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形象在西方.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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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化形象在西方

中国文化形象在西方

　　作为“软国力”的国家文化形象，已成为大国竞争的重要指标。

我们在全球化背景下提倡创建国家文化形象，不仅要认清当今局势，思考发展策略，还应该清理历史遗产。

在现代化历史的跨文化空间中重整中国的文化形象，为我们今天创建国家文化形象提供资源与信念基础。

李约瑟、弗兰克的研究，曾经证明中国的科技与经济实力对现代化与全球化历史的贡献，我们关注的是中国文化形象对世界现代文明、尤其是对西方现代文明的影响。

这种影响在现代文明的起点上就已出现，中国形象成为西方文化自我批判与自我改造的超越力量。

　　一

　　西方现代文明的历史与西方的中国形象的历史是同时起步的。

1350年前后，有关大汗帝国的传说在欧洲流行的时候，文艺复兴也开始了。

　　成吉思汗家族横扫欧亚大陆，最后冲破了旧大陆的东西界限与南北界限，使东西五大文明连成一体，使南北农耕与草原文明相互通融，完成了希腊化、伊斯兰化时代以来欧亚大陆最彻底的世界一体化运动。

“蒙古旋风”所带来的“世界和平”，瞬间推进了欧亚大陆的文明一体化进程，旅行与贸易、观念与知识，都开始了一场革命。

世界市场的雏形出现了，世界地理的观念也开始形成。

在汗八里（今北京）或行在（今杭州）可以看到来自中亚、西亚、欧洲的商人；在威尼斯或里昂，可以买到西亚的织品、珠宝，印度、爪哇的香料，中国的生丝与瓷器。

中国是转动世界的轴心。

　　那是人类历史上一个重要的时刻。

从1245年，圣方济各会修士约翰?

柏朗嘉宾受教皇之命出使蒙古，到1347年马黎诺里从刺桐（今泉州）登船返回欧洲，一个世纪间到中国的欧洲人，历史记载中有名有姓的，就不下100人。

旅行与器物的交流带来了观念的变化，世界突然之间变得无比广阔，而最令人激动的，是在这个广阔的世界的尽头，大汗统治下的契丹与蛮子，那是尘世可以想见的最繁华、最富强的国家。

　　欧洲发现中国的意义不仅是旅行贸易上的，更重要的可能还是文化上的，他们在中国形象中发现了新观念，发现了早期资本主义的世俗精神。

欧洲在现代文明起点上构筑的中国形象，主要内容有三个方面：

l、物产丰盛商贸兴隆，2、城市繁荣交通便利，3、君权稳定与宗教宽容。

在早期资本主义的世俗精神背景下，中国形象成为财富与君权的象征，不论其经济维面还是政治维面，都表现出欧洲文化的向往。

当他们议论中国幅员广阔、物产丰富、城池众多、道路纵横时，他们也在体验自身的缺憾、压抑与不满，并表达自己的欲望与想像。

不同文化的交流是历史发展的动力，中国形象在改变着走出中世纪的欧洲人的观念，甚至诱发了西方现代资本主义文明最初的动机与灵感。

　　二

　　全球化作为一种文明发展的过程，是现代化的继续。

现代性社会理论认为，资本主义产生于一种感性的、世俗化的文化。

从中世纪晚期开始，西方文化中的中国形象就不断表达、启发着这种感性的世俗文化精神。

充满财富与权力象征意味的中国形象，激发了西方社会被基督教文化压抑的世俗欲望，表达了新兴城市资产阶级对城市发展、自由贸易、君主集权、统一市场的向往。

西方现代文化中的中国形象，从一开始就证明，世界现代化的进程是一个多元发展、相互作用的系统进程。

不仅西方塑造了中国的现代化运动，中国形象也作为文化“他者”参与塑造西方现代文化的“自我”。

　　地理大发现时代西方的中国形象，更加具体更加现实，也更加新奇刺激。

尽管当时许多欧洲人还无法判断马可?

波罗所说的“契丹”与利玛窦所说的“中国”是否是同一个现实中的国家，但理想化的“大中华帝国”的形象已经出现。

它在某种程度上是契丹传奇的继续，但已经有了更多的历史精神与道德色彩。

一个财富与君权的物质化的契丹形象转化成一种文化智慧精神与道德秩序的中华帝国形象，契丹神话中的某些因素被遗忘了，某些因素又被植入新的中国神话中。

当他们描述中国人口多、国土大、城市棋布、河流交错、财富丰足时，我们感到契丹传奇仍在继续。

而当他们津津乐道中国的司法制度、文官制度与考试制度，中国的圣哲文化与贤明统治，中国的语言与中国人的勤劳时，我们又感到一种新话语或新神话的诞生。

　　令人惊叹的中华文明为文艺复兴文化提供了一个自新与自我超越的楷模。

大中华帝国的形象，是西方进入现代意识时那种好奇与开放精神的产物。

在自尊的谦逊与进取的诚恳心态中，西方需要一个自我超越的楷模，遥远的中国又恰到好处地扮演了这一角色。

欧洲将有可能在不同的文明层次上利用中国。

所不同的是，这一次的中国形象更加明晰、具体，从民间文化进入精英文化，并带有某些严肃的、激进的色彩。

中国形象将可能成为启蒙运动的一面旗帜。

　　三

　　文艺复兴发起的西方现代文化，在启蒙运动中完成。

启蒙思想的核心意义是，以理性为主导追求科学知识与物质财富，通过教育与民主达成社会和谐，达成历史的进步。

中国政教以自然理性为原则，政治开明、宗教宽容，体现着启蒙运动的理想。

中国形象曾经帮助资产阶级确立绝对主义王权观念，限制贵族势力；继而又帮助资产阶级限制王权，将希望寄托在开明君主文人政治上。

最后，一个表现平等、民权、精英政治与平民政治精神的理想化的中国形象，又反映在法国大革命的思想中。

马可?

波罗那一代旅行家开创的理想化的富强的中华帝国的形象，通过传教士书简的发扬，到启蒙运动时代达到高峰。

中国形象对启蒙文化的影响，表现在从器物到制度到思想的三个层次上，一个多世纪前西方的“东风西渐”与一个多世纪后中国的“西风东渐”运动，在过程上基本相同。

　　启蒙时代西方社会文化生活中普遍出现一种泛中国崇拜的思潮，人称“中国潮”。

它将近五个世纪西方不断美化的中国形象推向高峰，中国几乎成为西方文化向往的乌托邦。

　　“中国潮”既指一般意义上西方人对中国事物的热情，又特指艺术与生活中对所谓的“中国风格”的追慕与模仿。

“中国潮”开始于1650年前后，结束于1750年前后。

一个世纪间，“中国潮”表现在社会物质文化生活的各个方面，从高深玄妙的哲学、严肃沉重的政治到轻松愉快的艺术与娱乐。

孔夫子的道德哲学、中华帝国的悠久历史、汉语的普世意义，中国的瓷器、丝织品、茶叶、漆器，中国工艺的装饰风格、园林艺术、诗与戏剧，一时都进入西方人的生活，成为他们谈论的话题、模仿的对象与创造的灵感，在欧洲社会面前，中国形象为他们展示了“梦寐以求的幸福生活的前景”。

　　“中国潮”是那个时代西方人追逐的异国情调的一种表现，没有比中国更遥远的地方，也就没有比中国更神秘更有吸引力的地方，包括他们的思想观念、人与物产、生活方式。

“中国潮”的发起人主要是商人与传教士。

商人们贩运来的丝绸瓷器、茶叶漆器，在欧洲生活中掀起一股“中国潮”；传教士们贩运回来的孔夫子的哲学与中国的道德神学，在欧洲的思想界掀起了另一种热情，中国思想与制度，成为精英阶层的文化时尚。

传教士们从中国回来，便成了社会名流，他们穿着中国长袍，谈论圣明的康熙大帝与玄妙的孔夫子哲学。

他们介绍中国的书信在社会上流传，激进主义者感到兴奋，正统主义者感到恐慌。

哲学家们不甘寂寞，也参与到中国哲学是否无神论的讨论中来，有些人甚至冒险思考是否可以用中国道德哲学取代基督教神学。

莱布尼茨希望在中国与欧洲之间，“建立一种相互交流认识的新型关系”。

“鉴于我们道德败坏的现实，我认为，由中国派教士来教我们自然神学的运用与实践，就像我们派教士去教他们启蒙的神学那样……”莱布尼茨对中国百科全书式的期望，到启蒙时代百科全书派哲学家那里，明确化为道德哲学。

伏尔泰准确地发现中国文明在欧洲的利用价值。

“……中国人在道德和政治经济学、农业、生活必须的技艺等等方面已臻完美境地，其余方面的知识，倒是我们应该传授给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