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增长理论综述作者罗长远 曾繁华.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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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增长理论综述作者罗长远曾繁华

中国经济增长理论综述

［作者：

罗长远　曾繁华］

　　【内容提要】本文对研究中国经济增长的相关文献进行了综述。

文献可分两类：

一类研究中国经济增长的源泉、机理以及进一步增长的潜力和实现这些潜力所需解决的问题。

人们大致认为，这些年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来源于要素的充分供给和合理配置，制度的进一步改革、完善和落实，技术进步及不断学习。

新的经济增长点的出现有赖于以上诸因素自身素质的提升和相互协调。

另一类文献主要涉及到不同学者根据不同的分析对中国经济增长前景的预测。

　　【关键词】要素/制度/技术/干中学

　　第一部分探索增长的源泉、机理，进一步增长的潜力以及实现这种潜力所需解决的问题。

第二部分根据不同的分析对未来中国经济增长作出预测。

　　增长的源泉、机理

　　根据已有研究成果，人们大致认为这些年来经济增长来源于要素的充分供给及合理配置，制度的进一步改革、完善和落实，技术进步及不断的学习。

所不同的是大家的侧重点不一样，下面就以上几个方面分别展开。

（一）在这一部分，分别讨论劳动力、物质资本、人力资本、fdi和企业家等要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以及这些要素配置市场化程度的提高对经济增长的重要作用。

（1）要素配置的市场化。

要素是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但效果如何取决于要素的配置在多大程度上反映了市场的功能。

张明海（2002）利用我国1952—1999年的分省数据，实证表明改革提高了要素的替代弹性，要素替代弹性的提升表明市场化程度的加深，根据ces生产函数增长模型，较高的要素替代弹性导致较高的增长率和gdp水平，因此市场化改革推动了生产率的提高。

（2）劳动是经济增长中最原始的要素。

蔡fǎng＠①等（1999）实证分析了劳动力、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及技术进步在1982—1997年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发现在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中，劳动要素的重新配置发挥了显著的作用，因此通过劳动力就业制度的改革和城乡劳动力市场发育，中国仍有机会享有劳动力资源重新配置带来的经济增长。

刘强（2001）利用1981—1998年间数据实证分析了新古典的经济收敛机制在中国并没有起作用，原因是中国大规模的劳动力转移使资本劳动比并没有出现应有的变化趋势，近年来形成的劳动力大规模的区际迁移，是社会经济系统对区际差距做出的反应，也是对区域差距扩大这一现象的一种解决办法。

　　（3）物质资本积累。

武剑（1999）采用动态递推模型对我国的经济增长进行量化分析，结果显示资本形成是推动我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

改革开放以来，资本投入对总产出的推动作用超过其他要素的总和，达到56.3％。

在未来10—20年中，资本贡献度将超过60％，成为我国经济持续增长的重要原因。

他同时认为“储蓄膨胀”和“投资压抑”是导致资金缺口的直接原因，在实际利率的“放大机制”作用下，资金负缺口不断扩大，造成经济持续滑坡，深化社会保障制度和投融资体制改革，加快利率市场化步伐是促进持续增长的根本出路。

张军（2002）计算了改革以来中国的实际资本——产出比率的变动模式，发现资本——产出比率的增长与经济增长率之间存在一个清晰的发散变动模式，其施放的信息是中国资本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对经济增长的变动是不太敏感的，这反映出政府的力量在资本形成中依然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而且意味着“资本深化”的加速可能是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经济增长持续下降的主要原因。

　　（4）在经济增长中人力资本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因素，尤其是在内生增长模型中，它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

蔡fǎng＠①等（1999）认为，虽然80年代以来的经济增长中，传统要素投入的贡献大于人力资本和生产率的贡献，但从弹性系数来看，人力资本的增长贡献有巨大的潜力，财政对教育的投资占gnp的比重，1996年只占2.44％，在世界上处于较低水平。

教育投入的加大，教育体制的改革，教学质量的改善将为经济增长提供源泉。

江小薇（2002）认为我国要防止陷入发展中国家工业化进程中经常出现的贫困陷阱之中，需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由总量拉动增长转向提高生产素质推动的增长，充分发挥人力资本的效应，使之成为未来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

　　（5）fdi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贡献近年来成为一个研究的热点。

江小涓（2002）实证分析发现外商独资企业以1/10的资产，创造出1/5的增值税，1/4的产量和销售收入以及1/3的利润。

外资经济不仅推动着中国工业的持续增长，而且提高了资金利用的效率，改善了资产形成的质量。

王成岐等（2002）运用计量模型发现中国的市场化改革促进了fdi对经济增长的推动，国内外企业之间竞争越激烈，越有助于fdi发挥其作用。

陈浪南（2002）研究发现fdi的存量增长率与gnp增长率存在线性相关关系，fdi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则逐年增加。

　　（6）在现代经济中，企业家是一种特殊的生产要素。

schumpeter（1934）认为，企业家的行为以“创新”作为特有的目的，企业家精神是一种重要的资源，是长期经济增长的源泉，groves等（1995）认为通过在国有企业改革中引入经理人的激励和约束机制而促进了中国经理人市场的形成，绩效差的企业更可能通过市场机制去聘任新的经理，经理可能因绩效不佳而被解雇，改革使得经理人的薪酬更多地与利润而不是销售额相联系，经理人市场的形成及成功运作使得企业家资源可以得到合理的配置，以利于经济的持续增长。

庄子银（2003）发展了一个内生化企业家活动的经济增长模式，其中从事模仿活动的企业家是南方国家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拥有较多企业家的经济比那些拥有较少企业家的经济有更高的增长率，一国影响企业家数量以及企业家活动范围的政策和相关的制度环境都会最终影响一国的增长率。

（二）north（1981）认为技术不是经济增长的源泉，而是增长本身。

经济增长来源于合理的产权结构及其产生的激励。

在有关中国经济增长的研究中，制度成为大家比较关注的因素，研究范围涉及到改革、产权和产业结构调整、金融制度改革和创新以及社会基础结构改善等多个方面。

（1）改革是我国经济增长的动力，改革模式和路径都对经济增长有重要影响。

qian等（1998）认为中国改革的特征之一是财政权力的下放，伴随这一过程，地方政府拥有了配置资源的一定权力并可获得一定的收益，于是地方政府为吸引资本的流入而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展开了竞争，竞争的结果是基础设施建设过多，而其他公共品供给偏低，偏低的其他公共品供给提高了政府补贴国有企业的机会成本，因此在财政分权和强化中央银行独立性的情况下，政府对无效率的企业补贴的减少，从一个侧面提高了资金利用和促进了经济增长。

哈勒根和张军（1999）发展了一个简单的博弈论框架模型，回归结果支持改革速度内生的假设，并且表明具有较好的初始条件与改革派政府的国家中经济改革速度相对更迅速一些，改革的初始条件和改革速度都对经济增长产生显著影响，改革速度的上升对经济增长率的正面作用相当大。

qian等（1999）利用组织原理来解释中国与东欧在改革策略上的差异，认为中国属于m型的中央计划组织框架，而东欧则属于u型，m型较之于u型有信息优势，在不确定性较大导致较高的成本的情况下，m型适宜于渐进式改革，相反u型适宜于“大爆炸”式的改革，中国合适的改革路径选择导致了中国经济快速增长。

law等（2000）发展了一个简单的模型来分析中国的双轨制改革，认为双轨中计划轨通过保证计划的实施可以确保既得利益集团的既得利益不受损害，也即是最小化改革的阻力，在此基础上引入市场轨，通过帕累托改进逐步达到帕累托最优，因此中国走的是一条没有受损者的改革之路，正是这样，中国这些年才实现了经济的高速增长。

王小鲁（2000a）认为改革期间储蓄提高以及外资投入大量增加对经济增长的加速起了重要作用，更重要的是市场化改革和制度变革带来的大规模生产要素的重新配置，带来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和投资效率的提高，今后20年中国要保持中高速度增长，必须进行深层体制改革和政策调整。

（2）产权结构的调整与完善。

刘小玄（2003）利用1995年全国工业企业普查数据检验了中国转轨经济中产权结构和市场结构对于产业绩效的影响，发现竞争市场与较低的国有产权的结合产生了良好的绩效，竞争市场与较高的国有产权结构的不相容性则产生了不良的绩效结果，而高度的国有产权结构和垄断市场的结合，则会具有国有结构的负效应和较高垄断利润的综合效果。

这些年伴随市场改革的进一步深入和国有企业的战略重组，产权结构与市场结构的匹配程度的提高推动了经济的增长。

国有企业的战略收缩使民营经济成为我国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但作为民营经济主体的民营企业的规模与国外相差甚远，这不利于民营经济的成长，也不利于民营经济对国民经济贡献的提升。

卢现祥（2003）认为中国家庭产权安排的主要特点是遗产均分制，这与西方的长子继承制是不同的，这种模式不利于资本积累，也不利于人力资本的积累，中国大多数民营企业采用家族式组织和管理，不利于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核心家庭的交替沉浮，对陌生人普遍存在的不信任以及继承平分家产的风俗，使民营企业难以积累庞大的财富，阻碍了企业大规模发展。

　　（3）金融制度改革及创新。

周立等（2002）以改革开放以来各地区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相关关系的实证研究表明，中国各地区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强相关，促进金融发展，有利于长期稳定快速的有质量的经济增长。

一个地区金融发展初始条件低下，对其长期的经济发展不利，另外金融市场化与经济增长的相关性十分显著，开放金融业可有效提高金融发展质量。

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金融结构的演变主要取决于实体经济活动对金融服务的要求，以及不同的金融中介在企业融资中相应的比较优势。

林毅夫等（2002）通过对全球制造业1980—1992数据的经验分析表明，只有当金融结构和制造业的规模相匹配，即在一个以大企业为主的经济中，存在一个市场型的金融结构，或存在一个较高的银行集中度时，才能有效地满足企业的融资需求，从而促进制造业的增长。

李广众（2002）对银行、股票市场与长期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探讨，结果说明银行与股票市场能够从不同的方面促进投资规模的上升，但对长期经济增长的解释力不强，表明中国金融体系在实现自身迅速发展的同时，在发挥基本职能方面还存在不少问题。

陈华（2003）认为目前中国经济总体态势良好，但经济增长矛盾重重，其根本原因在于投融资主体缺位，投融资体制扭曲，造成投融资效益低下。

张宗新（2002）认为必须对现行融资制度进行创新，以此提供持续的资本供应和提高资本的使用效率，融资制度创新对经济增长的作用过程主要体现在双轮驱动效应方面，即实现资本的有效动员，为经济增长提供持续资本支持和优化资本配置，促进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

作为融资渠道的资本市场与我国经济增长关系究竟如何，学者之间分歧颇大。

有人认为资本市场有利于刺激消费增长、提高资本利用效率和熨平经济的周期性波动，从而有利于促进经济的增长（谭雅铃，1999，刘建江，刘怀德，2000）。

而王军（2002）通过研究认为，迄今为止，我国资本市场的发展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和贡献是很微弱的甚至有负面的影响。

　　（4）十五计划的战略目标突出了产业结构对经济增长的重要影响。

刘伟（2002）认为，过去中国经济的增长主要是靠制度改革由第三产业拉动的，然而第三产业的结构扩张会降低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对经济规模的正效应。

因此只有通过提高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的效率才能获得长期稳定的经济增长。

　　（5）社会基础结构对经济增长也是有显著影响的，吉昱华等（2002）认为社会的价值取向体系决定了人们获得社会认同的取向和社会资源的投入方向、社会激励结构、社会资源的分配方式和社会权力结构决定了个体以何种方式达到其获取社会地位和资源的目的，制度和政策通过影响个体和厂商从事不同活动的成本和收益从而影响其行为模式，中国必须改善社会基础结构以促进经济的长期稳定的增长。

　　（三）这一部分讨论技术及其他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

（1）技术可以改变生产函数及其性质，对经济增长有重要影响。

fdi除了直接促进我国经济增长外，还通过技术这一渠道发挥效力。

程惠芳（2002）利用fdi与开放型内生增长模型实证分析了1975—1999fdi对我国的影响，发现fdi对我国经济增长和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具有积极作用，其作用机理是fdi促进我国在资本深化的情况下的自主创新能力，fdi项目的技术溢出和技术转移提升我国的技术水平。

包群等（2002）建立了用fdi将技术进步内生化的增长模型，协整分析的结果表明fdi虽然促进了我国的技术进步，但这一作用主要通过外资企业自身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外资企业对国内企业的技术外溢效果并不明显，同时fdi的技术进步作用存在较大波动性。

（2）学习的过程。

reardon（1998）将大跃进、文革以及改革开放连贯起来，认为中国走上改革开放和经济增长之路不是偶然的，而是一个在挫折中找原因，在成功中总结成绩的学习过程和必然产物。

舒元（2002）实证分析了1952—1998中国经济增长的典型事实，结果发现这些典型事实比较支持ak类型增长理论，而拒绝了新古典增长理论和r&d类型增长理论，技术进步不是此期间我国经济增长的引擎，认为“探索适合我国国情的经济建设道路”的干中学过程本身可作为我国经济增长的引擎。

　　（3）对外贸易。

lo等（1998）以机械行业为例考察了外贸和围绕技术进步的经济增长的关系，认为这些年中国外贸的显著扩张不归于以市场为中心的贸易体制，贸易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是通过进口来实现的，贸易—增长关系的成功是市场机制和各种非市场制度交互作用的结果。

　　（4）政府在我国经济增长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

黄德海（2002）认为中国经济长期增长的主要动力来自于以改革开放为主要内容的总政策，它集中体现了政府发展经济的能力，同时也是政府权力的主要表现形式，即在总政策约束下的政府权力及其运用是推动并保证中国经济长期增长的一个主要动力。

能力是一个更广泛的概念，包括个人能力和政府能力，个人能力主要体现在如何通过合作去实现个人价值，而政府能力则体现在以不参与的干预方式确保个人之间合作的实现以增强整个国家的经济实力。

邓苏（2002）认为在我国经济增长的过程中，政府的职能由浅层、次浅层、最深层到外延层分别应是制定游戏规则和保护产权、弥补市场失灵和强化宏观调控、消除经济改革的阻碍与对抗以及协调国际经济活动、维护国家经济利益，为我国经济增长创造良好的国际国内环境。

　　未来增长的预测

　　目前，已有许多学者对未来中国经济增长作出了预测和判断。

　　张新（2003）认为我国经济增长能否持续下去，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资本成本能否继续下降。

而这有赖于培育与经济可持续增长模式相符合的企业和政府行为的激励机制以及证券市场的进一步开放发展，积极引进fdi和参与中国企业的并购重组。

　　林毅夫（1999）认为，美国能维持3％的增长速度已相当不错，而中国经济则可以维持30年左右的8％—10％的快速增长，中国完全有能力在21世纪中叶超过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最有实力的经济体。

　　李京文（1999）运用系统动力学等方法对2000～2050年中国50年的经济增长情况作出了预测，认为未来50年经济增长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

2000～2010以年均8％的速度增长，2010～2030以年均6％的速度增长，2030～2050年以年均4％～5％的速度增长。

　　王小鲁（2000）根据过去47年经济增长的分析，对中国经济增长的预测是，未来20年中国年均增长率为6.4％，其中2000～2010年为6.58％，2011～2020年为6.22％。

　　郭道丽（2001）认为若美国以3％的速度维持增长，中国以8％的速度增长，则gdp可在47年后赶上并超过美国。

　　解三角（2001）利用生产函数和计量经济模型预测：

“十五”期间我国实际经济增长率在7.5％左右，2006～2015年可实现7％或略高的经济增长。

　　许宪春（2002）在分析国内外历史资料和经济增长因素的基础上，对中、美、法、英和德国的经济增长率、gdp和人均gdp进行预测，认为中国gdp将于2005年超过法国，2006年超过英国，2012年超过德国，21世纪中叶有可能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但在21世纪内很难超过美国，2050年中国人均gdp将达到中等发达国家2000年的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