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廷与市场对唐朝宫市 的重新审视.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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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廷与市场对唐朝宫市的重新审视

内廷与市场：

对唐朝“宫市”的重新审视

　　提要：

“宫市”有使，始于杨国忠，但外臣执掌内廷采购事宜，并非始自宫市使设置之时。

内廷采购选任杨国忠主知，具有个人因素和体制变化的双重意义。

商品经济的发展，加大了内廷对市场的需求量。

政府供给系统中市场采购比重逐渐增加，原有供送系统在人员和经费方面已不能满足宫内的即时需要，这正是“宫市”置使、权限扩增、人选趋重的主要原因。

在宦官势力持续膨胀的过程中，“宫市”积弊成蠹。

在面对市场的政府行为及其运作中，非经济因素对市场经济干扰具有顽固性及持久性，宫市”为害，仅仅是一个侧面和一个时段的突出表现。

关键词：

唐宫市内廷供送制

“宫市”一词始于唐朝，专指内廷日常所需派专人主持，到京城市场上直接采购。

德宗朝，因负责采买的宦官肆意压价、强取豪夺，严重扰乱市场，屡受抨击。

但“宫市”源于何时、起于何职及其间变化，没有详细记载，后人着述时往往以讹传讹。

近年有涉论“宫市”文章数篇，[1]但仍有未解之事。

今人在梳理内诸司使时，都未涉及“宫市使”。

有史载顺宗即位罢“宫市”。

那么，“宫市”是否结束于顺宗，“宫市”的出现和变化的原因是什么？

“宫市”为弊甚深是否可以只用简单的人为因素来解释？

是否可以从更深刻的体制方面的因素考虑呢？

由于“宫市”不仅仅是一般的采购行为，而是关系到政府财政体制转换过程中，内廷供送制是如何过渡到供送与采购并举、采购份额逐渐加大的问题，因此有必要澄清有关的基本史实。

[1]近年专门研究“宫市”的论文有：

龚昭民《唐代的“宫市”》，《中学历史教学》1987年第1期；张艳云《唐代“宫市”考》，《陕西师范大学学报》1989年第3期；元峻《宫市的另一种含义——读两唐书偶记》，《平准学刊》4，光明日报出版社，1989年；岳纯之《唐代宫市略说》，《文献》1992年第1期；李东《唐代“宫市”之补正》，《安徽史学》1986年第3期。

略举其要：

唐长孺《唐代内诸司使及其演变》，《山居存稿》收，中华书局，1989年；唐长孺：

《唐代的内诸司使》，《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第5、6辑，武汉大学出版社，1983、1984年；贾艳红《试谈唐中后期的内诸司使》，《齐鲁学刊》1997年第4期；杜文玉《唐代内诸司使考略》，《陕西师范大学学报》1999年第3期。

赵雨乐《唐代内诸司使的构造》，《东洋史研究》第50期第4卷，1992年；论者涉及到的内诸司使有三十多种，但未见“内中市买使”和“宫市使”。

一“宫市”缘起诸说析论

唐“宫市”缘起时间的判定，有开元说，天宝说，贞元说。

按判定学者所处年代顺序，列举

1．贞元说：

唐人韩愈与《资治通鉴》作者持此说。

韩愈《顺宗实录》卷２载：

“旧事，宫中有要市外物，令官吏主之，与人为市，随给其直。

贞元末，以宦者为使，抑买人物，稍不如本估。

末年，不复行文书，置白望数百人于两市并要闹坊，阅人所卖物，但称宫市，即敛手付与，真伪不复可辨，无敢问所从来。

其论价之髙下者，率用百钱物买人直数千钱物，仍索进奉门户并脚价钱。

将物诣市，至有空手而归者。

名为宫市，而实夺之。

”[1]据是书，官吏主持宫中市买，是“旧事”，贞元末，才转由宦官主持直接到市场采购，因称“宫市”。

但“旧事”起于何时，源自何职，是否已置使领之，官吏主知时是否已有“宫市”之称，不载。

《资治通鉴》卷235“贞元十三年”载：

“先是，宫中市外间物令官吏主之，随给其直。

比岁以宦者为使，谓之宫市，抑买人物稍不如本估。

其后不复行文书，置白望数百人于两市及要闹坊曲，阅人所卖物，但称宫市，则敛手付与，真伪不复可辩，无敢问所从来。

”按，贞元共二十年，该书放在十三年叙述，又有“比岁”之判定，大致认定是在贞元中期，宦官充使，主持宫中采买，因称“宫市”。

但“先是”所指时间上限不清。

2．天宝说：

南宋人洪迈与陈寅恪先生持此说。

洪迈在其所撰《容斋续笔》卷11《杨国忠诸使》条，云：

“杨国忠为度支郎，领十五余使，至宰相凡领四十余使，第署一字不能尽，胥吏因是恣为奸欺。

新旧唐史皆不详载其职。

按其拜相制前衔，云：

御史大夫判度支、权知太府卿事、兼蜀郡长史、剑南节度、支度、营田等副大使、本道兼山南西道采访处置使、两京太府、司农出纳、监仓、祠祭、木炭、宫市、长春、九成宫等使、关内道及京畿采访处置使，拜右相兼吏部尚书、集贤殿、崇文馆学士、修国史、太清、太微宫使，自余所领又有管当租庸铸钱等使。

以是观之概可见矣。

宫市之事，咸谓起于徳宗贞元，不知天宝中已有此名，且用宰臣充使也。

韩文公作《顺宗实录》，但云：

旧事，宫中有要市外物，令官吏主之，与人为市，随给其直，贞元末，以宦者为使。

亦不及天宝时已有之也。

”据上，洪氏似认为“宫市”起于天宝时杨国忠以宰臣身份领使。

但是书有前后矛盾之处：

文中列举出杨国忠拜相前所充任的使职，已有“宫市使”，因此，是在杨国忠任相前后连任的使职之一，明显是使职随人走，而非固定由宰臣充使。

陈寅恪先生《元白诗笺证稿》“卖炭翁”引《南部新书》戊载：

“大历八年七月，晋州男子郇谟，以麻辫发，哭于东市。

上闻。

赐衣，馆于客省。

每一字论一事，尤切于罢宫市”；又引《旧唐书·代宗纪》：

“癸末，晋州男子郇谟，以麻辫发，持竹筐及苇席，请进三十字。

如不请旨，请裹尸于席筐。

上召见，赐衣，馆之禁中。

内二字曰监团。

欲去诸道监军团练使也。

”陈先生由此得出结论：

“自天宝至大历至贞元五六十年间，皆有宫市，而大历之际，乃至使郇谟哭市，则其为扰民之弊政，已与贞元时相似。

”由于陈先生没有就“宫市”进一步展开考述，我们只能从上述有限的信息得知，首先他认为“宫市”起自天宝，但没有举出具体例证；其次他推定代宗大历年间，“宫市”扰民，已与贞元相似，“而宫市之弊害则由宦官所造成”，应是认为代宗时代宦官已借“宫市”名义为害京城民间社会与市场。

3．开元说：

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陆续有学者持此说。

唐人戴孚着《广异记》，书中云：

“薛衿，开元中为长安尉，主知‘宫市’，迭日于东西二市。

”这是目前所见“宫市”一词出现最早年代。

近年，一些学者注意到这条材料，并据此认为，“宫市”应起源于开元时期。

《广异记》原书不存，成书年代不详。

戴孚其人，两《唐书》无传，《文苑英华》卷737顾况《戴氏〈广异记〉序》云：

“至德初，天下肇乱，况始与同登乙科。

君自校书终饶州録事参军，时年五十七。

有文集二十卷。

此书二十卷，用纸一千幅，盖十余万言，虽景命不融，而铿锵之韵固可以辅于神明矣。

二子钺、雍，陈其先志，泣请父友，况得而叙之。

”戴孚卒年不详，《太平广记》收录《广异记》一书278条，多为开元以后事，该书卷305“王法智”条载，大历六年，戴孚在桐庐与左卫兵曹徐晃、龙泉令崔向、丹阳县丞李从训等人会见王法智，推知当时戴氏任职于此地。

《广异记》书中所记多为开元以后事，如参照戴氏阅历，推测成书应在开元以后。

开元时，京城长安市场已经非常活跃，内廷日常食用品更多的通过市场采购是正常的，因此，《广异记》言长安尉主知“宫市”是可信的。

但如何主知，以及凡为内廷采购是否已称“宫市”，并没有其他佐证，也未见有职称为“宫市”的专官，有可能是作者着述时沿用当时京城人对此行为的泛称，而非开元时世人对采购内廷所需之称或官吏专任之称。

因此，“宫市”一词是否始于开元并无更有力的佐证，《广异记》仅能说明，开元时期，内廷日常食、用品需在京城市场采购的部分，由长安尉负责专知。

又，《新唐书》卷46《百官一》云：

“金部郎中、员外郎，各一人，掌天下库藏出纳、权衡度量之数，两京市互市、和市、宫市交易之事，百官、军镇、蕃客之赐，及给宫人、王妃、官奴婢衣服。

”据此，“宫市”事务似最早应由金部主持，但他书记载金部郎中职掌均不见有“宫市”一职。

是否是将“官市”误传抄为“宫市”？

没有其它佐证，无法判定。

亦可能修史者以为金部掌管库藏出纳，“宫市”自然归其所掌？

只能存疑。

综上，开元年间，为内廷供应所需直接到市场采购任务，由京兆府负责，但其时是否已称之为“宫市”，除《广异记》外，并无其他佐证；天宝时，杨国忠以使职掌领“宫市”，但其中原委仍需澄清；代宗时，“宫市”已引起民怨，“宫市”使职应已转至宦官掌领，但何人主知，所领何职，惜史无明文；德宗贞元时，已有明确记载“宫中有要市外物”不再循府县供送旧制，而以宦官为使，称“宫市”，因为害甚剧，成为受到朝野抨击最为猛烈的弊政之一。

外臣如何主持“宫市”，又如何转到宦官手中，以及“宫市”的出现与内廷供应体制变化的关系，其中仍有未明之处若干。

[1]《顺宗实录》，《丛书集成初编》第383册，中华书局，1985年新1版，第5页。

《笔记小说大观》第6册，江苏广陵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236页上。

《元白诗笺证稿·卖炭翁》，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251、248页。

《太平广记》卷331“薛矜”条引，第7册，中华书局，1961年，第2627页。

龚昭民《唐代的“宫市”》，《中学历史教学》1987年第1期；张艳云《唐代“宫市”考》陕西师大学报1989年第3期；元峻《宫市的另一种含义——读两唐书偶记》，《平准学刊》4，光明日报出版社，1989年；岳纯之《唐代宫市略说》，《文献》1992年第1期；李东《唐代“宫市”之补正》，《安徽史学》1986年第3期等，都据《广异记》这条材料而主张“开元说”。

《文苑英华》第5册，中华书局，1966年，第3838-3839页。

《太平广记》卷331“薛矜”条引，第7册，中华书局，1961年，第2627页。

王应麟《玉海》卷57《艺文》载：

“唐顾况有戴氏广异记序戴孚二十卷”。

戴孚于至德初登第初入仕，57岁死于饶州录事参军任上。

《新唐书》卷46《百官一》，中华书局，点校本1975年。

《旧唐书》、《唐六典》、《通典》等书都没有金部掌“宫市”的记载。

　　二杨国忠领使“宫市”始末

“宫市”有使，始于杨国忠，但外臣执掌内廷采购事宜，并非始自“宫市使”设置之时。

唐前期，内廷所需基本是供送制。

供送物品的来源，一是诸司供给，由司农寺、少府寺、太府寺、太仆寺、将作监等负责；二是诸方贡献，有来自地方诸州，有来自戚属百官；还有一部分是自供。

[1]殿中省负责御物的管理支配。

一部分供送内中物品需在京城就地采办，采办有两种方式：

一是临时所需，即时采买；二是配户和市，由京兆府属官主知。

《广异记》所云长安尉主知“宫市”，与裴耀卿废配户和市旧法，两者时间一为开元初，一为开元中，前后相继，但是否有直接关系却不甚明了。

商品经济的发展，城市经济文化的繁荣，使内廷对市场的需求极为迫切，与市场的联系更加广泛，内廷人数的增加，更加大了对市场的需求量。

与这种大趋势相适应的是，政府供给系统中市场采购比重逐渐增加。

财政体制的变革，财政系统的使职化，内财政内廷市场采购份额逐渐加大，原有供送系统在人员和经费已不能满足宫内的即时需要，城市商品经济日趋活跃，这正是“宫市”置使、权限扩增、人选趋重的主要原因。

不经由寺监或府县供送系统，而由内廷委派专人负责到京城市场采购，始自杨国忠，但初领使职，并非称“宫市使”。

据前引洪氏《容斋续笔》载，天宝时，杨国忠以宰相领“宫市”使，是为“宫市”之始，后人似未提出异议。

但该书前已罗列杨国忠拜相前职衔，任御史大夫时已领“宫市”，而后语“宫市之事，咸谓起于徳宗贞元，不知天宝中已有此名，且用宰臣充使也”，显然与史实并不相符，知洪氏考证仍未详尽。

《旧唐书》卷106《杨国忠传》载：

“上春秋髙，意有所爱恶，国忠探知其情，动契所欲，骤迁检校度支员外郎兼侍御史、监水陆运及司农出纳钱物、内中市买、召募剑南健儿等使，以称职迁度支郎中，不朞年，兼领十五余使，转给事中兼御史中丞、专判度支事。

是岁，贵妃姊虢国、韩国、秦国三夫人同日拜命。

兄铦，拜鸿胪卿。

八载，玄宗召公卿百寮，观左蔵库。

喜其贷币山积，面赐国忠金紫，兼权太府卿事。

国忠既专钱谷之任，出入禁中日加亲幸。

”既知，杨国忠任职度支员外郎兼侍御史时已兼司农出纳钱物使和“内中市买使”，两使职一管钱物出纳，一管入市采买，迁御史大夫后“内中市买使”已改称“宫市使”，仍由杨国忠领任。

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