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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中国城市化的特点及影响

论中国城市化的特点及影响

前言:

城市化是要让一部分农民进城,但又不仅是让农民进城,更重要的是通过进城农民的就业和收入结构的改变,使他们能有尊严地参与和分享城市化的成果,分享城镇中的现代生活。

城市化不是简单地等于城市建设数量增加,而忽视产业结构的优化,自然资源配置的优化以及城乡协调发展,更不能是只顾城市,不顾农村。

城市化要建立在工农业发展的基础之上,而且要市场主导,政府有效引导,二者有机结合,是城市化健康发展的有效保证。

城市化不能盲目攀比,不能不顾条件,一味追求速度。

城市是人类文明的标志,是人们经济、政治和社会生活的中心。

城市化的程度是衡量一个国家和地区经济、社会、文化、科技水平的重要标志,也是衡量国家和地区社会组织程度和管理水平的重要标志。

城市化是人类进步必然要经过的过程,是人类社会结构变革中的一个重要线索,经过了城市化,标志着现代化目标的实现。

只有经过城市化的洗礼之后,人类才能迈向更为辉煌的时代。

然而,仅仅看到城市化所带来的丰硕成果而赞叹不已、振臂高呼是远远不够的,城市化过程并不一定是一曲美妙的乐章,像很多进步一样,城市化过程中也夹杂着许多不和谐之音。

正确认识城市化所带来的影响,并采取必要的措施认真的予以解决,对我国有着重要的意义。

 

一、城市化的含义

城市化,也有的学者称之为城镇化、都市化。

不同的学科从不同的角度对之有不同的解释,就目前来说,国内外学者对城市化的概念分别从人口学、地理学、社会学、经济学等角度予以了阐述。

城市化也称作城镇化,是指一个地区的人口在城镇和城市相对集中的过程。

城市化的过程是城镇用地扩展,城市文化、城市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在农村地域不断扩散过程。

简单的理解,就是农村和农民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文明程度不断提高、不断现代化的过程。

城市化的程度是衡量一个国家和地区经济、社会、文化、科技水平的重要标志,也是衡量国家和地区社会组织程度和管理水平的重要标志。

在某种程度上,城市化既是人类进步必然要经过的过程,也是人类社会结构变革中的一个重要节点,只有经历了城市化才能真正的实现现代化的目标。

1、人口学

人口学把城市化定义为农村人口转化为城镇人口的过程。

他们所说的城市化就是人口的城市化,指的是“人口向城市地区集中、或农业人口变为非农业人口的过程”。

中国的人口中大头是农民,目前我国城镇人口在45%左右,因此加快我国人口城市化的步伐对于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实现农村经济的增长有着很重要的战略意义。

2、社会学

从社会学的角度来说,城市化就是农村生活方式转化为城市生活方式的过程。

发展不是目的,只是一种手段,其根本目的还是为了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改善人们的生活质量,促进人的技能和素质的提高,提高人类社会的整体发展水平,使人与人、人与自然关系达到和谐发展。

3、经济学

经济学上从工业化的角度来定义城市化,既认为城市化就是农村经济转化为城市化大生产的过程。

在现在看来城市化是工业化的必然结果。

一方面,工业化会加快农业生产的机械化水平、提高农业生产率,同时工业扩张为农村剩余劳动力提供了大量的就业机会;另一方面,农村的落后也会不利于城市地区的发展,从而影响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

而加快农村地区工业化大生产,对于农村区域经济和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都是有着很积极意义的。

不同的学科从不同的角度对城市化的含义做出了解释。

通过比较,我们可以发现对城市化的规定其内涵是一致的:

城市化就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人口由农村向城市转移、农村地区逐步演变成城市地区、城市人口不断增长的过程;在此过程中,城市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不断提高,同时城市文化和城市价值观念成为主体,并不断向农村扩散。

城市化就是生产力进步所引起的人们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以及价值观念的转变的过程。

城市化的三种形式

城市化的三种基本形式有:

集中型城市化、分散型城市化、旧地型城市化。

在我国不同时期的不同地区,各种形式的城市化发挥着它们各自的作用。

在对三种形式的城市化的分析过程中,通过以上我们对城市化含义的了解,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我们就可以认识到各种形式城市化过程中所产生的一些阻碍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因素。

(1)集中型城市化

集中型城市化就是农村人口和非农经济活动不断向城市集中。

在这种城市化的过程中,暴露出原有的很多影响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因素,同样也给我们带来了很多新的问题。

A、旧的户籍制度所带来的负面影响

我国所实行的户籍制度在特定时期确实为国家经济的发展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但是,随着经济、政治制度的发展,以及城市化的扩展,这一制度已经成了制约我国城市化进程、经济发展的一个方面[3]。

几十年前,划出的“农村人”和“城里人”的这个鸿沟已经成了我国农村经济、城镇经济发展的障碍。

众所周知,提高农民收入的一个重要途径就是引导农民进城、促进农村富裕劳动力的转移。

大量人口滞留农村的局面如不尽快扭转,不仅直接制约农民收入的提高、农业现代化的进程和农村经济的全面繁荣;还将长期抑制农村消费需求的增长,严重影响国民经济的健康持续发展。

加快农村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和城镇转移是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必然趋势。

所以,我国应尽快逐步改变现有的落后的户籍制度,为劳动力的合理、有序流动创造更好的制度环境。

B、.进城外来工的应享受的“国民待遇”难以实现

城市建设创造了大量的建筑业、工业等就业岗位;进城的外来工也为城市的发展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据北京市2003年统计资料显示,进城外来农民工对北京市2003年GDP的贡献率在10%左右。

同时,农民通过进城务工就业学到了各项非农就业技能,感受到了城市文化,领略到了市场竞争,提高了综合素质。

同样,进城务工也是农民提高收入的重要途径。

但是,在实际中农民进城打工却受到很多不合理的限制,而且他们的工资、福利、医疗等都得不到保障。

同样另外一个问题外来工子女入学难的也成为诸多媒体所关注的另一个热点问题。

外来工子女入学问题是关系到社会、国家发展进步的一个长远问题。

这些问题不仅影响外来工的生活、工作,也对城市的发展产生了很多消极的影响。

如2004年初开始报道的泉州工人严重短缺的情况,对城市的经济发展及城市信用产生了很大的不良影响。

《中国青年报》曾经报道,“招工春荒”现象在福建省泉州市2004年再次出现。

原因何在?

泉州市有关官员认为:

一是有些小企业拖欠工人工资;二是劳动环境差;三是工资待遇低。

创造好的“打工环境”,保障进城就业农民的合法权益,政府责无旁贷。

无论是从关怀弱势群体、以人为本的要求出发,还是从经济发展的目标出发,政府都应该拿出切实的行动来。

尤其是在当前打工者尚没有完全组织起来与强势力量进行博弈时,政府的作用更显得重要。

城市化以工业化为前提,工业化的发展又推动着城市化的进程。

对于一个农业人口占80%,正在进行工业化的国家来说,如何有效推进城市化,从而改善和提高经济发展模式是我们必须关注的问题。

安徽省作为农业大省,农村人口众多,但目前安徽城市化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推进。

据统计,目前全省每年城市新增人口达二百万左右。

面对快速扩大的城市规模和膨胀的城市人口,如何提升城市的整体功能,改革已不适应快速经济发展需要的传统行政管理模式,是城市化发展的瓶颈问题。

而城市信息化为解决目前发展中面临的诸多难题提供了解决的重要途径。

(2)分散型城市化

分散型城市化是指城市经济活动、人口向外扩散。

它意味着大城市城郊及其周围非城市地域的迅速发展。

分散型城市化在空间形态上又可分为两种形式:

(1)外延型(或连续型)城市化。

即城市从地域上逐渐延伸,形成规模不等的“城市带”或“城市群”。

(2)飞地型(或跳跃型)城市化。

即大城市为了长远发展的需要,在距自己一定距离处新建一个城市或使原有居民点发展为城市。

分散型城市化在城市的中级乃至高级阶段占主导地位。

(3)旧地型城市化

旧地型城市化是指原来的农村地区,在并无城市直接作用和影响的情况下;由于某种资源的发现和开发或者由于对外交通地位的建立,或者由于生产结构的变化,使得农民脱离土地从事非农业生产、农村地域转化为城市地域的过程,也就是农村城镇化的过程。

二、走出城市化认识的误区

长期以来,学术界对于城市化的概念、内涵有着不同的认识和理解,大多数根据不同的学科和自己的专业作出不同的解释,这种争论还会长期进行下去。

为了更好地推进城市化进程,使其健康发展,正确把握城市化内涵,提高认识是完全必要的。

尤其要走出当今城市化认识上的误区。

(一)城市化不是简单地等于农民进城。

即,城市化≠农民进城。

城市化是要让一部分农民进城,但又不仅是让农民进城,更重要的是通过进城农民的就业和收入结构的改变,使他们能有尊严地参与和分享城市化的成果,分享城镇中的现代生活。

国际上通常以居住在城镇内的人口总数占该国总人口的比重来表示城市化水平,这在操作上比较简便,也利于横向比较,但这种城市化的内涵缺乏全面性,容易产生重城市化数量,轻城市化质量。

城市化过程最重要的应通过为农民提供就业机会,吸收他们进城市定居,改变生活方式。

城市化的实质是生活方式的城市化,不是单纯的人口城市化。

进城的农民,不仅当做外来的劳动力,而且要当做城市居民、城市的主人,并逐步达到减缓城乡收入差距的长远目标。

同时城市化还包括农村生活方式的变化。

城市化是一个复杂综合的现象。

大量的农民进城打工,不能在城镇定居,不能享受市民待遇,原有的城乡二元结构没有解决,还可能出现新的城市内部的二元结构,这正是城市化质量不高的表现。

(二)城市化不等于城市建设、城市无限扩张。

即,城市化≠城市建设与扩张。

现在有一股风,一说加速城市化,就是加快城镇建设与扩张。

城市无限扩大,小城市要迅速变成中等城市;中等城市要加速变成大城市,大城市要尽快成为特大城市,甚至国际城市。

城市化必然会促进城镇发展和规模扩大,但是,城市化不是简单地等于城市建设数量增加,而忽视产业结构的优化,自然资源配置的优化以及城乡协调发展。

更不能只顾城市,不顾农村。

不能只建设城市,而不建设农村。

所以,城市化既是城市的事,又是农村的事,中央十分强调城乡统筹。

在城市化开发度达到中期和工业化程度较高时,必须及时将城市化战略转移到以城市反哺农村,城市支持农村,工业支持农业,城乡统筹发展。

在不降低城市生产力的前提下,降低城乡二元结构系数,缩小贫富差距,推进社会公平,补助农业,提高农民素质,促进农民增收。

要从政策导向、物质支持、资金倾向、项目带动等方面对农村实施全方位的反哺。

(三)城市化不是越快越好。

即,城市化≠越快越好

城市化是一个渐进的自然历史过程和经济社会转型过程。

城市化要建立在工农业发展的基础之上,而且要市场主导,政府有效引导,二者有机结合,是城市化健康发展的有效保证。

城市化不能盲目攀比,不能不顾条件,一味追求速度。

要知道城市化速度越快,出现的问题会越多。

城市化要由经济发展水平,就业岗位的增加来决定。

过分强调城市化率会带来巨大风险。

大量农民进城找不到工作岗位,会带来生活、社会、环境、治安等一系列问题。

我们要避免拉美和非洲部分地区的过度城市化教训,加强城市化过程的宏观调控,要扎扎实实地推进速度、规模适度的高质量的城市化。

总之,城市化是一个相当复杂的概念,人口集中只是城市化的表面特征,经济结构转换,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的变更才是城市化的内在动力和实质内涵。

而广义生活方式(包括政治、文化、社会组织、行为规范、道德准则、价值观念等)的变更则是城市化的综合结果。

城市化是伴随着经济增长、三次产业结构变化和社会变迁的一个发展过程,是经济生活空间的转移、国民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国民意识和生活模式的重大转变的文明过程。

城市化的对象不单是城市,也包括农村,也是农村生产、生活方式和生活质量逐步城市化的过程。

同时与区域的发展也是紧密联系的。

三、当前中国城市化的趋势与特点

(一)城市化现状特点

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城市化获得了长足的进展,现在已步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尤其是进入21世纪以来,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和特点。

这些新的变化和特点,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城市化动力呈现出公有经济、民营经济和外资经济三足鼎立的动力结构

在计划经济时期,中国只有单一的公有经济成分。

即公有制经济,包括国有和集体两种经济形式。

改革开放后,随着市场经济的迅猛发展,非公经济快速崛起,即除公有经济之外其他所有经济形式,包括民营和外资两大类。

经济成分趋向于多元化。

然而,公有经济的步伐却相对放慢了。

尤其在亚洲金融危机之后,公有经济还出现了一定程度的萎缩。

这样,在21世纪之初,民营经济就取代公有经济而上升成为中国市场经济的主体。

民营经济是指由中国民间资本投资和管理的经济成分,包括除公有和外资之外所有其他经济形式。

同时,外资经济也得到了快速的发展,并成为中国市场经济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

外资经济是指由境外资本投资和管理的经济成分,包括外商投资企业和港澳台商投资企业两种形式。

2006年,公有、民营和外资三种经济成分的比重分别是23%、56%和21%。

因此可以说,当前中国城市化的动力结构为:

公有经济为主导,民营经济为主体,外资经济为辅助,三者大体上成鼎立之势。

这样的动力结构,就为城市化的快速推进提供了条件。

(2)城市化模式演变成计划、市场和外向三种模式并存的格局

城市化动力成分和动力结构的发展与变化,自然会带来动力机制和模式的演变。

计划经济时期,在公有经济基础上,城市化形成了计划机制和模式。

改革开放后,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在民营经济基础上,又出现了市场机制和模式。

同时,随着外向经济的发展,在外资经济的基础上,还形成了外向机制和模式。

这样,改革开放30年来,与动力结构的演变相适应,中国城市化的动力机制与模式也转变成计划模式为主导、市场模式为基础、外向模式为辅助的格局。

从总体上说,这样的模式结构是符合中国国情的,兼顾了质量和效率,有利于城市化的快速推进。

(3)城市化进程进一步加快

动力结构、机制和模式的优化,加快了城市化进程。

在计划经济时期,中国城镇人口平均每年增加不足500万人。

改革开放后,城市化步伐显著加快。

20世纪80年代,城镇人口平均每年增加1000万人以上,到90年代又增长到1500万人以上。

进21世纪,城镇人口平均每年增长接近2000万人,规模进一步扩大。

同时,在90年代(1990~2000年),全国城市建成区面积平均每年扩大938平方公里,进入21世纪后(2000~2007年)则平均每年扩大1861平方公里,几乎加快了一倍。

(4)城市化质量显著改进

改革开放后,我国城市化之所以加速推进,主要是由市场经济推动的。

在初级阶段,市场经济活动的主体主要是一些小企业,甚至是个体户。

由于个体私营企业规模小,素质低,不规范,主要从事些简单的生产和经营活动。

因而,早期的城市化是比较粗放的,存在着大量的半城市化现象,

而且带来了环境污染和生态压力。

即使到了20世纪90年代,由于大规模的旧城改造和新城建设,各个城市也几乎成了建设工地。

进21新世纪后,旧城改造接近尾声,过去那种大拆大建式的城市化开始降温,内在素质的提升已成为新型城市化的主要内涵。

尤其是近年来,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各地积极探索新型工业化道路,加强了科技创新,信息化和现代化进程加快,竞争力增强,城市化质量有了大的飞跃。

例如,反映城市现代化水平的各项公用事业指标,进21新世纪后均上了一个大台阶。

尤其是园林绿地面积,在2000年之后的建设进度比前一个时段快了两倍多。

(5)大城市发展优势明显增强

计划经济时期,由于政府主导的重工业化道路,中国大城市发展较快。

改革开放后,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小城镇快速崛起,大城市风光不再。

中国的市场经济是从计划经济体制比较薄弱的外围起步的,如农村和小城市,尤其是在东南沿海地区。

这样,小城镇和小城市最先得益于市场经济的推动,活力展现。

然而,大城市由于受体制的拖累,负担过重,步履维艰。

不过,到了20世纪90年代后期,随着中国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同时也将原来的计划经济体制打破了),以及经济结构的调整和升级,尤其是第三产业的快速发展,使大城市的活力开始得以恢复和发展。

尤其是进入21世纪以来,市场经济体制趋于完善,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逐步增强,大城市、特别是区域性中心城市,如上海、南京、武汉、广州、北京等,发展优势更加突出。

2000~2005年,中国城市建成区面积就显示出城市规模越大年均增长率越高的趋势。

(6)城市化的地域差异已经形成

中国城市化大体上可以分为两种类型:

一类是传统模式,即从计划经济时期一直延续下来的计划模式;另一类是新兴模式,包括前面提到的市场模式和外向模式两种形式。

传统模式至今仍在发挥着作用,以政府为主导因素,主要通过行政的力量来配置资源,促进经济发展,推动城市化进程。

尤其在中西部地区,这种城市化模式目前仍占主体地位,甚至是唯一的模式。

新兴模式是在改革开放后出现的,以资本为主导因素,由市场来配置资源,通过发展经济,推动城市化进程。

新兴模式主要存在于东部沿海,尤其集中在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地区。

改革开放后,东部沿海地区城市化步伐之所以显著加快,主要得益于新兴模式。

由于这一模式是以新兴工业化(尤其表现为农村工业化,主要从事简单的加工和装配活动)为动力的,城市化的地域扩张快,占地范围广,为离散型城市化。

经过30年的发展,这一工业化模式已经走到了尽头(市场空间基本上开发完备),目前正在进行转型和升级。

尤其在当前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下,迫使其转型和升级过程不得不加快步伐,向着技术创新型工业发展。

而且,这些地区的土地空间基本上被开发完备,不得不向着土地集约型的经济活动转变。

同时,经过30年的发展,这些地区已积累了雄厚的经济基础(成为中国的经济发达地区),也在转型和升级,向着服务业发展:

一方面是商业贸易,另一方面是生产性服务业。

这样,该地区的城市化就在原来初级工业化基础上开始进行再城市化过程,即商业化过程。

根据中国的实践经验,城市化有三个阶段:

工业化—商业化—都市化。

当然,这样的城市化主要是集中型城市化,地区中心城市将得到优先发展,如广州、深圳、温州、苏州、上海等。

东南沿海地区经济的转型和升级,就促使当地产业向中西部和东北地区扩散,这其中包括东南沿海发达地区向欠发达地区的产业转移与扩散,如珠江三角洲向东边的惠州、北边的河源及西边的阳江等地进行投资。

这样,从东南沿海到西北内陆在产业上开始形成纵向关联,经济发展和城市化的梯级差异态势正在形成,并向纵深发展。

这样,中部地区的新型工业化过程正在大规模推进,其重点在靠近东部沿海的省份,如安徽、江西、河北等省,在承接产业转移方面具有更大的优势。

西部地区,只有少数几个条件适宜的地方有限地展开,如四川盆地、关中平原等地,总体上规模不大。

这样,经过改革开放后30年的发展,原来计划经济时期比较均衡的城市化格局就彻底改变了,中国城市化发展水平在地域上已经形成了梯度差异。

(7)城市化增长重心开始内移

改革开放后,东南沿海地区经济的快速崛起,新兴城市化进程得以启动,从而使得中国城市化重心逐渐东移。

进入21世纪之后,随着西部大开发和中部崛起战略的实施,投资重点开始西移,从而使得经济发展和城市化增长重心出现了由沿海向内地移动的趋势。

近年来中国东部地区的GDP和进出口额均出现了微弱的相对下降趋势,而中西部地区则有所上升(但东北地区几乎没有变化)。

尤其是固定资产投资,中西部地区增长幅度明显提高。

从城市建成区面积来看,虽然中西部地区的增长速度仍然赶不上东部地区,但差距在逐步缩小。

(8)农村隐性城市化进展加快

随着新农村建设的推进,中国广大农村地区的村庄建设步伐加快,村容面貌显著改观。

楼房的出现,突破了传统上平坦的村落格局。

街道路面的硬化,照明设施的建设,以及公共服务设施的普及或改善,如电视、电话、电力、供水、交通等,显著缩小了农村与城市之间的距离。

虽然这并不是统计意义上的城市化,但在内涵上与城市化是一致的。

因而,可将当前的新农村建设称之为隐性城市化。

还有一种形式的城市化,也是隐性的,但却是负效应。

主要存在于中西部边远地区的农村、山区或牧区,大批青壮年劳动力外出去城镇打工,学生到附近城镇上学,富裕家庭也迁到生活条件较好的城市居住,从而使得农村人口逐渐减少,村庄不断萎缩,直至消失。

在当地,由于农村人口减少,相应的使得城市化水平有所上升。

负效应的农村隐性城市化虽有出现,但并不普遍,更多的是随着新农村建设带来的正效应的隐性城市化为主。

这也应该是中国特色城市化的一种表现。

(二)城市化发展阶段分析

综观上述动向和特点,可以做出这样的判断:

目前中国城市化已进入中期发展阶段。

1978年,中国城镇人口比重只有17.92%。

到1996年,这一比重就上升到30.48%。

可以说,从此中国城镇化开始进入快速发展时期。

到2006年,城镇人口比重上升到43.9%。

见《中国统计年鉴》(2007年)。

这10年间,城镇人口比重平均每年提升1.34个百分点,比1978~1996年间平均每年提升0.7个百分点快了近1倍。

至2008年底,全国城镇人口比重已上升到45.68%。

根据国家统计局最新公布的初步统计结果,2008年中国城镇人口60667万人,比2007年增加了1288万人,城镇人口比重45.68%,比2007年提高了0.74个百分点。

近两年城镇人口比重平均每年提升0.9个百分点,比前一时期有所回落,但仍处于高位区间。

可以说,目前中国城市化正处于加速发展时期,城镇人口持续快速扩张,是这一阶段的基本特征。

然而,从城市化本身特点来说,中国城市化又处于一个周期转折点上。

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社会经济获得了长足的发展,总体水平有了大幅度提升,今非昔比。

但是,今天的社会经济特征,与20世纪70年代末却有某些相似之处。

(1)中国经济实力显著增强

经过改革开放后30年的快速发展,中国经济总量已有了大规模扩张,目前跃居世界第三位,仅次于美国和日本。

与改革开放前相比,中国经济跃上了一个大台阶。

事实上,20世纪70年代末相对于新中国成立前或成立初期来讲,中国经济也是一大飞跃,而且是质的飞跃,在旧中国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初步建立起独立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

但是,不管是20世纪70年代末还是现在,一个共同的问题就是普通民众生活仍然多处于较低水平。

在计划经济时期,工业是国民经济的主体,但工业创造的财富主要用于发展工业经济自身和国防建设,并没有真正惠及到百姓生活(这是由当时的国际环境和中国的发展阶段所决定的)。

改革开放后,通过推行市场经济,使经济发展建立在民生福利的基础上,从而使得国民经济水平与人民生活水平大体上得到了同步的提高。

今天,经济发展了,人民生活总体上也迈进了小康。

然而,核心问题是财富分配不均,大多数民众生活水平仍然偏低,中国整体上属于发展中国家的特征并没有改变。

与改革开放前不同的是,当时全国人民都不富裕,是均贫穷,而今天则有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了,是发展不均衡状态下的相对贫穷。

(2)生产力水平有了大幅度的跃升

改革开放后经过30年的发展,中国的工业生产能力有了大规模提升,目前已成为“世界工厂”:

从打火机到汽车、飞机,中国都能生产,多项产品的产量居世界第一,可以供应全球消费。

这与改革开放前国内商品严重短缺的局面不可同日而语。

但是,伴随着结构调整,中国工业正在进行升级改造,向着重化工业方向发展。

然而,重化工业是资金-技术密集型产业,对劳动力的需求有限。

虽然近年来中国工业仍在突飞猛进,但却出现了日益严重的劳动力闲置现象,大量毕业生找不到工作,失业问题突出。

尤其当前受到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就业压力骤然上升。

这与20世纪70年代末的形势非常相似。

当时,中国工业经过20多年的发展,已经形成了比较完整的工业生产体系(除了轻工业较薄弱外,其他基本上都可以满足自身发展的需要),且正在进行技术改造和升级,向着电子和石化工业发展。

这些产业的投资规模大,技术含量高,但同样是吸纳劳动力有限。

这样,一方面是大量新生代人口进入了劳动力大军,另一方面是大批下乡知青和劳改干部陆续返城,从而造成城镇就业形势非常紧张。

事实上,最初的改革开放和发展市场经济,就是在这种矛盾和困难压力下的无奈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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