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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辩伪
第七章辩伪
辨伪是古籍整理工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研究考辨史料真伪及其年代的科学。
古书的真伪是普遍存在的问题，明代胡应麟在《四部正伪》中曾叹道：
“余读秦汉诸古书，核其伪几十七焉。
”清末著名目录学家张之洞，在《輶轩语》中也说：
“一分真伪，而古书去其半。
”辨伪先哲们的估计虽不尽确凿，但也并非毫无根据。
尤其是我国古代典籍曾经历众多的天灾人祸，失传甚多，难免为后世的有意作伪和失误致伪以空隙。
因而古代的伪书,不仅数量大且充斥于文学、历史、思想、宗教、政治、科学等各方面。
鱼目混珠真伪难辨，搞乱了历史真相。
给我们科学地利用古籍造成了许多混乱。
郭沫若同志曾指出：
“研究中国古代史，大家所最感痛苦的是，仅有的一些材料却都是真伪难分，时代混沌，不能做真正的科学研究的素材。
”（《十批判书》）因此，辨别古籍的真伪十分重要。
辨识伪书的目的，不是将伪书清除书籍之林，而是恢复其本来面目，作为史料加以保存和运用。
要辨识伪书，首先的是要了解伪书产生的原因和伪书的种类。
第一节伪书产生的原因和种类
一、伪书产生的原因
伪书的产生有其客观因素和主观因素。
从性质上看，又分有意作伪和失考误断致伪二类。
有意作伪大致可分以下几种：
1、借古重说
我国古代的知识分子，相当一部分人存在“祟古贱今”的观念，并且好古成癖。
被称为圣人的孔夫子都“信而好古”，“言必称尧舜”。
《淮南子》在《修务训》里说：
“世俗之人多尊古而贱今，故为道者必托之于神农、黄帝而后能入说。
乱世暗主高远其所从来，因而贵之。
为学者于论而尊其所闻，相与危坐而听之，正领而诵之。
”可见古时尊古之风异常浓厚。
许多人为了使自己的作品取信于世，借助于人们的这种心理，硬拉一些古人作护身符。
或托古人之名，或掇古人之事，或挟古人之文，或蹈古书之名，以宣传自己的见解和主张。
而他们的门生弟子则不遗余力大肆鼓吹。
于是以古圣先贤为撰者的书籍大量出现，流传于世。
顾炎武曾说：
“汉人好自作之书而托为古人，张霸《尚书》、卫宏《诗序》之类是也。
”这些话道出了托古以传的社会风气。
而这种风气一直延续到后代。
如《本草》一书，本是汉末以后至梁陶弘景逐渐写成，却偏要说神农口尝百草，辨别辛苦后自著其书。
《史记》中因记载老子出关，关尹喜恳请老子著书之事，后人便杜撰成《关尹子》一书。
又如《易卦》托名于伏羲、《医经》托名于黄帝、《周礼》托名于周公等。
《晋书·曹志传》载，曹冏的《六代论》问世时，当时曾传为曹植所写。
晋武帝司马炎向曹植的儿子曹志打听此事。
曹志道出真情：
“以臣所闻，是臣族父冏所作，以先王文高名著，欲令书传于后，是以假托。
”此种风气，到唐宋后犹不绝迹。
如《杜解》之借名于苏轼，《龙城录》之嫁名于柳宗元。
2、牟利求名
我国的古代典籍，从秦始皇焚书之后，屡遭厄运。
每一次战乱，天府藏书必遭一次浩劫，焚毁散失所剩无几。
每一朝代更替，统治者便极力搜求古籍，甚至高价购求，厚禄赏赐。
如汉武帝广开献书之路，令人竭力搜集和抄写古典书籍，并设太史令记史撰书；汉成帝使陈农求遗书于天下；隋开皇三年，牛弘表请访求异本；唐太宗贞观年间，魏征及令狐德棻请购散逸之书。
想方设法讲求典籍，以恢复补充内府中秘，在中国的历史上屡见不鲜。
由于书籍散佚严重，又急于补充而不能严格鉴别，于是给求名牟利之徒以可乘之机。
失书一次，便塞进伪书一批。
如隋文帝酷爱《易经》，当时的大学者刘炫为了邀功请赏，“遂伪造书百余卷，题为《连山易》、《鲁史记》等，录上送官，取赏而去”。
并说《连山》是夏朝的易经，《归藏》是商朝的易经。
后被发现其伪，被除名归家。
东晋梅赜伪造孔传《古文尚书》，历代学者皆信，并将共立于学官，直到清初方考订是伪书。
再如《尚书》，汉武帝时虽经多方访求，却只得29篇，依然残缺不全。
汉成帝酷爱此书，为求足本，悬赏购求，遂出现了东莱张霸的102篇《尚书》。
后来发现其所献《尚书》，乃是割裂《尚书》篇目，并加《左传》、《书序》为首尾伪造而成。
成帝盛怒，但因爱其才，又怜他造假不易，赦免了死罪，只革去其博士之职。
还有一些人为满足虚荣心而造假，编造《列子》的张湛就是一个。
他为出风头，挖空心思从《庄子》中找出列御寇这个人，搜集前说，附以己见，自编自注《列子》，一时间声名显赫，与王弼、向秀、何晏齐名。
又如杨慎，总以他人未见之书而自己独览为荣，《修文御览》这部书早佚，而杨慎偏说曾见过。
3、政治斗争的需要
由于封建统治集团内部的派系斗争，政见不同，形成竞争，互相攻击，不择手段，甚至制造伪书以相诬蔑。
如唐代牛李之争中，李德裕和牛僧孺曾分别纠集党徒互相攻击，编造伪书以诬陷对方、李德裕的门人韦瓘曾用牛僧孺之名伪造了一部《周秦行记》，以此诬陷牛氏。
北宋王安石变法，反对派邵雍的儿子邵伯温曾托苏洵之名，炮制了《辨奸论》，对王安石进行人身攻击，咒骂王安石是不近人情的大奸臣。
在战国秦汉时期，统治集团为了自己的政治需要，创立了许多应时的学说，杜撰了许多史实。
《荀子·宥坐篇》便是其中之一。
文中记载孔子诛少正卯一事，实系后人杜撰捏造。
《曲礼》对这些作伪现象作了概括：
“毋剿说，毋雷同；必则古昔，称先王。
”
还有想害某人而故意栽赃。
如宋代魏秦想害梅尧臣，故意假其名，撰《碧云瑕》一书，尽情指骂当朝官吏，想引起公愤，嫁祸于人。
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著录此书时言：
“题梅尧臣撰，以厩马为书名，其说曰：
‘世以旋毛为丑，此以旋马为贵，虽贵矣，病可去乎？
’其不逊如此，圣俞必不尔也。
所记载十余条，公卿多所毁讦，虽范文正亦不免，或云魏泰所作，托之圣俞。
”
也有一种人，费尽心血写成一部书，署自己的名，觉得不方便，不出版，又不甘心。
于是假托别人之名。
如《香奁集》，本为五代词人和凝所作，颇有文字价值，惟其中谈情说爱处过多。
和凝作宰相后，觉得此书与自己的身份不符，有失体统，便嫁名唐末诗人韩偓。
这虽不属诬陷，但也并不光明正大，似有嫁祸之嫌。
4、学术斗争的需要
古代有些人为了建立一种学说，或者提出一个观点，觉得学术上的论辨，单凭口舌难以取胜，便想方设法伪造一些著作为自己的见解张目。
为争胜而造假，起于西汉刘歆。
在今古文之争中，他立足古文家，与今文家相峙。
恐难取胜，就假造《周礼》，并对其余各经，多所改窜。
如东汉变乱之际的郑玄、王肃两人学术主张不同。
当时被称为大经师的郑氏经学支配天下，其群经注说盛行于世。
而王肃继贾逵、马融之学，独树一帜，向郑氏的经学挑战。
为了使自己的主张有说服力，便不择手段地伪造《孔子家语》一书，并亲自作注。
王肃在自序中说：
“郑氏学行五十载矣，寻文责实，考其上下，义理不安，违错者多，是以夺而易之。
孔子二十二世孙，有孔猛者，家有其先人之书。
昔相从学，顷还家，方取以来。
与予所论，有若重规迭矩；而恐其将绝，故特为解，以贻后世之君子。
”王肃说得很明白：
他的主张与《家语》之说相符，证明自己的主张是正确的，而郑氏的经学理据不足，应以《家语》取代。
佛教传入中国后，道教为与佛教争胜，道教徒编造了许多古书，为己教立说。
现在道藏中黄帝的著作几达百种，老子、庄子的书也有几十种，有相当一部分都是这样产生的。
5、诬陷栽赃作伪以诬人
出于私人怨仇造伪书伪说以诬陷他人，自古便有。
如《涑水记闻》是司马光所著，书中本无诬骂王安石之言，但后来书中竟出现痛骂王安石之语。
司马光与王安石同朝为官，虽然政见不同，但不至于采用这种卑劣的手段攻其隐私，经考证系后人掺杂进去假司马光之名而为。
还有想害某人而故意栽赃，如宋魏泰想害梅圣俞，故意以梅尧臣之名伪造《碧云騢》一书，尽情指骂当时朝廷官吏，想以此引起公愤。
6、剽窃他人作品
剽窃别人的著作为己作，这类人在古代为数不少。
晋人郭象为了求名，曾把向秀的《庄子解义》稍加窜改列为己注。
《晋书·郭象传》载：
“先是注《庄子》者数十家，莫能究其旨统。
向秀于旧注外而为《解义》，妙演奇致，大畅玄风，惟《秋水》、《至乐》未竟而秀卒。
秀子幼，其《义》零落，然颇有别本迁流。
象为人行薄，以秀《义》不传于世，遂窃以为己注，乃自注《秋水》、《至乐》二篇，又易《马蹄》一篇，其余众篇或点定文句而已。
”东晋人何德盛，剽窃郗绍《晋中兴书》为己作。
王鸿绪《明史稿》系盗窃万斯同稿，大加改窜后，题曰：
“横云山人”所著。
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是用五百金购买张岱的著作。
清邵廷采在《思复堂文集·遗民传》中明言：
“山阴张贷，尝辑明一代遗事，为《石匮藏书》。
应泰作《纪事本末》，以五百金购请，贷概然予之。
”此种手段尤为卑劣，后人研究时颇难分辨。
7、借长期收藏而作伪
我国古代印刷技术不发达，交通也不便利，因此每当新书出版，辗转传抄都不肯轻易示人。
唐代杜暹曾经说过：
“清俸买来手自校，子孙谈谈知圣道，鬻及借人为不孝。
”愈隐秘越有造假的机会。
特别是藏书家造伪更具有欺骗性。
如明代大藏书家范氏天一阁藏有很多珍贵书籍，但他偏要添造一些假的，如《子贡》、《易传》、《子夏诗传》、《申培诗说》、《晋史乘》等。
这些伪书因其为名家所藏。
偶一出世，遂充真书欺世盗名。
8、嫌己之名而伪题
有的作者嫌于留名，但又感到自己费了不少心血，不出版不甘心，便假托旁人之名，如《香奁集》本为和凝少时所作。
因书中谈情说爱话较多，和凝作宰相后觉得与自己身份不符，就假造作者是韩偓。
9、惜无撰人而伪托
此类伪书一般由后人张冠李戴所致。
大致有三种情况：
一是因书中有某人名而误题。
如：
《周髀算经》是我国最早的一部数学书，汉代人著，因无作者姓名，后人则根据书中起首的“周公问于商高曰……”的话，认为周公是该书的作者。
殊不知“周”是讲圆，“髀”是讲股，与书的作者风马牛不相及。
二是因为书中关于某人的事和说的话多而得名。
如《孝经》本是汉代儒家抄写《左传》并加己见杂凑而成，后人因书中讲曾子的话及事多，遂派定作者是曾参。
三是查不出作者而臆断。
如《山海经》一书，始于春秋战国，止于两汉之间，绝非一人手笔，只因太史公引过其名，列子曾说过：
“大禹行而见之，伯益知而名之，夷坚闻而惠之。
”后人则认为作者是大禹、伯益。
伪书的产生除有意作伪外，失误致伪也是一个重要方面。
这也有很多原因。
主要因为：
（1） 战国之前，古人不自著书。
古代社会文字记录是公有的事务，往往由集体写成，非出于一人之手，因此不标姓名。
特别是那些在政治界和学术界有名望的人，其言谈行事往往由后人或门人记录下来编纂成书。
如《论语》为孔子门人所记，《管子》亦非一人一时所作，除管仲著作外，又聚集若干篇法家言论而成。
只因书中讲管子话多而名曰《管子》，且古人所述，一般都是为了应用，其书不着姓名，后人就凭揣测题名。
（2） 我国古代方言差异很大，文字又屡经变迁，由甲骨文到籀文演变成小篆而至隶书，每一次文字变革，简册书籍都得经过翻译传写，难免有改动失真之处。
如《庄子》一书，内篇是庄周作，外篇乃其后学所作，抄写人则把两部分统称是庄子撰。
总之，伪书的产生情况很复杂，必须严肃考订，认真辨别，以克弊用利，更好地揭示真伪。
二、伪书的种类
伪书因为伪造情况各异，伪造程度也因而不尽相同。
其种类有五：
1． 全部伪
如《孔子家语》即是。
全部伪以子部为最多，如《鬼谷子》、《关尹子》等。
其次是经部、史部，追根溯源，是因为自汉以后，儒家思想统治学术界，经部之书被视为经典，因而经书不致轻易作伪。
而不受重视的子书则不然，人们随意编集，所以致伪很多。
2． 伪中有伪
本来是伪书，因亡佚，后人又胡编乱造，遂成伪书之伪书。
如《干凿度》，本是战国期间阴阳家及西汉方士所作，却假托孔子所作。
而今本《干凿度》又经后人增添而成。
3． 真中有伪
如《史记》，现存130篇，其中绝大部分是司马迁所作，亦有小部分记司马迁死后十几年乃至一百年的事，系后人的续作。
4． 伪中有真
如《鹖冠子》是一部伪书，但其中的《鹏赋》却是真的。
又如东晋梅赜所上的孔安国注58篇《古文尚书》，也是伪中杂真。
5． 真伪相杂
如《管子》一书，内篇是管子本人所著，外篇则杂入后人著作，夤集而成。
总之，只有认真总结，找出其社会原因和个人因素，才能使辨伪工作顺利进行。
第二节辨伪的历史
在我国古文献学史中，辨伪学的历史源远流长，随着伪书的产生，就开始了辨伪的历史。
远在战国时期，孔子的弟子子贡就已经觉察出周王朝对被征服了的商王朝历史作了歪曲的宣传。
他感慨地说：
“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
是以君子恶居下流，天下之恶皆归焉”（见《论语·子张》）。
过了百余年，孟子也看出周王朝宣传自己的武功过于失真，于是叹息：
“尽信《书》，则不如无《书》。
吾于《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
仁人无敌于天下，以至仁伐至不仁，而其血之流杵也？
”（见《孟子·尽心下》）孟子是从儒家的“仁政”思想出发，怀疑《武成》对周武王的记载不可信。
虽然，他的辨伪标准是儒家的思想原则，而非客观事实，但由此可看出当时的人已不完全相信古书了。
战国末，韩非子也开始怀疑诸子百家的托古作伪。
他说：
“孔子、墨子俱道尧舜，而取舍不同。
皆自谓真尧舜,尧舜不复生，将谁使定儒墨之诚乎？
……无参验而必之者，愚也；弗能必而据之，诬也。
故明据先王，必定尧舜者，非愚则诬也”（见《韩非子·显学》）。
之后，刘安又在《淮南子·修务》篇中，对游谈之士托古自重的情形明白指出：
“世俗之人多尊古而贱今，故为道者必托之于神农、黄帝而后能入说。
今取新圣人之书，名人孔、墨，则弟子受者必众矣。
”虽未明确指出伪书之名，但对伪书已有所辨。
不过他们并没作切实考察研究，因此这时期仅是消极疑古，是辨伪学的初创时期。
汉代，秦焚书后，古书散佚，伪书伪说趁机而出。
既有作伪，就有辨伪，伪书增多促进了辨伪学的发展。
汉代第一个辨伪学家是司马迁（前145一前86）。
司马迁发愤著《史记》，对真伪相杂的史料作了大量的去伪存真工作。
他还把文献资料与民间传说互相印证，如在《五帝本纪》中指出“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驯，荐绅先生难言之。
孔子所传《宰予问五帝德》及《帝系姓》，懦者或不传。
余尝西至空桐，北过涿鹿，东渐于海，南浮江淮矣，至长老皆各往往称黄帝、尧、舜之处，风教固殊焉，总之不离古文者近是。
”他还据事实驳伪说：
“学者皆称周伐纣，居洛邑。
综其实不然。
武王营之，成王使召公卜居，居九鼎焉，而周复都丰、缟。
至犬戎败幽王，周乃东徙于洛邑。
”（《周本纪》）司马迁辨伪的态度是科学而严谨的。
而尤应指出的是，司马迁首开单篇考辨诸子书之例。
他在《老庄申韩列传》谓庄子：
“故其着书十余万言，大抵率寓言也。
作《渔父》、《盗距》、《胠箧》，以诋讹孔子之徒，以明老子之术。
《畏累虚》、《亢桑子》之属，皆空语，无事实。
”当然，司马迁对史料的考辨。
采用也同样因其思想、时代有其局限不足的一面。
至西汉未年，刘歆欲将《左氏春秋》、《毛诗》、《逸礼》和《古文尚书》立于学官，遭到今文经学博士的反对，说古文是伪书，说他“颠倒五经，令学士疑惑”，从而引起了今古文之争。
争议的是非，历代学者说法不同。
至东汉，今古文并行，仍互有论辩。
具体分析，中古文之说各有是非，古文经虽可靠也有伪作，今文家否定古文经传，虽是因抱门户之见，但在当时，极力辨古文之伪的工作也推动了辨伪学的发展。
汉代的辨伪学，在目录学中也有反映。
刘向（约前77一前6）撰写《别录》，在《晏子叙录》中提出：
“又有颇不合经术，似非晏子言，疑后世辨士所为者，故亦不敢失，复以为一篇。
”刘歆（？
一23）在《别录》基础上编撰《七略》，考订古书真伪及其年代。
班固（32一92）又根据《七略》而成《汉书·艺文志》，并在某些书后注明“依托”、“似依托”、“后世所加”等语，如《力牧》22篇，注：
“六国时所作，托之力牧。
力牧，皇帝相。
”《大禹》37篇，注：
“传言禹所作，其文似后世语。
”《鬻子说》19篇，注：
“后世所加”，等等。
这类托古伪作，经班固辨别的有四五十种。
辨语虽简单，寥寥几语。
但已能从事实、文辞、时代等各方面对伪书予以考察。
这对后世的辨伪工作有很大启发。
东汉马融（4一79）、郑玄（127一200）合古今文经注《二礼》、《尚书》。
郑文弟子临存孝则不信《周礼》，称其为“末世谲乱之书”，并作《十论》、《七难》加以指斥。
《十论》、《七难》虽已不存，却是专书辨伪的最早的专著。
东汉还有一个著名的辨伪学家王充（27一约96），他所撰的《论衡》，其中《奇怪》、《书虚》、《道虚》、《语增》、《懦增》、《艺增》、《问孔》、《刺孟》、《谈天》、《说日》等都是辨伪的突出篇章。
他破除了对儒家圣人的迷信，提出经传“经之传不可从，五经皆多失实之说”（见《正说篇》）。
在《如实篇》中列举十六事证明“圣人不能神而先知”。
王充疑古辨伪的精神对后世影响极大，如唐代辨伪学衰落后，刘知几就是效仿王充，重兴辨伪之学的。
魏普南北朝至隋，作伪甚于辨伪。
东汉末郑玄杂揉古今，形成经学的一统局面。
至魏，王肃为与郑玄作对，伪造《论语》、《孝经》为孔安国注，伪造《孔子家语》托名孔安国撰，伪造《孔严子》托名孔鲋撰。
对此，当时学者已有所辨。
如《礼记·乐记》孔颖达疏引马昭曰：
“《家语》，王肃所增加”。
当时出现的伪书，影响最深的是东晋梅赜向朝廷所上的孔安国注《古文尚书》。
此书以伪杂真。
历经几朝，自宋疑辨，至清才有定论。
这时期在辨伪学上很少建树。
但应一提的是，由于佛教的兴盛，佛经辨伪学却发展到最高峰。
东晋的道安把可疑的佛经，编入《疑经录》，《隋众经目录》把可疑佛经编入第四例“疑伪”。
而《别本众经目录》则把可疑佛经又细分为“疑惑”、“伪妄”。
至此，佛经辨伪学经历极盛时期，尔后便衰微了。
唐初，经学家因循守旧，辨伪之学很少建树。
重开辨伪之风的当推刘知几（667一721），他著《史通》，是我国自古以来史学理论和对史书体例进行论述的一部有系统的著作。
其中《疑古》对《尚书》、《春秋》、《论语》等书提出十疑，认为某些记载歪曲史实。
在《惑经》中对经书提出质疑。
指出孔子删定的《春秋》“未论者有十二”，“虚美者有五焉”。
指出这部经典是因袭旧文。
这种对史书权威进行无情批评的无畏精神，激励了后人。
至中唐，辨伪学又别开生面。
啖助、赵匡、陆淳对《左传》的作者和内容提出疑问和辨正，虽有偏激之处，但却为清代学者彻底解决《左传》间题。
开了先路。
柳宗元（773一819）为文学大家，在考辨诸子书方面，也很有成绩。
如《辨列子》、《辨文子》、《辨晏子春秋》、《论语辨》、《辨鬼谷子》等。
在所辨内容的方法上有新开创。
他指出《论语》成书距孔子很远，《列子》书中增窜甚多，列子也不是郑穆公时人，《文子》是抄袭《孟子》、《管子》等书而成，《亢桑子》、《鬼谷子》等都是后出的伪书。
他的见解精辟，对后世影响很大。
后来宋高似孙的《子略》，明宋濂的《诸子辨》都是从这几篇文章引申而来。
到了宋朝，辨伪学继往开来，发展得更加深入。
欧阳修（1007一1072）是宋代第一个重视辨伪的学者。
他著有《易童子问》，认为《周易》中《系辞》、《文言》以下部分非孔子所作。
破传统伪说，对《左传》、《周礼》也有怀疑的批评。
此外，王安石疑《春秋》，苏轼辨《周礼》，郑樵著《诗辨妄》，江应辰不信《孝经》，司马光疑《孟子》，洪迈写《容斋三笔》时，都有疑古辨伪的成绩。
在这种辨伪的风气里，朱熹（1130一1200）成就尤为卓著。
所辨书涉经史子集达50余种。
在《语类》、《文集》中，进一步怀疑《古文尚书》及伪孔传，为清初阎若璩的完全证实打下了基础。
在辨伪方法上，提出从思想、内容、史实、旁证、体制、文字风格等多方考证，方法诸多，从所未有。
辨语虽简单，但颇有精彩见解，大大启发了后来辨伪学者。
他不仅辨证古人之失，还将重要经籍加以新的注释解说，使其还本来面目，这也是旷古未有的盛业。
和朱熹同时的叶适（1150一1223），写《习学记言序》。
对经史子集部有论辨，很有价值，观察方法也正确。
此后。
黄震著《黄氏日钞》，对《古文尚书》、诸子书都有考辨。
王应鳞著《汉书艺文志考证》，虽只是书目，但对伪书提出怀疑，供后人探讨，功绩亦不可磨灭。
元代，辨伪不很发达。
吴澄写《尚书纂言》，辨世传《古文尚书》，其说有发展。
明初，辨伪学史上出现了第一部专著。
宋濂（1310一1381）总结前人之说，加以自己的考辨，写了《诸子辨》，辨别先秦至宋四十部诸子书的真伪。
虽有袭人之说处，但他总结作伪、辨伪规律，指出“大抵古书之存于今者多出于后人之手”或“有以附丽”依托古书。
并从避讳、典制方面加以考证。
明末，胡应麟（1551一1602）总结发展前代辨伪的成果和经验，把历来抉出的伪书或认为著者有疑问的书都摘录下来。
编成一部《四部正伪》。
内容从诸子扩大到经、史、子、集四部，论及的书有104种。
他把伪书分为20类，并对辨伪的必要，伪书的种类、来历，进行了系统阐述，在卷末又提出审核伪书的八条具体方法，“凡核伪书之道：
核之《七略》以观其源，核之群《志》以观其绪，核之并世之言以观其称，核之异世之言以观其述，核之文以观其体，核之事以观其时，核之撰者以观其托，核之传者以观其人。
核之八者，而古今们赝籍亡（无）隐情矣”。
这八种方法，归纳全面精辟，至今仍为学者采用、重视。
他还对四部书中伪书众寡的不同情况进行了全面分析，指出“凡四部书之伪者，子为盛，经次之，史又次之，集差寡。
凡经之伪，《易》为盛，《纬侯》次之。
凡史之伪，杂传记为盛，嵘说次之。
凡子之伪，道为盛，兵及诸家次之。
凡集，全伪者寡，而单篇别什借名窜匿甚众。
于别编详之。
”总结得切中实际，有此辨伪大作，才使辨伪学从此成为一门专门学问。
清代的辨伪学，承袭前代传统，进入鼎盛时期。
辨伪书与辨伪说，群书辨伪与单书辨伪都有很大发展。
著名辨伪学者阎若璩（1036一1704），著有《尚书古文疏证》，把朱熹、梅鷟、胡应麟等多人探讨未能解决的悬案，以其铁证给予定论。
全书引证繁富、论证严密。
从著录佚文、取材文体、篇章分合、史实、典制、历法、地理等各个方面加以考证，总结出了具体丰富的辨伪方法。
胡渭（1633一1714）著的《易图明辨》，为考辨宋儒易学伪说、伪图的集大成之作。
以种种方法证明宋朝所传的《大极图》、《河图》、《洛书》系和尚、道土拼凑的伪作。
此外，万斯同写《群书疑辨》，对《周礼》、《仪礼》、《左传》、《易传》有所辨。
其兄万斯大著《周官辨非》，对《周礼》的辨伪很是彻底。
同时，有一部与《四部正伪》性质、体例相似的书，即姚际恒（1647一？
）的《古今伪书考》。
姚际恒是清初考辨群书的辨伪学者。
他怀疑经典，思想比胡应麟更为解放。
此书辨经、史、子三类书共90种，对伪书种类分为全伪、“有真书杂以伪者”、“有非伪书而后人妄托其人之名者”、“有两人共此一书名今传者不知为何人作者”、“有书非伪而书名伪者”、“有未足定其著书之人者”几类。
此外，他还著有《九经通论》，详细辨别九经的真伪，但残佚大半，传下来的只有《诗经通论》。
与胡应麟《四部正伪》不同的一点是不考辨集部。
他说：
“四部有集，集者别集，人难以伪，古集间有一二附益伪撰，不足称数。
故不之及。
”之后，惠栋著《古文尚书考》。
对伪《古文尚书》的辨伪方面又有进展。
至乾隆时代，辨伪风气仍很兴盛，考辨学者崔述（1740一1816）著《考信录》,他把自三皇五帝至周的历史、以及诸子百家的事迹，一一考辨，定其真伪。
至于考辨所及的古籍就更多了。
他认为研究战国前的历史，以六经本身的材料为最可靠。
诸子百家之说、汉人传注及宋儒之说都是靠不住的。
他很注意考史实，辨材料,归纳条例，总结规律。
此外，他还写有《考信翼录》5种，《古文尚书辨伪》2卷，都有独到见解。
但他很迷信经书，是以圣人成见做考辨标准的。
此时的《四库提要》也很注意真伪考辨，有一定创见。
晚清，西汉古今文之争再度成为此时辨伪学的主要问题。
首先怀疑古文经书的是刘逢禄（1776一1829）。
他治《公羊春秋》，疑《左氏春秋》是伪书，著了《左氏春秋考证》。
随后，魏源（1794一1857），著《诗古微》，怀疑《毛诗》；著《书古微》，不仅疑《古文尚书》是假的，而且疑《汉书·艺文志》、《古文尚书十六篇》全为假的。
其说虽言之有理，也有不妥之处。
魏源后，康有为（1858一1927）著《新学伪经考》。
此书主要论点是说古文经全是刘歆伪造、是为王莽纂汉服务的。
这一基本观点是主观臆断的。
但在当时动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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