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宁波商人北洋航线.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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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宁波商人北洋航线

一、拓展辽东海运的曲折发展

自长江口到冀鲁、辽东沿海的海上交通线称为北洋航线，从宋、元起就开始畅通，明中叶后长期湮没，直到清代康熙后又继续畅通。

宁波至辽东的航线是北号商船的一条重要航线，宁波商人积极参与北方的航运，把江南的粮食、棉花、纸张、瓷器、绸布等南货运往辽东，又把辽东的豆饼、豆油、参药等北货运回上海或宁波。

宁波商人到辽东贸易始于康熙中叶海禁开放。

慈溪人秦泚于乾嘉年间“尝客辽东”。

董棣林在嘉庆间往返于辽东，频繁采办参药。

大豆和杂粮是东北的最主要商品，随着奉天粮食贸易的开禁，宁波商船赴关东贩运粮食，用蛋船与“三不像船”运送。

宁波及上海等江南地区的宁波商人从关东输入的商货主要以大豆为大宗。

据张忠民的统计，道光十一年（1831）仅上海豆业公所所属大小豆行经手成交的大豆达470余万石。

不少由宁波商船运输。

贺长龄在《江苏海运全书》中说：

宁波三不像船“多行北洋，少行南洋”。

这里的北洋包括山东及辽东的沿海口岸。

康熙四十九年（1710），上海县上字73号商船“装载各客布匹、瓷器，货值数万金，由海关输税前往辽东贸易”。

嘉庆十三年（1808），宁波商人严性被等18人，从关东载运货物到上海。

开通宁波、上海到辽东的航线是曲折的。

19世纪初，在镇海、上海驻港的南北号商船400艘，鸦片战争后，外国轮船势力入侵，宁波的船号不断减少。

咸丰元年（1851），宁波有商船112艘投入北洋航线。

咸丰三年（1853），浙江漕运开始招商，这就使处于衰落的宁波船号又迅速发挥着海运中的作用，但往辽东的船却很少，其原因是盗船劫掠、商人外逃、经费缺少而无力修船。

清政府的政策也是一个原因，严重影响了宁波商人参与北方海运的积极性，从而导致了宁波商人北上奉天、牛庄、营口等辽东地区贸易的衰落。

鉴于上述原因，宁波商人除了自身解决一些问题外，清政府在政策方面也做了一些调整。

主要有：

首行火轮护海运。

为确保北洋航线的畅通，宁波绅商集资购买火轮船进行护航。

咸丰四年（1854），由慈溪费伦志、盛植琯、镇海李容等三人倡议，自购轮船武装护航，得到鄞县、镇海、慈溪三县船商拥护，集资7万银两，并商请在上海的买办、鄞县人杨坊、慈溪人张斯臧等到广州向外商购得轮船一艘，命名为“宝顺”号，同时，组织董事会筹议章程，设立“庆成局”。

这年十二月开始为宁波商船护航，打击扣押“北号”商船、强索赎金的海盗团伙。

咸丰五年七月初五（1855年8月17日），宝顺号在奉天复州洋面击沉了匪艇5只，击漏2只，击坏8只，保证了宁波商人到辽东的航线正常运行。

其次是清政府在征税方面作了调整。

一是减轻商船运载豆类税收，户部议定，可仿临清关杂粮每石税银1.1分之例，再行减去0.1分。

二是可以到辽东附带两成免税货物，约合10多万担。

三是返程可以到辽东采购货物，即从同治五年（1866）开始，商船运漕米到天津后，可以按规定去牛庄等沿海口岸装载豆、油等北货南归。

四是宁波商船赴关东贸易者起初为每年两次，后来增加“一年行运四回”。

由于“宝顺”号的护航和清政府的政策调整，驶往北洋航线的宁波商人能得到较多的实惠，在高额利润的刺激下，促使宁波商人和船号纷纷拿出自己的积蓄，甚至变卖自己的家产，投资海运事业，致使当时的宁波码头出现一片繁忙景象，仅卸载脚夫就有3000多人，仰食于海船之者不下万余人。

在往辽东的航行中，涌现出李也亭、方介堂、董棣林等沙船企业家。

二、牛庄与营口的经营活动

牛庄是东北境内最古老的港口，清初是东北地区与南方各省贸易的重要口岸，到了近代继续成为与南方各省贸易的地区。

宁波商人商机敏捷，从而使宁波成为牛庄的重要贸易伙伴。

牛庄成为宁波人采购大豆、豆饼、豆油的重要场所。

与此同时，宁波商人也把烧酒、明矾、纸张、药材等销往牛庄。

据同治九年（1870）浙海关署税务司包腊的报告：

“从牛庄进口来宁波的有豆类、豆油和豆饼，总值达18万银两；而宁波出口去牛庄者有烧酒、明矾、纸张和药材，共计9000银两。

”1877年，浙海关税务司杜德维的报告中也说：

“一艘从牛庄装豆类。

其中一艘压舱去日本长崎，一艘压舱去牛庄。

”

《浙海关贸易报告》记载了1870年至1873年四年内宁波与牛庄的土货进出口贸易额，具体如下表：

营口，原名没沟营，又称西营子。

清代前期为盖平、海城两县分辖，清末在此分置营口县。

开埠后，宁波商人逐渐转到营口。

嘉庆九年（1804），在镇海、上海等地驻港的宁波船就达400多艘，这些宁波船一般北上天津、营口。

道光末或咸丰初，营口南方沙船坐港者正常在七八百号，其中宁波船有数百号，每年进港的沙船和宁波船在8000艘以上，除宁波船外，不少沙船也由宁波人经营。

正因为如此，营口（没沟营）的税收成为东北沿海税收额最高的海口。

19世纪末，宁波对营口贸易依然进行。

1898年10月3日的《中外日报》记载当时就有宁波船进港53艘，时隔两月后又有宁波船进港72艘。

这表明宁波商船在1898年两次到营口，第一次是秋天，第二次为冬天，仅下半年就有125艘商船到营口。

光绪三十三年（1907），陈志寅等宁波商人以7万两资金购置“德裕”轮。

宣统元年（1909）增资50万两，新增龙裕、信裕、立裕3艘轮，不仅行驶山东的烟台、龙口，而且行驶营口等辽东口岸。

宁波商人把南方的瓷器、木材、棉布、药材等运往营口，同时把营口的豆饼、豆油运往上海、宁波。

同（治）光（绪）年间，镇海李氏家族经营的久大沙船号，开始注重南通土布的北运任务。

1889年至1890年，李氏所经营的久大号改为新记，李厚垣任经理，拥有9艘帆船，往来于南通和营口之间。

他们通过南通的掮客收购土布，并用船只把南通的土布运往营口，回来时载有豆饼、豆油等货物。

东北的豆货多由山东、江苏、浙江的帆船运到华南和华中，也有一部分从上海、香港出口到国外。

宁波商人除了参与上述的航运业务外，还直接把豆货从营口运到宁波。

仅1871年，营口运到福州、宁波和烟台的豆货为3.3%，宁波约为1.1%。

如果以第二年的1872年计算，这年营口出口豆货共193.55万担，价值173.8万两，占出口贸易总额的86.7%。

那么，营口运往宁波的豆货应为1.9355万担，价值1.738万两，占出口贸易的0.86%。

1920年春，31岁的镇海人曹莘耕任上海新丰杂粮行经理。

他在东北营口等地经营粮油买卖，主要经营杂粮油饼，装运至上海后，再转运江苏、浙江等地内销。

宁波商人不仅从事对营口的贸易，而且也有人在营口经营商贸业。

鄞县人郭渭早年在沪甬两地经商。

光绪二十八年（1902），他到营口从事棉布及油业销售，任源成昌商号经理。

1913年任营口商务总会董事。

在营口有宁波商人经营的药业。

咸丰元年（1851），营口最大的药店咸春堂创建，当时的经理就是宁波人。

该店主要经营南北和进口药材，自购自销，批零兼营，以批发为主，并且设有坐堂的医生，兼营饮片加工，炮制丸、散、膏、丹等成药，在外地有代理业务，对营口近代药业的发展起到了十分重要作用。

20世纪20年代后，原籍宁波慈水镇的乐氏家族乐叔繁在营口开设继仁堂药铺。

营口的南北货业也有宁波人经营。

宁波商人高麟如等人在温州经营的裕大南北货行在营口就有派驻人员，不仅收购东北的北货，而且推销裕大南北货，同时，经销木材、茶叶、明矾、山货等。

此外，还有人经营五金业。

宁波巨商叶澄衷于1862年在上海开设顺记五金号和南顺记洋货号，他在营口设立顺记分店和联号，推销火油，兼营五金杂货。

三、锦州、奉天、大连的宁波商人

   位于辽东湾内的锦州原属奉天（沈阳），是清朝前期东北的重要海口，也是当时环渤海地区的重要港口，为山海关主要税口之一。

锦州所属有二个海口，即天桥厂和小马蹄沟。

马蹄沟海口在州城东南35里，因此称东海口；天桥海口在州城内70里，又称西海口。

到了咸丰、同治年间，天桥厂才取代马蹄沟，成为锦州的主要海口。

而到天桥厂口的商船主要是江浙、闽广等省。

作为浙江商人主要代表的宁波商人在咸丰、同治年间已经在锦州天桥厂海口贸易，“进口船只来自福建、广东、宁波、安徽、上海、直隶、山东等处，闽粤日雕船、日乌船、日红头，江浙日杉船，山东日登邮。

凡滇黔闽粤江浙各省物产、药类暨外洋货品，悉由此输入。

其出口货先唯油粮，以大豆为大宗”。

这就充分表明，在19世纪中晚期宁波商人已在锦州开展商贸业。

20世纪初，不少宁波商人到锦州投资创办企业。

镇海小港（今属宁波市北仑区）巨商李氏家族以李也亭的坤房与严信厚、周晋镳等宁波商人为主进行投资，于光绪二十八年（1902）在锦州创办天一垦务公司，由镇海人李厚佑任总经理。

当时的《交通官报》就有记载：

“查天一垦务公司，在奉天锦州地方，原系已故道员严信厚、道员徐润、施则敬、周晋镳……等合资创办。

经股东会公举李厚佑为总理。

”当时东三省开放领地招垦，地价每亩银一二钱，等到垦成熟地后，高价出售与原垦农民。

天一垦务公司垦地售完后，在黑龙江省呼玛县另设“三大公司”，投资仍以坤房为主，李弼安的乾房也有资金投入，开垦荒土地数十万亩，引进“国际牌”大型拖拉机数台。

由于运输成本大、粮价低，这次投资亏折很重。

天一垦务公司用机器进行农业生产，对于促进东北农业的现代化做出了重要贡献。

镇海小港的李善祥抱着“实业救国”的理想，千里迢迢来到辽宁锦州，任职于天一垦务公司，从事开浚马厂鲈鱼沟通渤海的工程（该工程于1928年完成），发起组建锦县东荒恒康农场，研究科学务农，从事改良碱荒的农垦事业。

由于锦州当时不生产酱油，李善祥于1922年与铁路锦州站站长陈少亭等合资创办锦州万生酱园，并到浙江绍兴聘请师傅和经理，从此锦州有了南方式的酱油和乳腐生产，后来竟成为东北地区的锦州特产之一。

   1923年，李善祥集资银币30万元在锦州庙沟创办“生生果园”股份有限公司，自占75%的股权。

庙沟在锦州城松山区，原是一片荒山秃岭，李善祥创办的果园主要种植苹果，并从大连等地以及日本、美国引进红元帅等良种。

他说：

“我办果园不只是为赚钱，而是要与南满的日本人抗争，抵制他们的经济侵略。

”他从实际出发，经过改良，培养出后来驰名全国的红元帅苹果。

为培养人才，他还于1928年创办锦州南山耕余学院，自任校长。

“九·一八”事变后，李善祥到家乡参加抗日宣传工作。

抗战胜利后，他转道山东，回到劫后的锦州生生果园，重整旧业。

他利用在锦州上层社会的声望和资本家的身份，支援革命活动，他的果园成了锦州地下党的秘密据点。

1948年10月锦州解放，为使果园事业有更好发展，李善祥决定将果园、学院以及庙沟所有建筑、财产全部奉献给国家和人民。

1949年2月3日，他在给辽西省政府的呈文中写道：

“我于民国十二年（1923年）前后，集股银币三十万元，自占股份约四分之三，于锦县松山区庙沟地方组设生生果园股份有限公司，自任无限股东，从事栽培果树，造植森林，为社会倡其后。

复于民国十七年独资建立耕余果园专门学院，造育技才，以期加速推广工作，……如今无力复兴旧业，复难觅继代同好，为爱护此数十年艰苦缔结之社会资源，不忍坐视其荒芜，夙夜筹计，唯献交公营始得保全，且更能加速推广，俾达初志，意出至诚，别无他求，乞赐鉴原，亟予核准派员接收，继续经营而扩大之，是所馨祝者也。

”当时因政策无明文规定，当地政府没有接收。

李善祥写信给女婿张爱萍，恳切申述理由，张爱萍为其爱党爱国的真诚所感动，即刻写信给时任中共辽西省委书记的喻平，喻平复信应允接收其全部奉献，并委以果园顾问。

果园被接收后，改名为辽西省第一果园，大量种植李善祥所培育的良种苹果，耕余学院培养的学生也成了果品生产的管理、技术专门人才，从而使解放初期的辽西一带成为我国重要的苹果生产基地。

奉天（沈阳）是环渤海地区北部的重要城市，历来是辽宁地区的政治、经济中心，在近代，宁波商人与奉天有商贸往来。

鄞县海商谢占壬在追述北洋航线重开的情形时说：

“自康熙年间，大开海道，始有商贾经过登莱海面，直趋天津、奉天，万商辐辏之盛，亘古未有。

数十年前，江浙海船赴奉天贸易，岁止两次，近年则一年行运四回，凡北方所产粮、豆、枣、梨，运来江浙，每年不下一千万担。

”谢占壬本人也是“自幼航海经营，从闽省以至奉天，常年往返。

”

奉天有宁波人的经营活动。

鄞县人孙梅堂于1912年先后为奉天咨议局、奉天工艺局制造了2只40—60英寸的大钟，从此他的美华利钟表店在东北有很大的影响。

奉化人王子文1910年毕业于北洋大学采矿冶金科，后留学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于1913年获采矿冶金科硕士学位。

回国以后，一度担任辽宁本溪中日合办的煤铁公司铁部部长，1922年被张学良聘为奉天矿务局总办，1928年接办复县复州湾振兴煤矿。

镇海人傅祥巽毕业于复旦大学商学院，1927年后到奉天一家公司国内贸易部任主任，后来在奉天东方汽车材料公司任华方经理。

奉天金融业也有宁波人。

王铭槐在沈阳开设胜字号的银号专做汇兑生意。

镇海人陈廷挈曾任奉天中国银行经理、东三省银行总办，在东北金融界有很好的声誉。

陈在奉天任中国银行经理时，同乡徐青甫任该行国库科科长。

徐青甫1905年在奉天任职，辛亥革命后去日本考察，回国后筹办奉天兴业银行，由于计划改变，又去奉天审计处任职。

后经陈廷挈保荐，徐青甫任奉天中国银行经理。

傅祥巽1927年后在奉天花旗银行工作过。

抗战前夕，宁波人葛祖兰受中国银行总行聘任，先后任中国银行奉天分行襄理、副经理。

奉天的服装业也由宁波人经营。

奉化人在沈阳开办协昌洋服店。

后来该老板的同乡蒋铁松到协昌洋服店当裁剪师，4年后另外开设日浦洋服店，专做和服，也做西服。

另外，宁波的乐叔繁在沈阳开设继仁堂药铺。

鄞县人王鼎丞协助其父亲在沈阳搞经营。

卢绪章主持的广大华行在沈阳设立分支机构，是党在东北秘密工作站之一。

 大连位于辽东半岛南端，是东北的重要口岸。

许多宁波商人所经营的北洋商船赴大连经商。

镇海人林周宾曾在上海美商美利洋行工作，两年后转入德商利得洋行，逾年赴大连，在合兴号任职，旋入业兴洋行任买办，又独自创办广平号商号。

天津的乐达仁在大连开办达仁堂药铺，经销中药。

1948年卢绪章也一度在大连工作。

奉化人蒋铁松曾在大连从事服装业。

鄞县人陈清瑞于民国初在大连一家新式服装店当伙计，后处理该店大小业务。

奉化西坞、方桥一带有10多位红帮师傅也在大连开过洋服店，有的在大连人开的洋服店被聘为裁剪，是“大连西服业的开拓者。

”

特别是日本限制中日贸易后，浙海关垄断了前往日本贸易的信牌，清廷为了获得日本的铜，防止商民、米谷、船只滞留南洋，海外贸易只允许前往日本国，采取了“重东洋，禁南洋”的海外贸易政策。

自康熙五十七年（1718年）以后，江浙地区成为中日贸易的中心，中国赴日贸易的商船，绝大多数由江浙一带出口，添购货物，招揽客商；而由长崎返航的中国商船也不再返回船籍地，直接在江浙地区销售日货，然后再添购各地物产后再度赴日贸易。

潮州商船赴日贸易逐渐稀少，自乾隆三十五年（1770）以后则完全断绝。

而日本市场所急需的南洋香料、象牙、玳瑁等商品以及砂糖，主要是由潮州商人和福建商人采购贩运来乍浦，然后由赴日贸易的商船销往日本。

上视新闻综合频道11月17日报道：

今天是上海开埠160周年纪念日。

160年来，上海从一座小渔村发展成了一座充满活力的现代化国际大都市。

下面，我们就一起到有着288年历史的商船会馆，去追寻上海开埠后沙船海运业的发展历史。

商船会馆位于黄浦区老城厢，它建于1715年，比上海正式开埠还要早128年。

自上海开埠后，沙船海运业逐渐兴旺，并发展成为中国东部沿海地区的物资交易中心，有数以万计的船工在这里从事沙船运输。

于是，同业商人就在这个会馆互通商情，协调船只。

从会馆遗留下来的画梁雕栋中，可以想象出以前外滩热闹非凡的交易、运输景象。

商船会馆历经沧桑，在1862年曾遭到英、法联军的重创。

尤其是随着海运业被外国资本的占领，曾经盛极一时的沙船业逐渐衰退，商船会馆也开始败落。

目前，随着浦江两岸的开发改造，会馆街一带已经被列入旧区改造的规划之内，商船会馆的保护计划也正在制定之中。

为了管理开放的四大港口、海上贸易和征收进出口关税，1684年起清廷先后设置了闽、粤、浙、江四个海关。

其管辖范围包括对外贸易、国内沿海贸易以及内河航运等。

清朝四海关的设立，标志着中国古代市舶制度的结束和中国海关制度的创立。

自此，中国沿海开始了正式设置的以“海关”命名的边境管理机构的历史。

1683年清廷统一台湾后，靖海侯施琅即奏请朝廷设立海关，以便于管理沿海的对外贸易活动。

1684年正式设立海关于厦门，并于7月正式对外办公。

闽海关的职责是管理往来于南洋各国和台湾的中外海船、稽查货物、征收船货税兼防守海境、查禁走私等。

闽海关的总部设在厦门，在福州、兴化、泉州、漳州共设32个关口，按职责划分为青单（查验货物）和钱粮（征收关税）两类口岸。

闽海关设置初期，按照粤海关税则征税。

1689年开始实施闽海关税则，对进出口货物按食、衣、杂分类征税。

闽海关税率通常在4%~16%，出口为2%。

粤海关于1685年设于广州城外五仙门内，由原旧盐政署改建。

由于广州集中了来自西方的各国商船，粤海关在政治、外交以及财政经济收益上对清廷有着特别重要的地位。

因此，主管粤海关行政的海关监督全称为“钦命督理广东省沿海等处贸易税务户部分司”，除个别年份外，海关监督一职一直由中央直接任命。

粤海关的辖区包括整个广东省沿海，负责缉查进入黄埔港的外国商船、管理行商等，并由将军衙门每年调派军队协助海关管理。

粤海关的订有严格的管理海外贸易的一整套法规和制度，集中代表了清廷的对外经济政策。

其制订的海关税则为其它三关援引，粤海关税率通常进口为4%，出口为0.6~8.3%，附加税率为6%。

1757年清廷宣布广州为单口对外通商，全国对外贸易全部集中于广州一地，粤海关的各项管理也因此十分繁忙，关税收入成倍增长。

1685年浙海关设立于宁波府南，在原刑厅馆舍办公。

因商船出入宁波多有不便，1698年经浙海关监督张圣诏奏请，将海关移驻定海，并建红毛馆以备安置外国商人。

浙海关的职责是管理来往日本的中外商船，稽查货物、征收船货税兼防守海境以及严禁走私。

宁波是清廷的办铜要地，凡往日本贩铜的海外贸易船只进出口，必经浙海关查验。

浙海关最初以粤海关税则为参照。

1689年实施新税则，与粤海关相比，浙海关的税则简略且税率低。

由于浙海关实征税率明显低于粤海关，加上其接近丝、茶等产品的主要产地，西方货船为避开粤海关的各种附加税，便常来舟山沈家门港停泊，“舍粤就浙”现象不断蔓延。

1738年乾隆下令加重浙海关税则，并明谕西洋商船不得再停泊宁波。

尽管税率增加，但仍未能阻止西方商船的驶入，不久，乾隆颁布谕旨，停止闽浙江三口对外贸易。

江海关于1685年设于松江府华亭县，因入海河道淤塞，1687年移关至上海县城定带门内巡按官署。

江海关的管辖范围革本上包括了江苏省所有出海口，负责对本口所有海上贸易商船实施征税与管理，并不严格区分国内和国际贸易。

江海关最初虽参照粤海关税则，1735年实行正则税例、比例则例，江海关税率较其它三关要低得多。

第二，当时所谓的“只许在广东收泊贸易”，主要是对欧美各国而言，特别是英国和荷兰等国。

至于南洋地区的欧洲殖民地国家，仍许到闽、浙、江海关贸易。

乾隆二十三年（1758）上谕：

“如系向来到厦番船，自可照例准其贸易”①。

故东南亚地区各国的商船，仍然不断到福建厦门等地进行贸易。

例如乾隆四十六年（1781）、四十八年（1783）、五十一年（1786），嘉庆十二年（1807）、十四年（1809），西班牙的商人万利落、郎吗叮、郎安敦、郎万雷、郎棉一等，就从吕宋（菲律宾）运载大批燕窝、苏木、番银、槟榔、乌木、呀兰、米、海参、鹿脯、牛皮、玳瑁、火艾棉等到厦门贸易，然后从厦门运回大量的中国棉布、磁器、桂皮、石条、白纸、花砖、方砖、雨伞、纸、墨、石磨、麻线、土茶、冰糖、药材等到吕宋②，使厦门对外贸易进人极盛时期。

第三，中国商人不受所谓“只许在广东收泊贸易”之限，可从四海关出海贸易。

乾隆二十二年（1757）后，从福建、浙江、江苏沿海港口出海贸易的商船仍是不少。

如乾隆二十九年（1764），准“浙、闽各商携带土丝及二蚕湖丝往柔佛诸国贸易”③。

道光九年（1829），到新加坡贸易的中国商船共9艘，其中从广州去的1艘，潮州去的2艘，上海去的2艘，厦门去的4艘，共载货47000担④。

道光十年（1830）从广东的潮州、海康、惠州、徐闻、江门、海南，福建的厦门、青城，浙江的宁波，江苏的上海、苏州等地驶往日本、菲律宾群岛、苏禄群岛、西里伯群岛、马六甲群岛、婆罗洲、爪哇、苏门答腊、新加坡、马来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