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味的吉尼斯纪录.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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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味的吉尼斯纪录

变味的吉尼斯纪录，洗洗睡吧

作者：

叶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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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尼斯纪录”，曾经的标杆，在中国正在逐渐被娱乐化，有些甚至成为笑柄。

吉尼斯纪录不该是一个个冷冰冰的数字和纪录，如今已偏离初衷，不如早早抛弃为好。

“吉尼斯纪录”，曾经的标杆，在中国正在逐渐被娱乐化，有些甚至成为笑柄。

一些人，一些地方总想着弄点噱头，搞个“大新闻”。

那些以“最高级”出现的事件，往往容易抓取人们的眼球，起得轰动效果。

于是乎，“吉尼斯世界纪录”成了普遍热捧的法子。

这不，近日扬州市就举办了一场旨在刷新吉尼斯世界纪录的“最大份炒饭”挑战赛，引得媒体报道。

可这份重达4192公斤、耗费约14万元的“扬州炒饭”，随即被曝出剩余的炒饭被当作厨余垃圾送去喂猪。

事件反转之后，真的成了一件搅动舆论的“大新闻”，主办方怎么想的不得而知。

不过，但凡有点理性的人都会为这种浪费式的“世界之最”感到无语。

虽然说吉尼斯世界纪录官方已宣布本次挑战纪录无效，及时纠正了不当做法。

但今天这项活动真的还有存在意义吗？

且不说它屡屡成为一些政府部门、商家炒作的手段，就拿那些个人挑战的世界性纪录而言，很多是极其损害健康的，就更不值得提倡了。

前者国外表现稍微会少点，后者却在世界范围内概莫能外。

吉尼斯纪录不该是一个个冷冰冰的数字和纪录，它原本是一种知识、乐趣的分享，如今已偏离初衷，不如早早抛弃为好。

吉尼斯纪录的前世今生

“吉尼斯”起先是一种啤酒的商标。

1795年，一位吉尼斯的爱尔兰人在都柏林开办了一家啤酒作坊，生产的啤酒名为吉尼斯啤酒。

当时人们在饮酒时，常常一边喝酒，一边争论世界上什么最大、最小、最重、最轻等问题。

为了能销售更多的啤酒，后来啤酒商就聘请麦沃夫兄弟收集资料，于1954年编写出了《吉尼斯世界纪录大全》，以供谈资。

麦克沃特孪生兄弟与他们编辑出版的《吉尼斯纪录大全》。

可见，吉尼斯纪录诞生之初记录的是世界中的奇特现象，满足人们的好奇心。

它是一本丰富、生动的资讯集子，拓展了当时人们对这个千奇百怪、五彩斑斓世界的认识。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进、科技信息的发展，公众对关于物体、气象、自然景观等等没有人为因素的“之最”已大为认知，人们的好奇心也难以被勾起。

不过由于《吉尼斯世界纪录大全》在全球的发行成功，吉尼斯世界纪录有限公司为了保持图书的销量，转而设立了认证部，给那些创造的纪录人们颁发证书，至于是什么样的纪录则门类繁多、五花八门。

在我看来，“吉尼斯”仅仅充当大自然的记录角色非常好。

可后来成了记载那些怪异荒诞的“人为”世界纪录，变成只迎合西方口味的读物，总感觉不那么纯粹了。

根据相关的数据显示，《吉尼斯世界纪录大全》在全球100多个国家累计销量已逾1亿册，是世界上最畅销的版权图书之一。

背后最终受益的是谁，似乎并不难理解。

变味的世界纪录值得吗？

正是由于《吉尼斯纪录大全》出版上的极大影响力，使得人们千方百计创造各种奇葩、超凡、极限的纪录，以求“留名青史”。

因为在挑战者们看来，能在某个“领域”称雄世界是件令人自豪的事情。

以绝食为例。

在2003年10月19日，美国魔术师大卫·布莱思在英国伦敦泰晤士河上的一间玻璃房中成功地完成一项绝食44天的世界纪录。

他的这一行为在我国引起了一系列的连锁反映：

先是四川中医陈建民公开宣布，他要挑战布莱思的西方神话，从而刷新世界吉尼斯的绝食纪录，接着是北京的吴兴刚在山东断食55天，然后又是广州的彭艺勇开始了他断食实验。

前些年，吉尼斯官方虽然取消对绝食或者暴饮暴食的世界纪录，也表示不再登载其他那些毫无意义或危险的项目中创造的纪录。

可事实并非如此，后来在吃喝的方面还是出现的各种富有“创意”的形式，不仅有食用超分量辣椒的、还有吃昆虫、蝎、热金属等等，这些在平常看来怎么也不能食用的东西依然被纳入吉尼斯纪录。

此外，亲吻眼镜蛇、与毒蝎一起生活、让数以万计的蜂蜜歇满全身、冰水冲立、走火炭、横渡海峡……更是让人咋舌。

较之早期的世界吉尼斯关于自然、人或人体本身的记录，这些非比寻常的项目显然具有危险性。

有些人为此落下病根，也不乏有人丧失了生命，这些不得不归咎于吉尼斯纪录活动本身的误导性。

不少人会认为这是他们自己的自由和选择权利，创造吉尼斯纪录体现了人类的挑战价值。

诚然，挑战自我是社会发展不可缺少的精神，但是这种所谓的“新奇、大胆、刺激”的挑，一旦陷入狂热走向极端，甚至罔顾生命、健康，这样的世界纪录不知道有何意义？

如果任其保持流传下去，又岂不是在贻误后人？

别了，“钱海”里的纪录

上世纪八十年代吉尼斯纪录传入中国之时，就在全国引发了热潮。

三十多年过去了，国人的“吉尼斯情结”不但没减，反而越结越深。

除了个体虚荣心作祟之外，最重要的原因还是在于一些政府部门和企业的推波助澜。

吉尼斯纪录除了荒诞猎奇特点外，那些求多、求大的结果同样能够申请，并容易获得。

如果以舍得投入财力、人力去破那些没有意义的世界纪录，这点国外恐怕难以匹敌。

2015年10月18日，河南省焦作市倡议发起世界百万太极拳爱好者共同演练的活动，将在国内外50多个城市同时举行，以挑战世界吉尼斯纪录。

“最大份扬州炒饭”火了之后，媒体早已把那些年我们创造的类似纪录梳理了一番。

诸如以“钱海”打造的“超级剁椒鱼头”、“最大南瓜饼”、“最大月饼”……又如以“人海”创下的“千人古筝合奏”、“万人齐刷牙”、“最多人打太极拳”、“最多人同时洗脚”、“最多人练瑜伽”等等。

为什么会方兴未艾，乐此不彼？

无外乎富商的投资、炒作，更不乏官员的凑趣和力推。

商家出钱，官员用权，看起来结果是企业达到了营销炒作效果，地方政府赢得了政绩，一片其乐融融，但何曾想过被浪费的食物以及被当做道具一样利用的民众？

久而久之，最终伤害的是企业自身名誉和政府的公信力。

不可否认，吉尼斯诞生之初具有“挑战自我、超越极限”的意味，但就现在来看，无论中外所申报的吉尼斯纪录，有不少是无聊之极的项目，似乎是为了破纪录而破纪录。

如果单纯的娱乐消遣无可非议，但这项活动在当下已确确实实变了味，出现了这么多借世界纪录之名行劳财伤民之实的事例还不够？

这个事儿上，真没必要提倡什么“国际接轨”了，变味的吉尼斯纪录，洗洗睡吧。

城里人该为农民烧的秸秆埋单吗

作者：

刘远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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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在一片天空下，无视农民权益和损失，以污染说事儿，农村人不也可以要求禁止城市化工和汽车产业？

10月15日到17日，全国338个地级及以上城市中廊坊、济宁、保定等29个城市发生了重度及以上污染情况。

雾霾问题，引出了焚烧秸秆的问题。

环保部向媒体通报的近两周全国秸秆焚烧卫星遥感巡查监视情况显示，10月5号-17号，全国20个省、市、区一共监测到了862个疑似秸秆焚烧的着火点，比去年同期增加了54个，山东、河南、辽宁的火点数量都有100多个。

以前，农民把地里的秸秆当宝贝用，可喂牲口，可当柴火，可作农家肥，而现如今，燃料的变化，饲料的普及，不再使用牲畜作为动力等因素，都使得秸秆变成无用的垃圾。

再加上现在秋收的时间很短，许多农村出现了空心村，根本没精力、劳力处理秸秆。

虽然各地都在鼓励推进秸秆肥料化、饲料化、原料化、燃料化综合利用，但是由于受各地农作物种类，粉碎或打捆机械设备等限制，目前多数地区还无法完全做到对秸秆的综合利用。

比如还田处理，需要粉碎两遍，深翻一遍，增加100元成本，而每亩地只有800元的产出，利润仅仅500元。

一把火烧掉，还能获得钾肥，当然是最低成本的处理方式，在现实中，焚烧秸秆自然屡禁不止。

所以，本质上看，秸秆的综合利用，还是个谁来承担成本的问题。

比如，在河南太康县，全县想要完全实现秸秆还田需要1.5亿元，相当于县财政的1/6，这笔钱对县政府当然是负担，县政府的办法很简单，用权力把这个成本往下转移，转移给更基层的干部。

基层干部，则把这个压力变为严厉的拘留口号，转给农民。

县政府的压力哪里来的呢？

从上级政府，上级政府的压力，则来源于城市。

于是，各地基层政府就对焚烧秸秆加以严厉的禁止。

在全国各地的田间地头，能够看到这样的标语：

“谁家麦茬谁家管，焚烧拘留加罚款”、“上午烧麦茬，下午就拘留”、“蹲到地里点把火，拘留所里过生活”。

在太康县，看守所村民蒋远望因为烧秸秆被拘留14天；在河南，严查秸秆燃烧，周口有82个火点被扣款4100万元。

但实际上，焚烧秸秆与雾霾之间的关系，并非那么肯定，起码，影响并非那么大。

环保部环境监察局副局长汪冬青对媒体表示：

秸秆露天焚烧会增加PM2.5、PM10等颗粒物的浓度，但是秸秆焚烧跟雾霾之间的联系正在研究，不利影响肯定有，但还不能说秸秆焚烧是跟雾霾能够有直接的关系。

所以，很多人认为，禁止焚烧秸秆是城市人鼓噪推行的霸道政策。

且不说，雾霾和焚烧秸秆之间的因果关系尚待证实，更重要的是，雾霾的原因很多，最确定的就是汽车尾气，为什么偏偏一个不确定、影响不那么大的因素反而会被严厉禁止？

都在一片天空下，无视农民权益和损失，以污染说事儿，农村人不也可以要求禁止城市化工和汽车产业？

遗憾的是，这种质疑虽然不合情理，但却符合规律，尽管这是个不平等的规律。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马蒂亚•森（AmartyaSen）通过对多国饥荒的研究认为：

法律、经济、政治等特征决定的社会中不同群体的权利关系，最终决定了不同阶层的人对粮食的支配和控制能力。

例如，1943年，孟加拉政府为了保证工业地区加尔各答的粮食供应，从农业地区调粮，造成了饥荒。

林毅夫和杨涛运用阿玛蒂亚•森的理论，研究“三年自然灾害”后发现：

在中国中央计划体系中，食物获取权偏向城市居民，城市居民可通过定量配给系统获得食物，而农民却需强制性上缴。

这不但和当年农民政治权利低于城市居民相吻合，也能很好地阐释今天的诸多公共现象：

校车、教育、医疗保障等公共品的供给。

所以，在国库充盈的今天，不是“供给不足”，而是“权利不足”造成资源在不同阶层、地区、户籍的人群间分配不均。

由此，不难解释为什么农村缺乏社会保障机制。

虽然中国没有明显的游说制度，但是，政府的决策仍然会受到社会舆论的影响。

所以，不同群体影响舆论的能力，会影响到公共资源的调配。

长期的户籍制度，更紧密的基层结构，乃至农民自身的权利意识，文化程度，都严重制约了农民群体的诉求能力，从而影响到他们声张自己权利的能力。

规律的作用，是让人们更高效地做事情。

秸秆问题的高效处理，在于合理地分摊处理秸秆的成本，而合理的成本分摊机制，最终离不开合理的国民权利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