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研究》教案.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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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研究》教案

《胡适研究》教案

钟军红撰

二0一0年十一月十一日

绪论

一、开课目的

本课通过介绍胡适新诗理论及其研究成果，分析胡适新诗理论建构之得失，使学生较深入地了解初期新诗及其理论形成的时代及中西诗学依据，从中开拓学生的学术视野，提高学生的诗学理论水平，培养学生的学术研究能力。

二、研究方法

本课立足于世界诗歌主潮的大背景，关注当下新诗创作之得失，在重新定位的前提下，有针对性地对胡适新诗理论的争议性问题开展较深入的研究。

首先，本课采取的是一种重新定位并从新的视角诠释胡适新诗理论的批评策略。

其次，本课采用的是文献考证与历史研究、本体理论批评相结合的批评方法。

避免先入为主的研究。

近十多年来，经学界努力，胡适的文献资料已出不少，相比以前，我们更有条件从文献史料中看到真实的胡适。

三、教学内容

第一讲胡适新诗创作及理论的定位问题

第二讲胡适倡新诗时“否传统”问题

第三讲胡适倡新诗与酬唱传统断裂问题

第四讲《文学改良刍议》之新诗形态设想得失

第五讲《谈新诗》之新诗形态探索得失

第六讲胡适新诗理论的诗学依据及理论的得与失

四、参考文献

胡适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胡适论争集耿云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1998年版

胡适杂忆唐德刚华文出版社1998年版（必读）

中国现代诗论扬匡汉等花城出版社1985年版

传统的困窘张国风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

嬗变—辛亥革命时期至五四时期的中国文学刘纳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

胡适新诗理论批评钟军红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

第一讲胡适新诗创作及理论的定位问题

第一节定位问题的提出及怎样定位

长期以来，在我们许多文学史家（包括抑扬双方）的阐释中，新诗是相对于旧诗而言的，新诗取代旧诗，意味着的是传统诗词的正统地位的被否定乃至旧体诗词的被淘汰，新诗与旧诗之间是取代与被取代甚至是“臣服与被臣服”的关系。

胡适也就理所当然地被视作“新诗取代旧诗正宗地位的倡导者”而载入了史册。

这种定位其实并不恰当。

它既经不起进一步的文献考证，也经不起理论和实践的检验，它更适应不了中国诗歌研究发展的需求。

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正是这种定位直接地导致了对于胡适及20世纪初新诗评价的差异乃至某些误读现象的发生。

胡适，是新的诗歌品种的最主要的倡导者和有关理论的奠基者。

第一节为何这样定位—对胡适倡导新诗初衷的文献考察

一、定位依据--主导动机及客观效果

胡适尝试新诗的初衷，与其说是要以新诗取代旧诗，不如说是要尝试一种他认为比文言诗更好的用白话写作的新的诗歌品种。

二、以前的定位有无史实依据？

以“新诗取代旧诗正宗地位”定位的学者，其取证文献主要有两种：

一种是胡适1932年的《四十自述·逼上梁山》，一种是1935年的《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导言》。

从特定的研究对象——20世纪初新诗的研究出发，这些文献则明显缺乏论证的力度，已过于远离了新诗初年特定历史“语境”。

三、胡适倡导新诗初衷的文献考察

其一，胡适尝试新诗的动机

其二，胡适尝试新诗的依据

其三，胡适尝试新诗的目标

四、胡适在文学革命时期有无“取代旧诗”的言论？

仅有一处，即胡适在《建设的文学革命论》中希望“我们提倡文学革命的人，对于那些腐败文学（按：

胡适主要指江西诗派、梦窗诗派等），个个都该存一个‘彼可取而代也’的心理”，但他所欲“取代”的并不是整个的旧文学，而只是旧文学中他所厌恶的认为属于“腐败文学”的那一部分。

第二节以往“取代”定位的形成及反省

一、以往“取代”定位是怎样形成的？

1、进化论的文学史观在文学史家诠释历史的活动中起了理论导向的作用。

而这方面，人们或多或少是受了胡适等先驱者的影响。

2、进化论的文学史观在文学革命时的积极作用

3、进化论的文学史观在文学革命时的负面影响

二、“取代”定位的实践检验与理论反省

1、进化论令人们对新诗失去了平常心，加剧了对胡适的不满，也在无形中加重了国人对新诗未来发展的

焦虑与不安。

2、“新诗取代旧诗”的定位，无法概括现代诗歌史上“新的来了之后，旧的并不废去”的复杂的文学现象，也经受不起理论与实践的检验。

3、“新诗取代旧诗正宗地位”的定位，带有浓厚的新旧诗歌对立的意味，它在客观上妨碍了新诗向旧诗的借鉴学习，也造成了胡适研究上一些不到位的批评现象的发生。

4、以往“新诗取代旧诗正宗地位”的定位，已远远不能适应中国诗歌研究及诗歌发展的需求。

本讲小结：

由于进化论的文学史观影响和文献史料匮乏等因素，胡适以“新诗取代旧诗正宗地位倡导者”的形象被载入史册，但实际上，这种定位既不完全切合胡适尝试新诗的初衷，也不利于承继传统和促进新诗发展，更无法适应中国诗歌研究发展的现状，同时还导致了学者对胡适评价的差异及某些误读现象的发生。

本讲通过文献的考证、文学史观的批评和实践的检验，证实“新的诗歌品种的倡导者”才是对于胡适及20世纪初新诗的更为恰当的定位。

第二讲胡适倡新诗时“否传统”问题

胡适与旧诗传统，是一个绵延了近一世纪至今仍见仁见智的话题。

“一概否定传统”是以往人们对于胡适的一种比较有代表性的评价。

近十几年来，胡适研究已取得新的进展。

但依然有学者提出了“（胡适）一味否认古典文学的价值”，“唐宋诗词……也被一笔抹消”，“读破万卷书的胡适，学贯中西，却对自己的几千年的祖传文化精华如此弃之如粪土”，以及“新诗已经告别了古典诗歌”等异议。

这些议论并非专门的胡适研究，但在新诗百年回顾时，犀利的笔触却直接地指向了新诗及白话文的倡导者胡适。

在变革中，对于祖传文化精华，胡适是“有所扬弃，有所继承”，还是“弃之如粪土”，“一味否认古典”？

哪一种批评更加贴近胡适的本真形态？

本讲着重于文献史料的考证，对此问题试作新的论述。

第一节胡适对旧诗传统褒贬分明，并非“一概否定传统”

说起来，几乎无人不晓胡适对传统的批评，但却极少有人注意到胡适对于传统文学高度评价的一面。

其实，在胡适的各种著述中，有关的言谈俯拾即是。

在“重新估定一切传统”时，能将词、曲、剧本、小说视为“第一流之文学”，将墨子、孟子、庄子著述及六朝文视作“不朽之文”、“绝妙之作”，赞老杜、香山、稼轩、摩诘、陈亮等诗人及诗作为“泰斗”、“天才”、“奇士”、“佳构”、“自然”、“真率”“奇劲无比”、“变化神奇”、“绝千古”，甚至认为作诗“不必排斥固有之诗词曲诸体”，怎能说胡适连“唐宋诗词......也一笔抹消”，“弃祖传文化精华如粪土”呢？

当然，在折服于古人诗词曲优秀作品的“何等自由，何等顿挫抑扬”、“畅快淋漓，自由如意”、“文妙，思想也妙”的同时，胡适对传统诗词也是有过许多激烈的批评的。

他尤其痛恨近世文学雕琢粉饰、无病呻吟、模仿崇古等“文胜之弊”。

后来，他甚至将文选派、江西派、梦窗派贬为“腐败文学”，也正与这种不无偏激的诗歌审美标准有关。

尽管是不无偏激，我们还是可以清楚地看得出，胡适所针对的只是一部分他认为属于粉饰雕琢的“腐败文

学”，尤其是“今日”之文学，而不是整个的中国古典文学。

因此，我们只能客观地说，对于祖传的文化精华，是“褒”还是“贬”，是“承”还是“弃”，胡适的态度是了了分明的。

他极力贬抑和抛弃的主要是旧诗词中尤其是“今日”文坛中存在的他认为属于粉饰雕琢、束缚精神、无病呻吟、模仿崇古、运用典故、袭用套话等不良之现象及传统。

但对于言之有物、自然清新、明白晓畅、自由真率、言近旨远、讲究音韵等优良的传统，胡适还是大事张扬并加以高度评价的。

尽管其中的有些论述不无偏颇之嫌，有时甚至采取了“掊击旧物，惟恐不力”的偏激的话语策略，但对传统的褒贬兼有而并非一概地“抹消”、“否定”，却已是一个客观的事实。

第二节胡适积极地以旧诗之道探寻新诗之路，并非“唐诗宋词一笔抹消”

仅是1915年--1920年，胡适在探索新诗的过程中，曾被他作为正面例证加以引用的古典诗人和诗作就有秦观、辛稼轩、刘过、苏轼、白居易、王安石、杜甫、谢眺、韩愈、贺知章、王昌龄、李义山、杜少陵、李清照、蒋捷、朱彝尊、李煜、苏东坡、黄庭坚、袁枚、陆游、柳永、王阳明、袁宏道、晁补之、温庭筠、马致远等数十名著名诗人的一百多首诗作。

而当时胡适对传统诗歌创作经验的借鉴，范围亦已遍及其新诗理论建设的方方面面。

如引用白居易、李义山、杜少陵、黄山谷诗与梅觐庄讨论“文之文字与诗之文字”；引易安、蒋捷词证明无韵诗之成立；引用李煜、苏东坡、黄庭坚、向镐、吕本中、陆游、辛稼轩、柳永之词曲作为“活文学之样本”；引山谷诗、稼轩词谈新诗的“言近而旨远”；引《诗经》、《乐府》谈诗体大解放；引陆游、晁补之词谈新诗之音节；引杜甫、白居易、韩愈诗和温庭筠、马致远词谈新诗的具体做法等等。

由上可见，胡适从最初尝试新诗念头的萌发，到“作诗如作文”主张的提出，到其新诗形态及理论的构建，始终都一步一个脚印地“大胆”而“小心”地求证于传统，矢志不移而又扎扎实实地以旧诗之道探寻新诗之路，在最终达成其诗体大解放之目的的同时，留下了我国最早的新诗理论，也留下了他对我国旧诗传统进行挖掘、整理的一批初步的成果。

在有所选择地承继旧诗传统方面，胡适无疑为我国近现代成绩最为显著的先驱。

第三节胡适从本能到自觉地借鉴传统，绝非“弃祖传文化精华如粪土”

就我们对胡适的了解而言，胡适与同时代的先驱者一样，从骨子里讲，其实是极其倾心于古典并无法忘怀于古典的。

俞平伯、康白情、宗白华、闻一多等许多新诗人做新诗论时，都不厌其烦地教人读苏轼、韩愈，读李白、杜甫。

胡适也一样。

他谈的是新诗的做法，却几乎全部以古典诗词为例；他明明是要做白话新诗，却做出了有浓重的古典词曲韵味的“胡适之体诗”；他的《留学日记》及许多著述都留下了他对古典诗词的情不自禁的赞叹；他对于社会上“以为我们既提倡白话文学，定然反对学者研究旧文学，于是有许多人便以为我们要把中国数千年的旧文学都抛弃了”的断然否定；他在白话文运动如火如荼的1920年，就为当时的中学生撰拟了包括《诗经》和陶潜、杜甫、王安石等诗人的诗作及大量的优秀文言文在内的教学方案；他一九二三年以后更自觉地将整理、研究传统文学“看作是新文化与文学建设的一部分”。

这一切，既是这一时代的新型的知识分子所特有的丰厚的古典文学素养及史识所使然，也是作为一个学贯中西，对于东西方文学、文化均有深刻了解的先驱者所应拥有的胸襟与眼光。

换言之，即使是西学冲荡，作为先驱者的胡适不得不采取绝决的态度“对于传统进行重新估定”，其言论也难免有偏颇，但其固有的史识、素养和已然开阔的眼光仍能使他先是出于本能而后是自觉地继承并更新传统。

可见，诸如“一概否定传统”、“唐诗宋词一笔抹消”、“一味否认古典文学的价值”、“视祖传文化精华如粪土”等等，显然是一些已然远离了胡适的历史本真形态的并不到位的批评。

本讲小结:

“一概否定传统”是以往人们对于胡适的一种比较有代表性的评价，但胡适当年一字一句亲手写就的大量文献却有力地证明了这样一个事实：

胡适对旧诗传统“褒”“贬”分明，而并非“一概否定传统”；胡适积极地以旧诗之道探寻新诗之路，并非“唐诗宋词一笔抹消”；胡适从本能到自觉地借鉴传统，绝非“弃祖传文化精华如粪土”。

第三讲胡适倡新诗与酬唱传统断裂问题

一、酬唱传统在现代的断裂

胡适之所以被指斥为“一概否定传统”，与酬唱传统的断裂可能也有一定的关系。

因为无论人们对新诗持何种态度，基本趋于一致的看法是，如果不是胡适等人倡导新诗，就不会出现中国酬唱传统断裂的现象。

这其实是一种值得商榷的说法。

酬唱传统，主要是指中国文人以诗抒情、以文会友等传统，是古代知识分子进行交际、娱乐、休闲甚至精神享受的基本方式。

除此之外，它还常常成为文人显现智慧才华和统治者选拔人才的有利手段。

其前提，当然是文人对于传统诗文尤其是诗词曲赋的谙熟和运用自如,而且是农耕经济社会里才可能出现的一种特有的文化现象。

很难想象，在竞争激烈的现代社会，人们能有应对酬唱的闲情逸致及学习有关技巧的时间和耐心。

应对酬唱的诗文传统的基本断裂是一个眼前的事实。

它的断裂犹如一棵久经雷雨撞击欲断还连的老树，也许还未完全断折，但已然是斜斜倒地。

即使在专业写作的群体和知识分子中仍不乏古典诗词的爱好者，但往昔最为常见的文人应对酬唱的情景在现在确已是难觅其踪。

造成这种断裂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相比之下，现代科技的发展、新式教育的兴起和科举的废除应是致其断裂的更为直接的原因。

二、造成这种断裂的原因

断裂原因一：

科技发展及对传统不无偏激的反省

各国科学技术的发展，给我国二十世纪前后的有识之士以极大的心理压力，使他们在深感国力贫弱的同时不能不对自己民族的文化传统加以深刻的乃至不无偏激的反省。

这在一些走出国门或了解西方的知识分子中尤其突出。

就我们的传统文化而言，其中的某一部分，从旧时文人交际所用的“黄伞格”、表示尊贵的“平抬”和“空抬”的行文格式到“豆腐店里写一封拜年信，也必须用‘桃符献瑞，梅萼呈祥，遥知福履绥和，定卜筹祺迪吉’”之类刻板的骈体文等等，可能属于“无用而又累赘的东西”。

但词章文赋以及文言一类有没有用？

当然有用，无论过去还是未来，其在承续中华文明、铸造国人性格以及提高审美水准等方面都会发挥巨大的作用。

但从实际看，形式未免古旧繁琐，学起来要耗费大量的时间、心力。

其中，文言“光掌握基础通常就要花去人生的四分之一时间”。

这种时间、精力的花费，对于一部分专业人员来说自然是必要的，但若作为一种国民的普遍要求，它与发展现代科技需要掌握大量的知识显然已不相适应。

何况当时正处于有可能亡国灭种的时期。

所以，我们对于当时先进人士对于传统不无偏激的反省应该可以理解。

断裂原因二：

新式教育的兴起

新式教育兴起后课程设置以文学史代词章学。

陈平原先生曾对此进行了回顾：

在晚清时，已有部分有识之士将“溺志词章”视作旧式学堂“重虚文”的通病，建议将其“酌量减轻”。

待到二十世纪初新式学堂兴起，更以文学史代词章学。

“此前讲授‘词章’，着眼于技能训练，故以吟诵、品味、模仿、创作为中心；如今改为‘文学史’，主要是一种知识传授，并不要求配合写作练习”。

有的学校甚至规定“学堂内不宜作诗”，“勿庸课习”诗赋。

故“长此以往，不待五四新文化运动兴起，传统诗文在西式学堂这一文学承传重地，已必定日渐‘边缘化’”。

断裂原因三：

科举的废除

科举废除了，人们不再承受考试赋诗的压力。

教育的变革决定于时代生活，现代科技的发展已不容许专重诗文的旧式教育的继续存在，加之科举的废除，人们不再承受考试赋诗的压力，而“西式学堂这一文学承传重地”又不以词章训练为必要（中文专业尚且如此，其他专业当可想而知），故长此以往，学生诗赋的兴趣和能力必然会逐渐下降。

新诗倡导，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应对酬唱的诗文传统的断裂，但不是直接的原因。

为什么会在一定程度上加速断裂？

因为新诗的出现，在文学领域，已为当时和后来的文学爱好者提供了一种新的情感载体，使他们不再将传统的诗赋视作情感抒发的重要方式。

这在客观上可能也是后来的年轻人不擅诗赋的一个原因。

但是，不是直接的致命的原因。

只能说，当专重诗文的旧式教育已逐渐地被新式学堂所取代，新式学堂不以词章训练为必要，诗赋又已完全失去其科举时代所独有的功用魅力时，胡适等人的倡导新诗，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应对酬唱的诗文传统的断裂。

但这种断裂的根本原因并不在文学革命，而在于社会、科技、教育和人才选拔制度的发展变化。

仅仅就教育而言，只要这种现代教育沿续下去，即使胡适等先驱者不倡导新诗，应对酬唱的诗文传统的断裂也一样迟早要发生。

很简单，既然学校都不再教学生学写诗赋，社会选拔人才又不用诗赋，人们都不擅诗赋，酬唱传统当然要断裂。

可见，酬唱传统的断裂虽与新诗的倡导不无关系，但社会、科技和教育的发展变化才是致其断裂的更为直接的原因。

需要反省的是科技发展及新式学堂兴起后我们的课程设置。

在竞争激烈、资讯发达、娱乐多元的现代社会，人们的确已难以再有应对酬唱的闲情逸致和研习有关技巧的时间及耐心，因此，应对酬唱传统的断裂已是一种必然。

但对于蕴涵了丰富的古代文化并作为传统的情感载体的诗词，人们普遍地在心理上依然是割舍不下。

近十几年来，建议在中小学乃至大学中文系开设诗词写作课程的呼声更此起彼伏。

从国民审美教育的需求看，是很有必要的。

很显然，这是对于新式学堂兴起后我们的矫枉过正的课程设置的一种反省和批评。

本讲小结：

应对酬唱的诗文传统的断裂,人们常将其归咎于新诗的倡导。

本讲以历史研究的方法，论证了现代科技的发展、新式教育的兴起和科举的废除等因素与酬唱传统断裂的关系。

但从民族文化的传承和国民的审美教育的需求看，我们有必要对矫枉过正的课程设置进行必要的反省。

第四讲《文学改良刍议》之新诗形态设想得失

胡适关于新诗形态的建构，最重要的文献莫过于《胡适留学日记》、《文学改良刍议》和《谈新诗》。

其中，《文学改良刍议》是新诗尚未成型时胡适关于诗及中国文学的一番审视，一个预言、一种设想。

在对中国文学（主要是诗）的审视中，胡适提出了其带有预言、设想性质的有名的改良文学之“八事”。

关于“八事”，业内人士自然莫不熟知，但其中涉及古典诗歌创作之“去烂调套语”、“不用典”、“不讲对仗”三事，因受制于新诗取代旧诗之二元对立思维，一直未见批评。

笔者认为，“三事”对百年中国诗歌影响巨大，且关乎传统诗学之评价及诗歌的未来路向，当详察之。

第一节关于“不用套语”

一、套语形成原因及其局限

所谓套语：

一指古诗常用意象，如“鸿雁”、“千帆”、“寒窗”、“斜阳”、“芳草”、“归梦”、“鹃啼”、“孤影”、“雁字”、“玉楼”之类。

二指古诗中带着情感色彩的形容词如“蹉跎”、“寥落”、“飘零”等。

三是为避免语言的鄙俗而采用的代文如“红巾翠袖”代美人、“春秋”代年岁等。

即带着几千年历史文化沉积痕迹的固定话语。

这种固定话语的形成，与诗歌的形象思维特色、中国诗歌体式的限制以及词语本身所具有的联想功能等均有关系。

胡适为何主张“不用套语”？

首先，他从文学创新的角度分析套语。

其次，他以当时流行的进化观念来审视套语：

二、胡适“不用套语”的合理之处

1、有学者认为，中国古典诗歌的确存在一种“体系化的危险”。

写荆轲是易水送别、壮士拂剑；写昭君是琵琶幽怨、青冢黄昏；写陶渊明是草屋荆扉、采菊东篱；写道教便是白鹿、赤松、丹沙、丹霞、瑶池、玉颜、太清、蓬莱、羽驾、琼浆、紫烟、青鸟等等。

2、从诗界革命“新语词”的出现也可看出胡适言之有理。

“新语词”所力图解决的，是国门打开后，中国古典诗词固定话语与抒发新见闻新感受之间所产生的矛盾。

因为以往形成于缓滞的小农经济和文人背井离乡背景下诸如“鸿雁”、“千帆”、“芳草”、“斜阳”之类的固定话语，已不适宜于诗人恰切地描绘身处异域面对新事物时涌发的万般感受。

即使有的诗人使用原来的语言材料，但由于环境改变，作出来的诗也也显得不合时宜，如胡先驌在美国所作之词。

夏晓虹在研究诗界革命之“新语句”时就发现：

中国古典诗歌确实存在着一批基本的语言材料，离开了这些材料，诗章就构建不起来。

新语词由此出现。

但古典诗词不仅讲究意义场的沟通，而且讲究语言的雅洁、音韵的优美，以外来语和俗字俗句为主要成分的“新语句”则很难达到国人原有的审美标准。

故力图保留“古风格”而以“新语句”来抒写“新意境”的诗人，往往就感到力不从心。

这的确是古典诗词走下坡路，白话新诗之所以出现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因素。

3、从新诗建设的需求也可看出胡适“去烂调套语”的主张并非为无稽之谈。

既作新诗，就得打破原有的思维定势，就不能再完全照搬原有的固定话语。

毕竟原有的套语和意象，从斜阳、芳草、归梦、孤影到摇落秋风等，都留下了中国独有的小农经济的村野色调和古代文人源于离乡背井或生命落空而涌发的浓重的悲情色彩。

三、胡适“不用套语”的不妥之处

1、从文化学角度看，“陈陈相因”是一种自然而然的文化现象。

文化都是不断发展变革的，同时也是不断积累因袭的。

既是累积的，其中的某些因素当然就会“陈陈相因”，就会相对固定。

假如不“陈陈相因”，不相对固定，人们就觉得古怪异常，就感到无所适从。

人类的各种思想和行为从饮食、交际到语言、哲学、文学、艺术，概莫能外。

作为精神生产的诗歌创作尤其是中国的古典诗词在词语使用上更是如此。

2、古代的许多意象之所以能够成为固定话语并世代传承，是因为其作为一种人文精神的积累，作为历史的沉淀，每一个套语（意象）往往都包容有深刻的文化内涵，而这些内涵又往往为国人所共晓，故“古代诗人一般都把历史认可了的意象视为典范性的表达而加以袭用，无论理论上和习惯上都不提倡意象的创新”，以免“所有习惯性的联想思路被隔断”，原因便出于此。

因此，不能将套语的“陈陈相因”视作“不用套语”的理由。

套语的能否使用，关键还是看具体描绘的对象，一概地说“不用套语”，委实过于武断。

3、新诗的创作实践也证明了套语有改造、利用的价值，许多古代常用的意象仍活在新诗里。

胡适“不用套语”的主张，本出自对中国近代诗歌创作走下坡路状况的不满而从文学改良的角度即新诗应当如何写作提出，但他的这一主张在中国现当代的旧体诗词创作中却也得到了普遍的反响。

毛泽东的旧体诗词便是这方面的典范。

另一方面，胡适的某些阐述还是缺乏更加充分的理由，其极端的主张对现当代诗歌创作及欣赏的负面影响也令人担忧。

本讲小结:

本讲重点解读胡适<文学改良刍议>的八事中涉及古典诗歌创作之“去烂调套语”、“不用典”、“不讲对仗”三事。

从解读中可以看出,胡适对于套语、用典、对仗等手段，其实并未完全否定，甚至肯定居多。

不足的是其绝对化的表达，这种绝对化的表达，曾给新诗的过去带来了困惑，更给传统诗学的承继带来了阻力。

我们今天所应该做的，是客观地认识发轫时期的现代诗学，以便正确地诠释文学历史之情状，并在未来的理论建构中，做出我们应有的选择。

第五讲《谈新诗》之新诗形态探索得失

如果说《文学改良刍议》是胡适最初关于诗及文学的一番审视、一个预言、一种设想，那么，《谈新诗》则是新诗萌芽后胡适关于诗的形态建构的一点心得、一些收获、一个回顾。

它来自胡适对自己及同期诗人新诗创作经验的提炼，它是胡适几年来关于诗歌形态艰辛探索的理论升华。

因为是探索者的经验提炼，《谈新诗》当难免初期理论的幼稚、瑕疵和偏颇。

但有一点却是可以肯定，其关于新诗形态的构想已大致成型，而且其中不少，关于新诗格式，关于新诗音韵，关于新诗做法等论述，已经成为当时乃至后来绝大多数诗人新诗创作之圭臬。

后来的诗人也许有人想采来传统或西方的原料将这一形态架构得比较完美，或在局部上将其涂抹得更加多姿，当然也免不了尖锐的批评甚至消解的言论，但总体而言，大多数的诗人，其实依然一边在责难，一边依然沿用这一形态渲泄自己的欣喜或哀伤。

也许今后中国的诗歌会另辟蹊径，就像胡适当年面对沿用了数千年或数百年的古典形态，勇敢地构筑起另类的新诗形态一样。

但即使是这样，也必须在已有形态的根基上前行。

因此，解读这一文本，也就有着了解过去、把握现在、认识未来的意义。

本讲结合《尝试集自序》来解读。

一、关于新诗的格式

（一）诗的格式与胡适的“诗体大解放”主张

1、何谓诗的体式:

诗体格式

2、胡适的“诗体大解放”主张

（二）胡适为何主张“诗体大解放”

1、传统诗体有束缚。

（利弊兼有）

2、由于实践之教训。

3、西方自由诗影响。

（三）胡适所探索的几种新诗格式

二、关于新诗的音韵（音节）

（一）胡适对新诗音韵（音节）的态度

1、胡适认为不注意音韵（音节）是错的。

2、胡适主张音韵（音节）的自然。

3、胡适认为音节自然不等于毫无研究。

（二）胡适的新诗音韵（音节）研究及主张

首先，关于新诗的“节”即音节。

音节，指诗行中有节奏的停顿，即胡适所说的“‘节’---就是诗句里面的顿挫段落”。

闻一多先生称之为“音尺”，西方称之为“音步”。

音步（Foot）：

英诗中重读与非重读音节的特殊性组合叫作音步。

一个音步的音节数量可能为两个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