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一课外阅读第一期.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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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一课外阅读第一期
时事阅读与评论
俄罗斯机长拒绝等州长
日前,一段在网络上流传的录音让俄罗斯国际航空公司的一名机长名声大噪,不少俄罗斯网民视其为心目中的英雄。
因为他拒绝为等候一名高官而推迟航班起飞时间。
事情发生在2011年6月8日。
当时,机长利特维诺夫执飞从伊尔库茨克至莫斯科的飞行任务,而原定乘坐这一班飞机的伊尔库茨克州州长梅津采夫因为开会超时,希望航班推迟起飞,等他赶到机场。
于是,机长与机场调度之间就上演了这样一段对话:
机长:
“……出了什么问题?
”调度:
“要等一位重要官员,到时才允许起飞。
”机长:
“请官员坐他的私人飞机,我要送这些乘客走……这不是包机,而是定期航班。
请让你们的大官别迟到,这样就能和我们一起飞……我已关闭舱门,不会再让任何人登机。
”调度:
“我们不会让你起飞的。
”机长:
“请电视台和记者来吧,看看一架定期航班为什么被推迟了。
”虽然机长抗争无效,航班还是被推迟了一个小时,直到梅津采夫上机,飞机才获准起飞。
但这段录音被发到网上之后,梅津采夫不得不公开向乘客道歉,并打电话给机长,邀请他喝茶。
但俄罗斯检察机构似乎还抓着这事不放,东西伯利亚运输检察机关已启动一项调查,调查这一事件中是否有消费者权益受到侵犯。
【点评者说】伊尔库茨克州州长,差不多也是个省部级了。
看样子,特权在哪都招人厌。
不过,俄罗斯的州长还知道要向乘客、机长公开道歉,这让我们不得不提一下宁波那位先飞的“大官”,任凭民意汹汹,至今八风不动。
顺便说一句,机长居然敢让记者、电视台来曝光,看样子俄罗斯媒体早已不是纸老虎了。
（辛省志）
谁说陈光标高调慈善就不可以
邓聿文《中国青年报》（2011年09月29日02版）
陈光标的毕节慈善演唱会又一次引起公众争议，这很正常；不过，争议愈来愈有向两个方向发展的趋势——以网民为主的草根群体，大都赞同陈的高调行为，至少是不反对；而一些慈善人士、学者以及部分媒体人士，则基本持否定态度，将陈的高调行为冠以“暴力慈善”的标签。
批评陈“高调慈善”者，理由无非是：
一、陈的“高调慈善”为的是吸引人们注意，慈善不过是陈表演的“道具”；二、陈的高调慈善不重结果，被捐赠者并没有享受到相应好处；三、陈的“高调慈善”不顾及受捐者的个人感受，对他们的尊严是一种压迫。
结论是，陈的“高调慈善”有害于慈善的发展。
虽然前一阶段有媒体指称，陈光标很多慈善捐赠没有到位，或夸大其事（对此陈光标进行了反驳），但至少在他几次被一些人诟病的“高调慈善”里，人们在现场看到的是真金白银。
从媒体披露的现有情况来看，多数人还无法得出陈光标光说不练“假慈善”的印象。
至于说陈的慈善行为的实际效果很差，这不能由陈本人完全负责。
陈的主业是办企业，尽管现在慈善家的光芒已经盖过了他企业家的身份。
他和他的团队当然有义务监督其慈善的落实，倘若有受捐者没有享受到其许诺的捐赠，陈是要负部分责任的。
但如果认为这是其高调行为引起的，则把两个不同行为混淆在一起了，除非陈是诈捐，否则，最多只能批评他办事不严谨，后续事宜没做好。
无论从外国还是国内经验来看，良性的慈善运作需要一套严格的程序和制度，需要一支专业的慈善团队去打理，一般企业和企业家也就是把钱物捐给官方或民间慈善团体。
我国这些年来也开始有官方和民间人士专门做这项工作，然而由于制度不完善，很多慈善最后到受赠者那里，也被大打折扣或干脆没有。
这是一个全社会的问题，并不仅仅存在于陈光标身上。
在对陈光标的批评中，一个貌似更有力的理由是其不顾受捐赠者的尊严，这也是为何陈的慈善被冠以“暴力”之名。
但如果当事人在大庭广众下接受陈光标的捐赠没感到受了污辱，旁人又何必操这个心？
当然，知识分子比起农民或其他贫穷者来，似乎更在乎面子之类。
慈善的确不能像陈光标似的一味“高调”，一味“暴力”，作为一项善举，需要扎扎实实推进，需要照顾受捐者的感受和尊严，需要很多人无私奉献，但在中国目前的环境下，陈氏“高调”似乎也并非一无是处，起码他的做法唤醒了公众对慈善的关注，也使得一些企业家和慈善人士感受到压力。
更进一步说，高调与否是个人的行善风格问题。
只要是真行善，即使在行善方式上如陈光标一样出一点格，也应该得到宽容。
何况，我们都批评中国人缺少个性，循规蹈矩，不敢表现，现在有一个人挺身而出，以自己的风格，高调行善，这又有什么不好？
不管这个人叫陈光标，还是李光标；也不管这个人是企业家，还是慈善家或别的什么家，慈善本来就该多种形式，社会本来就该丰富多彩。
陈光标:
“暴力慈善”到底纠结何处
近日，“中国首善”陈光标在云南盈江地震灾区向两个寨子的群众发放救灾款，每人200元。
不过，他在派钱后与村民举钱合影的照片在网上引发争议。
对于自己的慈善行为被定义为“暴力慈善”，陈光标3月20日回应：
“我觉得‘暴力慈善’这个定位非常好，因为当前中国慈善事业的大发展必须要用‘大暴力’去推动。
”
“我们看不惯陈光标凌驾于别人尊严之上的行善，我们也不能忽视穷人拿到200元之后感动的泪水。
”这话说得好，也道出了陈光标式慈善最令人纠结之处。
就如此前陈光标“零设备”赴日救灾的举动也曾引来一片质疑，面对“作秀”，陈光标慨然一笑：
“有朋友认为我太高调了。
但比起那些到世界抢购奢侈品、炫富的有钱人，慈善的高调不仅是社会良知的唤醒，更是一种财富管理的训导。
”毕竟，陈光标历来的捐款均系借助环保行业所赚，高调慈善，首善问心无愧！
【素材点拨】陈光标高调慈善所以令人纠结，源于中国慈善事业的贫弱，因其贫弱，“暴力慈善”才有了大施拳脚之地。
其实，高调也好，炒作也罢，陈光标都在拿自己的真金白银做事。
投身慈善，只有我们的慈善事业足够繁荣，慈善的人性化关怀才能进一步凸显，行善者和受助者才会更加注重人格尊严。
沦陷的医德：
从哪来的扔哪去
杨于泽《中国青年报》（2011年08月23日02版）
据新华社电，7月27日晚，河北安国市中医院按110指挥中心的通报，将被撞伤的一流浪女拉到医院门口，由一名值班医生上救护车进行了简单包扎，然后，该院副院长张运兴电话指示：
“从哪来的扔哪去！
”工作人员遂将流浪女“送”到博野县一片小树林里抛弃。
翌日早晨，人们发现了流浪女尸体。
在安国市中医院，“革命的人道主义”不讲了，传统“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的悲悯情怀没有了。
“从哪来的扔哪去！
”态度何其决绝，做法何其冷血，对待一个同类就像对待一块无用的石头！
现在博野警方已将张运兴等一干“医务工作者”正式逮捕，看样子是要绳之以法，但如果以为这样做能够解决什么问题，那就大错特错了。
安国市中医院将亟待救治的病人抛弃野外，这是一个具体案件，警方依法办事，是整个事件合情合理的进展。
但安国市中医院的冷血到底是某几个当事人的恶，还是有着更深层次的原因，需要我们认真反思。
如果有着个人之外或者某个单位之外的原因，就必须在处理当事责任人之外，进行另外有针对性的纠错。
把支付能力可疑的病人当废物扔掉，这种事在网上XX一下，不胜枚举。
扔病人的医院负责人受到了法律制裁，但十年前有医院扔，现在照样有医院扔，没有停止的迹象。
个人和医院的责任受到了追究，但扔病人成为医务工作的一道”风景“，并且这边那边“风景”都好，决非个人和单位责任可以了断，其深层次实际上是制度安排和价值导向上的缺陷。
医院救治了“无主”病人，除了医院自己，没谁埋单，这是一种制度缺陷。
但一家医院并非经常碰到这样的难题，偶尔碰到，完成一两次义务救治，想必也不至于超出其承受能力。
把病人当废物扔掉，实际上体现的是医务工作者的心狠手辣，这是另一种“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
不讲人情，不讲道德，心无“挂碍”，冷如铁石。
而且不是一两个业内人士“一颗老鼠屎坏了一锅汤”，而是大家相互理解，相互激励，相互心照不宣。
否则，一名副院长打电话说“从哪来的扔哪去”，有谁愿意、敢于照着做？
“从哪来的扔哪去”，一句简单的话，却反映出当代医务工作者一般的道德现状，反映了中国医学伦理的真实现状。
医学伦理不是合乎人类理想的抽象观念，而是制度安排的观念对应物。
现在医疗体制的主要制度特征，就是创收，而且是一种扭曲的“多劳多得”。
创收表现为利益计算，则医学伦理、道德就成了障碍和累赘；病人不再是医生的同类，而是应当有毛可剪的羊。
如果无毛可剪，则连羊都不是，必须被抛弃。
有人会以为，既然医生缺德，那就搞一下道德、伦理教育与灌输。
道德伦理源于人的不忍之心、恻隐之心，却跟社会生活及其制度有着更密切的联系。
创收是人之所欲，医院以创收为目的，人们自然更要创收，钱成了这个行业的主流价值。
在这种价值导向下，病人失去的已经不是钱，而是作为人的尊严。
“有钱没钱，救命第一”
——山西中医学院附院挂牌承诺六年
《光明日报》（2011年08月31日05版）
“有钱没钱，救命第一”，山西中医学院附属医院门诊楼急诊室的门前，一块白底绿字的牌子首先映入记者的眼帘。
急诊室主任乔之龙说：
“2005年3月挂牌以来，我们共抢救危重急症患者6000余人，其中许多患者是在未缴费的情况下施救的。
”
“不缴费就施救，会不会形成恶意欠费？
”院长魏中海回答：
“我们抢救的6000多人中，有385人未缴费或欠费，累计金额59.43万元。
这些人中，有生命垂危的农民工，有身患绝症的孤寡老人，有孤儿和无主患者。
他们不是恶意欠费。
”他告诉记者，挂牌承诺提升了医护人员的职业责任感自豪感，提高了医院的美誉度，医院不仅成为“全国百姓放心示范医院”，业务收入也比6年前增长了4、5倍。
日前，山西省委发通报赞扬该院是“公立医院改革发展创先争优的旗帜”。
彰显公益，从挂牌承诺开始
2001年时，山西中医学院附属医院仅有150张病床，使用率不足30%，医疗差错频发，医患纠纷不断，医院濒临倒闭。
这一年年底，魏中海教授被任命为院长。
此时，一些医院因费用问题拒收患者被媒体曝光。
魏中海想，救死扶伤是医院的责任，哪能因费用问题拒收患者？
魏中海决定从挂牌承诺开始。
刚挂出“有钱没钱，救命第一”的牌子时，许多人担心患者欠下医药费，魏中海问大家：
“假如我们的亲人得了危重急症来医院，我们是希望缴了费再施救还是马上就施救？
”他希望医护人员像对待亲人一样对待患者，把抢救患者生命放在第一位。
挂牌承诺圆了许多患者的看病梦。
2008年8月，56岁的单身汉马洪带着一个在路边捡来的小女孩来医院治疗畸胎瘤，他哭着向医务人员说：
“我现在没钱，但只要能治好孩子的病，就是卖光血也要还医院的钱！
”医生边安慰老马“不急”，边为女孩办了住院手续。
在医护人员的精心治疗下，小女孩的病很快好转。
为使小女孩得到更好的治疗，医院在发动医务人员捐款的同时，又通过媒体为小女孩募款3万多元。
医院真心为患者服务，患者将医院的美名传向四方。
一时，医院的门诊量、住院病人大增，到去年时，分别比挂牌前增长了3.6倍和4.6倍。
锤炼队伍，用优秀文化引领
“践行承诺，还得把患者的病治好，这就得建立一支思想好、技术硬的医护队伍。
”魏中海说，医院从挂牌之日起就认识到提高医护人员素质的重要性，决定用优秀文化引领队伍建设。
严格制度，靠科学管理增效
魏中海认为，医疗工作需要一系列规章制度去规范去保证，因此制度建设又成为医院挂牌承诺后的重要工作。
法律要扶起“摔倒的道德”
汪彦玲《光明日报》（2011年09月06日02版）
据媒体报道,9月3日上午,武汉市一位88岁的老人在菜场口摔倒后,围观者不少却无一人敢上前扶他一把。
一小时后,老人因鼻血堵塞呼吸道窒息死亡。
这是一场完全可以避免的悲剧,只要有人上前扶一把,就有可能挽救老人的生命;但这似乎也是一场无法避免的悲剧,因为“彭宇案”的蝴蝶效应已经显现,围观者怕被污蔑为肇事者,不敢上前扶起老人。
对冷漠“看客”的批判,从鲁迅先生那时起就一直没有停止过。
然而,时过境迁,现在的这层冷漠,有了值得深思的新内容。
前不久,司机殷红彬热心帮扶摔倒老太,却被污蔑撞人肇事者,幸好车载摄像头记录了当时发生的一切,才避免了又一起“彭宇案”的发生。
但是,这些事件给公众心理造成的负面影响,却像瘟疫一样蔓延开来。
类似“彭宇案”有一个共同点:
法院在最后的判决中,没有给出一个守护底线的答案,而是通过调和让被告承担一些赔偿,最终让原告撤诉息事宁人。
这种中庸的做法以及模棱两可的判决,难免带给公众道德上的焦虑:
扶一把老人,一旦成了被告,可能得承担责任;一把不扶,又在道义上过不去。
老人摔倒在地,众人围观却无人敢上前搭救,这是“彭宇案”效应发酵到极端的表现。
司法的主要功能既不是创制新规,也不是规范道德,而是在时代不断变换前进中,界定公民权利保障的界限。
尽管法院判决没有鼓励人做好事的义务,但也不能做一个削弱是非观的“和事佬”。
不惜违背“谁主张,谁举证”的举证责任原则,在事实和法律面前将对错“和稀泥”,如此司法判决本身就是对法律公正性的巨大伤害。
虽然社会在不断发展,但助人为乐、见义勇为仍然是我们这个社会推崇的美德。
“彭宇案”并不能改变我们整个社会的道德观,但如此任由低级的司法判决蔓延下去,必然会助长更多的人“见死不救”。
扶不起的老太,俨然已是今天我们社会的一道伤疤。
消除这道伤疤,需要司法积极地向社会输送“道德的血液”,用法律公正的力量扶起“摔倒的道德”。
通过严格司法判定,保障做好事者不需自证清白,让“碰瓷”者受到应有惩罚。
如此,冷漠才能不再有借口,热心相助者才会获得更多支持的力量,互帮互助的良好社会风尚才能得以不断发扬。
带父上学的张蕾
《中国青年报》（2011年09月12日02版）
新华社北京9月11日电（记者隋笑飞）父亲失明、母亲离去，身后还有7岁的弟弟张着稚嫩的双臂……这对一个8岁女孩而言意味着怎样的人生？
但这个女孩用自己羸弱的双肩担起孝老爱亲的重任。
她就是第三届全国道德模范候选人、贵州省铜仁学院中文系学生张蕾。
张蕾8岁那年，父亲张正学失明，母亲不堪重负离家出走。
面对双目失明的父亲、年幼的弟弟，张蕾扛着锄头下了地。
那一刻，她的童年结束了。
每天天刚亮，小张蕾就下地犁田、栽秧；中午回家给父亲、弟弟做饭。
吃饭时，张蕾总是自己吃小碗，给父亲和弟弟吃大碗。
虽然日子过得艰难，但张蕾内心仍十分渴望读书。
失明的父亲知道女儿的心，他决定沿街卖唱乞讨，送自己的儿女读书。
辍学一年半后，在父亲的坚持和青岛市妇联的资助下，张蕾又回到了学校。
2004年，张蕾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印江民族中学。
为了不再让父亲出去卖艺乞讨，她在学校食堂里做临时工，还利用晚自习之后的时间到夜市去帮人洗碗。
2007年，张蕾终于实现了自己的大学梦，考入铜仁学院中文系。
在她的辅导和鼓励下，弟弟也于2008年考上了贵州职业警官学院。
此时，家中只剩下双目失明、疾病缠身的父亲。
为了照顾父亲，年仅21岁的张蕾做出一个决定——带着父亲上大学。
2008年，张蕾在铜仁学院老校区后面租了一间面积不足8平方米的简陋民房，月租60元。
为了照顾父亲，每天放学后，她徒步往返于新老校区之间，去给父亲做饭。
她还要利用晚上和周末的课余时间打工挣钱，给父亲买药治病。
但她的学习成绩不仅没有落后，还担任了学生会干部。
留美学生紧急飞回“割肝救母”（事件新闻）
肖思思《人民日报海外版》（2011年09月16日第05版）
“身体发肤受之父母，母亲有难我一定要为她做点什么。
”22岁的广州赴美留学生彭斯，听闻母亲慢性重型肝炎晚期需进行肝移植手术，马上放下学业，从美国回到广州，毅然割下自己60%的肝脏移植给母亲，挽回了母亲的生命。
近日，这位80后小伙“割肝救母”的反哺孝心行为在网络上感动了很多网友。
不少网友感叹，原以为在年轻人身上很难看到这种子女无私反哺父母的孝行，但是，彭斯的行为让人们看到中华民族自古流传的感恩行孝的美德依旧在80后、90后中绵亘不息。
60%的肝脏移植给母亲
22岁的彭斯高中时曾就读广州执信中学，因为成绩优秀，高三时到美国学校交流一年，2008年考入美国北科罗拉多大学，修读会计专业。
今年，彭斯54岁的母亲陈雪梅因慢性重型肝炎晚期需进行肝移植手术，等待了两个月，却因器官供源紧缺，命悬一线。
刚刚在美国大学毕业的彭斯闻讯后，立即从美国返回广州。
因母亲坚决不要自己儿子的肝源，他瞒着母亲签字成为肝源供体，并在活体移植手术中切除自己60%的肝脏，移植入母亲的体内，挽回了母亲的生命。
根据主管医师郭志勇介绍，对于提供肝源的供体，从统计上具有4％。
至7％。
的风险，活体移植手术向来把供体安全摆在首位。
而这种风险主要是术后近期的并发症，远期来看影响不大。
这次手术切除了供体约60%的肝脏，因为肝脏再生能力强，只需要3个月就可以长回原样。
彭斯签字捐肝签得很快
9月10日，记者在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何善衡楼器官移植一区见到了22岁的彭斯。
手术后休息了一个月，身材高大的他气色挺不错。
在母亲的病床前，他脸上总是露出温暖的笑容，偶尔帮母亲梳理头发，陪母亲说说话，不停地安慰母亲，给母亲信心。
要不是他掀开衣服露出肚子上像反写的“L”形的刀口，很难想象，从容又乐观的他，做完手术后自己只剩下一半不到的肝脏。
这对于很多人来说，或许是一个十分艰难的抉择：
敢不敢从自己健康的身体上割下60%的肝脏？
医生说了，多割一分，则很容易导致自己的肝脏衰竭；少割一分，这肝源对母亲又没有作用。
但是，一切对于彭斯来说，都是那么单纯的一件事情。
彭斯回忆起在美国接到父亲告知母亲病情电话的那个晚上，他说：
“我根本没有想太多，身体发肤受之父母，生我养我的母亲生命有危险，我心里唯一的念头就是，我一定要为她做点什么，危不危险的我考虑不了那么多。
”
在病床边站着的陈雪梅的丈夫彭慧更是感慨万千。
22年前，妻子陈雪梅生下了一对龙凤胎，却因为产后大出血切除子宫并紧急输血才挽回性命。
初为人父的彭慧在喜得子女的同时又陷入了地狱：
可能正是那一次救命的产后输血，让妻子染上了丙肝，从此埋下病根。
回忆签字那一天，彭斯的父亲彭慧眼泪就止不住了。
他说：
“彭斯签字签得很快，而我的手当时在发抖，签了1分多钟才签上去。
当时我心里非常非常痛，手心手背都是肉，我不忍心让儿子去冒这个险，毕竟他才22岁啊，人生的路还很长。
我还要做好太太的工作，去接受亲生骨肉的肝脏。
我一开始根本不敢告诉她，但是等了两个多月，匹配的肝源非常紧缺，而太太离死亡越来越近，我的心里很痛。
我就劝她：
我真的不想失去你，我还想和你一起看着孙子孙女、外孙外孙女出生。
妻子最终同意了。
”
80后、90后孝心的光辉
针对很多网友的疑问“为什么捐肝的不是彭斯的双胞胎妹妹？
”彭斯解释说，妹妹那么瘦弱，整个肝给妈妈都不够。
有网友问，如果你的身体不如以前了，你会怪父母吗？
彭斯说，不会，我只希望能尽量延长母亲的生命。
“在我们病区，活体移植的直到目前为止仅有8例，大多数是长辈爱惜自己的孩子，把脏器供给孩子。
这是第一次看到，孩子愿意把自己的脏器取出来，移植给长辈。
”在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何善衡楼器官移植一区，彭斯的主管医师郭志勇说，“这片孝心连医护人员都受感动。
”
“以前有偏见认为，新一代年轻人普遍比较自私。
但是在彭斯身上，我们看到了80后、90后的孝心的光辉。
希望中华民族传统的美德，能在更多的年轻人身上得到体现。
”中国人寿保险公司广州分公司的姚家成说。
“彭斯比我小两岁，他的事迹很感染人。
这个捐肝救母的故事，无疑对促进80后、90后反思自己与长辈的关系，是一个很好的动力。
”80后的护士陈璐说。
（据《中国青年报》报道）
从保安到北大学子，甘相伟一直在努力
追梦，在未名湖畔（身边的感动）
本报记者魏薇《人民日报》（2011年10月11日06版）
他2007年首次走进北京大学，2008年通过成人高考考入北大中文系，几年里看了400多本书，写下近10万字的文集。
出身农村的他曾在高考中失利，却一直向往最高的学术殿堂。
他打心眼儿里觉得，“世界上还有这么好的一个地方，她的名字就叫大学。
”他是北大保安甘相伟。
常人很难将保安与哲学联系起来，在北大，却有这样一个故事广为流传：
“我今天忘了带学生证，保安一开口便是三个哲学命题，‘你是谁？
你从哪儿来？
要到哪儿去？
’答对才能进入。
”故事虽有调侃的味道，却能看出北大保安的不凡。
17年来，从北京大学保安大队走出了300多名大学生，28岁的甘相伟（上图，本报记者魏薇摄）是其中一个。
他腼腆害羞，甚至有些拘谨。
但略微熟识后，就从口袋中掏出了名片。
名片抬头上“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的一排红字非常醒目，名字后面“教育顾问”的标注耐人寻味，背面更是写满了他可以提供的法律援助、人生设计、心理咨询等服务。
“之所以自称为教育顾问是因为我懂得教育的重要性，并且愿意与别人分享我在北大学习到的很多东西。
”慢条斯理的语调，却带出了自信与骄傲。
【镜头一】
他瘦瘦小小，看起来十八九岁，朴素的衣裳和求知若渴的目光与周围的北大学子无异，但脸上似乎缺少了些自信与微笑，身边也没有兴奋的父母帮着提行囊。
那一年，他初到北大当保安。
4年前的9月，初秋的燕园还留有盛夏时节生机勃勃的样子，甘相伟和3000多名学子一起走进了北大，却没有他们脸上的意气风发。
“心中一直有着自卑感，学生们能够在明亮的教室读书，享受着最优质的教育资源，而我却只能当保安。
”说到这儿，他眼中闪过一丝失落。
同样生活在燕园，同样行走在未名湖畔，同样呼吸着自由的学术空气，这些与学子同龄的年轻人同样想读书想学习。
2006年开办的北京大学平民学校应运而生，这是个由北大工会组织、北大教师授课、北大学子担任志愿者的特殊学校，沿袭了蔡元培时期大力倡导的“校役夜班”，旨在“增进平民知识、唤起平民之自觉心”，为校工提供进修机会。
课程设置充分考虑了年轻人的需求，有英语、计算机、人际交往、理财等各方面的培训。
每个学期都有近百名年轻人走进课堂，甘相伟是其中之一，并且还成为了2008年的优秀学员。
像甘相伟一样爱学习的保安有很多，这源于北大保安大队一以贯之的管理理念，“在高校，不爱学习的保安队伍是一支愚蠢的队伍”。
刚刚拿到全国五一劳动奖章的队长王桂明对甘相伟影响很大，“队长特别提倡在实践中学习，经常鼓励我要多写文章。
”副队长张国强在取得两个本科学位后还拿下了司法考试，成为保安们心中的榜样。
站过北大的各个门岗后，甘相伟现在的岗位在未名湖畔的北大档案馆。
清闲之时，甘相伟在看史铁生的《病隙碎笔》。
“这种能在工作中学习的生活很幸福。
”身边18岁的小伙子王深刚当保安一周，在甘相伟影响下，手中也拿着一本厚厚的《运动训练学》苦读。
【镜头二】
八九岁的年纪，泥猴般的样子，甘相伟和一群小伙伴打闹着冲上山顶，喘着气眯着眼享受着大风吹过面颊的畅快，看着铁路延伸向远方，想象着山那边的世界……
在湖北广水农村，甘相伟度过了顽皮、快乐的童年。
他家里不富裕，却重视读书，“我小姨尤其支持，她虽然只是小学毕业，但在广东打过工，见多识广。
”在村里读完小学之后甘相伟又到镇里读了初中，经常拿第一，考上了县里最好的高中，但因高考成绩不佳只读了大专。
“高中阶段我读了很多关于北大的书，里面对未名湖的描写和学者的描述，让我埋下了一个北大梦。
”大专毕业后的甘相伟在广州工作一年后，毅然辞职来到北大，即使只能做一名普普通通的保安。
这份最基层的工作得到了朴实的父母的支持。
他们没有过多的要求，只希望儿子不用再承受种地的劳累。
“农村孩子很多是靠读书或者当兵出人头地，我总感觉辜负了父母的期望。
”为了能让父母过得轻松些，今年甘相伟给家里汇去了积攒下来的两万块钱。
他的月薪将近2000块，除了生活费，最大的花销就是买书。
“平时吃穿花不了多少钱，最多六七百，但每个星期我都会去书店花几十块钱买书。
”他笑笑，“每月花两三百块钱买书不多吧？
这样我还能省下1000块呢。
”
甘相伟坚定地认为小人物也应有精英意识。
凭着勤奋与坚持，在北大他圆了很多梦，考上中文系、担任北京奥运会志愿者、结识了众多有学识的教授和优秀学子。
他觉得自己很幸运，为了回报社会，他还曾到打工子弟小学支教。
这几年的经历和感悟还促使他开始写一本关于自己、关于励志的书，书名就叫《行走在未名湖畔》。
【镜头三】
忙了一天，夕阳西下，一个孤单的身影定格在空无一人的阅览室里。
手握一本心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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