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小说内容的深刻性.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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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论小说内容的深刻性

浅论小说内容的深刻性

严明卫

曲靖市沾益县炎方乡中心学校655039

准考证号：

2224A00002276

报名号：

525

内容摘要：

小说内容的深刻性，是决定小说艺术价值的重要因素。

本文试将小说内容的深刻性，分为广度和深度两方面来论述。

广度上分为社会意义层面、人类文化层面、自我意义层面。

深度就是对广度三个层面做科学理性的分析，使内容的表现更为深刻独到、辩证客观。

[关键词]深刻性广度深度

一序言

小说应是一个宽泛的概念，它的触角伸向四面八方，社会、生命、文化都是它的用武之地，有可能在某时偏重于某一方面，而更需要各方面意识的渗透，有全面性。

作为一个活的整体，它的支撑力量不是也不可能是一个点，而是一个面；不是囫囵吞枣借用某种哲学思想，而是以独特的审美意识和哲学意识贯穿作品其间。

在严肃或轻松的作品中，都不能忘掉小说对社会、人生、文化、感情、民族的应有责任。

概而论之，在小说内容的广度上分为：

社意义层面、人类文化层面、自我意义层面。

而且，在对三个层面的表现过程中，又必须进行科学理性的分析。

二内容的范畴

对于小说空间的全面把握，以下几个方面形成了小说的基本主题和基本价值，它是小说在人的精神领域定位的基本依据。

一是历史的（含社会的）基本内容，着力于从历史的结果的选择和社会的变幻多端中把难以揭示的全方位的生发原因进行不断的肯定或否定、否定或肯定，从而在一种连续的过程中把当代人的及时性刺激输入小说空间并随之反馈，形成写作、阅读中的一种复杂的态势，以对历史的（社会的）状态作出应有的反应，将瞬时性不断向恒定性筛选，这里具有的是小说的转换性认识价值。

二是自我生命的（含心理的）基本内容，重点在于，自我的生命、心里体验，并将这种体验注入小说空间，同时具备心理位移的可能性，将各种即时的和稳定的精神质素在个体的人中达到一种心理的平衡状态，尽可能包容圆满而宏大的意蕴，其中体现了小说的人的自我认识价值。

三文化的（含人类的）的基本内容，它力求进行宏观地观照人类的存在，将宏观的哲理意识渗透在小说空间中，并蕴含解读的多种可能性，使人在与小说空间接触时对于人的文化的（人类的）整体现象和复杂构成产生一种感性的、往往是不自觉的直觉感悟，这是小说的整体性认识价值所在。

（一）社会意义层面：

大凡成功的和有成就的小说，都或多或少离不了社会意义。

“在一定程度上，艺术是时代的产物”，“艺术家要想创作出伟大的作品，就必须求助于社会团体感受”①。

小说的社会意义所体现的，正是时代的力度，它以极其敏锐的钟声警醒着世人的神经。

优秀的表现社会意义的作品，总是针砭时弊、倡扬理想、激发斗志，为社会的进步助威呐喊；紧紧把握时代的脉搏，毫不留情地揭露那些阻碍社会进步的丑恶势力，发吐着人民的脏腑之言；反映社会风貌，以及人民的心理状况，使小说成为社会生活的记录。

现实主义文学流派极富社会意义。

司汤达的《红与黑》，被认为是一部“政治小说”。

它深刻地反映了1825年至1830年法国王政复辟后尖锐复杂的政治斗争。

小说反映出当时斗争已经达到白热化程度的情况。

在激烈的社会动荡中，上至贵族、教士和资产阶级暴发户，下到一般的平民，都在为获得权力、金钱而不择手段地钻营着。

还有法国批判现实主义最伟大的作家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小说揭示了资本主义取代封建主义的必然规律。

同时也正因为社会意义的表现，列宁才称托尔斯泰是“俄国革命的一面镜子”。

在中国，老舍的《骆驼祥子》《四世同党》以北京的社会生活为背景，为大家展现了一个中国文学史上独特的北京。

这两部小说在对北京的社会风貌、历史变迁的表现上宏大壮阔，是全景式的。

大到广场、城郊、大使馆、学校、监狱，小到小旅馆、商店。

小说像电视镜头一样、细致地描摹了北京的社会风貌。

两部小说之所以能取得较大的艺术成就，正是因为为我们展示了一幅幅活生生的北京生活图。

老舍的北京在中国文学史上是独树一帜的独具特色。

所以，《四世同堂》被誉为“好评最多的小说”，“不只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中国出版的最好的小说之一，也是在美国同一时期所出版的最优秀的小说之一”②。

（二）文化意义层面：

小说对于文化的表现是与文化背景的制导密不可分的，什么样的文化类型和背景，将会使小说具有什么样的文化特色和内涵。

小说空间弥漫的文化气息和受文化制约而产生的小说空间，使小说具有独特的整体性认识价值。

正是因为小说的文化反映，小说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

文化制导小说，小说表达文化，是一个永无止境的话题。

而且，当小说成功表达文化时，事实上即已参与了创造文化，这种创造是强大的，而且是不可代替的。

各个民族的文化在小说中表现出来，使得小说独具民族特色。

读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读博尔赫兹的《交叉小径的花园》和读中国几大古典小说，都极具独特的文化色彩，魔幻、后现代、超现实等范畴和文化在其底里的文化哲学、文化理想、文化道德等方面各有侧重，编织成一幅绚丽的文化图景。

在文化的表现上，中国现代小说中的《狂人日记》是典范之作。

它以象征、暗示的手法，“暴露礼教和家庭制度的弊害”③。

这是对封建礼教道德最深刻、最本质的揭露，是作者对中国历史、中国文化长期研究的重大发现。

《阿Q正传》中阿Q的精神胜利法，正是对中国文化的深刻理性批判。

精神胜利法是近代形成的一种社会思潮，封建统治阶级面对帝国主义侵略造成的不断失败的处境，无法正视现实、承认失败、奋发图强，就产生了自欺欺人的精神胜利法。

阿Q的精神胜利法，概括了极其深广的社会历史内容，是普遍存在于中华民族各阶层的一种国民性弱点。

阿Q又是一个“现代的我们国人的魂灵”④。

这一典型对每个中国人都是一面镜子。

小说对当时的中国人的文化性格、文化道德，进行了较为深刻的揭露。

老舍热衷于对中国人的文化心理、文化道德、文化性格的分析，试图从文化心理上拯救国人。

《二马》在剖析国民性的独到之处在于，将国民性置入世界民族大林园中进行比较。

老舍在《我怎样写<二马>》中说：

“写这本东西的动机……是在比较中国人与英国人的不同处……更注意他们所代表的民族性”⑤。

小说在新旧交替、中西对比的整体思维和广阔视野中，透视了民族心理的各个层面。

《四世同堂》对国民性的分析，更为客观中肯。

其中的人物既有善良、坚韧、朴实的中国传统文化性格，同时又有软弱、迂腐、麻木等缺点。

小说探讨文化意在文化的土壤里寻找到令人满意的答案。

这类“寻根文学”的小说创作卓有成效，力图探究出中化民族何以是当今之民族的原因，力图探究出当今苦难的由来。

在这类“寻根文学”中，包蕴着深深的忧患意识。

它的寻根，是为了民族的前程和未来，含藉着对社会、时代、历史和民族的责任感。

这就是文化受到重视的主要因素。

人的心灵的历程在小说中得以体现是屡见不鲜的。

当人们经验着或体验着生老病死、悲欢离合和宇宙空间时，一种强烈的冲击力在不安地躁动着。

小说表现如此情形是极自然的事情。

在小说创作中呼喊：

张扬自我、树立自我意识、内心风暴、表现世界即表现自我等等，就是对小说心理意义极度推崇的结果。

某些小说作者围绕着人物的精神活动中一连串随意产生的、逻辑松散的意识中心，将人的感觉同有意识的和半意识的思想、回忆、判断、愿望、情感、联想全部混合在一起，相信这样能准确的、原样地、描摹心理的真实。

但是，如果对小说的心理意义估价过头，也未必可取，它有可能因强化自我而至僵化自我，陷入迷乱的极端；本想探得更多的信息，却因不能交流而产生隔阂；它往往在夸张中坍缩，走向狭隘的封闭圈中。

需注意的，是小说的心理意义一定要与人的发展和促进人的发展的意识相联系；心理的意义应与乐观向上的因素结伴而行，着眼于有希望的未来，有益于推进人类精神的健康发展。

以上对三个层面的分析，已表示出它们之间的相互联系性。

在优秀的小说作品中，每一部作品本身，都不同程度地完整地包含了这三个层面。

当人们面对整个人类社会世界及每个人的完整体时，会深深感到一些基本原则和基本关系在无形地支配着各个层面，使各层面紧密相联，相互依赖和互为生存的条件：

①社会时代层面，由个人关系构成，从人类文化中汲取动力能源，并影响着个人心理与人类文化的特性；②人类文化层面既是个人的创造，也是社会的积淀，并迫使个人带上人类文化质，促进或制约社会发展，形成特有的方式或模式；③个人心理层面，则是由自身的生理特质与人类文化素质构成，在它向另两个层面输送能量的同时，又决定了自身性质，在循环往复的反馈中塑造着自身，并内含了内在生理的生命动力。

总之，三个层面是相互开放而不是封闭的，是相互联系而不是独立的，是相互充实而不是隔阂的。

三范畴的深刻化

具有了宽广的内容材料后，还需对材料进行深刻的理性分析，使材料的主题表达洞明世事、练达人情，使小说内容深刻、客观，成为一个民族社会史、文化史、心灵史的见证。

小说的社会学意义，是一个不能忽视的问题，但同时也是一个相当复杂的问题。

首先，并非所有过去存在过的意识都不能成为现代意识的融汇组成部分，同样，也并非所有现代人的意识都是现代意识。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都由其自身条件决定现代意识，无条件地超历史、超现实的泛现代意识是不可能存在的。

意识的绵延性与相对凝固性，使现代人的意识深处带着挥不去抹不掉的旧意识的痕迹，这说明，从社会学意义的角度对意识进行观照是十分重要的。

从社会各集团、各组织间的关系及其演化发展和交替更迭去把握、筛选和过滤，才会获得对现代意识的较为准确的认识。

忽视社会学意义这一衡标，不能从社会时代性、历史阶段性去透视面临的一系列问题，总是一个极大的缺憾。

其次，部分作者认为对社会学意义应谨慎借鉴。

这是因为社会学有时会被庸俗化、简单化、概念化而成为整人的工具。

那些打棍子、扣帽子、抓辫子的法西斯式的做法，大都以社会学的东西来作为理论依据，因此，部分作者故意摒弃对社会学意义的借鉴。

然而，某一学科被庸俗化或产生了偏颇，并不能就此断言那一学科、那一理论是绝无用处、必当废弃的。

所需的是，从客观实际出发，消除以不科学的态度去对待不科学的说法和观点。

科学理性的态度才是走入坦途的通行证。

中国大陆新时期小说创作反映和再现“文革”苦难的小说，殚精竭滤思考着社会问题，努力展示着各社会势力的对立和斗争；努力分辨着“好与坏”和“善与恶”；创作底气里，充盈着对于“苦难制造者”的强烈愤懑；为了抚慰痛苦不堪的心灵，总有一个“很快可兑现的政治性结论”，让人们相信可恶的年代终于过去，只要稍加奋斗，一切美好的愿望都会实现。

其实，这是一种浪漫情怀的激情，是一种简单化的“人道主义”。

小说在激情的反驳中，理智的渗透不够深入，使得作品看似深刻实则浅显。

其中的“伤痕文学”，以时代政治为切入口，代意识形态发言，触及到人的问题。

然而触及到人的问题时，又返归政治。

这就导致小说向往理性，但却导向了非理性、伪理性，关键在于没有从社会时代性、历史阶段性去透视。

（二）文化意义层面的理性分析。

它试图把探索之矛刺入冻结了的文化层面，以原始的或半原始的生活形态或心理状态为表现对象，以图对现实作出文化上的评判和选择，弄清当今的社会之所以为当今社会的原因以及当今社会的超稳层所在。

这种探索是相当有意义的。

人们常说一部社会史就是一部当代史，是因为在时间的现在之中，积淀着过去。

无古不成今，说明今在古之中。

探索未经筛滤的过去并加以文学的表现，为舞台上的当今表演者拓展了一个广阔而深幽的背景以更好的突出当今，这类作品由此担上一副极有份量的担子。

但这类作品也容易在探索中急于寻找定位之根——稳定的或超稳定的生活形态来概括整个的民族和整个的历史，把时间压缩到一个空间的点上，让时空结合而诞生出一个恒定的原型或模式，把一种还处于形成中的反驳或对照的意图作为固定的框架，盘屈在一个恒定的过去点，忽视或忘记了人应有的社会责任感和个人的生命意志的强大动力，于是产生了一种顿化效果，一种停滞感。

审美的眼光穿透过去的屏障，却没有哪怕是较好地照亮当今的途程。

人们所需要的，或许应是从变幻中见出恒定，而不是由恒定的原型或模式去观照整个的社会历史和人生途程。

（三）自我意义层面的理性分析。

小说深入人内心世界，致使小说在表现自我上有较大的空间。

这样使小说获得了解放，同时也使小说获得了崭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