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元时期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与中日朝的交流.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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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元时期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与中日朝的交流
宋元时期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与中日朝的交流
1南海航路的空前繁盛
宋元时期社会经济繁荣，坚持开放政策，加上航海技术的提高，促使海上丝绸之路空前繁盛，尤其在南海航路上表现更为突出。
不仅与海外诸国来往比过去更加频繁，交往范围更加扩大，航线更长而航程缩短，而且对沿途国家和地区的地理分布状况，有了更加清楚的了解。
北宋开始已正式出现航海用的海图，这种海图一般反映一定水域的地形地貌、水文要素、定位条件等与航行有关的资料和说明，主要为海上活动专门绘制的地图。
北宋咸平六年（1003年），广州地方官曾向朝廷进呈《海外诸番地理图》，南宋时赵适汝在泉州看到《诸蕃图》，元代马可·波罗从泉州去波斯时，也提到有航行地图，可惜这些海图均已流佚。
所幸宋元时期一些专门记述海外诸国的地理著作尚有保存，有的虽已散佚，但从《永乐大典》等古籍中尚可辑出部分。
这些地理著作主要有《岭外代答》、《诸蕃志》、《大德南海志》、《真腊风土记》、《岛夷志略》等，从中可以看出宋元时期海外贸易的大致概况。
《岭外代答》所记内容远至非洲马达加斯加岛一带的东非海岸和西欧的西班牙等地的地理情况。
不仅记载了以往那条沿大陆岸边行走的航线，而且还记有另一条横渡印度洋的新航线：
从兰无里（即苏门答腊的亚齐）乘东北风西行，横越印度洋，可直达阿拉伯半岛南端的哈达拉毛地区，一直到今也门的亚丁附近，甚至到达非洲东岸。
赵适汝的《诸蕃志》虽约有三分之一内容取材于《岭外代答》，但它列有专目的国家和地区达57个，所记外国物产有47种；所记范围西至北非摩洛哥，甚至记有欧洲的斯加里野国（今地中海西西里岛）和芦眉国（即马罗国）的情况，所记内容远比《岭外代答》丰富得多。
《大德南海志》又称《南海志》，原书早佚，但仅从《永乐大典》中所辑该书记载的海外通商国名与地名就有140多处。
内容虽然简略，但以其地名之广博，可以作比较参勘。
《真腊风土记》根据作者亲身经历，详细记载了真腊（今柬埔寨）的历史、地理、政治经济、风俗习惯、物产贸易等各方面情况和自温州去柬埔寨航线沿途所经过各地的情况。
《岛夷志略》是作者将他两次出海的所见所闻与前人的记载加以校正后写成，共记有220多个海外国名和地名。
记载了各国山水、物产、货币、商品、贸易、风土人情等，记有当时印度与欧洲贸易盛况，在所记的贸易商品中，许多地方记有我国的苏杭五色缎、青白花瓷等，反映了元代海外贸易的繁盛。
是我国元代远洋交通和海外贸易最重要的原始资料，也是唐宋以来对南洋、印度洋的地理知识的总结。
宋元时期是南海航路贸易活动空前繁盛时期，南宋周去非在《岭外代答》中概括说：
“诸蕃国之富盛多宝货者，莫如大食国，其次阇婆国，其次三佛齐国，其次乃诸国耳。
”这三国是当时南海航线上最富有国家，也是最主要的3个贸易中转基地。
以下分段看看宋元时期南海航路上贸易往来的盛况。
从广州或泉州出发到三佛齐（今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东部占碑一带）之间，主要是印度支那半岛各国。
首先到达我国近邻交趾（今越南北部），宋初，两国关系密切，《宋史》记载：
“岁入贡，通关市，并海商人遂浮舶贩易外国物”；北宋中期开始，因与宋发生边境冲突，两国间贸易基本中断；南宋《诸蕃志》称“其国不通商”，元时《岛夷志略》也说中国“舶人不贩其地”。
实际从越南史料看，交趾的云屯港（今越南广宁省锦普）“其俗以商贩为生也，饮食衣服皆仰北客”。
“北客”即指中国客商，可见与中国民间私人贸易活动一直未断，甚至元时，中国商人“航海历交趾诸国，货入优裕”。
中国商船的到达，颇受欢迎。
交趾往南便是越南南方的占城国。
两宋时期，占城成了印度支那国际贸易中心，与宋关系更加密切，两国海舶定期往来于占城与广州、泉州间，占城运到中国的货物主要是香料，而中国运去的则有草席、凉伞、绢、扇、漆器、瓷器等物品。
占城使节经常带着贡品搭乘中国海商的商船来宋“进贡”，仅一次随吴兵的商船来宋的贡品就有香料、象牙等5万余公斤，可见这种朝贡贸易额之大。
此外尚有真腊、罗斛（今泰国南部）、缅甸、真里富（今马来西亚境内）等国，与宋关系都十分密切。
仅真腊在北宋神宗熙宁以后60多年中，就先后遣使来宋7次。
两国商人来往不绝，真腊商人一度占领了占城，有时直接从占城发船，主要到广州、泉州，南宋期间主要来泉州贸易，有时一次就有4艘真腊商船来泉州，所以泉州市舶使赵适汝能通过真腊商人，了解到真腊许多情况。
在《诸蕃志》中对真腊部分记述很详细。
元代周达观于元贞元年（1295年）随使节到达真腊，回来后写成《真腊风土记》，留下了极为珍贵的资料。
唐宋以来，有不少中国人移居真腊，受到真腊人的欢迎和尊重，周达观在真腊时就见到不少中国侨民，他们以经商为多，也有些工匠向当地群众传授技艺。
真腊人称中国人为“唐人”，称中国货为“唐物”，他们特别喜欢和追求中国货物，以“欲得唐货”为高尚风气。
中柬两国人民世代友好，有着长期经济文化交流的优良传统。
早在北宋末年，福建市舶使就受旨“招纳到占城、罗斛二国前来进奉”，中泰两国贸易往来正式开始于元代。
至元二十六年（1289年）、二十八年（1291年）先后两次遣使来元，带来象牙、丹顶鹤、鹦鹉、翠毛、犀角、龙脑等珍贵物品，开展两国政府间的友好易货贸易。
当时罗斛用
子（一种海贝）作货币，用他们的货币折换元朝纸币，“每一万准中统钞二十四两，甚便民”。
可见两国贸易往来之密切。
至于与缅甸关系早在丝绸之路开辟前，已有从夜郎（今云贵地区）经缅甸到天竺的一条古商道，唐时仍以陆道为主。
11世纪的蒲甘王朝的势力已扩展到孟加拉湾和泰国边境，所以三佛齐和大食商人经常来缅甸海岸进行贸易。
北宋景德元年（1004年），蒲甘王朝使节曾和三佛齐、大食使节同舟来宋。
不过两国往来更多的还是从事边境贸易，多走滇缅商道。
马来半岛地处东西交通咽喉之地，来往商船多泊于此，宋元期间，中国航行西洋的商舶常来往这里，所以这里的真里富居民的生活用品多从中国商船购得，真里富的富商也“囊赍巨万”来中国明州经商。
当时三佛齐基本控制此地，如凌牙斯加（即狼牙修，在马来半岛中部北大年一带）出产象牙、犀角、速暂香、生香、脑香等方物，“岁贡三佛齐国”，有时也有商人带了当地特产来广州、泉州贸易，换取缬绢、瓷器等。
元朝时，这里的丁呵儿（今丁家妈）、吉兰丹国亦遣使来元通好。
三佛齐扼守新加坡海峡东南处的海口，《岭外代答》记：
“三佛齐国在南海之中，诸蕃水道之要冲也。
东自阇婆诸国，西自大食、故临诸国，无不由其境而入中国者。
”《诸蕃志》也说：
“其国在海中，扼诸蕃舟车往来之咽喉。
”这里是东西交通国际贸易周转枢纽，也是宋代舶商直航贸易的主要口岸，由此得便风二十日可到广州，顺风的话，月余可达泉州。
有宋一代，两国使臣与商舶的来往不绝于途，三佛齐曾遣使30多次来宋，其民间舶商更是纷至沓来。
早在宋初建隆年间（960～963年）就已遣使来宋通好。
太平兴国五年（980年），三佛齐的蕃商李甫，曾满载香药、犀角、象牙等来中国，由于风势不顺，被漂到潮州。
其后，雍熙二年（985年）又有舶主金花茶以方物来献。
咸平六年（1003年）三佛齐建成旁苏陵庙，遣使来宋请求赐名题字，宋真宗诏以“承天万寿”为寺额，并铸钟以赐。
到熙宁十年（1077年）三佛齐大首领兼大海商地毕迦罗也来到中国，为祷佑常得安济，特意出资修复广州天庆观。
又如元丰三年（1080年）广州市舶使报告说三佛齐詹毕（即占碑，三佛齐的首都）国主及主管国事的国主之女，专门捎来礼物和信札给广州市舶使，以示友好并希望继续发展两国贸易关系。
南宋时，泉州与三佛齐间交往更加频繁，曾有泉州纲首朱纺，发舟前往三佛齐国，途中风调雨顺，舟行迅速，往返不到一年，获利百倍。
以后出海经商者，便络绎不绝。
后来，泉州有一和尚的表兄为海商，欲往三佛齐，不幸途中触礁船沉了，仅有一人被漂到一个小岛上，正好碰上有船来靠岸，一问原来也是泉州来的船，也是被风吹漂过来的，于是结识同行。
从这生动的故事中，可以看出当时到三佛齐获取厚利者，大有人在。
三佛齐主要出产香药：
如沉速、脑子、暂香、粗熟香、降真香、丁香、檀香、豆蔻等；同时将从印度、大食（今阿拉伯）等地运来的货物，如珍珠、乳香、蔷薇露、栀子花、没药、木香、苏合香油、象牙、珊瑚树、琥珀、番布、番剑等，汇集后运往我国广州或泉州。
而我国对三佛齐出口的商品主要是锦绫、缬绢、瓷器、大黄、樟脑、铁及米、酒、糖、姜等。
除了易货贸易外，我国商人还以金银、铜钱来支付，宋钱在三佛齐市上也可流通。
南洋地区另一个重要的贸易中转基地是阇婆国（即爪哇），其国富盛甚于三佛齐，由广州出发，一般顺风可以直航，而由阇婆返航则需经由渤泥、三佛齐中转。
北宋初，福建建溪主舶大商毛旭，曾多次去阇婆国贸易，后于992年，阇婆国王使臣借助毛旭为向导来宋朝贡，带来“象牙、真珠、绣花销金及绣丝绞、杂色丝绞、吉贝织杂色绞布、檀香、玳瑁、槟榔盘、犀装剑、金银装剑、藤织花簟、白鹦鹉、七宝饰檀香亭子”等大批宝货。
中国商人每次到达该国，均“待以宾馆，饮食丰洁”；往往带去金银、铜钱、五色缬绢、绫缎、铁釜、青白瓷器等，颇受欢迎。
这地区还有兰无里（今苏门答腊西北角亚齐）、渤泥（今加里曼丹岛）、文老古（今马鲁古群岛）等国与宋都有海上贸易往来。
其中渤泥国早就想与宋朝结交，只是没有门径，直到太平兴国二年（977年），宋商蒲卢歇因遇猛风，被刮到渤泥国，“此时闻自中国来，国人皆大喜，即造舶船，令蒲卢歇导达入朝贡”；此后每年令人入朝贡，每年修贡，来往密切。
连文老古的百姓也每岁望唐舶贩其地。
兰无里地处太平洋与印度洋之间，扼孟加拉湾与马六甲水道的交会口，是东西交往必经之地。
其西洋面开阔，而近岸海中，“有山甚高大，曰帽山”，“西来洋船俱望此山为准”，以此为导航目标。
这里盛产苏木、象牙、白锡、长白藤之类，也是重要贸易基地，中国商舶前往印度洋，无不在此寄泊。
在菲律宾群岛上的麻逸、三屿、毗舍耶等国与宋的贸易往来也很密切。
早在太平兴国七年（982年）麻逸商人即已“载宝货至广州海岸”，而中国商船到达麻逸后，泊于官场码头，当地商人用竹箩装走货物后，即往各岛贩售，售完后再来结算付款。
而在三屿，只要中国商船一到，他们便“鸣鼓以招之，蛮贾争棹小舟，持吉贝、黄腊、蕃布、椰心蕈等至，与贸易”；以中国的瓷器、阜绫、缬绢最受欢迎，他们把得到的中国瓷器视为珍宝。
当地居民时有来泉州通商的，当地习俗以到过中国为荣耀，《岛夷志略》记：
这里的“男子常附舶至泉州经纪……既归其国，则国人以尊长之礼待之，延之上座，虽父老亦不得与争焉。
习俗以其至唐，故贵之也”。
越过三佛齐、兰无里，便进入孟加拉湾。
孟加拉名称最早就是出现于宋代，宋代译名为鹏茄啰。
在与宋的贸易往来中，以土产宝剑、兜罗锦著称。
兜罗锦是孟加拉历史上早期棉织品，直到宋末元初，中国引进了棉种，自行织棉生产后，才停止进口。
元时这里称朋加剌，它的农业、手工业和贸易都有很大发展，其“国富俗厚”，甚至凌驾旧港，超过了爪哇。
摩洛哥旅行家伊本·巴图塔在来中国途中，游历了孟加拉，赞誉道：
“孟加拉的肥沃土地，丰富的农工业产品以及大量的对外贸易，引起了国外商人和游历者的极大惊奇和羡慕。
”这时吉大港已发展成为孟加拉的最大对外贸易港，泉州港与吉大港一直有着贸易往来。
曾是汉代与西方贸易集散中转地的斯里兰卡，唐时称作师子国，宋代称之为“细兰国”，这是锡兰的古代异译。
这里以出产猫儿睛、红玻璃脑、青红宝珠著称，这些都是宝石。
这里的商人经常到苏门答腊货物集散地去与中国商人进行贸易，以各种香料，诸如白豆蔻、木兰皮、檀香、丁香、龙脑等，来换取丝帛、瓷器等。
中国商船西行往往来此停泊，积储淡水，集散货物。
古代印度的对外贸易港不在今天印度北部和中部的加尔各答和孟买，而是在印度次大陆南端的东西两岸，即印度半岛南端西海岸的喀拉拉邦和东海岸的泰米尔纳德邦。
宋元时期的注辇国就在南端东海岸泰米尔纳德邦的科佛里河和佩内尔河之间，这里历来为海上贸易之地，汉代时的黄支国就在这一带。
注辇国自大中祥符八年（1015年）遣进奉使来宋入贡。
所奉贡品有真珠衫帽各一、真珠二万一千一百两、象牙六十株、乳香六十斤及珠六千六百两、香药三千三百斤。
此后，天禧四年（1020年）、明道二年（1033年）、熙宁十年（1077年）等，又陆续不断地入宋朝贡。
每次都献上大批珍贵礼品，然后厚赐以遣之，仅熙宁十年就回赐了钱八万一千八百缗、银五万二千两，可见双方以朝贡形式进行的贸易，其数额多么庞大。
这里的商人也常到三佛齐、占城及我国的广州、泉州来定居经商，他们以经营珠宝为主，而大食商人以经营香料为主。
宋元时期印度最大的贸易集散和中转的中心故临国，在今印度次大陆南端西海岸的奎隆。
当年这里中外海船云帆汇集，商使交属，尤其是大食蕃客寄居这里甚多。
这里不仅物产丰富，有椰子、苏木等商品，历来以出口真珠、象牙、珊瑚、玻璃、槟榔、豆蔻、色丝布、吉贝布等闻名，而且东西方贸易货物都在此进行转运。
当时中国海船都是大中型的，载重量大，吃水深，在西太平洋和孟加拉湾开阔洋面上航行能抗风浪，颇为适宜。
但要向西去大食国，在阿拉伯海和波斯湾沿岸航行就不够灵便了，所以“中国舶商欲往大食，必自故临易小舟而往”。
这种小舟主要是指阿拉伯海区惯用的三角帆小船，它们吃水浅、操作性能好，便于深入港湾河汊。
但它们由于结构单薄，抗风浪能力差，所以“大食国之来也，以小舟而南行，至故临国，易大舟而东行”。
同时，这地区的南毗、古里佛、沙里八丹、马里八儿等国与宋元也有着密切的贸易往来。
如南宋时，侨居泉州城南“蕃坊”的南毗国大商人罗巴智力干父子，经商有术，享有盛名。
《岛夷志略》中记有：
沙里八丹的富人们，将收集到的珍珠，专门等待中国“船至，求售于唐人”。
伊本·巴图塔的旅行记中说到他在古里佛时，曾看到港内同时停泊着13艘中国的商船。
从印度次大陆西行就到著名的大食国了，中国与大食间的贸易往来早在唐代已很兴盛，并以海上往来为主，但仍有通过陆上丝路来往的。
到了北宋中期，因河西走廊为西夏所控制，于是宋廷规定，大食来宋，必须“自广州路入贡，更不得于西蕃出入”。
凡从陆路来宋的西亚商人，概不放入，从而海上丝路成了宋与大食诸国间交往的唯一纽带。
宋元以后，不仅与大食诸国的贸易交往日益频繁，而且对它的了解也更加深刻了。
《岭外代答》中已知：
“大食者，诸国之总名也。
有国千余，所知名者特数国耳。
”并指出：
“诸蕃国之富盛多宝货者，莫如大食国。
”《诸蕃志》中也说：
“其国雄壮，其地广袤，民俗侈丽，甲于诸蕃。
”可见宋时大食商人的势力在蕃商中居于首位。
尽管当时大食诸国航海来宋需两年方可到达，但大食诸国对宋仍贡赋不绝。
据史料记载，从宋初开宝元年（968年）到南宋乾道四年（1168年）的200年间，仅以大食首领名义来宋贡赋的就有49次之多。
同时还有大批大食商人来宋经商，他们以香料贸易为主，香料有40余种，其中以乳香、龙涎香、苏合香油、蔷薇水、木香、没药、金颜香、安息香等为大宗。
也经营犀角、象牙等其他各种奢侈品。
这些香料和奢侈品的输入，致使宋代大量铜钱外流，虽一再颁布禁令，仍有大批铜钱在外流通。
宋代的出口以陶瓷为主，中国精美的瓷器在阿拉伯国家享有盛誉，穆斯林学者撒阿利比（961～1038年）称赞说：
“阿拉伯人习惯于把一切精美的或制作奇巧的器皿，不管真正的产地为何地，都称为‘中国的’。
直到今天，驰名的一些形制的盘碟仍然被叫作‘中国’。
在制作珍品异物方面，今天和过去一样，中国人以心灵手巧、技艺精湛著称。
”他还说：
“他们还有精美的、透明的瓷器，用于烹饪的瓷器有时用来烧煮，有时用来烹炸，有时用来上菜。
瓷器中最上品的器皿色泽杏黄莹润，其次是乳白色的同类器皿。
”作者生活在10～11世纪，他所赞誉的正是我国宋代出口的瓷器。
从阿拉伯国家近年考古发掘来看，阿拉伯地区出土的唐瓷遗物较少，大量出土的陶瓷碎片属于宋代及其以后的。
由于出土量很大，这里不便一一历数，仅择一些较为突出的说说：
在今伊拉克境内，在巴格达以北120公里的萨玛拉（曾是阿拔斯王朝的都城），发现有唐三彩式的碗、盘，绿釉和黄釉的瓷壶碎片，中国的白瓷、青瓷片，其中不少是9、10世纪的越窑瓷。
在巴格达以南35公里的泰西封废墟，到处是伊斯兰时代的陶瓷片，其中有12、13世纪龙泉窑青瓷片。
在巴格达东南60公里的阿比尔塔及其附近，有9、10世纪的褐色越窑瓷和华南白瓷碎片。
在伊拉克南部库特东南70公里的瓦西特遗址，出土外侧起棱的南宋龙泉窑青瓷钵碎片和内侧中央贴花的元代龙泉窑青瓷碎片。
在叙利亚的哈玛发掘有宋德化窑白瓷片、南宋官窑的牡丹浮纹青瓷钵碎片及内侧中央贴花的元青瓷钵碎片。
在黎巴嫩的巴勒贝克发现宋代龙泉窑莲花瓣花纹的青瓷碗碎片和元代花草图纹的青花瓷碗碎片。
在阿拉伯半岛上的卡拉托巴林、亚丁东北的阿比延、也门的扎赫兰、阿曼的苏哈尔等地均有宋元时期的青瓷和青花瓷的碎片出土。
可见当时中国出口的瓷器数量之多和范围之广。
宋元时期，阿拉伯和南洋诸国商人，源源不断地向我国输入香料，仅熙宁十年（1077年）在明州、杭州、广州三地市舶司就收乳香达到354449斤，其中广州一地就达348673斤；而我国向他们大批大批地出口精美瓷器，所以这条海上丝绸之路，有人又称之为“陶瓷之路”，也有人更形象地称之为“香瓷之路”，看来都有一定道理，都客观地反映了当时海上贸易的最大特点。
大食国为了促进与东方的海上贸易，阿拔斯王朝不惜一切代价3次迁都：
先从大马士革迁到幼发拉底河中游的苦法，然后又迁到底格里斯河中游的巴格达，最后迁到萨玛拉。
从而使海湾地区的贸易港埠，如末罗（今巴士拉）、乌剌（今乌布剌）、尸罗夫（位于海湾东岸的巨镇，977年毁于地震）、瓮蛮（今阿曼的苏哈尔）、阿丹（又名三兰，属今也门）等港，得到了很大发展。
尤其是麻离拔国，是宋时阿拉伯诸国中的魁首。
它地处阿拉伯半岛南部的卡玛尔湾头，在中世纪亚丁港兴起之前，是印度洋上巨舶富商集聚的大港口之一，可以说是大食诸国对外贸易的总窗口。
这里水陆交通四通八达，几乎遍及整个阿拉伯地区，西亚、北非、东非及阿拉伯半岛上的所有大食诸国都到这里进行贸易。
当然它也是中国商舶直航阿拉伯世界的第一站，当时中国商船一般先到兰里过冬进行贸易，然后次年乘东北风，一鼓作气横渡北印度洋直达麻离拔，其航程达2500海里，由此足见当时我国远洋航行技术之高超。
宋元时期我国与阿拉伯世界大食诸国的交往达到了鼎盛，不仅宋代有大批商舶前往大食进行海上贸易，元代官方文书中仍时常提到我国海舶前往“回回田地里”，这“回回田地”即指阿拉伯地区。
而且史书记载：
当时“大食之民，岁航海而来贾于中国者多矣”。
这些大食客商在广州、泉州、明州、临安等沿海港口城市聚居，依然自立蕃坊，自行推举蕃长或都蕃长处理公事；他们之间有越规违法行为，则由其蕃长依照伊斯兰教法规自行处置，中国官方一般不予过问。
由于来宋的大食商人日益增多，他们举行伊斯兰教活动需要场所，于是在广州、泉州、扬州等地陆续建立起一批我国早期的清真寺。
如建于1009年的泉州清真寺——清净寺，初名艾苏哈卜寺，300年后由艾哈默德·本·穆罕默德·古德西重修。
据说该寺是仿效叙利亚大马士革的礼拜寺式样建造的；寺内大门甬道后北墙高处有阿拉伯文石刻记道：
“这一寺是居留在这一邦国伊斯兰信徒的第一圣寺，最古、最真，众人所崇仰，所以取名叫‘圣友之寺’，建于回历四百年（即1009年）。
”1162～1163年穆斯林商人试那围在泉州又专门建立了蕃商公墓。
1275年穆罕默德第16世裔孙普哈丁在扬州修建了礼拜寺，即仙鹤寺；迄今普哈丁的墓园仍完好地保存在扬州古运河西岸。
这时期宋元政府不仅对络绎不绝的大食海商予以优惠的经济利益，而且对促进双边贸易有突出贡献的大食商人，还授予官职，以资鼓励。
如在广州的阿曼苏哈尔地区的大食商人辛押佑罗，原是大食勿巡国进奉使，曾亲自到京城向皇帝进过贡，在广州居过数十年，家资达数百万缗，任过广州蕃坊的蕃长，并在招邀本国商人来华贸易方面立过功劳，所以宋神宗时封他为怀化将军，又作归德将军。
又如南宋绍兴六年（1136年），大食蕃商蒲罗辛一次运来价值30万缗的乳香到泉州，也被授予承信郎之职。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宋元之际，寓居泉州的大食富商蒲寿庚一家，数代寓居中国，其父蒲开宗从广州移居泉州，寿庚与其兄寿晟曾因协助南宋剿平海贼有功，寿庚被任为泉州提举市舶使，其兄寿晟任梅州知事；不久他们叛宋降元，1278年寿庚任元福建行省中书左丞，实际就是行省长官，负责为元朝招抚南海、西域诸国与元友好通商。
其子蒲师文任宣慰使左副元帅，仍兼福建道市舶提举、海外诸蕃宣慰使；其父子擅市舶之利30年，富冠一时。
其孙蒲居仁为福建等处转运使；其婿拥有海舶80艘，由于死后无子，家赀被官府没收，仅珍珠就有130担。
更有意思的是一些大食人由于在中国久居或通晓中国事务，成为“中国通”以后，在他们名字后面获得“中国”附名而感到荣耀。
如苦法人伊卜拉辛·本·伊斯哈克因长期在中国经商而获得“中国”附名。
出身于西班牙的教法官阿卜勒·哈散·萨阿德·哈伊尔·安萨里从马格里布来到中国，因其才华出众，死后也得到了“中国”附名。
著名的圣训学家阿卜·阿姆尔·哈米德在华也常被称作“中国的哈米德”。
由上可见宋元时期南海航路空前繁盛，不仅与南洋各国关系更加密切，而且与阿拉伯地区的大食诸国的交往也不同寻常，相互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达到了高峰（见图7）。
图7南宋和印度洋沿岸的海上交通
2海上丝路范围的扩大
宋元时期在南海航路空前繁盛的基础上，海上丝路又继续向西、向南延伸，其活动范围大为扩展，特别是与非洲各国有了新的交往。
在今天北非地区，与我国交往最早，关系最为密切的要数埃及了。
自从10世纪下半叶法蒂玛王朝征服埃及以后，阿拉伯帝国迁都开罗，巴格达逐渐失去了昔日的光华，老开罗城即今埃及南郊的福斯塔特取代了它。
开罗城地处尼罗河三角洲的咽喉，很快发展成为中世纪的国际大都会，居于诸番要冲。
尼罗河出海口、地中海的港口杜米亚特的发展甚至也超过了亚历山大城。
埃及在宋代史籍中被译为“勿斯离”或“勿斯里”；而杜米亚特在《岭外代答》中译为“陀盘地”，其他史料中一般译为“陀婆离”。
早在咸平三年（1000年），北非使者穆吉鼻来到中国，在他们回国时，宋朝赐予其舶主陀婆离银2700两、交倚水灌器、金镂银鞍勒马等物。
在大中祥符元年（1008年），宋朝政府与法蒂玛王朝正式建立联系，这年陀婆离船主来到中国，受到宋真宗的特殊恩宠，特准他跟随真宗到泰山朝献，参加盛典。
随后大中祥符四年（1011年）宋真宗祀汾阴后土祠，埃及又派归德将军陀婆离带了大批礼物来朝贺，受到真宗最高级别的接待，请使者陪位，并赐以冠带服物。
在天禧元年（1017年）特别批准埃及商人在中国经商可以减免一半商税。
其后在1018年和1073年杜米亚特港两次派遣使者来华，带来许多珍贵的礼品。
由上可见，整个11世纪埃及杜米亚特港与宋朝的关系亲密无间，其使者受到宋廷最尊敬的接待。
宋元时期留居中国的大量阿拉伯商人中就有很多埃及人，他们主要居住在南方海港城市，如广州、泉州、杭州、扬州等地。
1965年冬在泉州东岳山西坡发现一块刻有中文“蕃客墓”的墓碑，下面刻有一行阿拉伯文小字，其意为“埃及”，上面刻有3行阿拉伯字母，这里墓主的名字是“伊本·阿卜杜拉·穆罕默德·伊本·哈桑”。
从墓碑石料和所刻阿拉伯文的字体来看，可推断墓主为11、12世纪的埃及人。
14世纪摩洛哥旅行家伊本·巴图塔来华访问时，就碰上了世居杭州的埃及大商人欧斯曼和摩洛哥商人布什里。
这些众多的北非商人来华经商定居，使当时中国人对非洲和穆斯林文化能有更多、更深的了解。
这从《岭外代答》和《诸蕃志》的记载中可以得到充分反映。
在《岭外代答》中对北非地区，除了记述勿斯里国（今埃及）外，还记有默伽国、眉卢骨惇、木兰皮等国。
默伽国在《诸蕃志》中为默伽猎国，原是阿拉伯语“马格里布”的对音。
“马格里布”原意是指西方，以后主要指埃及以西的地方。
从公元1世纪起，阿拉伯地理学家把木卢亚河以西的马格里布分出来，专称为“马格里布”或称作“西马格里布”，这样马格里布成了摩洛哥的专称。
由此产生的“中马格里布”便是指今阿尔及利亚中、西部地区。
至于木兰皮国，那是12世纪上半叶统治摩洛哥等地的穆拉比王朝的对音，也是指马格里布，不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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