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译介学与翻译研究的区别.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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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译介学的兴起二、译介学与传统翻译研究众所周知，比较文学自诞生以来，其研究对象主要是不同民族、国家之间的文学交流、文学关系。

而不同民族、国家之间的文学要发生关系传播、接受并产生影响其最重要的条件之一就是要打破相互之间的语言壁垒，其中翻译就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因此，翻译成为国际比较文学界最为关注的研究对象之一。

早期的比较文学论著不甚关注翻译问题。

直到20世纪30年代，法国比较文学家梵第根（PaulvanTieghem）在他的专著比较文学论的第七章“媒介”中着重讨论了“译本和译者”的问题。

他认为，译本研究有两个方面：

一是要把译文与原作进行比较研究，以“确定译者有没有删去几节、几页、几章或者有没有杜撰一些什么进去”，以“看出译本所给予的原文之思想和作风的面貌，是逼真到什么程度，他所给予的（故意的或非故意的）作者的印象是什么”；二是把同一作品的几个不同时代译本进行比较，以“逐代地研究趣味之变化，以及同一位作家对于各时代发生的影响之不同”。

此外，梵第根还提出了译者的序文也很有研究价值，因为它们会告诉我们许多“关于每个译者的个人思想以及他所采用（或自以为采用）的翻译体系”等“最可宝贵的材料”从梵第根关于译本和译者研究的论述中，我们可以发现译者对翻译的关注已经不再局限于单纯的翻译文本了，实际上他们已经触及到比较文学中译介学的一些重要问题。

自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比较文学在中国大陆重新崛起，译介学的名称也随着中国比较文学的发展而出现。

当时中国的比较文学教材大多沿袭了法国学派的研究框架，将翻译作为媒介学研究下的一个分支予以探讨。

在中国第一部比较文学论著比较文学导论中，卢康华、孙景尧教授在“影响研究”中的“媒介学”部分，对译介学的研究内容和方法作了介绍。

在中西比较文学教程第六章中，乐黛云教授专门设立了“译介学”一节，介绍并探讨了中外翻译的历史、性质、一般规律及其基本理论。

陈惇、刘象愚教授合著的比较文学概论在“媒介学”一节对译介学的研究内容进行了较详细的论述。

这些早期的比较文学都着重把翻译作为比较文学中媒介学下的一个研究对象。

现在看来，还存在着不足的地方。

在他们的论述中，“主要是对翻译在文学、文化交流中的意义和作用谈论得较多，而对文学译介在译入语文学中如何发挥作用论述得较少；对文学翻译史、翻译的性质、理论、标准等方面的内容论述比较多，而对译介学本身的性质、理论、方法和研究内容等方面则阐述得不够系统”之所以出现这样的情况，是因为他们对当今学术界翻译研究的最新进展不是很清楚，他们不知道目前国际译学界的翻译研究已经超越了从前那种单纯的语言文字的技术性转换层面的研究，而进入到了文化层面上对翻译的全方位分析、审视和探究。

20世纪90年代，陈惇、孙景尧、谢天振三位教授在共同主编的比较文学一书中，将“译介学”设为独立的一章进行介绍。

这样做一是因为文学传播最重要的媒介是译作和译者，这正是译介学研究的主要对象；二是因为文学译介是中外文学关系研究的重要内容，译介学研究在比较文学中的地位和重要性日益显著。

这标志着译介学在中国开始摆脱媒介学并谋求自身的发展。

从比较文学立场出发所进行的翻译研究，也即我们在这里所说的译介学研究，是从文化、文学的层面上对翻译的审视、研究，它与传统意义上的翻译研究并不完全一样，在某些方面甚至存在着实质性的差异。

传统意义上的翻译研究认为翻译是语言运用的一种特殊的形式，是将一种语言所要表达的内容用另一种语言准确而完整地重新表达出来的活动。

由此可见，传统翻译研究视不同语言之间的意义对等转换为翻译行为的实质，把对原文的准确表达作为传统翻译的基本问题。

因此，传统翻译研究把出发语与目的语之间的转换机制、转换技巧作为翻译研究的主要内容，研究翻译在不同层面的等值、等效问题。

而谢天振教授在其专著译介学中对译介学的界定为：

“译介学研究其实质是一种文学研究或文化研究，它关心的不是语言层面上出发语与目的语之间如何转换的问题，它关心的是原文在这种外语和本族语转换过程中信息的失落、变形、增添、扩伸等问题，它关心的是翻译（主要是文学翻译）作为人类一种跨文化交流的实践活动所具有的独特价值和意义。

”由此可见，译介学把翻译置于了一个更广阔的民族和文化背景下，审视和阐发不同的民族、文化是如何交流的。

它把任何一个翻译行为的结果都作为一个1234。

论译介学与翻译研究的区别宋剑豪摘要：

关键词：

最初，译介学是从比较文学中媒介学的角度出发的，当前则越来越注重从比较文化的角度出发对文学翻译和翻译文学进行研究。

很多学者都认为译介学就是翻译研究。

笔者认为两者的研究领域虽然有很多相似的地方，但依然存在着区别。

本文通过对两者的研究内容、性质等方面的差异进行梳理，进而分析译介学与翻译研究的区别。

译介学；翻译研究；比较文学语言文字既成事实加以接受，不去研究翻译的标准、技巧、方法（如“直译”和“意译”、“归化”和“异化”、“信达雅”等问题而是强调翻译作品中的形象、情感以及其艺术效果是否具有与原文相同的感染力，它们在译入语文化中的影响与效果与原作品有一致性，还是另有独创性。

然后在此基础上展开其对文学交流、影响、接受、传播等文学关系、文化交流等问题的考察和分析。

在此种意义上说，译介学研究已经跳出了传统翻译研究那种单纯语言层面和文本层面的研究，而进入了一个更为广阔的文化研究层面。

比如像trespass这样的词，我们虽然可以将它译为“侵入”，但远未传达出该词的真正涵义。

因为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说，两家紧挨着的邻居之间只隔着一排高不及腰的栅栏，一旦有东西掉入对方院子里，越过栅栏把它捡回来是很寻常的事。

但在西方，这种不经过主人允许就擅自进入邻居家的行为是绝对不会被允许的，这便构成了respass。

Trespass一词背后所蕴的西方人对私有空间的尊重，对多数由于居住空间比较狭小、相互关系比较紧密的中国人来说恐怕是难以想象的。

它所反映的正是不同民族、不同社会在生活方式、行为准则、道德价值等方面的差异。

所以译介学研究的中心内容是两种语言转换过程中，原文文化信息在译入语文化语境中的失落、变形、增添和扩伸等问题。

就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比较文学在中国大陆重新崛起之时，国际译学界出现了西方翻译史上的重大转折：

翻译研究向文化研究转向西方译学专家们借鉴、运用各种当代西方文化理论，从各种不同的角度，对翻译进行了别开生面的切入，从而使得翻译研究不仅仅只是一种语言文字转换的研究，还具有了文化研究的性质。

所以，“当代西方的翻译研究不再局限于翻译文本本身的研究，而是把目光投射到了译作的发起者（即组织或提议翻译某部作品的个人或群体）、翻译文本的操作者（译者）和接受者（此处的接受者不光指的是译文的读者，还有整个译语文化的接受环境）身上。

它借鉴了接受美学、读者反映等理论，跳出了对译文与原文之间一般字面上的忠实与否之类问题的考察，而把目光投射到了译作在新的文化语境里的传播与接受，注意到了翻译作为一种跨文化的传递行为的最终目的和效果，还注意到了译者在这整个翻译过程中所起的作用，等等”这大大拓展了翻译研究的视野，研究者开始关注翻译研究中语言学科以外的其他学科因素。

他们一方面认识到翻译研究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性质，另一方面又看到了翻译研究这门学科的多学科性质，注意到它不仅仅与语言学，而且还与文艺学、哲学、社会学、心理学等学科都有密不可分的关系。

当代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使人们改变了对“翻译”的传统观念，研究重点从以原文为中心”转向“以译本为中心”，研究内容从“如何译”转向“为何译”“译本的作用”等方面上来，注重从文化层面对翻译进行整体性的思考。

这不仅扩大了译介学的理论视野和研究范围，也为译介学带来了新的理论活力和动力，但同时也造成了译介学与当代翻译研究的概念混淆，很多学者并不将二者区分开来。

比如意大利比较文学家梅雷加利（FrancoMeregalli）指出：

“虽然翻译的最终结果大概是属于语言，而后又属于终点文学范畴的，可是翻译行为的本质是语际性。

它是自然语言所形成的各个人类岛屿之间的桥梁，是自然语言非常特殊的研究对象。

”我们可以看到，梅雷加利的译介学观点仍然与传统的翻译研究观相同。

英国比较文学家巴斯奈特（SusanBassnett）在她的专著比较文学一书的第七章中，深入地考察了比较文学与翻译研究之间的关系，她说道：

“当人们对比较文学是否可视作一门独立的学科继续争论不休之际，翻译学却断然宣称它是一门独立的学科，而且这个研究在全球范围内所表现出来的势头和活力也证实了这一结论。

”按照巴斯奈特的观点，既然翻译研究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的时间比比较文学更早，那么而后产生的比较文学便不能将翻译研究囊括其中，反而应该被视为翻译研究的一个分支。

那么，属于比较文学范畴内的译介学，也就失去了其独特的研究领域和价值了。

事实上，以上这些观点只能说明比较文学研究与翻译研究的领域有交叉的地方，但比较文学译介学研究和当代翻译研究之间还是存在着差异的。

首先，从译介学的性质来看，它是归属于比较文学下的学科，其性质也是比较文学研究。

第一，它必须是翻译文学或文学翻译研究；第二，它是从比较文学角度对文学译介和翻译文学进行研究，即它的研究目的和要求必须符合“跨民族、跨语言、跨文化的文学研究”这一比较文学的学科规定性。

因此，有些文学翻译研究所得出的结论也只是纯粹的翻译问题而没有将作品的文学关系纳入研究范畴，那么，这样的研究也不属于严格意义上的译介学。

其次，从研究范围来看，相比较而言，译介学没有当代翻译研究涉及得那么宽。

当代翻译研究不仅包括各种文学和非文学的翻译，还包括翻译标准和价值评估、翻译教学等。

其涉及的学科不仅有文学和语言学，还有心理学、宗教、哲学、科学等。

而译介学是从文化和文学层面，从跨文化、跨语言、跨民族的角度来考察、研究翻译。

它并不负有指导翻译实践的任务，它是对跨语际传递中的既成文学现象或文化现象的描述和分析。

再次，译介学是从比较文学立场开展的翻译研究，它具有特殊的任务和目的。

译介学以它独特的研究视角，发掘、开拓了新的比较文学研究领域。

比如，谢天振教授从比较文学角度，指出了“文学翻译史”与“翻译文学史”的区别：

“文学翻译史”以翻译事件为核心，关注的是翻译事件和历史过程历时性的线索。

而“翻译文学史”不仅注重历时性的翻译活动，更关注翻译事件发生的文化空间、译者翻译行为的文学文化目的以及进入中国文学视野的外国作家。

他认为，理想的翻），。

“t涵三、译介学与当代翻译研究567中外文艺CHINESE&FOREIGNARTS（下转59页）文化传媒三、理性的自负：

儒家伦理的理性主义精神为何没有发展出资本主义四、从明清以来东方文化的式微看西方文化所面临的危机但问题的关键是，为何中国的儒家伦理没有发展出资本主义精神？

或者说，为何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中说“清代思潮”的“动机及其内容，皆与欧洲之文艺复兴绝相矣”，然而“清代思潮”却没有带来文艺复兴的效果呢？

如果从文化层面看，中国文化不是缺乏韦伯所谓的欧洲所特有的理性主义，而恰恰是理性主义的泛滥，即文化层面上的理性的自负，导致了近代中国的衰落。

明清以来中国文化的理性的自负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对内的文化专制，二是对外的盲目自大。

对内的文化专制是随着封建专制统治的强化而强化的，比如科举考试中的八股文禁止士人发表自己的观点，又如文字狱的兴起使得知识分子埋首故纸堆，不再关心社会。

对外的盲目自大，台湾学者殷海光在中国文化的展望中所提出的“天朝型模的世界观”即是一例。

所谓“天朝型模的世界观”，一是自我中心的，二是不以平等看待外国。

甚至到了20世纪，这种观点还很有市场，胡适也曾经批判过这种观点。

他在我们对于西洋近代文明的态度中说：

“东方文明的最大特色是知足，西洋近代文明的最大特色是不知足。

”胡适进而批判道：

“知足的东方人自安于简陋的生活，故不求物质享受的提高：

自安于愚昧，自安于不识不知故不注意真理的发现与技艺器械的发明；自安于现成的环境与命运，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