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华热衷死亡叙述的探讨 汉语言文学专业毕业设计 毕业论.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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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华热衷死亡叙述的探讨汉语言文学专业毕业设计毕业论
“死亡”是先锋作家最“热衷”的话题，在中国当代作家群体中他们对死亡问题的关注度也是最高的。
马原、格非、余华、苏童、洪峰、北村、叶兆言等先锋作家的小说，不论何种篇幅，在何时期，都无不与死亡相关。
余华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开始登上中国大陆文坛，是早期先锋派的突出代表。
在当代先锋小说家中，余华是一位受到国内外广泛关注的作家。
余华擅长描写死亡,在先锋作家中可谓独树一帜。
他那充满暴力、血腥、死亡的小说作品的问世无疑是在当时中国文坛和读者当中投下了一颗重磅炸弹。
“死亡”是人们最避讳的话题，然而余华却一再并且乐于把它展示在人们面前，用冰冷的叙述手法，把一条条鲜活的生命血淋淋地撕毁给读者看。
有人说余华的血液里流的是“冰渣子”。
但是，余华的死亡叙事并不是为了吓唬人或者单纯地从中获得快感。
细细品味之后，我们可以在余华看似冰冷的笔锋背后窥出余华的眼泪。
如果把余华的所有小说比作一座冰山，那么这座冰山一定是由余华的泪水凝聚而成的。
如果冰山也有年轮的话，那么余华的每一部小说便是那年轮。
由于余华的创作很有规律，从短篇到长篇的创作尝试大体上看是循序渐进的，所以我们可以简单粗略地把余华的小说按照短篇、中篇再到长篇这样划分：
年轮的中心部分是余华早期（1983年-1986年）的作品，即短篇小说，中间部分是中期（1987年-1990年）的作品，即中篇小说，最外围则是从90年代后所写的长篇小说。
一座冰山让人们看到的一定首先是外貌，余华刚踏入文坛时只被特定文化圈的人认识，如今他已逐渐被大部分读者熟知，这正是由于他长篇小说的创作尝试。
他的长篇小说最广为人知，并且盛极一时，所以现代大部分的读者认识余华首先是从他的长篇小说开始的。
如果有人想进一步了解他，就要去挖掘他早期的作品了。
然而，钻之弥坚，研究余华的人会发现，冰山内部更加冰冷更加坚硬，因为余华早期作品的叙事笔调更加冰冷，才知道原来他的创作在20世纪90年代发生了明显变化，仿佛“冰山”受到了“温室效应”的影响。
虽然余华变化后的小说仍然充斥着死亡的阴影，但却不再那么冰冷，而是蕴含了作者对人生的温情解读，它经历了对死亡表象的描绘、死亡思考和死亡承受的嬗变历程，完成了自我的超越。
那么，为什么余华如此热衷于死亡主题，后来他的死亡主题又如何发生嬗变，为什么会发生嬗变呢？
一、“冰山”形成过程：
余华热衷死亡叙述的原因
死亡叙事对先锋小说的影响十分明显，对死亡主题的深度开掘是它最突出的特征之一。
尤其是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初这一时段，中国当代文坛上汹涌着一股表现死亡的潮流。
先锋作家之所以热衷死亡叙事，有其共同的原因和背景，但是对于余华来说又有他的特殊原因。
（一）童年的记忆
童年记忆对作家的创作有着十分重要作用。
童年,是一个人认识社会、认识自然的初始阶段,童年的记忆最为深刻悠长。
对于一个作家而言,童年记忆会在他的创作中留下深刻的印迹。
余华在与洪治纲的访谈中也承认了童年记忆对他创作起到的重要影响，这种影响无论是自觉还是不自觉，都会在他们的作品中表现出来。
他认为：
“童年生活对一个人来说是根本性的选择，没有第二或第三种选择的可能。
因为一个人的童年，给你带来了一种什么样的东西，是一个人和这个世界的一生的关系的基础。
……我们对世界最初的认识都是来自童年，而我们今后对世界的感受，对世界的想象力，无非是像电脑中的软件升级一样，其基础是不会变的。
……事实上，我感觉到，一个人的童年基本上是抓住了一个人的一生。
他的一生都跟着他的童年走。
”[14]p3-5他还承认：
“我的作品里所有的场景，我认为都是发生在我的地域里面，我无法想象它们会到另外一个地方去。
哪怕是发生在另外地方的故事，我知道了以后，也会搬到我自己的故乡去，就像住在家里一样。
”[14]p6
童年时期的经历是余华热衷于死亡主题最主要的原因，对余华来说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方面是家庭环境，另一方面是社会环境。
1、家庭方面
余华作品中反复出现的死亡主题，是与他的身世、经历以及他童年时所处的社会历史背景有很大联系的，至关重要的是童年的生活环境、见闻、体验和耸人听闻的感受，这些对他日后题材选择、主题设定以及作品风格的定位都有着莫大的关系。
余华之所以在作品中不断地渲染死亡，是因为在童年时期他目睹过、感受过和思考过死亡。
余华出生在一个医生家庭，双亲都在医院工作，他的父亲是外科手术师。
在余华读小学四年级的时候
，他们一家人搬到医院里住，并且家的对面就是太平间，差不多隔几个晚上就会听到凄惨的哭声。
余华在《余华自传》中提到：
“我父亲当时给我最突出的印象，就是他从手术室里出来时的模样，他的胸前是斑斑的血迹，口罩挂在耳朵上，边走边脱下沾满鲜血的手术手套。
”[10]p150这斑斑的血迹和沾满鲜血的手术手套必定对余华当时幼小的心灵产生了重大影响。
余华说：
“应该说我小时候不怕看到死人，对太平间也没有丝毫恐惧。
”[14]p126幼年的余华就对医院手术室里提出来的一桶桶血肉模糊的东西习以为常，听惯了太平间门口经常传来的凄惨、嚎陶大哭的声音，更有在夏天炎热时一个人独自躺在太平间那冰凉的床上的离奇行为，这些连成人也觉得恐怖的事情，对童年时代的余华来说，却还不如被父母反锁在房屋里的经历来的可怕，相比起来这些别人看来恐怖的事反倒成了他童年时期欢乐生活的源泉。
在余华的散文和自传以及访谈中，他多次提到自己童年的经历，可见童年经历对他影响之深。
所以，他小说中呈现的畅快淋漓的血腥场面，很大程度上是由他童年所处的家庭环境决定的。
2、社会环境方面
出生于20世纪60年代的余华目睹了中国大陆“文化大革命”这一史无前例的运动，那个是非颠倒、人妖不分、知识无用的时代，对余华的思想产生了颠覆性的冲击。
余华经常提到文化大革命，他说过：
“在大字报的时代，人的想象力被最大限度地发掘了出来，文学的一切手段都得到了发挥，什么虚构、夸张、比喻、讽刺……应有尽有。
这是我最早接触到的文学，在大街上，在越贴越厚的大字报前，我开始喜欢文学了。
”[14]p127余华的多部作品都涉及到文化大革命，或者以文化大革命为时代背景，比如《一九八六年》、《活着》、《在细雨中呼喊》、《兄弟》，我们在这些作品中读到的很多有关文化大革命的叙述，都是余华童年经历的写照。
在《我能否相信自己》中余华再次谈到文化大革命对他的影响：
“我的意思是文化大革命为我们提供了一段丰厚的历史，这对一个民族至关重要，就像疾病会带来免疫一样，文革之后，我们的民族获得了一段很长时间的健康。
另一方面，这段历史也造就了中国文化上的空前活跃，尤其对作家和艺术家，我现在越来越相信这样的话了，就是平庸的时代只会造就平庸的作家，我庆幸自己曾经在一个不平庸的时代生活过。
”[10]p43他笔下现代人的生活苦难，都是他内心深处童年记忆的观照。
（二）对世界和现实人生的怀疑
余华认为：
“几乎所有优秀的作家都处于和现实的紧张关系中，在他们笔下，只有当现实处于遥远状态时，他们作品中的现实才会闪闪发亮”，[8]p2在余华那里，文学世界与现实世界之间的关系便被转换成一种颠倒的逻辑关系。
从认识论的角度来看，余华的这种反叛是对常识进而对现实生活的怀疑开始的。
其怀疑源自作家对自己的小说写作所做的目的论的深度思考。
余华曾经承认自己1986年以前所有的思考都是从常识出发，在无数常识之间游荡，使用的是被大众肯定的思考方式。
但是到1987年写《现实一种》、《河边的错误》时，他的思考突然脱离常识的范围，开始对常识发生怀疑，不再相信现实生活的常识。
现实生活是不真实的，这种深度的怀疑与否定导致他对另一部分现实的重视，认为“真实存在的只能是他的精神”。
[14]p51现实生活是不真实的，只有人的精神才是真实的，“在人的精神世界里，一切常识提供的价值都开始摇摇欲坠，一切旧有的事物都将获得新的意义。
”[14]p52余华是在“用欲望对抗性格，用河流阳光对抗人的主体性，用分裂、重叠和颠倒的逻辑对抗时间的洪流。
”[14]p488于是，余华的小说世界里，便有了笔下人物莫名其妙的失踪、死亡、逃离。
虽然彰显了存在主义式的人与现实的对立关系，但是，并没有激发人对生命自由的选择，而是表现出了生命的茫然与冲动，让现实在想象的世界中死去，而想象的世界充斥着暴力与死亡，余华便在暴力与死亡的叙述中获得了悲剧的快感和“内心的真实”。
（三）阅读经历对写作的影响
先锋作家之所以会把死亡问题作为小说的重要题材和主题来表现，与西方现代主义文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中国文学和文化向来对死亡有种潜藏的传统禁忌，可以说是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影响促成了中国作家对待死亡题材和主题的开放态度。
“当时的中国作家和一般青年知识分子一样，大量阅读翻译小说，以这种非常方式获得了另一套知识系统和价值系统，建立了植根于西方现代文学的文化观念和小说观念。
”[13]p234中国当代中青年作家对西方现代作家的学习如饥似渴。
余华也是如此，他在1986年曾用四卷本的《战争与和平》向朋友换来一本《卡夫卡小说选》，因为这是当时书店剩下的唯一一本，被朋友先买下来了。
[13]p58
《温暖和百感交集的旅程》中针对卡夫卡两则日记中想象刀子在自己体内转动的体验，余华这样评说：
“这两则日记都是在想象中展示了暴力，而且这样的暴力都是针对自我。
卡夫卡让句子完成了一个自我凌迟的过程，然后他又给予自我难以言传的快乐。
”[14]p71受卡夫卡《在流放地》的影响，余华的小说《往事与刑法》、《一九八六年》有它的影子。
余华在看人和人的命运的时候，在处理人的生命状态的时候，很大的一个成分就是来自阅读。
关于这一点，余华以他和苏童的一次对话为例：
“有一次，我跟苏童两个人在台北，《中国时报》编辑杨哲拉我们到一个很大的礁石上的茶座里聊天，深更半夜了，我们又都没有睡好，困得不得了，然后我们就谈自己喜爱的作品。
我发现我跟苏童所喜爱的作品在许多地方不一样，然后就找，后来苏童就说了一句：
余华喜爱的是很强烈的东西。
我发现苏童说的是对的，我确实喜欢比较强烈的东西，而苏童是喜欢比较平静的，喜欢那种比较宁静的作品。
我喜欢的作家，像卡夫卡、陀思妥耶夫斯基，包括福克纳，都是很强烈的作家……”[14]p12可以说阅读和写作对余华来说是相互影响的，余华的阅读偏好影响着余华的写作风格，余华多年来形成的写作风格反过来又影响着余华文本阅读的选择。
二、“冰山”一角：
余华小说中死亡主题嬗变的表现
观念是可以不断变化的。
在先锋文学创作阶段（80年代中后期至90年代初），他认为现实是不真实，不可靠的，余华在《虚伪的作品》里对此作了表述。
并声称自己“一直是以敌对的态度看待现实”[8]p3，其创作都是“源出于和现实的那一层紧张关系”。
[8]p1但写过《活着》以后，余华的观念发生了变化，同现实“敌对的态度”有所缓和，开始用同情的眼光看待世界。
相对于其前期小说创作，在后期创作中余华更加注意到了一个作家在写作中的主动性。
也就是在其后期创作中，余华在努力偏离自己那种“愤怒与冷漠”的立场，要向人们“展示高尚”，并试图表现出“对一切事物理解之后的超然”[8]p1。
于是，余华的死亡主题得到了嬗变。
下面笔者选取了余华关于死亡叙事比较震撼人心的几篇中短篇小说来看看余华早期死亡主题的表现。
首先，从创作时间来看，余华最早叙述死亡的作品是《死亡叙述》。
在《死亡叙述》中，他对死亡过程和死亡感觉的描绘简直是淋漓尽致：
“镰刀像是砍穿一张纸一样砍穿了我的皮肤，然后就砍断了我的盲肠……锄头劈在了肩胛骨上，像是砍柴一样地将我的肩胛骨砍成了两半
……中间的两个铁刺分别砍断了肺动脉和主动脉，动脉里的血‘哗’地一片涌了出来，像是倒出一盆洗脚水似的……我的鲜血往四周爬去。
我的鲜血很像一棵百年老树隆出地面的根须。
我死了。
”[1]p27描述生动形象，非常富有画面感，然而，这种冷静细致的描述若与死亡挂钩就会给人阴森可怖之感，令人不寒而栗。
第二是《一九八六年》。
在《一九八六年》中，我们可以与作者一起直面发生在一个无辜的知识分子及他的妻子和孩子身上的死亡感受：
在漆黑的深夜中那令人战栗的恐怖气氛，永久的不知所向的失踪，疯狂行为的背后那必定存在的精神折磨，曾经研究过的古代刑罚在我身上成为令人触目惊心的自残方式……余华在这里完全可以控诉“文革”造成这种现象的罪恶，但他则把笔触仅仅放在这些残酷的死亡表象上，内涵则由读者自己思考。
第三是《现实一种》。
在《现实一种》中，余华对残忍与暴力的因素这类死亡表象渲染到了极致：
先是哥哥山岗四岁的儿子皮皮摔死了弟弟山峰的儿子，然后山峰一脚踢死了侄子皮皮，山岗则活活折磨死山峰，最后山峰的妻子把山岗的尸体“贡献”给医院，小说在医生们娴熟的肢解技艺中走向终结。
第四是《古典爱情》。
《古典爱情》中写到了人吃人的现象,在菜人市场中,菜人等待着被屠宰的命运,而那些有幸在饥荒时代生存下来的人们面对同胞的肉体居然没有一丝厌恶之感,就像看客一般漠视别人的死亡,等待着食用别人的肉体。
这一切足以让我们看到人类自身丑陋阴暗的一面。
当然还有像《河边的错误》、《世事如烟》、《难逃劫数》等等令人印象深刻的作品。
在《河边的错误》里疯子毫无理性、毫无因果关系的杀人；在《世事如烟》里，所有的人物被阴谋、凶杀、诡计绞杀，无一幸免，死亡成了他们唯一的归宿，全文运用了蒙太奇手法在阴暗、低沉的基调中完成了王家卫电影风格似的中篇小说；在《难逃劫数》里，余华更是把性、暴力、死亡扭结在一起。
伴随着婚礼序曲的鸣奏，死亡的大幕也被徐徐拉起。
余华前期作品对死亡主题的表现，往往停留在死亡表象上。
20世纪90年代后，余华完成了创作风格的嬗变，虽然“死亡”仍然是一大主题，人的生存状态仍然是主要的表现内容，暴力与血腥仍然不时出现，但是少了对血淋淋的暴力场面的冷漠描写，多了对生活苦难的温情叙述，不再仅仅停留在死亡表象上了，而是深入地揭示死亡的意义和生存的本质
。
余华在《活着•中文版自序》里说道：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内心的愤怒渐渐平息，我开始意识到一位真正的作家所寻找的是真理，是一种排斥道德判断的真理。
作家的使命不是发泄、不是控诉或者揭露，他应该向人们展示高尚。
这里所说的高尚不是那种单纯的美好，而是对一切事物理解之后的超然，对善和恶的一视同仁，用同情的眼光看待世界。
”[8]p1与以往完全不同的生命态度与生存关怀是显而易见的。
这一转变，深刻体现了余华直面死亡的生命体悟。
《在细雨中呼喊》作为余华第一部长篇小说，也是其转型期的代表作，可以看做是他前期作品的延续和升华。
文中流露出了作者对于旧有的死亡态度的些许动摇：
叙述者的灵魂为弟弟的死而震撼，“我”对养父的死不再是麻木不仁。
在不断的死亡书写中可以想象余华对于生命理解的加深，于是就有了后来我们所看到的《活着》、《许三观卖血记》和《兄弟》等。
这样的转变的确使得矛盾缓和多了。
《活着》和《许三观卖血记》里都强调人与人之间的温情，对于龙二、李血头这样相对恶的人也用宽容的笔调去写，的确超然。
但事实上，这样的超然仍是余华原本悲观情绪的体现，仍带着灰色调，因为人还是无奈，还是要去顺应命运无常。
透过对死亡的书写，作者对历史中的人性和生存状况进行了深层次的开掘透视，在貌似历史宿命的演绎之中，其实深藏着一个穿透式的哲学发现，显示出作者对人类生存的思考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余华说过：
“艺术家是为虚无而创作的。
因为他们是这个世界上仅存的无知者，他们唯一可以真实感受的是来自精神的力量，就像是来自夜空和死亡的力量。
”[4]p23死亡的确给了余华创作的灵感与激情，余华由此获得了旺盛的创作欲与生命力，但更重要的是，死亡照亮了余华，也提升了余华，经过“向死而生”的生命炼狱，在死亡的涅槃中，余华获得了再生。
三、“温室效应”：
余华小说死亡主题嬗变的原因
（一）写作经历、阅读经历以及内心阅历的丰富
余华曾十分直接地表明他在时间和阅读的洗礼下，自己的观念发生了一些变化：
“随着年龄大起来，阅读的书多起来，我就感觉到，为什么要绕那么多圈子？
我用一种很直接的，很准确的叙述方式写反而更有力量。
我的阅读也是这样，我越来越爱读那些非常简洁的作品，那种绕来绕去的作品，我就不太喜欢读。
几乎所有的大作家，我发现，无一例外，刚开始都是先锋，慢慢地都变得朴素，都是走着这样一条道路。
我指的是二十世纪的那些作家们，他们经历了一种复杂以后，又变得简单了。
”[14]p26
多年的写作经历使余华明白了一个道理，“就是你用一种最诚实的方式去写小说是最困难的。
但是，也就是这种最诚实的写作，才造就了我们这个世界上拥有那些伟大的作家，他们几乎都写下了优秀的小说。
”[14]p26事实也证明余华回归朴素，用诚实的心态去倾听他笔下人物的声音，让他们自己发声，起到了十分显著的效果。
从《在细雨中呼喊》到《活着》再到《许三观卖血记》，余华一步步地使自己的文字更加诚实朴素，剔除了浮华的修饰后，少了冷漠的外衣，多了几份温情，向人们展示真实，使他创作出的作品产生更加巨大的震撼力和魅力。
另外，余华的转变也与他在到处给别人展示血腥和残酷的同时，自己遭到的“报应”有关。
余华曾经说过：
“我记得很清楚，我写那些小说时，我做过好几次梦，有一次我梦见我被枪毙了；还有一次梦见我杀了人，梦里杀人过程没有，只记得公安局来抓我，我到处躲藏。
那时一写小说就是暴力，真的受不了，都快到崩溃的地步。
每晚都是噩梦，吓出一身冷汗。
我发现我再也不能写暴力了。
1988年我开始写得少了，1990年基本上没有了，但是我那种冷酷保留了下来。
”[13]p87量变必然产生质变，这种“报应”正是那日积月累的死亡叙述的写作经历给余华的心灵世界带来了强烈震颤，内心阅历不断增加。
正是由于写作经历、阅读经历以及内心阅历的丰富这些量的积累，促使余华的文风得以转变，产生了质的飞跃。
（二）从“人子”到“人父”的角色变迁
从“人子”到“人父”这一角色的变迁，也对余华的创作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随着时光的流逝，余华有了较为稳定的人生角色，并且有了“人父”这一角色的崭新体验。
在与现实之间的关系逐渐调整后，一种平稳的常态趋于形成，于是心态变得平静，与现实“敌对的态度”自然也就变弱了，对人生和活着的意义有了新的认识，开始向读者“展示高尚”。
以《在细雨中呼喊》为转折，余华完成了死亡主题由冰冷到温情的蜕变，这绝不是转型前
“黑色幽默”的继续或再现，而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人文关怀。
从“人子”到“人父”的角色提升，余华内心的“冰山”在人生旅途的转折点遭到了“温室效应”（角色变迁）的作用，不断地被消融、瓦解，从冷漠的“零度叙事”到对人生的温情解读，这种变化体现在他的作品中就是死亡主题的变化。
（三）短篇到长篇的不同体验
长篇小说与中短篇小说篇幅的不同会导致作者的创作心态也有所不同。
关于这一点余华也感觉到了，在《长篇小说的写作》中他这么说道：
“相对于短篇小说，我觉得一个作家在写作长篇小说的时候，似乎离写作这种技术性的行为更远，更像是在经历着什么，而不是在写作着什么。
换一种说法，就是短篇小说表达时所接近的是结构、语言和某种程度上的理想，短篇小说更为形式化的理由是它可以严格控制，控制在作家完整的意图里。
长篇小说就不一样了，人的命运，背景的交换，时代的更替在作家这里会突出起来，对结构和语言的把握往往成为了另外一种标准，也就是人们衡量一个作家是否训练有素的标准。
”[14]p58随着时间的推移，经历过短篇与中篇的挑战后，余华开始了长篇小说的挑战，并且体验得到了从所未有的感受，不仅语言、结构等要发生变化，更难能可贵的是他开始倾听笔下人物的声音了，那种感受指引着余华向更高层次迈进。
（四）时代的变迁
时代在变化，作家的创作也要与时俱进。
先锋已经过去，余华曾喊出：
“不要叫我先锋派”的呼声。
对此，格非是这么说的：
“所谓先锋作家，现在已经不存在了。
大家做的事情不一样。
先锋作为一个群体已经不存在了，我个人也没有对先锋小说承担什么义务。
”[15]p19所以说先锋只是一个时代的产物，在日新月异的当代中国，曾经的先锋派在新的社会环境下，每天都有不同的人生体验，他们的观点也在不断发生着转变。
活跃在八十年代的先锋作家，主要是艺术形式的突破，还有他们不同的审美观和人生观，都给当时的中国文学带来了冲击。
到了90年代，大众传媒包括影视对先锋文学进行了“招安”，一部部先锋作家的作品被改编成电影或者电视剧，比如莫言的《红高粱》被改编成同名电影，苏童的《妻妾成群》拍成电影后改名为《大红灯笼高高挂》。
余华的《活着》和《许三观卖血记》都是不可否认的优秀作品。
但是，有许多人说，这两部作品根本不是先锋小说，是余华专门为了迎合市场而写的。
苏童也说：
“余华的《许三观卖血记》，朴素到了极点，没有任何修饰的写法，你能说他是先锋吗？
”可见余华创作风格的巨大改变。
我们暂且不论余华是否偏离了先锋派的轨道，只看他这两部作品虽然依然没有离开“死亡”这一令人生畏的主题，但创作风格确实明显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变得温暖，有人情味了。
这与时代变迁的影响是分不开的。
余华曾对记者说，他不知道以后的风格会怎样，但是只会比以前写得更好。
[15]p22表达了他与时俱进的写作态度。
任何事情都有原因和结果，而每个结果往往是由多种原因引起的。
因此，以上四种原因只是余华小说死亡主题嬗变的几个主要原因。
余华的“冰山”还未消融殆尽，一定还有其他不明显的原因，有待专家学者们继续去探究。
作为早期先锋派代表之一的余华，因为刻骨铭心的童年记忆和他的阅读经历以及他对世界和现实人生的怀疑，其小说创作至始至终都没有离开过“死亡”这一主题。
但是，其作品前后期死亡主题有所不同。
在余华的前期作品中，他对死亡的态度是冷漠关注，随着时代的变迁和个人阅历的增加以及创作体验的加深，他的思想发生了变化，不再一味追求冰冷的死亡叙述，在后期作品中便注入了温情的因素。
他的“零度叙事”，他血液里流淌的“冰渣子”，他那看似坚不可摧的“冰山”，在写作经历和人生阅历以及时代变迁等等余华无法抵挡也不想抵挡的“温室效应”的包围下，逐渐消融，得到了质飞跃和内心的升华，最终完成了其小说死亡主题的嬗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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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文艺出版社,2003.
致谢
在此，非常感谢我的导师李路丽老师在我论文的选题、开题到成文全过程中给我的悉心指导。
李老师严谨的态度，丰富的学识令我由衷地敬佩。
同时感谢学校图书馆给我提供了丰富的写作资源，让我的论文更加全面、深入。
最后，感谢我的同学在我写作思路中断时给我的提点与帮助。
谢谢你们！
资料仅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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