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天子僭天到君天同尊何休删削《公羊》发覆.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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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天子僭天到君天同尊何休删削《公羊》发覆
从“天子僭天”到“君天同尊”——何休删削《公羊》发覆
“天子僭天”一语出自《公羊传》之旧文，意在表明天子居于礼仪之下，如果礼数上超过制度规定，便是“僭天”。
今文经颜、严博士由此发展出“天囚”学说，认为天子为天囚禁，只能在天所允许的范围内行动。
可见，这是制约君权的一种学说。
但是，这一学说在汉代却遭到了皇权的挤压而最终被废弃，取而代之的是何休的“君天同尊”说。
东汉一朝，影响深远的经学体系有二：
一是何休删削《公羊》，建构了“君天同尊”的经学体系；一是郑玄以《周礼》为核心，建构“礼法合一”的经学体系。
郑玄之研究者甚众，何休“君天同尊”的经学体系则罕有问津。
本文试为之发覆，以考其流变及与古经义的出入。
一、《公羊传》“天子僭天”之辑佚及何休删削
《公羊传》昭公二十五年：
昭公将弑季氏，告子家驹曰：
“季氏为无道，僭于公室久矣，吾欲弑之，何如?
”子家驹曰：
“诸侯僭于天子，大夫僭于诸侯，久矣!
”昭公曰：
“吾何僭矣哉!
”子家驹曰：
“设两观，乘大辂，朱干玉戚以舞大夏，八佾以舞大武，此皆天子之礼也。
且夫牛马维娄，委己者也，而柔焉。
季氏得民众久矣，君无多辱焉。
”昭公不从其言，终弑而败焉。
此节乍观之，流畅通顺，略无疑滞。
但清儒浦镗《十三经注疏正字》即抉发：
“郑《考工记·绘人职》注引子家驹语有‘天子僭天’句。
”阮元《十三经注疏校勘记》亦曰：
“唐石经、诸本同。
《考工记》‘画缋之事其象方天时变’注引子家驹曰‘天子僭天’，今何本无。
”检《周礼·考工记·画缋》：
“土以黄，其象方，天时变”，郑注：
“古人之象，无天地也。
为此记者，见时有之耳。
子家驹曰‘天子僭天’，意亦是也。
”贾疏：
“按《公羊传》云：
‘昭公谓子家驹云，季氏僭于公室久矣，吾欲杀之，何如?
子家驹曰，天子僭天，诸侯僭天子。
’彼云僭天者，未知僭天何事，要在古人衣服之外，别加此天地之意，亦是僭天，故云意亦是也。
”
郑玄所引“天子僭天”一语既不见于今本《公羊传》，则其归属，遂成疑问。
学界有二种观点。
一是认为“天子僭天”为《公羊》正文，佚于唐代。
孙志祖《读书脞录》卷二“公羊传脱文”条曰：
“今本《公羊传》但有子家驹曰‘诸侯僭于天子，大夫僭于诸侯，久矣’，而无‘天子僭天’之语，盖今本脱也，贾氏所见唐本犹有此四字。
天子僭天，其义甚精，非秦汉以后儒者所能道也。
”杨树达也认为：
“《贾疏》引《公羊传》文为证，是唐本尚未脱也。
”（杨树达，1980年，第78页）但是阮元《校勘记》已言及唐石经无“天子僭天”，孙诒让《周礼正义》复指出《大宰》贾疏引亦无。
按《周礼·天官·大宰》：
“乃县治象之法于象魏。
”贾疏：
“《公羊传》云：
‘子家驹谓昭公云，诸侯僭天子，大夫僭诸侯，久矣。
’”可见唐代《公羊传》确无“天子僭天”一语，贾公彦本人并未在《公羊传》中读到“天子僭天”。
至于《画缋》贾疏所引，乃是贾氏根据自己的经学修养所补出。
二是认为“天子僭天”本非《公羊》正文。
雷学淇《介庵经说》卷一“章句异同”条曰：
“《礼记·经解》引《易》曰：
‘君子慎始。
差若毫厘，谬以千里。
’此汉初《易传》文也。
”其自注曰：
“《正义》以此为《易·系辞》文，程随沙谓出《易纬通卦验》，皆误。
《系辞》今无此文。
犹之《考工记》注引‘天子僭天’，疏谓见《公羊传》，今亦无此文也。
考《太史公自序》及董子《繁露》、贾子《新书》并引《易传》此语，其时纬尚未出，是此文乃汉初《易传》之说无疑。
”雷说似辩而实非。
“天子僭天”一语与“差若毫厘，谬以千里”并无可比性。
“差若毫厘，谬以千里”全句皆不见于《周易·系辞传》，而“天子僭天，诸侯僭天子，大夫僭诸侯，久矣!
”作为整体，密不可分，层次井然，决非后儒所作《公羊》传记之语。
且《汉书》卷七十二《贡禹传》，元帝初即位，禹为谏大夫，上疏曰：
“鲁昭公曰：
‘吾何僭矣?
’今大夫僭诸侯，诸侯僭天子，天子过天道者，其日久矣!
”杨树达曰：
“禹语全本《公羊传》，然‘大夫僭诸侯，诸侯僭天子’，皆袭用传文，‘天子僭天’，禹改为‘天子过天道’者，以对天子立言，有所忌讳故耳。
”（同上）《续汉书·五行志》一刘注引《春秋考异邮》：
“天子僭天，大夫僭人主，诸侯僭上，阳无以制。
”三言一贯而径用“天子僭天”，可谓铁证。
如若以为“天子僭天”必为《公羊传》正文，且唐代已佚，则其亡自何时?
皮锡瑞认为乃西汉今文颜氏博士《公羊》传本已无。
皮锡瑞《经学通论》：
“郑君注礼笺《诗》，引《公羊》与何本不同……《考工记》注引子家驹曰‘天子僭天’，何本无之，皆严氏《春秋》也。
”（皮锡瑞，卷四，第30页）则以此言有无为《公羊》严氏博士与何氏《解诂》之异。
其说实基于惠栋之论。
惠氏《九经古义》云：
“《公羊》有严、颜二家，蔡邕石经所定者严氏《春秋》也，何邵公所注者颜氏《春秋》也……郑康成注《三礼》引与……石经同，与何氏异，盖所据者严氏本也……颜氏说经以襄公廿一年之后孔子生讫即为所见之世，又以为十四日日食，周王为天囚之类，倍经违戾，皆何邵公所不取。
”因此鹿门之说，实乃将“天子僭天”一语之有无归结为《公羊》博士严、颜二家家法之异。
杨树达曰：
“或疑《公羊传》非脱文，亦是唐以后人以忌讳删去者，说亦近理。
乡先辈皮先生锡瑞《春秋通论》，以有此句者，为严氏《春秋》异文，则非是。
盖先生偶失考贾《疏》耳。
”（杨树达，2013年，第220-221页）实未深考。
由惠栋所论“倍经违戾，皆何邵公所不取”者，可知即使以何氏《公羊》经书用颜本，然其释义则并未全用颜说。
更何况陈立《公羊义疏》并不以惠说为是：
“何氏亦不必为颜氏学，其本或偶与石经所记颜氏说合耳。
”其中可注意者为“周王为天囚”一节。
何休《公羊传序》：
“传《春秋》者非一，本据乱而作，其中多非常异义可怪之论，说者疑惑。
至有倍经任意，反传违戾者……以无为有，甚可闵笑者……谓之俗儒。
至使贾逵缘隙奋笔，以为《公羊》可夺，《左氏》可兴。
”徐疏于“以无为有”下注曰：
“《公羊》经传本无以周王为天囚之义，而《公羊》说及庄、颜之徒以周王为天囚，故曰‘以无为有’也。
”“庄”即“严”，避汉明帝讳改。
“天囚”指天子为天所囚禁，即天子不得“僭天”、“过天道”之意。
是则“天囚”与“天子过天道”殆为“天子僭天”一语严、颜两家之注语。
惠栋言“天囚”乃颜氏义而为何氏所不取，所据当即何序徐疏此言。
惠氏见解之完整表述当为：
何休《公羊》与汉石经所据之严氏本不同，则其当用颜本；但对于颜氏“天囚”等过于荒谬之处也断然割弃。
实则何休所谓“依胡毋生条例”，正是明确宣示要抛开严颜旧解，即绕开严颜共同的祖师爷董仲舒。
由此可见，皮锡瑞欲将“天子僭天”一言的有无归结为严、颜两博士家法之异，尤其是陷入绝对二分，认定非颜即严，遂以为何休用严而弃颜，实属误解惠栋。
若然，《公羊》“天子僭天”一语之有无断非严、颜博士家法之异，而当为何休所删。
唐晏《两汉三国学案》叹曰：
“考西汉以来，《春秋》学以《公羊》为最盛。
凡朝廷决大疑，人臣有献替，必引《春秋》为断，而所遵者，《公羊》家言也。
然其时治《公羊》者，惟严颜二家，其先同出于董生，二家实一派也。
逮至东汉之末，何邵公以后起而夺前人之席，一时风尚喜新，翕然从之，亦如《易》《书》《诗》之从马郑，而西汉古说从此亡矣。
虽何氏说中不无参用严颜之一二，无如淄渑不别，萧艾难分，而西汉《春秋》旧说，亦如杞宋之无征矣。
呜呼!
”
二、汉代《公羊》学“天子僭天”之旧经义
何休之所以删削“天子僭天”一语，其隐衷在所撰《公羊传序》中已有所交待：
“传《春秋》者非一，本据乱而作，其中多非常异义可怪之论。
说者疑惑，至有倍经任意，反传违戾者，其势虽问，不得不广。
是以讲诵师言，至于百万，犹有不解。
时加酿嘲辞，援引他经，失其句读，以无为有，甚可闵笑者，不可胜记也。
是以治古学贵文章者，谓之俗儒。
至使贾逵缘隙奋笔，以为《公羊》可夺，《左氏》可兴。
恨先师观听不决，多随二创，此世之余事，斯岂非守文持论，败绩失据之过哉!
余窃悲之久矣。
往者略依胡毋生条例，多得其正，故遂隐括，使就绳墨焉。
”此序之大旨，在于痛陈以往之《公羊》研究种种创伤弊病，以至于几乎被贾逵以《左传》取而代之。
因此何氏作为《解诂》，即立志清除积弊，得《公羊》之正，从而压制《左传》，复兴《公羊》。
则何氏之《序》的核心即何氏之学的核心，即在于堵住贾逵奋笔所缘之“隙”。
贾逵夺《公》兴《左》，见《后汉书》卷三十六本传，逵条奏《左氏传》大义长于二传者：
“臣谨擿出《左氏》三十事尤著明者，斯皆君臣之正义，父子之纪纲。
其余同《公羊》者什有七八，或文简小异，无害大体。
至如祭仲、纪季、伍子胥、叔术之属，《左氏》义深于君父，《公羊》多任于权变，其相殊绝，固以甚远，而冤抑积久，莫肯分明……今《左氏》崇君父，卑臣子，强干弱枝，劝善戒恶，至明至切，至直至顺。
”贾逵此奏并未具体指斥《公》《谷》之非，其顾虑在奏中也有陈述：
“建平中，侍中刘歆欲立《左氏》，不先暴论大义，而轻移太常，恃其义长，诋挫诸儒，诸儒内怀不服，相与排之。
孝哀皇帝重逆众心，故出歆为河内太守。
从是攻击《左氏》，遂为重雠。
”显然，贾逵也担心重蹈覆辙，像刘歆一样引致诸儒群起攻之。
但是即便贾逵没有明说，何休心中还是非常明白的：
与《左传》相比，《公羊传》之“隙”就是并不“崇君父”。
这并不是说《公羊》中没有尊崇君父之处，而是说《公羊》在君父之上还有“天”的限阈，这在何休看来就是远远不够尊崇。
《后汉书》卷七十九《儒林列传》何休传：
“与其师博士羊弼追述李育意以难二传，作《公羊墨守》、《左氏膏肓》、《谷梁废疾》。
”则何休非难贾逵，乃远据李育。
《儒林列传》李育传：
“李育，字元春，扶风漆人也。
少习《公羊春秋》，沈思专精，博览书传，知名太学……颇涉猎古学，尝读《左氏传》，虽乐文采，然谓不得圣人深意。
以为前世陈元、范升之徒，更相非折，而多引图谶，不据理体，于是作《难左氏义》四十一事。
建初元年，卫尉马廖举育方正，为议郎，后拜博士。
四年，诏与诸儒论五经于白虎观。
育以《公羊》义难贾逵，往返皆有理证，最为通儒。
”《后汉书》卷三十五《郑玄列传》亦云：
“初，中兴之后，范升、陈元，李育、贾逵之徒争论古今学。
”即其事。
可见李育一生经学成就的核心正是《公羊》《左氏》之争，惜其详已不得而知。
可得而推考者，惟“尝读《左氏传》，虽乐文采，然谓不得圣人深意”一语，何休《序》中所言“治古学贵文章者”当即指此而言。
寻余嘉锡《古书通例》卷二《明体例》论“汉魏以后诸子”有云：
“自汉武帝以后，惟六艺经传得立博士，其著作之文儒，则弟子门徒，不见一人，身死之后，莫有绍传。
故其时诸家著述，有篇目可考者，如东方朔、徐乐、庄安等，乃全类后世之文集……自是以后，诸子百家，日以益衰。
而儒家之徒，亦流而为章句记诵。
其发而为文词，乃独出于沈思翰藻。
而不复能为一家之言。
一二魁儒硕学，乃薄文词为不足为，而亟亟焉思以著述自见矣……东汉以后，文章之士，耻其学术不逮古人，莫不笃志著述，欲以自成一家……然而当时文士，其学本无专门传受，强欲著书以图不朽。
谈道初无异致，而行文正其所长。
故虽欲于文章之外别作子书，而卒不免文胜其质，转不如西汉人之即以文章为著作，尚去周秦不远也。
”（余嘉锡，第67-73页）李育以《左传》“不得圣人深意”即以其无关经义，谓其长于文采即以拟于东京之辞藻，二者相加，乃以《左传》为文章而非传记，实即《左氏》不传《春秋》。
李育此议虽然论证或许出新，原其观点则出自西汉旧说，刘歆《移让太常博士书》即为之痛心疾首。
故尔李育之说虽辩，其以《公羊》攻击《左氏》的思路却未取到若何效果，《左氏》声势反而日益高涨。
何休虽“追述李育意”，但他根据贾逵对《公羊》的指斥，对自己的思路做了根本性的调整：
不仅要攻驳二传，更要去除《公羊》学以至《公羊传》正文中不利于《公羊》学作为王朝正统思想的部分。
何休之所以断然删削“天子僭天”，正表明其不“崇君父”。
历来对“天子僭天”的解释，有礼仪解和礼义解。
礼仪解主要是基于《公羊传》昭公二十五年子家驹之言和《周礼·考工记·画缋》之文作考证，其大要在于天子礼数也必须合乎礼制规定，兹不赘述。
礼义之解，则可申说。
《汉书》卷七十二《贡禹传》，禹上疏曰：
“后世争为奢侈，转转益甚，臣下亦相放效，衣服履绔刀剑乱于主上，主上时临朝入庙，众人不能别异，甚非其宜。
然非自知奢僭也，犹鲁昭公曰：
‘吾何僭矣?
’今大夫僭诸侯，诸侯僭天子，天子过天道，其日久矣!
承衰救乱，矫复古化，在于陛下。
臣愚以为尽如太古难，宜少放古以自节焉。
《论语》曰：
‘君子乐节礼乐。
’……今民大饥而死，死又不葬，为犬猪食，人至相食。
而厩马食粟，苦其大肥，气盛怒至，乃日步作之。
王者受命于天，为民父母，固当若此乎!
天不见邪?
……天生圣人，盖为万民，非独使自娱乐而已也。
故《诗》曰：
‘天难谌斯，不易惟王’；‘上帝临汝，毋贰尔心’。
”历来对“大夫僭诸侯”与“诸侯僭天子”的理解，都是大夫诸侯使用了诸侯天子之礼，逾越了身份等级的限制。
可是对于“天子过天道”即“天子僭天”，却殊难理解。
今依贡禹疏文梳理。
贡禹上疏的核心，在“王者受命于天，为民父母，固当若此乎”与“天生圣人，盖为万民，非独使自娱乐而已也”二语，其意则一。
因此“天子过天道”的礼义解，是以天高于天子。
于是一方面，“天子”虽然握有人世间最大的权力，却并非至高无上，“天子”之上有“天”，“天子”为“天”所命。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孟子认为“天子”亦仅为爵之一位。
《孟子·万章》下叙周室班爵禄：
“天子一位，公一位，侯一位，子男同一位：
凡五等也。
”《白虎通德论·爵篇》：
“天子，爵称也。
”《春秋经》成公八年：
“秋七月，天子使召伯来锡公命。
”《公羊传》：
“其称天子何?
元年春王正月，正也。
其余皆通矣。
”何休注：
“天子者，爵称也。
”则何氏虽删削“天子僭天”，但其《解诂》势不能不依傍严颜旧说——其师羊弼本即《公羊》博士，则其学说相关者，终有防不胜防，删削不尽者在。
熊十力曰：
“孟子本深于《春秋》者。
其书盖以孔子作《春秋》，为乱后之一治。
观其答北宫之语，与其民为贵之主张，原为一致。
民贵，故天子有爵，与百官之有爵无异。
不过其爵居第一位，为百官之首长而已。
”（《熊十力全集》第三卷，第1047-1048页）另一方面，“天子”既为一爵位，则此一爵位亦即职位是有职有责的，即“为民父母”，要衣养万民。
顾炎武《日知录》卷十“周室班爵禄”条曰：
“为民而立之君，故班爵之意，天子与公侯伯子男一也，而非绝世之贵；代耕而赋之禄，故班禄之意，君卿大夫士与庶人在官一也，而非无事之食。
是故知天子一位之义，则不敢肆于民上以自尊；知禄以代耕之义，则不敢厚取于民以自奉。
而侮夺人之君常多于三代之下矣。
”宣帝朝夏侯胜拼死抗拒尊崇武帝，其理由即是武帝“亡德泽于民”。
牟宗三对于“天子僭天”之礼义中“天子”之职责一义也有很好的解说：
“《春秋》认诸侯僭天子为大恶，则必认天子僭天亦为大恶也。
天子虽法天地，何以不能僭天?
以自人之为人言之，任何人不能僭天。
天子亦人也，故亦不能僭天。
与天地合德可也，而僭天则不可。
然天子又不只为一人而已也。
天子为政治机构中之首长，不只为一人，而且为一法人。
既为一法人，自是政治机构中政治等级内之一级。
既串于政治等级中，自必有其等级上之限制。
凡属等级，义必如此。
此亦为尊尊之义所必涵。
政治机构中之政治等级乃尊尊义也。
尊尊为义道。
一言义必有分，分即位也。
义有限界，以方正之义胜。
位有等差，随界限义而立也。
”（《牟宗三先生全集》第二十五册，第622-623页）二者结合的静态描述见于《周礼·考工记·叙官》：
“国有六职……坐而论道，谓之王公；作而行之，谓之士大夫；审曲面执以饬五材，以辨民器，谓之百工；通四方之珍异以资之，谓之商旅；饬力以长地财，谓之农夫；治丝麻以成之，谓之妇功。
”二者的动态结合完美地体现在儒家易代学说之中：
《周易·革卦·彖传》：
“天地革而四时成。
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革之时大矣哉!
”在革命说中，“顺天”与“应人”都是必不可少的。
在《孟子·万章》下所述禅让说中，“天与之”与“民受之”同等重要。
因此，倘若天子在掌握了巨大的权力之后，必须以天下万民为念，不得将这一权力用于谋求一己之私利，即贡禹所言“非独使自娱乐而已也”，如果违背了“天子”的职责，就是背弃了天命，是之谓“天子僭天”。
陈立《白虎通疏证》以“天子”爵称为“《易》说、《春秋》今文说也”，正与本文上举合。
《爵篇》又曰：
“帝王之德有优劣，所以俱称天子者何?
以其俱命于天而王，治五千里内也。
《尚书》曰：
‘天子作民父母，以为天下王。
’”所引为《洪范》，此正合天命之爵与“作民父母”之职于一。
《说苑·君道》：
“夫天之生人也，盖非以为君也；天之立君也，盖非以为位也。
夫为人君，行其私欲而不顾其人，是不承天意，忘其位之所以宜事也。
如此者，《春秋》不予能君，而夷狄之。
郑伯恶一人而兼弃其师，故有‘夷狄不君’之辞。
人主不以此自省惟，既以失实，心奚因知之。
故曰，有国者不可以不学《春秋》，此之谓也。
”此文明白区分“君”之人与“君”之位，“位之所以宜事”即君位之职责，如忘此职责，“行其私欲而不顾其人”，乃“是不承天意”，即“僭天”。
如此之君，实即“不君”。
三、何休“君天同尊”之新经义
战国时期，随着中央集权制君主兴起，对于君权的制约渐渐被弃之如敝屣。
《孟子·万章》下：
“北宫镝问曰：
‘周室班爵禄也，如之何?
’孟子曰：
‘其详不可得闻也。
诸侯恶其害己也，而皆去其籍。
’”这一趋势也正是在秦制中达到顶峰。
《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二世曰：
“凡所为贵有天下者，得肆意极欲，主重明法，下不敢为非，以制御海内矣。
”正对应于贡禹所言“非独使自娱乐而已也”。
类似之言又见于《史记》卷八十七《李斯列传》，李斯因上“督责之术”，极言“主独制于天下而无所制”，这正是“天子僭天”!
在此，天子背弃了“作民父母”的职责，运用其巨大的权力，餍足一己之私欲，肆于天下万民之上。
随之，“天子”也不再是一天命之爵，而是僭越于上天之上，过天道，灭天理的单纯贪欲。
汉代之后，虽已无如二世、李斯般露骨无耻，但在古文经学中，仍有保留。
《礼记·曲礼》下：
“君天下曰天子。
”孔疏：
“《异义》：
天子有爵不?
《易》孟、京说：
《易》有周人五号：
帝，天称，一也；王，美称，二也；天子，爵号，三也；大君者，兴盛行异，四也；大人者，圣人德备，五也。
是天子有爵。
古《周礼》说：
天子无爵。
同号于天，何爵之有!
许慎谨案：
《春秋》左氏云：
‘施于夷狄称天子，施于诸夏称天王，施于京师称王。
’知天子非爵称，同古《周礼》义。
郑驳云：
案《士冠礼》云：
‘古者生无爵，死无谥。
’自周及汉，天子有谥，此有爵甚明。
云无爵，失之矣。
”“天子无爵”，正与“天子僭天”之义相因。
《周礼》与《左传》，正古文经学之中坚。
周予同曰：
“古文经典《周礼》与《左传》，分别跟《仪礼》（《王制》）与《公羊传》对抗着。
”（周予同，第58页）在此也正可见《周礼》《左传》“天子无爵”与《仪礼》《公羊》“天子爵号”的对抗。
是则何休实暗援古文经说，尤其是用到了《左氏》说以改造《公羊》。
何休删削“天子僭天”之后，其学说体系中，“天”虽仍尊，已不在“君”之上，乃“君天同尊”。
《文选》卷三十七西晋陆机《谢平原内史表》：
“钳口结舌，不敢上诉所天”，李善注引何休《公羊墨守》曰：
“君者，臣之天也。
”卷三十九江淹《诣建平王上书》：
“剖心摩踵，以报所天，”李善注引何休曰：
“君者，臣之天。
”更有甚者，此“君”已不仅古《周礼》说所言之“天子”，甚至还包括了诸侯。
稍后于何氏，韦昭注《国语·鲁语》上“夫君人者，其威大矣”曰：
“君，天也，故其威大也。
”以“天”训“君”与君之威大毫无联系，且此处之“君”乃指身为诸侯之晋厉公而言，韦氏当自何休处得此新说，而非袭《国语》旧解。
《三国志》三《吴书》卷五十九《孙奋传》载诸葛恪上笺曰：
“帝王之尊，与天同位。
是以家天下，臣父兄，四海之内，皆为臣妾。
”“四海之内，皆为臣妾”，乃秦汉王朝之旧贯，如《汉书》卷六十四《严助传》载淮南王安上书曰：
“陛下以四海为境，九州岛为家，八薮为囿，江汉为池，生民之属，皆为臣妾。
”“帝王之尊，与天同位”则出于何休《公羊》之新说。
四、“天子僭天”之意义
“天子僭天”经文之意义，首先即在于制约君权，尤其是矛头直指至尊之“天子”。
董仲舒《天人三策》之三曰：
“受禄之家，食禄而已，不与民争业，然后利可均布，而民可家足。
此上天之理，而亦太古之道，天子之所宜法以为制，大夫之所当循以为行也。
”每一职位各有其所应得即为“均”。
天子如与民争利，即取所不应得，就破坏了“均”，僭越了天。
《春秋繁露·玉杯篇》则阐述得更为清晰：
“屈民而申君，屈君而申天，《春秋》之大义也!
”君高于民，集中力量好办事；天高于君，力量集中后只能为民办事。
《史记·太史公自序》：
“上大夫壶遂曰：
‘昔孔子何为而作《春秋》哉?
’太史公曰：
‘余闻董生曰：
周道衰废，孔子为鲁司寇，诸侯害之，大夫壅之。
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为天下仪表，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以达王事而已矣。
子曰：
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行事之深切著明也。
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敝起废，王道之大者也。
’”与太史公引述之意大致相当的文字见于《春秋繁露·俞序篇》，是则董生确有此说。
其以“贬天子”为“达王事”的手段，可见《春秋》“尊王”之义，决非向时君世主磕头。
熊十力曰：
“《春秋》以道名分，何耶?
秦以后奴儒，皆以正名定分为上下尊卑之等，一定而不可易，此缘维护帝制之私，不惜厚诬经义，至可恨也!
太史公在汉初，治《公羊》学，古义未坠，其言闻诸董生……董生言《春秋》，显然与奴儒异义，今犹可不辨乎?
”（《熊十力全集》第5卷，第666-667页）但是熊氏自为之解则过于激进，至谓：
“《春秋》拨乱世而反之正，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曰贬、曰退、曰讨，则革命之事，所以离据乱而进升平，以几于太平者，非革命，其可坐而致乎?
”（同上）以为“《春秋》之道，归于去尊以伸齐民”，“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是不容有统治阶级也。
人民皆得自治自由自尊自主，所以致太平”。
（同上书，第3卷，第1015页）检《繁露》之“上探正天端王公之位”对应于太史公所言之“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
天子、诸侯固君，实则大夫亦得为君。
《仪礼·丧服》斩衰章：
“君”，传曰：
“君，至尊也。
”郑注：
“天子、诸侯，及卿大夫有地者，皆曰君。
”（参见顾炎武《原抄本顾亭林日知录》卷二十四“君”条、凌廷堪《礼经释例》卷八附《封建尊尊服制考》）熊氏以天子、诸侯、大夫为统治阶级，可从。
但是贬讨此三者，并非即是革命，尤其不是“不容有统治阶级”，即彻底去除此三者之位，而是在保留此三者的基础上使此三者之君权受到制约，亦即使此三者各归其位。
因此徐复观的评论是十分中肯的：
“站在人民的立场以衡定政治价值的得失，实贯通于整个仲舒思想之中，贯通于《春秋繁露》全书之中，至为明显。
由此以推论仲舒之意，盖欲把君压抑（屈）于天之下，亦即是压抑于他所传承的儒家政治理想之下，使君能奉承以仁为心的天心，而行爱民之实。
”（徐复观，第2卷，第212页）东汉儒生于此等文字亦不能容忍。
班固作《汉书》卷六十二《司马迁传》，全取《太史公自序》，乃将此文改为“孔子知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为天下仪表，贬诸侯，讨大夫，以达王事而已矣”，恰恰删去“天子”，与何休同一用心。
综而言之，《公羊》“天子僭天”学说乃是保留君位而限制君权，使在君位者必以苍生为念，不得徇一己之私。
一方面，班固、何休删削旧文，取消对于君权的限制，虽口诵孔子，实为奴儒；另一方面，熊十力以之为取消君位君权，则过于激进，超越了历史时代之限阈，持论羼入太多现代因素。
“天子僭天”经义并未简单停留在以君之位制约君之人，还进而基于孔子正名学说，以君位的道德要求塑造为君之人的道德。
《史记》卷十四《十二诸侯年表》序：
“及至厉王，以恶闻其过，公卿惧诛而祸作，厉王遂奔于彘，乱自京师始，而共和行政焉。
是后或力政，强乘弱，兴师不请天子。
然挟王室之义，以讨伐为会盟主，政由五伯，诸侯恣行，淫侈不轨，贼臣篡子滋起矣。
”此文乃以《公羊》“天子僭天”之义概述周之衰与春秋之乱。
厉王身为天子而僭天，以位足欲，专利弭谤，以致共和行政，周召以公卿行天子事。
其后讨伐盟会，出于诸侯，政不在京师。
诸侯僭天子，于是下有大夫僭诸侯，士庶盗窃。
所谓“贼臣篡子”即孟子之“乱臣贼子”。
《孟子·滕文公》下：
“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赵注：
“言乱臣贼子惧《春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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