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剧场发展与创新报告.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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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剧场发展与创新报告
中国剧场发展与创新报告
剧场是一种古老的文化传播方式，始终根植于广大人民群众的文化生活之中，几千年来形成了中国特色的传统文化业态。
剧场是艺术殿堂，是人们陶冶情操、感悟价值、感受人间悲欢离合的精神场所；剧场是集视觉、听觉和感觉于一体的体验式文化传播形态；剧场承载着人类的精神世界，通过活着的人、真实的情景传播着人类精神世界的奇迹，诉说着人类文明的艰难历程，再现我们民族和人类壮丽的人文景观。
所以，剧场象征的演出业是现代传播业无法替代、肩负国家文化发展文化繁荣职责、体现文化软实力的重要行业。
剧场的发展和创新从多方面反映了我国文化建设和文化发展的状态和进程。
剧场作为艺术传播载体，反映我国戏曲戏剧表演艺术的繁荣程度；作为剧院核心要素，反映我国剧院文化的公共服务能力；作为城市功能建筑，反映城市文化变迁以及现代城市文明进程。
全国剧场的整体发展和创新水平在一定程度上反映我国文化建设中艺术文化的繁荣与发展程度，并通过艺术文化的繁荣发展透视当今社会的文化结构以及党和政府长期关注的国家文化创新进程。
一中国剧场发展动态
中国剧场发展动态包括我国现代化剧场的建设动态、剧场在市场经济体制中的经营状态以及剧目演出的发展变化动态。
剧场的建设、经营、演出实际上反映了我国舞台艺术的传播环境、体制机制和文化市场，所以，通过剧场建设、经营、演出的动态分析可以阐释我国舞台艺术发展、文化体制机制改革和文化市场的动态变化。
（一）剧场建设动态
剧场作为舞台艺术表演空间，是支撑艺术表现的特定环境，并因为现代科技进一步渲染了艺术感染力而渐渐成为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
剧场作为公共文化设施，是城市重要的文化功能建筑。
无论是城市标志、城市功能抑或建筑文化，剧场都是城市文化的重要组成要素，或进一步阐释城市的特有文化乃至几百上千年积淀的城市文脉。
（二）剧场建设现状
中国的剧场从戏台、舞台开始就一直伴随着表演艺术，成为表演艺术的象征或代名词，其发展历史源远流长。
从汉代的集会式露台演出到元朝时期兴盛起来的庙宇、庭院、皇家以及会馆舞台演出，经过了长达两千多年的发展历史。
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政府就高度重视舞台艺术在文化建设中的重要作用。
从1949年到今天，随着政治制度的变革和国家建设中心任务的转移，我国剧场发展经历了两个建设高潮期（见图1）。
第一个高潮期发生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到1965年，大量建设工人俱乐部、影剧院，体现和反映我国群众文化中戏曲曲艺表演艺术的繁荣景象。
图1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演出场所数量分布
从20世纪末到21世纪初，我国开始了现代化剧场建设的新高潮；从1998年开始，由全国各省会城市到经济发达地区的区级城市、县级城市进入了前所未有的现代化剧场建设高潮时期。
在图1中，虽然反映这一高潮期的剧场数量增加率并不高，实际上从1987年开始一直到2002年，我国的剧场数量在急剧减少，新中国成立初期建设的俱乐部、影剧院大批量的转型或淘汰。
只有部分旧剧场经过改造，也只有少量的现代剧场在建设过程中。
全国性剧场建设出现第二次高潮与上海大剧院建设、国家大剧院建设以及我国两年一届的艺术节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1998年上海大剧院建成开幕，上海市民潮流般涌入大剧院，标志着舞台艺术已经成为广大人民群众多样化文化需求不可忽视的内容，标志着城市对现代化剧院已经萌发渴望与需求。
1998年立项、2001年开业的国家大剧院，对全国性大剧院建设的兴起和第二次剧场建设高潮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
因为国家大剧院的建设，标志着舞台艺术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标志着艺术文化作为人类文明的成果是社会文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
至此，从全国各省会城市到地区级城市、县级城市，纷纷开始筹建大剧院。
截至2007年12月，据不完全统计，我国共有984座剧场（含音乐厅）[1]，坐席总数74万个；其中有188座是新建或改建的现代化剧院。
在这一过程中，中国艺术节对现代化剧场建设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仅为筹办2004年第七届艺术节，浙江省就兴建、改建了43座现代化剧场。
现代化剧场不仅反映了剧场设施和舞台系统设备的现代性，同时也反映在剧场的现代建筑文化，从上海大剧院水晶般的“宫殿”，到国家大剧院晶莹剔透的“露珠”，再到杭州大剧院“明珠中弯月”、河南艺术中心晶莹剔透的“骨笛”……几乎每一座剧场都成为当地城市的现代标志性建筑，加速了城市文化的现代化进程。
（三）剧场建设创新
剧场的现代化建设是21世纪剧场建设高潮的主要特征。
剧场现代化一方面反映在舞台技术配置的现代化，从根本上推进了我国舞台艺术的现代性革命；另一方面表现在现代建筑文化，为城市文化添加了现代文化元素，即造就了城市的现代建筑标志，也形成了城市舞台艺术文化中心区。
拥有高技术配置的现代剧场在我国剧场史上是前所未有的现代化创新。
从历史的角度观察和分析我国剧场的发展与创新，我们能够清晰地发现，剧场技术进步对我国表演艺术的发展和创新产生重大影响。
舞台灯光从简单的白光照明到今天换色器、效果器和电脑灯渲染，生动而绚丽的艺术环境再现与人物塑造，使舞台艺术的视觉感染力扑面而来；舞台音响的技术进步，不仅改善了声场环境，也以天籁之声充满整个剧场，生死离别的听觉艺术直接撞击着人们的心灵；舞台机械更是使技术和艺术浑然一体，使传统的二维表演艺术升华到四维艺术表现，天堂、人间、地狱同时展现在我们现实的生活之中。
所以，剧场的发展与创新本质上反映了剧场技术的发展与创新，而且赶上或基本接近了国际先进水平。
在艺术表现上我们已经位于世界的先进行列。
（四）剧场建设问题
剧院建设存在盲从性。
主要表现在各个城市对剧场建设和大剧院建设的意义与目的性不明确。
“剧院是艺术殿堂，是人们陶冶情操、感悟精神的文化场所，她以艺术传播为主要功能，肩负着舞台艺术保护、研究、传承和艺术教育的社会职责，并负有保障百姓公共文化权益的公益责任。
”[2]因此，剧院是以剧场功能为中心，兼有舞台艺术研究、创作、生产、演出和舞台艺术资源保护、开发以及艺术普及教育功能的公共文化机构，是专门从事表演艺术公共事业的专设机构。
建设流程应先有项目法人机构及职能设置，后有项目建设。
而剧场只是舞台艺术链中下游端承担演出功能的艺术表演场所，属于公共文化设施。
大多数城市没有把大剧院作为当地表演艺术的公共事业，仅仅作为租赁式剧场使用，有的建成后以承包方式或院线方式转换为纯赢利的经营性机构。
这表明地方对剧院建设在文化建设中的意义和重要性认识上存在差距，项目建设具有盲从性。
剧场建设存在奢华倾向。
现代化剧场建设费用的确比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剧场建设费用高，现代化舞台设备配置从根本上取代了传统的艺术表演方式，舞台机械、舞台灯光、舞台音响、舞台监督、监控以及剧场建筑声学环境建设，其配置和费用与以往的剧场相比发生了根本性变化。
然而过高的技术指标、过度的专用设备配置、使用率较低的专用乐器配置以及奢华的装饰装修、追求用钢量、复杂结构等现象，不仅表现出我国剧场建设具有盲从性，同时表现出全国性的攀比和模仿现象，也反映出部分城市错误地把剧场建设理解为艺术文化建设的全部内容。
剧场技术与舞台艺术的冲突。
现代技术进步远远超过了我们的想象。
在我们还没有理性正视技术与艺术的关系时，过度的技术装配和不当的技术配置使我们不可回避地直面剧场技术与舞台艺术的冲突问题，技术表现淹没艺术表演、以先进技术渲染剧场魅力、以剧场技术展现空洞的艺术表演等，使舞台艺术历史性进步的今天却在高科技面前显得窘迫而尴尬。
希望一睹现代剧院远比观看剧目更感兴趣的人群充分说明了这一现象。
技术与艺术的冲突还表现在，我们盲目引进国外技术的同时，忽视了技术与民族艺术的关系，忽视了国际化剧场与民族剧场史的文脉连续。
这一问题使政府投资建设剧院之前，不得不正视和回答现代化剧场的宗旨和意义。
片面理解城市文化现代化。
我国有些地方的剧场设计和剧场建设管理仍然存有重外观、轻工艺的观念。
自2007年原建设部等五部委颁布《关于加强大型公共建筑工程建设管理的若干意见》以后，这一问题并没有得到根本性转变，剧场先外立面设计后内部剧场工艺设计的现象仍然存在，“一些地方不顾国情和财力，热衷于搞不切实际的‘政绩工程’、‘形象工程’，一些建筑片面追求外形，忽视使用功能、内在品质与经济合理等内涵要求，忽视城市地方特色和历史文化，忽视与自然环境的协调”[3]的现象仍然存在。
这一问题集中反映出一些城市剧场外观表现的建筑文化片面追求国际现代化，不仅没有使当地城市文化加快现代化进程，而且肢解、背离甚至破坏了当地城市固有的城市风韵和传统风貌。
这反映出我国剧场建设过程中，缺乏城市文化定位和城市文化研究。
二我国剧场经营动态
（一）剧场经营现状
从2008年《中国文化文物统计年鉴》的数据分析，2007年我国剧场总数为984座，年内艺术演出场次共63000次，每个剧场全年平均演出64场次。
全国事业性剧场688座，全年演出31000场次，每个剧场全年平均演出45场次；相应企业体制的剧场296座，平均每个剧场全年演出108场次。
就全国演出行业而言，北京市、上海市的剧场演出状况较好。
北京市2008年全年演出1.38万场，平均演出场次171场次；2009年上半年演出7152场，平均演出场次177场次。
[4]
剧场的演出场次反映了舞台剧目作为文化产品的销售状况，是舞台艺术产品生产与销售的动态晴雨表，揭示了舞台艺术产业链“产供销”动态关系。
按照国际演出业每个剧场每年300场的演出场次比较，我国剧场经营普遍面临生产不足，供销矛盾突出，产品生产、供应与剧场建设规模和建设速度不匹配。
2007年全国688座事业性剧场全年总收入6.98亿元，其中财政拨款及上级补助1.77亿元，艺术演出收入3.03亿元，各占总收入的25%和43%，合计占总收入的68%。
688座事业性剧场全年支出合计8.35亿元，其中基本支出4.7亿元，维修维护费支出3700万元。
各占总支出的56%和4.4%，合计占总支出的60.4%。
也就是说，事业性剧场的财政收入和票房收入仅能维持剧场的基本支出和设备维修维护费用，不足以支付2800万元的税金、886万元的职工福利费等。
全国剧场整体收入和支出相比，处在1.37亿元的亏损状态。
[5]
就全国事业性剧场经营状况而言，北京市、上海市的经营状况良好。
北京市2007年事业性表演场馆22座，总收入3.38亿元，总支出1.73亿元，全年赢利1.65亿元。
在总收入3.38亿元中，财政拨款及上级补助2.24亿元，艺术演出收入0.78亿元，各占总收入的66%和23%，合计占总收入的89%。
上海市2007年事业性表演场馆63座，总收入3.19亿元，总支出3.04亿元，全年赢利1500万元。
在总收入3.19亿元中，财政拨款及上级补助0.47亿元，艺术演出收入2.22亿元，各占总收入的15%和69%，合计占总收入的84%。
[6]
剧场经营的损益状况反映了销售与市场的动态变化，反映了供需关系。
从相关统计数据看，无论是北京市、上海市的剧场业还是全国各个地方的剧场业，整个行业的供需潜力尚待开发。
在全国剧场经营动态中，演出票价一直是社会和本行业高度关注的问题。
2008年《中国文化文物统计年鉴》统计数据显示，我国艺术表演场馆的演出票价平均价24元/张，随着地区消费水平、消费能力和消费偏好的不同，平均票价差异很大。
从全国水平来看，北京市、上海市和企业化运作的演出场所演出票价平均价居高，都在全国平均价24元/张以上；其他地方的演出消费水平很低，平均票价不足全国平均价的一半。
从行业角度看，全国文化系统的演出机构无论是事业单位还是企业单位，都比其他演出机构票价低。
其中，文化系统的事业性演出机构平均票价为18元/张（见图2）。
图2全国演出平均票价分布
平均票价反映了我国剧场演出业的市场消费能力。
从统计数据看，我国舞台艺术的市场消费能力严重不足，既有消费支出能力问题，也有消费偏好问题，亟待市场培育。
（二）剧场经营创新
以现代化为主要特征的第二次剧场建设高峰期恰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完善和文化体制正在推向改革的时代，事业或企业的经营性质定位不清，剧场与剧院的职责定位不清。
所以，剧场建设之前以及剧场建设过程中，剧场经营一直处在迷茫和困惑之中，整个行业经营在如火如荼的剧场建设潮流中艰难地探索。
面向市场的生存问题，一方面受到戏园子和戏班子独立经营的传统模式影响；另一方面受到演出业国际化、规模化、集团化现代生产传播方式的影响。
经过几年的探索，我国剧场经营正在走出误区、走出低谷，创造新的奇迹。
剧场联盟——2005年中国北方剧院（场）联盟成立，由6家发起单位组成。
之后，西部演出联盟和长三角演艺联盟相继成立。
以剧场经营主体共同引进剧目为主要特征，反映了我国舞台艺术产业链中“销售”与“产供”结合的剧场经营模式创新。
剧场联盟改善了产供销机制，同时降低了演出成本。
“从项目联合经营型向项目联合制作型过渡，从国内合作向国际合作过渡。
”[7]北方联盟愿景反映出我国剧场经营开始向剧目制作产业上游整合，同时，中国剧场联盟和亚洲剧场联盟的愿景开始启动。
剧场院线制——保利剧院经营管理公司管理的保利院线，以及我国北京时代新纪元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与美国百老汇倪德伦环球娱乐有限公司共同组建的中国百老汇院线，主要以剧目经纪带动剧场经营；国家大剧院与上海大剧院的双边合作、巡回演出以及其他院线制（见表1），基本反映了我国舞台艺术产业链中“产供”与“销售”结合的剧场经营模式创新。
剧场院线把剧目输送给剧场，解决了我国剧场发展过程中“饥饿”经营的困境，同时，降低演出成本。
“场制合一”——集生产、销售于一体的生产经营模式，虽然在工业领域的规模化生产中常见，应用于舞台艺术产品的生产销售一体化是一种探索性创新。
这种经营模式在国外的剧场经营中不乏其例，美国百老汇众多的剧场经营模式都是场制合一。
但在我国体制改革过程中进行探索性结合是一个艰难的过程。
场制合一有两种形式：
一种是先有剧场经营主体，在剧场经营管理体系中创作排练本剧场的剧目，或者管理一个剧团；另一种模式是表演艺术团体建设专用剧场，包括为定制剧目建设剧场的形式。
从产业经营的角度看，场制合一没有了产品供应链环节，集艺术表演团体和剧场经营于一体，降低了产业成本，扩大了剧场规模。
从剧院运营的角度看，场制合一有利于研究、保护、传承当地戏曲剧目，有利于完善剧院功能。
表1院线制发展概况
连锁经营——把物质商品连锁经营的美国模式应用于文化产品经营中，标准化演出环境、标准化剧目、标准化管理。
在我国剧场经营探索实践的过程中，这种经营模式也不失为创新型模式。
北京德云社经营德云社剧场、德云书馆、德云评剧馆；杭州金海岸在杭州开设天水桥、红磨坊、东坡，以及在浙江义乌、诸暨、金华、湖州、台州，江苏常州、镇江，山东济南等地开设金海岸演艺大舞台，形成了规模化连锁；本山传媒从刘老根大舞台到沈阳、哈尔滨、长春、天津、北京等地开设9家连锁剧场。
但这种民间投资管理的连锁经营创新模式比较适合于小剧场小剧目演出，因为统一模式的大型剧场建设和剧场经营管理投资高、成本大，连锁经营是否是优化经营模式，值得研究和实践。
但是，戏逍堂的剧目创作、生产连锁经营是一种值得推广的创新模式。
戏逍堂4年中创作21部戏，在上海、深圳、济南、青岛、成都开设了5家加盟店，《有多少爱可以胡来》在济南连续上演20场[8]，换人不换戏，统一服装、统一道具。
在剧场演出业剧目生产严重不足的时期，这种加盟店的连锁经营模式确实是节约成本、加速生产、提高生产能力的有效方法。
剧院运营——剧场经营向剧院运营模式转换，不仅仅是产业化的剧场企业向公共服务业的剧院事业改革，也不仅仅是剧场规模和剧院功能的差异，而是舞台艺术产业中，剧场演出业和剧院公共文化服务业性质、功能、意义、目的的根本区别。
正如收藏业的博物院一样，剧院具有表演艺术遗产收藏、研究、传承、演出的系列职能，并承担剧院文化研究和艺术普及教育义务；尤其是地方剧院，承担当地戏曲保护、研究和传播的职责。
剧院是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事业单位，但剧院的演出功能同样具有舞台艺术的产业属性，就像故宫博物院具有产业性质一样。
国家大剧院在剧院运营模式中做出了突破性创新。
作为国家级剧院和中央机构，国家大剧院秉承人民性、艺术性、国际性三大经营宗旨，开业以来，进行了剧院文化展览、国家级剧团的戏剧展演、剧目创作、艺术普及教育、对外文化交流等活动，在艺术教育交流系统中设立了“艺术研究”职能。
国家大剧院在从事公共文化事业的同时，也提出“努力成为文化创意产业的重要基地”。
（三）剧场经营问题
在舞台艺术产业结构中，存在上游产业生产不足的问题。
2007年全国剧场全年平均演出45场次是一个值得警示的信号，除去经营状况良好、演出场次达到200场的剧场，我国有多少空巢剧场是可以想象的。
而我国剧目生产能力不足是历史的必然。
从现代化剧场建设高潮兴起之时，整个产业就蕴藏了经营困境的危机。
一方面剧场建设之前大部分地方政府没有产业结构规划和剧场经营方案，既无剧目储备，也没有演出产业链的保障性同步建设；加上地方表演团体的全面市场化改制，许多民族传统艺术表演团体和地方戏曲院团因为无法从市场获得收益而逐渐消亡，有的转型，有的解体。
事实上，我国演出场所大量建设的同时，我国演出团体在逐年迅速减少。
如图3所示，截至2004年，我国演出场所从3458所迅速减少到2580所。
从2005年开始，大量剧场建成开业，演出机构数量又开始迅速攀升，仅2005年一年，我国演出机构增加了255所。
图3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演出机构数量分布
然而，艺术团体的建设周期是漫长的，剧场闲置也是不能长期存在的，地方政府会竭尽所能推动剧场经营。
因而，大额投资兴建的剧场必然要经营，正常经营的剧场必然要接近年演出300场次，国内能够产生效益的剧目生产能力又严重不足，其结果可能会重复我国电影业的历史，大量外国影片充斥国内市场，大量低劣产品进入演出市场。
（1）供需问题。
一方面剧场的产品供给能力不足，另一方面，我国文化市场对艺术文化的消费能力不足。
剧场经营在需求不足、供应不足的双重压力下，整个产业很难走向良性发展。
这是其一。
其二，在精神食粮的民生方面，我国的基本国情是精神产品的生产能力不能满足广大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文化生活需求。
从全国的恩格尔系数统计数据看，我国各城市的恩格尔消费指数普遍下降，文化需求普遍提高。
同时，国家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是提高国民文化素质，调整文化市场“艺术文化消费与低俗文化消费比例失调”的问题。
这就意味着我国剧场演出产业需要提高艺术产品供给能力的同时，肩负开发市场潜力、提高艺术产品消费能力的重任。
（2）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文化体制改革。
经营性文化事业单位企业化改制是顺应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改革，但是，一个行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中，客观的必然地存在政府机构、事业机构、企业机构和社团组织，因为他们的功能不同，职责分工不同。
剧院作为事业机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重要内容，其职能不同于西方国家的非营利组织，它不仅从事公益性文化服务，保障公民的基本文化权益，也承载着复兴民族文化艺术、提高公民艺术修养、传播世界性普适戏剧的社会职责，承担开发市场、推动舞台艺术产业繁荣发展的义务，是国民艺术普及教育的公共机构，是培育舞台艺术市场的主体。
我国命名为“大剧院”的机构很多，但具有剧院职能的机构并不多。
存在的主要问题是机构性质不明确，职责、职能不清晰，财政支持不到位。
标准化、政策和体制改革面临着艰巨的任务。
（3）剧场经营面临的主要问题是体制定位问题。
政府投资的剧院究竟应该是事业机构还是企业机构，以及事业机构能否经营的问题，最终都归结到制度问题。
剧院作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中代表表演艺术门类的公共事业机构，就像博物院和博物馆的关系一样，具有藏品保护、研究、开发、展示的职能。
演出产业化并不意味着所有的剧院都应该是企业。
经营性事业单位的改革设计面临着“事业性产业”制度创新。
三剧场演出动态
（一）剧场演出剧目分析
从我国艺术表演团体的数量分布看，戏曲（含京剧）占有总数的42%，其次是歌舞、轻音乐团占有总数的16%，话剧、歌剧、乐团、合唱团总共占有总数的10%不到[9]（见图4）。
图4艺术表演团体所占比例
从各个剧种在城市演出的场次分析，演出场次最多的也是戏曲、歌舞团，占总演出场次的42%，话剧、歌剧、乐团等占10%[10]（见图5）。
图5各剧种城市演出场次
但是，从北京和上海的2009年的演出团体构成看，音乐、话剧是这两个城市演出最多的剧目（见图6、图7）。
在北京2009年上半年的演出活动中，音乐类演出台数343台剧目，占全部演出台数的35.6%，其次是话剧，共上演189台，占总演出台数的19.6%。
[11]在上海2009年上半年的演出活动中，音乐类演出台数211台剧目，占全部演出台数的34.7%，其次是话剧，共上演111台，占总演出台数的18.2%。
[12]
图62008年北京市参与营业演出的文艺表演团体构成
图72009年上半年上海不同类型演出台数分布情况
由此分析，戏曲、歌舞剧种演出主要分布在我国的各个地方城市。
这是我国各城市剧场演出的主要特征。
（二）舞台表演艺术创新
从2002年启动的国家舞台艺术精品工程推动了我国舞台表演艺术创新，截至2006年的50部精品涵盖杂技、歌剧、舞剧、话剧、儿童剧以及京剧、桂剧、川剧、越剧、豫剧等戏曲，舞台艺术从艺术创作方式到艺术表现形式都发生了时代性变化，尤其是科技进步对舞台艺术精品的影响在很多作品中彰显，《大梦敦煌》、《时空之旅》、《一把酸枣》、《八桂大歌》等众多作品把现代舞台科技应用到了极致。
（三）舞台表演艺术存在的问题
剧场作为舞台艺术的表演空间，其演出动态反映我国舞台艺术作品内容、种类、表现力、价值取向等品质。
从精品工程涵盖的范围到北京市、上海市和各个地方城市的剧目演出特征，说明精品工程的带动效应有待进一步发挥，我国舞台艺术品种存在比例失调的问题。
剧场作为舞台艺术的象征，同时具备了艺术本体所具有的社会责任，在传播艺术美学和文化理想、文化精神的同时，也肩负着宣传主旋律的政治功能和提供文化产品与文化服务的经济功能；并以特殊的“感觉艺术”形式陶冶、感染、启悟大众，以提高国民文化素养为己任作出艺术对社会文明建设的贡献。
所以在某种意义上，剧场演出动态反映舞台艺术对文化建设本身的价值之外，同时也反映着艺术对政治建设、经济建设、社会建设的贡献。
我国近年来上演的舞台剧目到精品工程，反映出我国舞台艺术的文化价值贡献仍然存在不足。
四中国剧场建设与经营亟待创新
改革开放30年来，随着经济建设高速发展，我国剧场投资逐步加大，剧场建设快速发展，剧场经营也日益好转。
在我国剧场建设蓬勃发展的同时，剧场经营的体制和机制也在发生历史性的变革。
但是，为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增强民族凝聚力、满足广大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文化生活需求，舞台艺术任重而道远，剧场发展亟待创新。
从我国剧场建设动态看，建设什么样的剧场和怎样建设剧场是目前存在的根本问题。
剧场是作为剧院的核心功能还是作为经营性剧场取决于建设什么样的剧场；跟风、攀比、奢华及产生的技术与艺术冲突、城市历史文化与现代文化冲突是怎样建设剧场的问题。
因此，剧场建设项目管理应注重文化价值管理。
从我国剧场经营动态看，由产供销构成的舞台艺术产业链脱节，舞台艺术产品的供需矛盾普遍，文化艺术消费市场亟待全面培育。
从我国剧场演出动态看，舞台剧目不仅决定着剧场经营和供需矛盾，更重要的是文化本体中艺术种类存在比例失调，艺术文化价值贡献亟待加强。
因此，站在文化产业的角度，影响剧场快速发展的瓶颈是上游产业；站在精神产品的角度，影响“供需矛盾”的主要因素是剧场经营；站在文化事业的角度，影响软实力提升的主要原因是剧院运营。
对此，建议国家文化创新工程应着重从如下四个方面推进创新。
（一）创新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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