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动儿童教育逐渐进入视野的研究课题.docx
《流动儿童教育逐渐进入视野的研究课题.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流动儿童教育逐渐进入视野的研究课题.docx（14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流动儿童教育逐渐进入视野的研究课题
流动儿童教育——逐渐进入视野的研究课题
吕绍青/张守礼
《战略与管理》2001年第4期
中国的农村劳动力流动持续到现在，流动儿童即第二代移民问题已经浮出水面。
90年代初中期，有的调查已经涉及到“浙江村”里的幼儿园，有些南方报刊也有关于深圳郊区的“铁皮房”识字班的报道。
但是，那时的流动儿童问题特别是这些儿童的义务教育问题还没有引起研究人员的特别重视，也没有成为专门的研究领域。
在流动儿童义务教育问题的调查研究中，突出而具有标志性的现象是北京行知打工子弟学校。
毫无疑问，这是迄今为止国内最著名的流动儿童学校，在一定程度上成为这个社会问题的象征。
国内多家媒体都曾做过专题报道，若干海外媒体如《纽约时报》等也有长篇报道。
可以说，对于这个学校的最初报道，启动了大众传媒对于这个问题的广泛关注。
循此线索我们联想到在北京肯定还有一些这样的学校，于是便有了后来课题组关于这1百多所学校的寻访调查和组织的一系列援助活动。
近两年，流动儿童的义务教育问题日益引起广泛重视，吸引的国内外研究人员越来越多，介入援助活动的海内外慈善机构也越来越多。
当问题被越来越多的方面重视的时候，问题的解决也就越来越临近了。
我们由此而感到振奋。
在研究者来说，流动儿童问题是现实生活本身提出来的新课题。
90年代后期以来，流动农民中的儿童数量急剧增加。
这些儿童或者在家乡出生被父母带到城市，或者在城市出生而继续留在城市。
儿童问题的突出使得流动从根本上超越了“劳动力流动”的意义：
儿童是流动人口中的一个特殊部分。
相对于流动的劳动力来说，这是一个派生的部分，但是，这个群体有着一种独特的成长性，在他们身上，体现着更深远的社会变迁意义。
生活经历和人生经验，使他们在生活上和思想上都无法安于现存的城乡体制，也使他们有着强烈的改变自己命运憧憬与的冲动，而他们在城市里看到了什么，感受到了什么，将决定他们努力的方向。
儿童问题提出了新的改革要求，或者说，在儿童面前，最突出的是在流动儿童的义务教育问题面前，城乡分割旧体制的弊端暴露得越加清晰，越加变得令人不能容忍。
流动儿童问题，不仅呼唤义务教育体制调整，而且呼唤多方面的制度创新。
打工子弟教育研究课题组于1999年对北京市的打工子弟学校进行了调查，总共寻访到114所打工子弟学校。
2000年6月，课题组在北京外来人口比较集中的城区——丰台、海淀、朝阳抽样调查了619名有学龄子女的农民工，了解其子女教育问题。
在2000年大部分时间，课题组组织了一系列打工子弟学校教师培训和其它援助活动。
本研究报告主要依据以上调查和援助活动。
一流动儿童的生存和受教育状况
在北京的居民区、到处可见农民开的卖菜的摊子，卖菜的大人的身后，经常可以看见有5、6个3-5岁的儿童；他们是中国的民工潮出现的一个特殊群体，在目前尚未消除的城乡壁垒下，他们有的在家乡出生被父母带到城市，也有相当一部分就出生在父母打工的城市，伴随着中国的民工潮，他们出生成长，并面临着充满变化的未来，户籍制度及由此而来的身份差别、城市繁荣的诱惑与拒斥，在他们眼里是如何反映的，在他们的心灵里留下了什么？
她们的生存状况，尤其是受教育的情况到底如何?
这些问题，是本报告试图回答的。
1北京流动人口子女群体规模
北京由于在计划经济时期的政治地位，导致城市服务业的不发达，所以北京的流动农民的进入是独特的，比较典型的有浙江村那样的产业-社区型进入，即把家乡的一种成熟的小工业生产体系平移到北京，在此基础上形成社区；另外一种是城市服务功能补偿型的进入，在北京人不爱从事或不具备竞争优势的餐饮业、日常菜品供应业、零售业，农民迅速进入并且填充了这些行业的就业机会，这两种进入方式在流动形态上有别于珠江三角洲由于工业化对农村廉价劳动力大量需求所产生的农民流动，也有别于另一种规模较大的进入方式：
建制式流入—如建筑工人、保安人员等。
产业社区型流动和城市功能补偿型的流动在流动形态上的突出特征是以家庭为流动单位的比例比较大，因此北京的流动儿童问题也就特别的突出。
根据课题组在2000年6月针对有学龄子女的打工者所做的调查，在我们调查的家庭中共有903个子女。
性别构成中男女比例为1.41:
1。
在北京出生的占11.4%。
在老家出生的占88.0%。
现在在北京的比例为31.7%，（其中家乡出生，带到北京来的比例为20%左右），打工者的子女大多数仍然在家乡。
初步估计北京的流动儿童群体总数在15万人左右。
其中学龄的儿童大约有10万人左右。
如果以在城市出生在城市长大为二代移民的定义，这一群体占打工子女总数的10%左右，如果不论出生地，以现在在城市计，则二代移民群体占打工子女总数的30%。
考虑只有真正的在城市停留足够长的时间才可以称作二代移民。
由于缺少长期跟踪监测的过程，二代移民仍然是一个很难界定的群体。
中国最大的城市也是流动人口较多的城市—上海，根据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
全市外来人口已达387.11万人，在上海居住半年以上的有305.74万人，以家庭形式在沪居住的占总量的61.8％。
这里面也一定存在着一个庞大的流动儿童群体。
对于流动儿童的研究，最受瞩目的首先是儿童的基本权利—受教育问题，其次是作为一个城市的边缘群体与城市的融合问题。
2流动儿童的内心世界
对于流动儿童—边缘人的第二代的未来发展，尤其是心理轨迹的变迁是人们关注的一个话题，这代人价值系统、心理状态与社会角色不同于上一代,在这里存在着两种观点：
其一，第二代和第一代相比，可能会趋于激进，并可能会形成恶性循环，加剧他们与主流社会的冲突，其二，与主流社会成功融合。
（据秦晖先生、蒋达勇先生在南方周末上对这一问题的探讨）。
从目前的研究来看，这两种情况都还是基于异域理论基础上的一些探讨。
作为一个社会群体，其群体边界和主导心态尚不明朗。
在课题组1999年的打工子弟学校调查中，我们翻阅并收集了大量学生作文。
在这些作文中，孩子们写下了自己的生活经历，对生活的认识。
他们对家庭、对父母、对流动生活、对社会、对自己、对学习、对打工子弟学校等等的态度和认识，真实地反映了他们的心灵世界，使我们能够从中看到他们的精神面貌。
我们把这些作文分类整理，记录在下面：
（1）孩子与父母。
农村流动人口是介于农民与市民之间的一个社会群体，他们是“户籍”农民，却又是“编外”市民。
他们的孩子也是不同于城市孩子和农村孩子的一群，虽然他们在户籍上仍是农村人口，但他们比纯粹的农村儿童更多的经历了“城市生活”，而他们的城市生活又绝不相同于纯粹的城市孩子。
由于这种特殊的社会和家庭背景，他们比城市孩子和农村孩子经历得更多，也更早熟。
通过他们笔下的家庭生活，可以更近距离地看流动农民这一群体的生活原貌。
家庭在这些孩子的心目中，最普遍、最深刻的印象就是：
贫穷和父母的辛劳。
一个孩子在作文中写道：
……爸爸妈妈都是农民，每天早出晚归，累得他们还没40岁，就满脸皱纹，皮肤黑黝黝的，看着像50多岁。
我们生活得虽然是苦了点，但是生活得特别幸福。
有一年八月十五中秋节，我们没有多余的钱买肉包水饺，妈妈就买了点油条包水饺，没有钱买月饼，爸爸就用给他买鞋的钱买了点苹果给我们吃。
虽然我们没有吃到肉水饺，没有吃到月饼，但是我们心里都特别高兴。
也许越是在这样的家庭，孩子越认识到生活的不易，因而也越能够培养起对父母的感激家庭的责任感。
在孩子的作文中，常常会看到这样一些话，“我知道爸爸妈妈对我的关怀是无微不至的，我要好好学习，取得好成绩报答他们”，“我想，我长大了，要赚很多钱养爸爸和妈妈”，“我家是卖菜的，虽然很贫穷，但我一定会好好学习，一定要出人头地”。
一个孩子在作文中写道：
爸爸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去送烧饼，送完了烧饼就要做，手不停脚不住。
每当我爸爸妈妈做得满头大汗的时候，我真想说一声，爸爸妈妈，你们真是太辛苦了。
不知道为什么，我又不想说了，我想把这句话一直留在心里。
爸爸妈妈，你们一天做的事太多了，我长大了一定要把你们的养育之恩一点不漏地报答你们。
（2）孩子与学校。
相对于其它社会群体，流动农民的最大特点就是流动，流动生活便也反映在孩子的思想中，孩子们在作文中写道：
“我的爸爸为了赚钱才来北京的”，“由于爸爸妈妈在家里的收入太低，总共不到200元，便来到北京打工，我也被迫转学，来到了这个特殊的学校。
”家庭的流动使这些孩子的教育过程也具有了流动性，而由于经济条件的限制，他们不能在教育上做更多的选择，许多孩子都曾有过或长或短的缀学经历，而至今还有很多这样的孩子徘徊在城市的校门之外，从下面这篇作文片段中，我们不难看到这些孩子曲折的就学过程：
“……我姑姑在北京，后来我家就到北京打工。
北京找工作很难，后来就卖盒饭、卖水果、烙大饼。
父母整完了他们的事，又为我的事操心，因为我在北京不上学，找不着学校，北京的学校学费太贵了，差不多得二、三万。
后来我们听人说有一个打工子弟小学，我们就到学校去跟校长说，校长不同意，我妈把我送到了老家上学。
……过了一个学期，该上六年级了，我又来了北京，到打工子弟小学跟校长说，后来校长说考试能考上就能念，最后我考上了就在这念书了。
我妈妈和爸爸为我操了很多心，我一定不能辜负他们的希望，好好学习。
”
对于这些孩子来说，学习的机会是得来不易的，他们的天然受教育权利取决于家庭的经济条件，取决于社会能不能允许和提供给他们机会。
（3）孩子与社会。
流动农民是处于中国社会底层的群体，他们的生活缺乏规则，也没有稳定感，对成人来说这种生活就是忍耐和拼搏。
而孩子们首先要摆脱的是被歧视感和漂泊感，他们的人生观中有着极强的个人奋斗色彩。
他们的经历使他们对这个社会的态度和认识不同于那些处于优越地位的人们，在他们这里，粉饰的太平黯然失色。
处于这种生存环境中的孩子，自小就形成了对社会的独特体认，一个孩子在作文中写道：
“我知道爸爸挣钱不容易，我知道这个社会不公平。
”有的孩子甚至说：
“我恨我们那里的领导。
”这种处于萌芽状态的批判认识直接出自于他们所实际感受的社会生活，这比任何宣传教育都更有力地影响着他们的头脑，在这些孩子的作文中，经常会看到这样的内容：
“我的家是很贫穷的，前几年穷的连饭吃都没有，这几年还能吃上一碗饭，因为爸爸和妈妈都来到了北京。
”“我爸爸在老家是个种田人，就靠着几亩地过日子，生活越来越艰难，就来到了北京。
”
“随着改革开放，党的政策好，我们的学费越来越多。
”
正由于此，流动农民怀有改变自身社会处境的强烈愿望，他们通常希望寄托在下一代身上，孩子在作文中写道：
“爸爸每天休息的时候对我说，孩子，你要好好学习，长大不要和我一样，做这么苦的事。
”目睹当前的社会现实，有的流动农民这样要求自己的孩子，“他们希望我当个什么官，既有权，又有钱……”。
孩子在作文中写道：
“我家是卖菜的，虽然很贫穷，但是我一定会好好学习，一定要出人头地。
”所以，对这些孩子来说，学习是改变自身生存处境的一种出路，“穷则学，学则变”，对于一切出身下层社会的有志向的孩子，恐怕都是如此，我们从以下一组作文片段中不难认识这一点。
“……我很爱学习，如果学好考上了大学，能报答父母养育之恩，他们每天在外边赚钱给我们上学。
……学好了，将来在哪个地方干活，也有些才能。
我的爸爸妈妈是卖水果的，每天早出晚归，一天也赚不了多少钱。
我爸爸妈妈希望我将来能考上大学，别象他们一样每天在外面干苦活。
我爸爸妈妈也很关心我的学习，他们有时间就教我学习，给我复习功课。
我打算中学毕业后去打工，因为我上学，家里也没钱，我也很想上大学。
”；“……我非常喜欢学习，因为现在是竞争社会，我的爸爸妈妈都想让我考大学，然后找份好工作，不像他们一样没文化，找不到好工作，只能扫马路，又累又脏，工资又少，一个月的钱给我们交上学费、吃饭、交水电房费就没了。
……我也想考上大学，学好本领，自己找一份好工作，让爸爸妈妈过上好日子，再也不让他们扫马路、打扫卫生了。
”
从以上的表白中我们可以意识到他们的心灵受到的压力和经常性的伤害。
但是贫穷并不天然的与暴力和反抗伴随，贫穷只是直接的产生改变现实的愿望，而当努力遭遇到不公平时，首先产生的是对公平的渴望，这种愿望长期得不到满足才会产生激进、产生反抗。
而消除激进与对立的的前提是要追求一个公平、公正的社会环境。
当资本和权利之光长期照耀不到底层的时候，当改革和发展不能被社会上的大多数所分享，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的断层线就会出现。
流动农民对这种断层的体验最为真切，他们对公平公正的吁求也最为急切。
在二代移民的问题上，简单的假设多少有一些妖魔化二代移民的倾向，流动儿童也并不是一个供我们简单的施以同情的对象，他们的命运包含在我们民族的命运共同体中。
随着时间的推移，流动子女的各种问题会越来越突出，这个问题的解决有赖于整个社会从身份制向公民社会转变，拆除城乡壁垒，有赖于人们从根本上重视这些流动儿童的受教育权利,让他们拥有免于恐惧和匮乏的自由。
当然，这个过程还会相当漫长。
3流动人口子女的教育严重匮乏
九年制义务教育是中国的基本教育政策，儿童最基本的权利即是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
从我们的调查中了解到的流动儿童的受教育情况，这种权利在很多指标上没有得到满足,流动人口子女教育问题突出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适龄儿童入学率较低，不能在可受教育的年限及时入学。
据抽样调查，在北京300多万流动人口中，6—14岁的学龄儿童占3.6%，达10多万人，而其入学率只有12.5%，也就是说，87.5%的流动儿童是被排斥在学校的校门之外。
（2）孩子跟随家庭四处流动，其中很多人有过辍学的经历。
超龄问题都是十分严重的。
例如，在固始人办的洼边四小里，三年级有53个学生，竟有15人超过14岁，而正常的三年级学生应为10岁。
在张北小学，有的学生18岁了才上二年级。
在太阳宫流动学校中，每个年级学生年龄的差距都有5至6岁。
这个学校的学前班有54人，按6周岁入学的标准，共有9人超龄，超龄率为16.7%；一年级有46人，共有13人超过7周岁，超龄率为28.3%；二年级30人，共有7人超过8周岁，超龄率为23.3%；三年级18人，共有13人超过9周岁，超龄率达到72%。
全校共有学生148人，超龄的就有42人，超龄比率达到28.4%。
也就是说，全校四分之一以上的学生超龄。
（3）流动子女失学情况普遍：
流动子女失学问题也是一个突出的问题，从对21个有失学儿童家庭的调查结果可以看出：
在不同的年级，失学现象都普遍存在，越到高年级越严重；家庭经济负担不起是最主要的失学原因；失学儿童处于闲散状态或过早从事一些劳动。
表2从一个完整的教育系统看，存在着三个主体，需求方：
有打工子女的打工农民、供给方：
打工子弟学校、北京市学校、教育的主体：
学龄儿童。
流动儿童教育于严重匮乏的主要原因是，一、外来人口的城市的管理体制：
供给有限，二、打工者的经济条件限制：
有效需求不足是主要的原因。
二现实与无奈—流动人口家庭的教育选择
对于有学龄子女的流动人口的家庭来说，在城市的生活不仅仅要承受生存、就业的压力，也面临着学龄子女接受正常教育的压力，他们的生存状态和选择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学龄子女的受教育状况。
2000年6月，课题组组织了一次针对有学龄子女的农民工的调查，调查地点选在流动人口比较集中的北京朝阳、丰台、海淀三个区。
共获得有效样本619个，其中男性383人，女性216人。
1流动学龄子女教育—持续增加的教育需求
从本次调查的需求方的生存状况来看，教育的需求会越来越大：
首先总量上来看打工者流动仍频繁，对于相当一部分的打工者来说，因为只有在一个地方时间比较长，才能获得相对稳定的社会资源和降低流动的成本，一旦找到适合自己的空间，他们倾向于会在某个城市长时期居住，心态逐渐趋稳，调查结果显示：
23.6%的调查对象在北京生活已经9年以上。
问及未来的打算，四成以上的打工者明确表示想长期在北京生活，乃至在北京安家，移民倾向渐趋明显。
如果总的趋势不变，随着留在城里的打工者进入生育年龄的数量逐渐增多，学龄子女儿童的总数会进一步增长。
打工子女教育的现状如果没有明显的改变，问题将更加尖锐和突出。
其次选择以家庭的方式在北京求生存的打工者越来越多。
从农民工的家庭逐渐成为流动人口的基本单元，即家庭主要成员共同外出到某个城市共同生活。
在我们的调查样本中，接近半数打工者最初就是夫妻一同出来到北京打工。
在一段时期后，另一半中大多数也将其爱人带到北京。
目前有近四分之三的打工者是夫妻共同生活在北京。
越来越多的打工者外出打工不再仅是为多赚一些钱，而是寻找更适合或更好的生存空间，尽可能的融入城市生活，城市定居的倾向越来越明显。
2打工者的生存状况严重制约着学龄子女的受教育水平
从有学龄子女的打工群体的生存状况来看，承担子女教育的能力普遍不足，就总体收入水平而言他们仍是城市里面的低收入群体，以他们自身的实力很难弥合和城市儿童教育条件之间的巨大差异。
从有学龄子女家庭的生存状况来看，有普遍受教育程度较低，外来打工者文化水平普遍不高，平均文化水平在初中水平，具有大专以上高学历者只占极小比例。
图1受访者及其配偶受教育程度分布
（2）从事的职业类型最多的是个体经营（52.5%），然后是雇工（17.6%）、散工（9.9%）和租地农民（8.8%）等。
从从事的具体职业来看，卖菜/卖小商品/卖食品的比例最大，然后依次为种地、建筑/装修、收废品/保洁员等。
主要的就业类别基本上属于高强度、低收入的职业。
表2
（3）生计艰难、剩余有限，用于教育的投资不足：
从调查来看平均家庭月收入在1300元左右，月家庭生活支出在1100元左右，单户、单月的平均剩余只有200元。
总体来看，流动人口的收入剩余有限。
从收入剩余的支出方向来看，用于教育的比例为17.1%.较低的收入水平严重制约对子女教育的投入。
图2余钱使用情况分布
（4）外出打工家庭的多子女现象突出，有些农村家庭将外出打工作为逃避计划生育的手段，现在城市的外来人口管理政策不能有效的限制超生。
从调查结果来看，有两个以上子女的家庭占到57.0%。
子女多使得家庭负担沉重，使有限的经济实力使用上更加分散。
（5）虽然北京市的流动人口数量庞大，已经成为这个城市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但是北京市对外来人口的管理政策在近年并没有明显发生有利于外来民工长期居住的变化，近六成的打工者认为当前北京市对外来人口的管理不利于在这里长期生活。
有10.5%的人表示子女上学困难是在北京长期生活最大的困难。
就业困难、收入水平低、政策管理严、孩子读书难等等问题，都在长期困扰着外来的打工者。
由于政策环境导致的不稳定的生存状况使得他们对未来生活的预期处于不稳定状态，这些对子女教育的稳定性、持续性有很大的负面影响。
图3在北京长期生活最大的困难是什么
3流动人口家庭子女教育的现实选择
（1）选择学校重质量，就学大半在家乡。
对于那些长期在城市就业和居住的农村流动人口来说，其子女可以选择的正规就学渠道有两条：
要么离开父母在家乡的学校就学，要么到城市的公立学校接受教育。
从本次调查结果来看，流动人口的学龄子女（6-15岁）大主要仍然在家乡学校就读。
其它较为主要的就学渠道有北京公立学校和北京打工子弟学校。
如下表：
对于学校的选择要素，流动人口家庭对学校质量给予了高度的重视，收费高低也是考虑的一个重要因素。
（2）愿望美好，现实残酷。
中国人把自己下一代看成是自己生命的延续，接受调查的大多数的家长对子女的学业寄予深切的期望，希望孩子拥有大学以上的学历。
也有相当一部分家庭受经济状况的困惑，对孩子的未来感到茫然。
一方面是不堪重负的生活状况，另一方面是对孩子的深切期望，很多家庭生活在这样一种艰难的状态。
有相当一部分流动家庭需要得到社会的关注和救助，以使他们的孩子顺利的完成学业，这样才不会因无法支付读书的费用导致孩子失学而留下终生的遗憾。
对于期望孩子将来在哪里生活或工作，存在几种观点：
所持观点最多的由子女自己决定，希望生活在北京的排在了第二位，持其他观点较多的依次为别的大城市和家乡的县城或镇里。
一个共同的倾向是希望孩子脱离农村的生活。
在他们的心目中，家乡是值得留恋的，但也是贫穷和落后的，他们希望自己的下一代拥有更好的生活空间。
4对三种学校教育的考察：
家乡学校、北京公立小学、北京打工子弟学校
（1）家乡就读：
无奈的选择。
从前面的调查结果来看，打工者子女更多的在家乡就读，这是不得已的选择，从家长的角度讲，是非常愿意把孩子带在身边，而不是留在老家。
这首先是因为情感上的需要：
流动人口倾向于把孩子带在身边，这是人之常情,是完全正当和合理的愿望，也是孩子健康成长的保证。
其次他们也希望孩子能够接受更好的教育有相当一部分打工者在思想上已经认识到家乡学习条件差，在经济状况允许的条件下，给孩子一个更好的成长空间。
从某种意义上讲，打工者对子女寄予更深厚的期望，生活的经历让他们意识到知识的重要性，他们希望自己的孩子接受更好的教育，将来过更好的生活。
但现实上，对于现在有子女在家乡就读的家长而言，只有10.5%的调查对象表示近一两年内要接孩子来北京读书。
不接孩子来北京最主要原因是收入太低，家长在外面工作不稳定。
（2）就目前的情况，打工子弟学校更适合打工子女就学。
打工子弟学校和北京公立学校相比，北京公立学校在各方面的优势都是无法比拟的，在硬件上和软件上两者的差距都是巨大的。
但是目前的状况来看，打工子弟小学是更适合打工者子女的：
①公立学校虽然学费不高，但对外来人口子女要收高额借读费、赞助费等费用，每年二、三千元，使得流动农民家庭望而却步。
②公立学校所收借读费、赞助费，往往要求几年的费用一次交请。
一位家长说：
“我们是流动人口啊，我们现在在这里，以后还不知到哪儿去呢。
它要我们把几年的钱一次交了，明年我们离开这儿怎么办？
”公立学校的收费方式不适合这些家庭流动性大的特点。
③据反映，公立学校对借读生的考试成绩不计入教师的教学考评中，借读生学好学坏都与教师的教学业绩和利益不相关，因此教师不拿借读生当自己的学生看，对其学习放任不管。
由于借读生户籍不在本地，参加诸如学科竞赛之类活动都顶着当地学生的姓名，得了奖也归当地学生。
这就是说，借读生与当地学生待遇不同，教育权利不平等。
（3）打工子弟小学与家乡学校相比具有优势。
与北京公立小学相比，打工子弟学校有很多不足之处，与家乡学校相比，尽管外界看来打工子弟学校教学设施和条件十分简陋，但仍有39.1%的家长认为家乡学校好，打工子弟学校具有比较优势。
对于打工者来说他们的理想的选择序列为：
北京公立学校（如果降低门槛的话）、北京的打工子弟小学、家乡学校。
就目前的客观条件，北京的打工子弟学校具有比较优势，但是就总体而言，北京公立学校和打工子弟学校加在一起也还远远不能满足打工者子女的教育需要。
三北京打工子弟学校基本情况
打工子弟学校可以说是应运而生，是打工者群体对自己所处群体需求的自我满足，这些学校共有多少所，基本情况如何？
课题组在1999年对北京市的打工子弟学校进行了普查。
在艰苦的调查中，共寻访到114所打工子弟学校，有报道说在上海，目前为这些孩子开办的民办学校已有近400所。
（此数据源自环球时报2001年5月22日第4版，未经调查证实）我们相信，打工子弟学校在农民工分布比较多的地方大量存在，更多的实地研究成果将有助于人们对这一问题的理解。
1迅速扩张的打工子弟学校
（1）总体情况。
在我们调查的114所学校中就学的学生总数为10694名（数据截止于1999年4月），平均每校93人。
在114所学校中，有三所是幼儿园，其余的都是开设义务教育课程的学校。
从地域分布来看，这些学校主要分布于流动人口集中的城乡接合部，尤以朝阳区和海淀区最为密集。
其中，
升级会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