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议宋代纸币制度及对当前借鉴意义.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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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议宋代纸币制度及对当前借鉴意义
浅议宋代纸币制度及对当前借鉴意义
摘要
我国最早的纸币产生于宋代。
随着纸币的产生，出现了纸币的发行和管理办法，以及探讨纸币流通的理论。
宋代采取的是钱楮并用的兑换纸币，它的纸币发行和纸币管理理论自然是在钱楮并用的背景下的，并非现代的纸币理论。
但与金属铸币完全脱钩的现代纸币是从兑换纸币发展而来的，所以，考察宋代的纸币理论可以对现代纸币制度形成一些思考。
因此，笔者参考了相关的文献，详细的讨论了宋代纸币流通和管理制度，从中总结了宋代发行纸币和治理通货膨胀的经验和教训，并对目前制定货币政策提出了建议。
关键字：
宋代；交子；纸币发行；称提之术
一、引言
中国是世界上发明并最早使用纸币的国家，北宋时期的交子被公认是世界上最早的纸币。
交子的产生发展与当时经济状况有关。
唐宋时期,商贸活动十分发达，贸易范围广大，交易额度也随之迅速上升，客观要求流通中的货币量与之相匹配。
而唐朝以来产生的钱荒一直延续到宋，且北宋民间藏币蔚然成风，加剧了钱荒严重性。
商品经济的迅速发展和金属货币的短缺滞后促使新型货币的诞生。
五代时,四川地区曾经推行过铁钱。
为解决铜钱使用紧张问题，北宋政府在此地大量发行铁钱。
但铁钱价值低廉，携带不便，对四川商人而言则增加了运营成本，阻碍了本地的商业发展和商品交流。
因此，纸币首创于四川并不偶然。
加上宋朝承袭百年动乱之余，长期受外族军事上的威胁，军费开支庞大，财政极为困难，急欲寻找财源，交子的出现正中下怀。
纸币的流通大大缓解了财政需求，促进了社会经济的繁荣。
同时，宋朝官员通过对当时经济的考察，制订了一系列政策来稳定纸币币值和信用，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也确实维持了交子币值的相对稳定。
但众所周知，国家的货币政策是国家调节和控制货币供应量的一种金融政策，它必须符合商品经济的市场规律。
宋朝的货币经济政策不是以商品交换的经济规律为杠杆，而是以政府政治行为为基础，并通过财政运作来实现目的的一种经济手段。
这种国家垄断纸币的发行量，使纸币由兑换纸币变成了不兑换纸币，政府此时运用发行纸币的方法来筹集军饷和补充国库，导致了纸币的泛滥，最终带来严重通货膨胀、纸币贬值，并退出历史舞台。
本文的意义就在于详细的探讨宋朝的纸币制度，吸取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对当代的信用货币制度提出建议。
二、宋代纸币发行和管理的制度
（一）、设置兑换准备金的必要性以及准备金的比例问题。
宋代,纸币的发行准备金一般被称为“本钱”、“交子本钱”或“见（现）钱”，其构成则为铁钱。
在宋政府设立益州交子务，官营交子之前，民间就已经常有“行交子而伤本钱”、“侵欺贫民”、“争讼数起”[1]的事情发生。
这样的事实,自然会启发宋政府,使其从中悟出想要推行交子，必须储备本钱以为支撑的道理。
当时人们普遍认为：
“交子之法，以方寸之纸，飞钱致远，然不积本钱，亦不得以空文行。
”[2]即只有在设置兑换准备金，保证交子的兑换的前提下，交子才能进人流通领域行使货币的职能。
南宋时，政府以“官无本钱，民何以信”为指导思想，也很重视纸币发行准备全间题。
宋人这种看法是可以理解的，在封建社会里，由于具有内在价值的金属货币的长期使用，人们完全有理由对仅由方寸之纸制成的交子的货币职能表示怀疑。
所以，只有当交子能够与金属货币相兑换，成为金属货币的代表出现时，才可以“飞钱致远”，满足人们交换需要。
四川官交子实行的并非全额准备金制度，而是部分准备金制度。
政府每界发行交子125万缗，备本钱36万缗[3]，故其发行准备金比例为发行额的28%。
事实证明,这一比例能够保证信用货币制度的正常运行。
应当指出，上述30%左右的纸币发行准备金不可看死,它实为一个具有很大弹性的可变量。
而且，该准备金当由铁钱构成。
由于宋代四川因传统,被宋政府划定为铁钱流通区，产生于铁钱充作流通手段“厚重难用”弊端的宋代纸币，作为铁钱的代表符号，自然得以铁钱充当自己的发行准备金。
当纸币的行用地拓展到陕西等地后，作为一般的原则，纸币的发行准备金仍应视为铁钱。
只是由于陕西等地是铜，铁钱混合流通区，或是比较单一的铜钱流通区，纸币发行准备金构成在各地势必要因地制宜，作些调整变易。
北宋的周行已，最早从理论上探讨了设置部分准备金制度的可能性。
他认为，国家在发行纸币时可获得“三一之利”，“盖必有水火之失、盗贼之虞、往来之积常居其一,是以岁出交子，公据，常以二分之实，可为三分之用”[4]。
意即每界都有三分之一数额的纸币，由于上述三个原因，不能被兑换为金属货币，所以政府只要设置相当于发行额三分之二的准备金,就足以回笼纸币。
另外，宋代政府采用部分准备金的措施，还因为纸币印发与其兑现均是交错而为，印发之时收纳铸币，兑现之时付出铸币，但兑现并不是非常时期的挤兑，铸币有出有进，收付之间总有一个相对稳定的铸币余额可为支撑纸币的发行准备金。
况且,整个宋代，政府一直为钱荒所困,客观上也无力采行全额准备措施。
尤其到了南宋时期，这种部分准备金制度实际上已经渐渐名存实亡，南宋政府迫于压力滥发纸币，而当时受铜产量和人们藏币的影响，纸币已经不可能兑现，一些研究人员也称此期的纸币为不可兑现的发行制度。
（二）纸币发行的期限
最初的私交子并没有什么“界”的划分。
后来,随着交子铺信誉的破坏，交子不能随时兑换为现钱。
于是政府规定：
交子的流通必须限制在一定的期限内，届时必须利用现钱或新交子来回收旧交子。
交子收归官营后,分界发行的方法也随之沿续下来。
在信用货币的管理中，界限的划分可以保证纸币的按期兑换。
而当信用货币沦为不兑换纸币后，界限划分则起着限制纸币发行量、鉴别纸币伪造情况的作用。
所以宋人一般都反对不立界限的纸币发行或几界并用。
如南宋哀甫所谈货币发行“四戒”中有“两戒”与界限有关。
他认为，纸币发行“一戒新旧三界并用；……四戒新会不立界限”。
关于每届的年限,从历史文献看略有分歧。
《宋史·食货志》中有“一交一缗，以三年为一界而换之，六十五年为二十二界，谓之交子，富民十六户主之。
”可见这里说的是三年一届。
《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中有“四川钱引，旧成都十六户主之。
天圣元年冬,始置官交子务。
每四年两界,印给一百二十万。
”书中另有“自天圣立川交子法,每再岁一易。
”《宋朝事实》也是两年一界。
到了南宋，《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十六中有“庆元四年（1198）冬，丁端叔自四川茶马代还，入见言：
川交子二年一兑，每引纳贯头钱八十文足，民甚苦之。
今计所多算财，每请界展一年，永为定制…明年春有旨许之…嘉泰二年（1202）盖复以二年一兑，盖军晌所仰，可复展矣。
”所以，我们可以看出，每届大致为两年或三年，并不是永恒不变的。
分界发行办法在当时确有它的积极作用，通过发行检查可以发现上界旧纸币是否有民间伪造或经管人员额外非法增发行为。
同时，分界发行杜绝了交子的发行者利用种种原因和借口拖延和拒绝兑现，可以树立交子的信用。
另外分界发行还可以防止交子长期使用，磨损折叠多造成的票面模糊，滋生诈伪。
最后，对宋朝政府而言，收兑交子时，每贯收取3%的纸墨手续费，也就是每贯30文的手续费，这也是一笔客观的收入，可以增加财政收入。
（三）每届发行量的限制
关于宋代纸币的发行限额问题，大多数研究人员得出的结论虽有些细节上的差异，但均认可了宋代政府官交子在条律上存在数量上的限额，但实际发行中并非如此。
在《宋史·食货志》、《文献通考》、《建炎以来系年要录》、《楮币谱》等中均有记录，为1256340贯。
但为何宋代要将每届发行额定于此？
彭信威先生认为所谓的“百二十余万缗”并非每年的实数，只是最高的限额，“如果请领的人不多，发行数就达不到限额”。
由于后来用交子，钱引和会子来充当军饷和补充国库，发行量都要大于上述规定了。
下面的两表[5]是北宋交子和后来的钱引、会子的发行情况：
表一：
北宋交子的发行情况[5]
时期
天圣元年（1023）
熙宁五年（1072）
绍圣元年（1094）
元符元年（1098）
崇宁元年（1102）
发行量（万贯）
125
251
281
377
777
表二：
宋朝后期钱引和会子的发行情况[5]（万贯）
时期
大观元年（1107）
建炎二年（1128）
乾道五年（1168）
淳熙中（1174-1189）
绍熙中（1190-1194）
端平元年（1234）
宝祐中（1255-1258）
钱引
538
377
4000
4500
7000
17000
26000
会子
**
**
2000
4000
8000
25000
64000
表一中给的数据只到了崇宁元年，在这之前80年的时间里，交子的发行量并不大，交子价值的比较稳定，为民树立了良好的信誉。
百姓用交子从事市场贸易,用交子交纳租税。
宋徽宗时，由于与西夏连绵不断的战争，军费开支日趋庞大，同时以徽宗、蔡京、童贯为首的统治集团竞为奢靡，聚敛财富，几年就将国库挥霍一空。
政府用增印纸币的办法来解决前述问题。
大观元年（1107），发行四十三界交子，达到2694万贯。
至此，“引法大坏,每兑界，以四引而易其一，蔡京患之。
”[6]一贯交子本来应该值1000文铁钱，此时仅仅几文钱，尚不足以支付30文的手续费。
至此，交子信誉尽失。
大观元年（1107），宋徽宗进行币制调整，“诏改四川交子务为钱引务”。
钱引代替交子来实现纸币的功能。
大观三年（1109），成都发行了四十四界钱引。
在这之后的十几年里,每界钱引的发放量控制在500万贯左右，四川钱引出现了一个相对稳定的阶段,这种局面一直持续到南宋初。
从表二来看，从乾道五年起，有了会子和钱引两种纸币一起发行。
此时，政府发行纸币的直接目的就是为了满足财政上的需要。
正如宋高宗所说：
“行会子诚不得已，他时若省得养兵，尽取消会子”。
南宋偏安江左，铜产量减少，每年只能铸造铜钱约十万贯，比北宋大大减少，又不能禁止铜钱销熔，私铸和外流，只能靠发行纸币来解决通货问题。
同时，这些铜钱不是直接进入流通领域，而是作为北宋政府的财政收入存进国库。
“国家故事，诸监所铸钱悉入于王府，岁出其奇羡，给之三司，方流布与天下”[7]。
铸钱监主要分布在东南地区,宋神宗元丰三年东南诸钱监生产了434万贯铜钱，占当年铸钱总额的85.7%，这些钱被直接纳入国库,就是说政府财政每年要占新铸钱的绝大部分。
总结一下，在北宋时期交子的发行比较稳定，只是到了徽宗才突然滥发，导致了交子的破灭。
而南宋仅仅有二三十年稳定的纸币发行，由于战事需要和铜币的缺乏，后来的纸币一直在贬值之中，发行量也远远超出商品流通中的需求。
（四）维持纸币币值的措施
历史证明，官交子的发行管理办法和政策，基本上符合早起兑换纸币的流动规律，是比较正确的。
文献记载从天圣二年发行第一届官交子，到哲宗时期（1086-1100）交子币值都比较稳定。
在神宗、哲宗时期，交子贬值的幅度亦只有10%左右，只有在徽宗、崇宁、大观年间大量滥发交子，致使交子彻底贬值如同废纸，才不能流通。
大观三年（1109）被迫改弦更张，改交子为钱引，重新按天圣旧法，恢复每届发行125万贯，准备本金50万贯，纸币又得到稳定。
在长期的纸币管理实践中人们总结出了丰富的不兑换纸币管理思想。
（1）为对有关纸币发行量理论的认识
南宋初年，四川转运史赵开发现“褚多则轻”，即纸币发行量过多，会使其单位币值下降，从而降低纸币的购买力。
后来，宋孝宗进一步完善了这种观点，指出，“纸币少则重,多则轻”，即纸币发行量的大小，直接影响着其币位的高低。
正是在此基础上，宋孝宗为减少流通领城内纸币数量做了许多努力，使得当时日趋贬损的会子价值逐渐稳定下来，甚至出现了“褚币重于黄金”的现象。
继宋孝宗后，袁燮的纸币发行量理论已经抛弃了传统的模糊的轻重概念，指出了纸币发行量大小与其自身命运间的关系。
他说：
“盖褚之为物也，多则贱，少则贵，收之则少矣；贱则壅，贵则通，收之则通矣。
”[8]有必要指出，这里的“贱则壅”是指纸币贬值后，不被人们取信使用，因而不能顺畅地进行流通的现象，与现代的通货膨胀刺激货币流通的观点并不矛盾。
（2）“称提之术”
关于“称提”的含义，国内有许多不同的看法。
从“称提”本身的字义上看，“称”是对一件物品进行称量，侧定物的轻重。
“提”，引起，携带前进，引之向上谓之“提”，因此，“提”有使某物自下而上提起之意。
总的来看“称提”的本义就是衡量提高。
在宋代，“称提”一词最初并非用来分析纸币问题,而是指在“铁钱太轻”时，设法“称提铁钱稍重，物价稍轻”。
既提高已经贬损的铁钱购买力，从而达到稳定物价的目的。
后来，北宋末年的周行己开始利用“称提”概念分析纸币问题。
到了南宋，更多的人开始将“称提”同纸币问题联系起来。
从沈该的“至论折阅称提之说”中可以看出“称提”与“折阅”是直接相关的，只有纸币发生了折阅现象，才会有“称提”之说的产生。
因此，在纸币管理中，“称提”就是使已经贬损的纸币价值得到提高。
而“称提之术”则是用以提高纸币价位的一系列措施。
下面介绍主要的几种方法：
（2.1）以金属货币、实物、茶盐钞引回笼纸币
南宋前期，人们经常利用金属货币来回收、称提纸币，并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如曾得到宋高宗赞许的沈该“称提之说”的主要内容就是“但得官中有钱百万缗，遇交子减价则用钱自买,方得无弊”[9]。
南宋中期以后，纸币的发行量日趋庞大，铜钱的数量则由于“钱荒”局面的严重而急剧减少，因此利用金属货币回收纸币，已无异于杯水车薪。
南宋后期，为了减少财政支出，统治者已开始避免使用这一称提之术。
绍兴三十一年，高宗下诏，命令有关机构利用茶、盐等实物回收纸币“阴助称提”，这一措施受到了人们的欢迎，就连认为纸币“断无可称提之理”的许衡，也把“以实货收虚券”，作为挽救纸币危机的灵丹妙药，至于统治者将茶盐钞引等有价证券用于称提之术中，其实质仍是以茶、盐的实际生产量为基础的，与实物称提没有本质区别。
（2.2）以度牒和官诰来回收纸币
度牒是官府发给僧尼证明身份的文件，可以使持有者免交赋税和服劳役。
官诰是皇帝赐爵或授官的诏令。
利用度牒和官诰来回收纸币，始于乾道三年，孝宗“诏先次给降度牒并助教贴各五百道”[10]。
少量地出卖度牒和官诰可以起到称提纸币的积极作用，但是当南宋后期纸币贬损日益庞大，结果使国家陷人恶性循环的经济危机中。
一方面，这一称提措施可以暂时缓和通货膨胀局面；另一方面，这一措施本身又减少了国家财政收人，加大了对官员俸禄的支出，使财政危机现象更加严重。
为弥补财政赤字,统治者不得不再次增发纸币，结果通货膨胀现象反而再次加重。
（2.3）利用计亩征会子、盐钞限期搭配会子购买盐等措施回收、称提纸币
端平二年,右示相郑清之提出“计亩征会子”的主张，即民户每亩田地交纳一贯会子，后来政府又开始在富户中实行这一制度。
与此同时，吴潜等人则主张，限令商贾在数月内用盐钞购买食盐时必须搭配会子。
事实上，当时纸币流通制度已受到严重破坏，这种强制的措施收效甚微。
（2.4）纳税用会子
最初政府允许人民纳税时交纳的纸币与铜钱比例不断发生变化，直到乾道九年，才正式确立了钱会中半制度，并基本上持续到南宋灭亡。
“钱会中半”就是指在封建财政的支出和收人中，铜钱和纸币所占比重各为一半的制度。
钱会中半制度的推行，一方面能够保证纸币的法偿性,起到称提纸币的积极作用。
另一方面，它也反映了南宋纸币法偿性的不完整性，因为当时政府己经限制了贬损的纸币的上交数额。
事实上,在纸币贬损严重的南宋时期，否定会子的法偿性，会使纸币流通壅塞。
如果会子具有无限的法偿能力，又会使政府陷人更深的财政困境。
因此，钱会中半制度实是南宋的折中的可行方案。
（2.5）称提金属货币以达到称提纸币的目的
陈者卿反对人们仅从纸币角度谈称提之术，认为应重视对金属货币的管理，“褚之难行者，不独以褚之多，而正以钱之少矣；今日之务，不专在于称提纸币，又在于称提铜钱也”[11]。
事实上，由于铜钱的奇缺，钱会中半制度的推行日益困难。
陈者卿能从理论上第一次阐明管理铜钱的必要性实属难能可贵。
在称提铜钱的具体措施上，叶适发展了北宋沈括的货币流通速度理论，提出了加快铜钱流通速度以增加流通领域内铜钱数量的主张。
他认为“钱积而不发，无异于一物也”[12]，反映了人们对于货币的流通手段职能的更加重视。
上述的两个人都是提出了理论上可行的方案，但是，当时南宋铸造铜币是十分有限的，不可能在极短的时间内提高金属货币的流通量。
另外，货币的流通速度取决的商品经济的繁荣程度和经济体中人们认可的货币量，不可能在不考虑前两者的情况下，单独的提高货币流通速度而产生更多的铜币流动量，以此来支持纸币不贬值。
（2.6）扩大纸币流通区域以称提纸币
辛弃疾认为“夫会子无所以轻者，良以印造之数多，而行使之地不广”[13]。
可见，他已经认识到，一定的流通区域内所需的纸币数量是有限的，纸币的数量如果超过流通中的需要量，就会发生贬值。
因此，他主张通过扩大纸币的流通区域来称提纸币。
这种称提之术，只能在纸币流通尚未普遍时，人们尚都认可纸币价值时才能解决一时的问题。
但其认识到纸发行量与流通区域间关系的认识，却是值得予以肯定的。
总的来看，大部分“称提之术”都有一定的理论依据和可行性，在纸币发行量扩张不大的情况取得良好的称提效果，使得纸币在较长的一段时间里维持了币值稳定，有利于商品交换的顺利进行。
但是当南宋后期，政府为了财政需要无限制地扩大纸币发行量时，这些称提之术的作用显然是有限的，甚至无效了。
三、对当前的借鉴意义
（一）对货币本质的认识
宋代对纸币本质的认识，从开始时“积本钱”，理论上有“子母相权说”[14]、“钱实楮虚”[15]，后来也有人提出“货币名目论”——“饥不可食，寒不可衣，铜褚其实一也”[16]。
实际上人们更偏爱金属铸币，宋代纸币与铜钱并行流通，人们纷纷将金属铸币藏于家中或销熔，出现了纸币充斥流通领域的情况，由此导致了劣币驱逐良币。
叶适指出“四方所集不复有金钱之用”，并认为，“褚在而钱亡，褚尊而钱贱者，固其势也”。
意在表明：
纸币排斥铜钱是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
可见，叶适是世界上最早认识到劣币驱逐良币规律的人。
当时的人们并不清楚货币的本质，只是认为金属货币更有价值，所以假如交子得不到本金的保障，就会失去存在的基础，从而宋代大多数时间实施的是有准备金的纸币发行。
我们现在实施的是完全的信用货币制度，纸币已经不是一般等价物了，仅仅是一个价值符号。
从本质上说并不比宋代的纸币更有保障，为什么我们并没有感到不踏实？
因为在国家信用的保证下，在商品生产加大丰富的情况下，纸币就可以获得人们信赖，也可以说我们现在都是“货币名目论”的遵循者。
况且，现在的纸币只是一种相对的概念，并非绝对的概念，即纸币并没有价值，只是用来衡量不同人在单位劳动时间的不同劳动的价值，用来衡量不同商品所蕴含的价值的不同，并不是为了衡量商品和劳动的绝对价值。
这里说的价值以及绝对价值实际是指的交换价值，并非使用价值。
人们现在追逐的纸币，就是追逐以纸币来衡量的对他人劳动的享受权的多少。
可以抽象出，拥有更多纸币，代表了更高的社会阶层，所以，现在的纸币本质是代表了一种社会支配力能力。
（二）、货币政策要与政府财政相分离
国家的货币政策要符合商品经济的市场规律，使货币的供应量不能超过货币的客观需求量。
南宋政府推行不负责任的货币政策,以满足自身对货币的需求，直接使用印制的纸币来充当军饷和补充国库，实际就是在赤裸裸的剥削劳动人民，也无疑会导致纸币价值大幅下跌，扰乱经济发展，动摇南宋政府的统治基础。
即使是在曾经实行金本位和银本位的欧洲国家，那些国君也往往采用减少每个银币和金币的含金量含银量来隐蔽的剥削劳动人民，这类似与通货膨胀税。
我们现在的各国政府也有这方面的倾向，可以说已经不存在完全独立的货币政策，各地的政府通过大量举债来刺激经济，提高自己的政绩，今年我国开始凸显的地方债务危机就是这个问题导致的。
现在我们国家扩大货币供给的方式主要是扩大贷款额和基础货币占款，并不像宋代那样，直接通过印纸币来扩大货币供给，通过印纸币来货币扩大供给则完全把货币政策当成了一种财政收入的渠道。
目前的各地政府的所谓的财政政策的刺激计划，实际是干扰了货币政策，因为那些刺激计划的资金并非源自财政收入，而是发行地方债和银行贷款，而这两种方式都是货币政策，都本身是在扩大货币供给。
现在政府通过不断增大贷款和负债引起了通货膨胀，再来偿还前期债务，其实是对老百姓的收取了了“通货膨胀税”。
假如一下子贷款很多的话，就会出现宋代的情形，老百姓就不信纸币了。
所以，我们应该尽量减少这种伪装成“财政政策”的货币政策，减少这种剥削和干扰。
（三）、对货币供应总量要有目标额并进行控制
现实的经济形势错综复杂，扑朔迷离。
经济学家至今未能求出达到货币均衡时精确发行数据的实践准则。
可是在宋代确定了发行限额，并保持前几十年的币值基本稳定，当时的政策制定者必然考察了市场的需求情况，符合了实际的要求。
当然，这里要说明，宋代的政府并没有完全按照限额来发行纸币，而是慢慢的提高了发行额。
慢慢提高发行额才是正确的，因为经济体的发展需要日益增多的货币来支撑。
假如实施完全受限的发行量，可能反而抑制商品交换和经济扩张。
后期被迫滥发纸币，导致了经济的混乱，这是另一回事了。
我们目前实行的完全的信用货币政策，这个经济体若要获得利润和增长，也必然要有货币供应量的增长，多增长的哪一部分货币就我们的利润。
问题是我们如何来确定货币供应量的增长率？
我们有哪些手段来控制货币的扩张速度？
在宋代的理论中，他们仅仅是经验的判断并慢慢的增加纸币供给，后期的急速增发是其他因素造成的。
我们现在也应该保持一个稳定的货币供给增长率，这样才能保证一个稳定的利润率和GDP增长速度。
从韩国，日本，新加坡等新兴国家的发展历史来看，当时都是维持了20年左右的稳定的高额M2增长率。
我们现在的城市化水平还很低，还有很大的发展潜力，这需要一个稳定的货币供给环境，比如保持在每年20%。
我国现在的货币政策的转换速度太快，扰乱了经济的运行。
比如08年比07年M2增长了17%，货币供给太少，引起了经济衰退，因此09年的刺激政策导致了M2比08年增长了28%，结果是导致了货币供给过剩，引起房价和物价的双上涨，10年开始打压，M2增长了18%。
由于政策的时滞性，现在通货膨胀依然存在，今年继续打压，到5月份，M2比去年年底增长了5%（数据来源于中国人民银行网站，整理而得）。
我觉得，不出意外的话，我们央行此次调控又过度了，会引起衰退，可能今年年底又要扩张。
这样的来回调节经济，把我们的生产活动搅乱了，而且缩短了经济周期，不利于经济的平稳发展，我们应该有一个合适的M2扩张比率，尽量维持这个比率，在没有出现严重的通货膨胀或紧缩之前，不必频繁调整。
（四）、抑制通货膨胀的手段
宋代在应对纸币时采取了一系列的“称提之术”，这些政策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其中的一些条目甚至可以为现在所借鉴。
我们当前所谓的抵制通膨，其实是抵制CPI上涨，而CPI只是一般家庭消费品的价格，并非真正意义上的价格。
采取的措施就是紧缩信贷，提高准备金，当然提高准备金主要是为了兑付激增的热钱，不完全是治理通膨。
但是由于提高准备金率导致目前的信贷确实有所下降。
然而，我们要意识到，这种抵制物价上涨的发张只是针对需求拉动型通货膨胀，对于结构型通货膨胀、供给减少引起的通货膨胀和输入性通货膨胀不一定有效，反而可能引起经济衰退。
宋代采取的“以金属货币、实物、茶盐钞引,回笼纸币”的措施，我们现在当然不能用金属货币来回笼了，但是我们可以采用商品来回笼货币，这个尚不存在一个合理的方法。
但可以在以后尝试，我们可以在一些商品储备上做一些伸缩的余地，比如猪肉和蔬菜等。
在通货膨胀时，卖出一部分储备的生活物资，在通货紧缩时，买回一部分商品储备。
以此来尽量熨平物价。
“称提金属货币以达到称提纸币”的方法，乍一看在现在不可实现，但我们可以把金属货币当成是商品供给，那么这个方法就类似与供给学派的观点，我们扩大商品的供给，这样就可以解决“过多的货币追逐较少的商品”的问题了。
怎么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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