,茶香沁心。

  午后的阳光,从镂花窗格栅透进来,照着半倚在藤椅上的高建强,他很放松,很安静,完全不似平日里面色凝重、在轰鸣的机器声中发号施令的那个人。

他一边品茶,一边屏息静气听我对调研报告进行分析和陈述。

分析完报告,我又拿出项目组做的其他两个标杆企业的资料,比对给他看。

我告诉他,你们在哪里,人家在哪里,人家是怎样到达那里的。

我看见高建强的眼神由钦佩变得坚定,嘴角也有了一丝笑意。

我知道,我该向他索要上方宝剑了。

  我对他说,如果要贯彻“三高”战略思想,实现目标,威马必须对组织结构、资本结构、产品结构、市场结构等方面进行全方位调整。

一方面消肿,合并一些部门,消除冗员,精简流程;一方面增能,建立新事业部,加强新能源、新技术方面的力量。

我同时也提醒了他,做这些动作,遇到的阻力不会小。

  “小杜,我请你们来,就因为你们是专家,我完全相信你们。

你们放开胆子去搞,我全力支持。

你说的啥子阻力不会把我吓倒,再大的阻力我来扛!

”高建强的这句话,让我看到了摩帮江湖的血性。

  还有个小插曲,离开茶馆,高建强试探性地问我,说等项目有了眉目,愿不愿意考虑加入威马担任个实职。

别说,他的话还真让我有点动心,做我们这行的都知道,咨询顾问的实际行业经验,对于职业发展是非常有益处的。

不过,这事我一时半会还顾不上考虑。

接下来,我和项目组要开始攻坚——制订组织再造变革方案。

  从小到大,我无数次听我老爸说起他的各种开颅手术方案。

说实话,我们的威马项目,无论难度,风险性,还是价值,都不输给一次开颅手术。

如何麻醉?

如何下刀?

剪哪条血管,避开哪条血管?

如何绕过神经,尽量不伤动脉,将囊肿或肿瘤剥除?

如何止血?

一旦伤到动脉,如何输血?

如何缝合?

这一切我们在制订方案时都必须一一考虑到。

  项目组苦战了一个月,建立模型,推翻,再建立,再修订……最后终于拿出了方案初稿,我们将“手术”重点部位确定在生产部和销售部。

方案建议将目前的生产部一分为二:

制造传统两轮摩托车和三轮机动车的燃油摩托车事业部,以及开发制造混合动力和电动摩托车的新动力摩托车事业部。

将目前的销售部也一分为二,分属两个事业部,向公司管销售的副总汇报。

  在人员安排和资源分配方面,将对新动力事业部有所倾斜。

对现生产部35岁以下,高中或职高学历以上的工人进行考核,表现优异者进入新事业部;其余的仍留在燃油事业部,对生产线上包括质检在内的部分冗员进行重新安置。

  至于销售部,因为新动力摩托车事业部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单位,骨干均来自从外部买来的新动力科技公司,他们要求留用自己的销售总监。

所以威马现任销售部长李鸣改任燃油事业部销售总监。

公司还将从现有销售队伍中挑选一些开拓能力强、渠道关系深的销售人员去新事业部,为新产品开拓市场。

  我老爸常说,开颅手术的魅力在于它永远充满着未知。

CT探测再准确,手术方案再完备,肿瘤能否顺利切除,各种受损组织能否修复,只有在开颅后的一刹那才知晓。

  我们的咨询方案也是如此,做得再精细再缜密,能不能用,管不管用,得扔出去才知道。

现在,我们的方案初稿出来了,该征求各部门主管的意见了。

  我知道,自己对威马的这台“开颅手术”正式开始了。

 

  吴嘉陵:

再造?

遭灾?

  一石激起千层浪,这两天菲力特搞的那个组织再造方案搅得我不得安生。

公司里边的干部都当我是公司派到项目组的代表,都来找我控诉,骂声阵阵,炒得我脑壳儿都要炸喽。

  第一个找上门的是生产部质检科科长张禄军,他把那份批注得密密麻麻的方案回执扔到我桌上,我一看,全写着“不同意!

”“不同意!

”“坚决不同意!

  “鸡脚蛇戴眼镜——装正神,以为自己做大了,就不把钱当钱了,请些个瘟神来瞎折腾。

你们要减我的人,绝对不行!

”张禄军虎着脸说。

  正好,当时杜启宏在我办公室跟我讨论事情,我赶紧说:

“杜专家在这里,听他对你解释。

  杜启宏显然早有准备,没被这阵仗吓倒。

“张科长,我们对岗位编制进行精简是为了提高生产部门的效率,现在建议你们两条生产线合并使用一个质检员,我们是经过充分分析和论证的。

  “你娃莫给老子玩那些花样儿,尽整些淘神费力的勾当。

我晓得你有后台,我可以按你的方案做,不过做之前,你必须给我签个承诺书,今后要是产品质量出了问题,你们菲力特赔偿损失。

至于裁下来的人,老吴,你去给他们做工作。

老子要去忙正事了,失陪。

”说完,张禄军迈着他退伍军人的步伐,走了。

  我好不容易对杜启宏挤出来一丝笑,跟他解释道,张禄军是公司的几个老辈子之一,是和高建强一起打江山的,在公司里地位超然,不好惹。

  更惹不起的还在后边,就在张禄军发完火的那天晚上,销售部部长李鸣约了我去吃火锅。

  几杯啤酒下肚,李鸣的眼睛就红了,他拍着桌子对我说:

“吴哥,小弟我好冤啊!

你知道这几年做销售有多难,一年到头,我是老人顾不得,老婆顾不得,风里来雨里去,带着手下弟兄帮公司开拓渠道,跟竞争对手打仗,才保住了现在的市场,也算帮他高建强保住了这份家业。

可是你看看他干的事。

  “让我守着老业务,让外人来做新业务。

他们要是真的有本事扎起,我也没得话说,可结果呢?

他们要把我最好的销售抽走,还要分享我的渠道,所有的政策都向新业务倾斜,对老业务的业绩指标一点也没降。

你说,这不是逼我走吗?

  “我想好了,实在不行就走,荷达公司的老板一直想让我去跟他干。

”李鸣将酒杯在桌子上重重地顿了一下。

  “别说气话。

你走了,你手下的弟兄恁个办?

都是你带出来的,你不会想看到你一走,队伍就垮了噻?

”我一半劝李鸣,一半试探道。

  “现在这样改革,也和垮了差不多。

再说了,人都是有感情的,弟兄们要是想跟我走,我也拦不住。

  听到这话,我心里一惊。

至少在未来三到五年内威马的增长还要靠燃油摩托车,而威马遍布全国的渠道都是李鸣带领团队深耕的,如果他真跳槽去了对手那里,后果不堪设想。

说实话,李鸣的心情我理解,本来他是公司销售老大,现在高建强给他头上安个紧箍咒,身边再安个争食儿的,权力缩小了,可用资源也减少了,重庆崽儿都是有血性的,哪一个会甘心?

  这件事情可不是闹着玩的,我要尽快向高建强反映。

 

  高建强:

外脑?

外患?

  没想到40度的高温,热天热势的,张禄军竟然在下班后带了八九个人堵在我的家门口。

我仔细一看都是生产线上的质检员。

有一个喝醉了,指着我说:

“高老板,哪个让老子今后没得饭吃,老子就让他今天吃不上饭。

  又是再造方案惹的事,这几天我都在处理官司了。

上午吴嘉陵跟我说,销售部长李鸣对改革方案满肚子怨气,准备辞职不干了,投靠对手荷达公司,我还没想出解决办法哩。

  先管不了李鸣了,我得先把这些人打发回去。

“大家先别激动,改革方案中说明白了,生产线上裁撤下来的人,公司都另有安置,在安排到新岗位前,工资按照原有标准发放。

”我尽量平静地对张禄军他们说。

  有个哑嗓子喊:

“鬼才相信唷,公司就会欺负我们这种老实巴交的,对那些光吃粮不干活的干部,动都不敢动。

要想让我们相信你,除非高总你今天给我们写个保证,摁上手印。

  我把张禄军叫到跟前,狠狠地瞪着他:

“老张,把你的人给老子带回去,等酒醒了再来跟老子说话!

  人群刹时安静了。

  “你是不晓得,他们刚才堵到了我的家门口,已经把我的祖宗八代先人骂一遍了。

我没得办法,只好来找你。

我也理解他们,工厂是工人心里头的菩萨,这些都是厂里的‘老板凳’,大家只想敲钟干活,盖章拿钱,稳稳当当地过一辈子,哪个喜欢有变故噻?

  张禄军的话有它的道理,我让自己冷静了一下,然后冲着来闹事的人说:

“各位的心情我理解,多余的话我也不想说,说了你们也不一定信。

我只想请大家不要忘了,两年前闹金融危机的时候,摩帮那么多企业都裁了人,我高建强裁人了没得?

好了,恁个热的天,都回去吧。

  人开始散去了。

只有那个喝醉了的哑嗓子还有些不甘,留下一句:

“哼,老子要是没饭碗了,非找人剁了那姓杜的龟儿一条腿不可。

  终于安静了,我坐在家门口的老黄桷树下,点燃一根烟。

我想到了这次变革会有阻力,但没想到阻力会恁个大。

生产部那边工人有意见我已经预料到了,李鸣有意见我也预料到了,但这小子想背叛我去投靠竞争对手这一招,是我没料到的,而且他可能还会带走一批手下。

在变革的关口,这不是釜底抽薪吗?

太不仗义了。

  还有那个杜启宏,我原打算把他留在威马,让他替代吴嘉陵,担任人力资源与组织发展部长,把他这个外脑变成真正的外援,全力推动再造项目的落实。

我探过他的口风,他像是有点心动。

可是现在,他已经成了威马公司的全民公敌了,而且再造项目也似乎遇到了狂风骤雨,接下来我该怎么做呢?

还应该风雨无阻吗?

  不远的地方,绿化工人正在连根挖起路边的黄桷树,准备栽银杏树。

多少年来,黄桷树一直为重庆人支撑着头顶的那片天空,可现在,重庆主城区都在挖黄桷树,栽银杏树。

没错,到了秋天,路的两旁银杏叶金灿灿的,一定很好看。

可是到了明年夏天哩?

银杏树直挺挺的,不像黄桷树给人荫凉。

到了冬天就更惨了,树叶都落光了,树干光秃秃的,哪还能看到绿色噻?

  我看着看着,突然诗兴大发:

树犹如此,人何以堪?

 

  威马公司的变革应该如何继续?

 

  “不管是医生的处方,还是组织变革方案,如果在‘开方’的过程中缺乏‘人味儿’,失败是必然的。

  解冻——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执行副总裁

 

  记得我小时候有一次肚子痛,父母带我去医院,那天坐诊的是儿科主任,是留日回来的。

他笑着让我躺到床上,将自己的手塞进白大褂里暖了暖,然后才来触摸我的腹部,为我探诊。

之前我一见到穿白大褂的就很不安,但那天我非常听话地配合了他的诊疗。

其实,每个做父母的都有体会,带孩子看病并不是一件易事,因为所有孩子对医院多多少少都有一些恐惧,刺鼻的药水,冰凉的听诊器,带血的绷带……儿童对医院有一种本能的抵制。

我童年时遇到的这位医生深深理解幼童的这种心理,因此他先打消我的顾虑,再来为我诊病。

  案例中的杜启宏说咨询顾问和医生是一回事,我认为他讲得没错。

但是他忘了一点,无论是一个好的咨询顾问,还是一个良医,都不能只凭高超的技术,他们还应该对世事和人情有充分的理解和体谅,要能换位思考,也就是说要有同理心,才能取得最佳“疗效”。

有道是:

“世事洞察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

”但我面前的杜启宏像一个刚从商学院毕业、涉世不深的MBA,只当整个咨询是一个冰冷的机械化流程,以为按部就班,企业自然就会疾患尽除,绝地重生,却忽视了项目成功的最关键因素——人。

  其实,从某种程度上说,组织变革中的“开刀”要比杜启宏他老爸在手术台上的“开刀”难度更高、风险更大,毕竟手术前病人还会打麻醉,而组织变革中的人则更像待诊的孩子,躁动、焦虑、恐慌,这时,如果你无视他们的情绪,你的诊疗过程一定会困难重重,说不定你会放弃进一步检查,匆匆开出个药方,把哭闹的小病人先打发走了事。

所以,不管是医生的处方,还是组织变革方案,如果在“开方”的过程中缺乏“人味儿”,失败是必然的。

  那么,如何让一个变革方案变得有人味儿呢?

这不光是杜启宏项目组的事,也是老板高建强的事,而且主要是他的事。

如果把威马的变革比做一台手术,主刀医生并不是杜启宏,而是高建强,因为只有他有能力控制团队,只有他最了解病患,他不能把责任推给旁人。

所以,当咨询方案初稿出炉,各方矛盾集中爆发后,最应面对销售部长李鸣和生产部“老板凳”的,是高建强,他应该出来唱黑脸,而不是躲在吴嘉陵和杜启宏背后做好人。

  对于管理者来说,最难的不是描绘愿景,而是发现各种需求,其中就包括发现“人”的需求。

创业企业发展到一定阶段,管理者往往会发生分化,大老板越走越远,越走越高,他后面的人却没跟上。

应该说,当初起家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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