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形象学.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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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受当西方文论研究重点的转移之影响，主要是第二次转移的影响，20世纪三四十年代，现象学和存在主义文论，在重点研究文学作品的同时，已经开始关注读者的接受问题。

形象学也度过了僵硬呆板的研究时期，这一影响为形象学的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

但不可否认，形象学的研究还存在很多的不确定性的因素。

一、以偏概全的想像

1、形象的裂痕

对于形象学而言，所谓“现实”就是时人对某一异国的集体想象（《比较文学形象》北京大学出版社，第7页第五行），这个集体的想象是笼统的，他只是单一地描述整体中个别部分的形象，而经常不能对一个整体作全景式的论述。

一个整体的形象本来就是多样化，多元化的，整体中部分与部分的形象之间存在裂痕，这时就要对整体作分门别类的探讨，可是探讨的同时，容易割裂部分与整体的从属关系，使部分与部分之间相对孤立，缺乏联系。

而注视者一方由于能力和阅历都十分有限,不能涉透到整体的各个部分,从而在言说或书写时,只会强调他所接受到的材料与信息，汇总成一个部分的形象，更有甚者，主体会将这一形象扩大到整个异国的形象，或是被别人误读为整个异国的形象。

以上的说法都是指同一时代的人对于同一异国形象的描述，由于整体形象的断裂，同一观察者的描述也会随之出现裂痕，产生差异。

同时，不同时代人在描述同一异国形象时也会产生很大的差异，这就造成了形象在时间上的断裂,不种断裂不仅是部分形象在时间上的断裂,也是整体形象在时间上的断裂。

在李雁南《近代日本文学中的“中国形象”》就提到曾经日本在相当一段时间对中国的印象还停留在对中国的仰视之态，甲午战胜，还有一部分知识分子对中国的印象停留在中国作为高尚的道德、脱俗的品质和一种自然存在的社会秩序的象征而存在，日本对中国的美好幻想又与中国落后、腐朽形象的本态产生了时间上的裂痕，他们对中国的形象的理解甚至还停留在几百年前的文本中的形象。

而且日本的这种看法与当时欧美列强对中国的看法产生裂痕，这也就是第三种出现裂痕的情况，由于同一时代不同的观察者对同一被观察者的看法不同而出现裂痕，欧美国家当时则认为中国是蛮荒、落后、贫穷、愚昧的国家。

2、权力话语对形象构建的影响

由于形象总会存在裂痕，存在着多个部分，而这多个部分在被描述，被言说，被书写时所占的地位也是有轻有重的，客体有主有次，观察主体的地位也是有高有低。

首先，由于各个部分本身在整个形象中所占的比重是不同的，受权利话语支配的那些部分有更多被关注被描写的机会，这些部分往往是一个整体形象中最活跃，最开放，最有特色的那一部分，当受主体关注的时候，这一部分的形象也是最容易被照亮的，比如，外国人在描述中国人时，常用的城市莫过于北京，上海等，如和田博文的《语言、都市、上海》，刘建辉的《魔都上海一日本知识分子的近代体验》，横光利一的《上海》，还有很多西方视野里提到的关于中国的形象，总是以北京为底本来进行描述的，林林总总，不胜枚举。

山于北京上海各自分别作为政治和经济中心而存在的特殊身份，在国际上比较大的影响力，聚集的外国人也较其他地方要多，所以也被人们推至权力话语的中心。

同时，山于主体的言说总是存在一定的惯性，在其中的一个部分被描述以后，并产生广泛影响以后，该部分被多次描述的可能性又会增加。

如北京，上海在历史上被言说书写的的概率相当高，于是便有了这一言说的惯性，说到中国，世人想到的便是北京、上海、广州。

而其它的城市或农村的形象却不能在话语中占据到主导地位。

当然有时候这种惯性与整体形象中最活跃，最开放，最有特色的那一部分并不重叠，惯性的言说影响力甚至会盖过这种活跃形象本身，从而活跃开放的这部分形象会因此而退居幕后，比如里村欣三为躲避兵役而逃到中国满洲I。

他不敢停留在遍布II本宪兵和警察的大城市，只能一路向北，深入满洲内地。

在那片广袤荒凉的原野上，虽然没有了被||本宪兵抓到的危险，但是也没有了自己的同胞。

当时还不会讲中国话的不名一文的里村，被独自抛到异国的贫民中，身体成了他生存的唯一本钱。

于是里村与中国苦力一起靠出卖劳动力为生，度过了1年之久的流浪生涯。

（《近代日本文学的中国形象》李雁南57页暨南大学博士论文）此时里村欣三的文本形象便着重农村中苦力这一小点，而非整个中国华民形象这一大点。

其次，言说者在其所属集体中的地位、威信不同，在集体中比较受欢迎和比较受人尊敬的言说者，其对他国形象的描述往往更能取得人们的认同，相较于偷渡之人对中国的描述，人们更愿意相信女王对中国的描述，朝鲜人民看韩国的态度必然是受其政府思想影响，政府言说的韩国形象便在话语中占主导。

同时，第一个言说者的影响力经常大于第二个言说者的影响力，人类总有一种思维定势，人们比较执着于初次听到的关于某个国家的描述，尤其是在对一异国形象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初来乍到的言说很容易侵占人们的思维，这种对异国的形象深入骨髓，人们甚至可以把这种对异国形象的理解带进坟墓，或者传承到下一代。

所以《马可波罗行纪》在欧洲才得以流行百年，让几代人都误认为东方满地黄金，在马可波罗之前不可否认有对于东方零碎的言说与书写，但第一次以游记这么系统而富有传奇色彩的方式表述出来，便深深吸引了欧洲人的注意力，满足了人们的好奇心，产生了莫大的影响，很多人几乎都是通过这本书来了解东方的，可是说《马可波罗行纪》是西方了解东方的第一本启蒙教程，对东方形象的表述产生根生蒂固的影响，并且东方的形象就这样在《马可波罗行纪》中就这样定格了几百年。

3、形象来源于契合的累积

集体想象中的想象并不是包含集体中每个个体的想象，这里面是有一个累积的过程的，那些单一的，零碎的，与整个集体都没有共同语言和契合之处的想象必然会被淘汰，不能作为集体想象中的一员而存在，只有那些经常被提及，绝大多数人都会产生的想象，在交流的过程中才会被保留下来，最后被纳入集体想象的麾下，而被淘汰的部分也因此被世人忽略，便逐渐脱离全部形象总和这个概念之外。

形象是一种认可的积淀，人与人之间对某一事物的想象是可以相互影响，相互借鉴的，而权力话语主导下的想象更有让别人信服的能力，以此为核心，可以产生一种依附性、延展性、灵活性，因此权力话语的表述也不是一成不变的，话语内部达成共识的形象会被彰显出来，而对于话语外部的描述，当他们的契合度达到一定时，就会自然而然被纳入话语权力的内部。

所以这种契合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权力话语本身具有的凝聚力，权力话语本身对于异国的描述经常处在一个不断沉淀的过程，很多与权力话语相似的表述也会迎合而来。

这样契合更多的时候是一种“迎合”，二是多数人对同一国家看法的高度契合，这种契合是在同一个高度下作用的，只有这种契合才能成为权力话语中的新生力量。

这两个方面之间也有一个相互吐纳的过程，后者可以随着自身势力的增长，归于前者，权力话语中那些过时的陈旧的看法也会随着新看法的加入而被摈弃出去。

这种吐故纳新的过程，便使小众对异国的形象的看法被搁置一边，没有发言权，或是当小众逐渐成长为大众的以后，被摈弃的陈旧的言说又会失去话语权。

一个异国的形象应该是在历史和空间上同时共存的，不能以某一种偏见埋没它的历史与未来。

西方在《马可波罗行纪》中看中国以为东方是十分富足的国家，对东方有很多美好的期待，等到八国联军攻入北京城后,这一形象于是就被改写了，原有的美好形象在权力话语中被更新，取而代之的是近代孱弱的中国形象。

再看日本对中国态度的改变也是一波三折的，首先要完成从文本现实的跳跃，在信息不很闭塞的时代，日本人看中国还是停留在清之前的文本，这些文本对中国的言说往往是诗意的，美好的，而脱离文本，回到现实的中国，又变成一种“支那趣味”文学，芥川龙之介笔下中国人的肮脏，贫困，又展现的是另类的中国，后来又有对“魔都”上海的描写，这类中国的形象入主权力话语又经历了反复的积累与沉淀，这些形象入主便对之前诗意形象的颠覆，之前的言说也就自动退居幕后。

我们的形象学最终还是为文学服务的，所以他不同于文化学和肖像研究，我们从来不苛求这样研究的全面性与客观性，但形象学为我们提供了很多看待“异国”“他者”的可靠的方法。

为以后研究者立足更高的视角提供了一个平台和可能。

本文体系如下：

以偏概全的文学形象

一、形象的裂痕

1、同一时代同一描述者描述的断裂

2、不同时代同一描述者描述的断裂

3、同一时代不同描述者描述的断裂

二、权利话语对形象构建的影响

1、部分在整体中的地位

A、本身的活跃性

B、言说的惯性

C、个人经历

2、言说者地位

A.在社会上的影响力

B.第一言说者的权威

3、形象源于契合的积累

A.迎合

B.同高度的聚合

文学形象讲稿：

文学形象

文学形象是指文本中呈现的具体的感性的、具有艺术概括性的、体现着作家的审美理想的、有着审美价值的自然的和人生的图画。

然而，这只是文学形象的总体特征，至于不同性质的文学形象，还有着它们不同的具体特征，还要结合着对其高级形态的讨论才能看的更清楚。

总之文学形象是人的知、情、意的精神结构有着某种对应的关系。

这就形成了文学形象总体的系统性。

这种系统性绝对文学形象的一般形态可分为写实性形象、抒情性形象和表意性形象三种，其中高级形态也就是艺术至境形态则由文学典型、文学意境和象征意想构成，成为独立互补的三足鼎立的艺术止境结构。

文学形象的分类，

文学形象具有不同的类型，大体上可以分为三种，即语象、形象和意象。

1.语象主要是指非描摹性的、但乂能引起读者具体感受和丰富联想的各种语言用法。

2.形象的特点是语言的描绘能使人联想到某种物象。

3.意象是指为表现思想感情而创造的一种形象。

而比较文学形象学与一般意义上的形象研究的差异在于，它研究的是“他者”的形象，即“对一部作品、一种文学中异国形象的研究”，如“近代中国文学中国的西方形象”、“伏尔泰笔下的中国形象”等。

所以，它的研究领域不再局限于国别文学的范围之内，而是在事实联系的基础上所进行的跨语言、跨文化甚至跨学科的研究。

当代文学形象学对异国形象的研究是与比较文学发轫同步的：

本学科对异国层面的关照，不可避免地使最初的比较学者们将目光落在文学中的异国形象上。

但将形象研究单独提出，则是法国学者卡雷的“专利”，要注重探讨作家间的相互理解，人民间的相互看法，游记，幻象等，由此，他将形象研究定义为“各民族间的、各种游记、想象间的相互诠释。

”尽管卡雷在其专著《法国作家与德国幻象》中过分专注于外部的社会、历史研究，过分强调了形象对法德两国关系的影响，但毕竟是经他倡导，一国文学中的异国形象才被置于

事实联系”的中心，他因此当之无愧地成为了形象学的奠基者。

卡雷的贡献不仅在于使以住难以把握的影响研究具有了可操作性，更在于点明了形象研究中的跨学科性，将此类研究处于人类学、社会学、史学、文学研究交叉口上的事实揭示了出来。

卡雷的宣传近推动了对异国形象的研究，给当时已趋呆滞的实证方法注入了活力。

首先这个集体是十分狭窄的，对某一异国形象描述的话语权只掌握在少数人的手中，这少数人往往在一个集体里面具有很高的威信，影响也十分地强大，多数人对于这一异国的观点也都直接或间接地来源于这些人的看法和描述。

柏拉图曾提出模仿说，他认为“理念”是世界的最终根源，自然万物的存在是模仿理念的结果，文艺又是模仿自然世界的结果，因此，文艺就像影子的影子，利理念的“真实隔着两层“。

之所以援引柏拉图的这段话是为了说明形象如果与真实的本体之间隔得太多、太远，在时间和空间上，人们的观念就会产生偏差，时间上，形象的产生总是落后于本体的改变，空间上，形象的描述总是与本体的实况有很大出入，这种出入不仅是时间上的落后，更是空间上的扭曲。

一、比较文学中的形象学

这里的形象是比较文学中的形象，它研究的是“他者”的形象，即”对一部作品、一种文学中异国形象的研究”，如“近代中国文学中国的西方形象”、“伏尔泰笔下的中国形象”等。

所以，它的研究领域不再局限于国别文学的范围之内，而是在事实联系的基础上所进行的跨语言、跨文化甚至跨学科的研究。

当代文学形象学对异国形象的研究是与比较文学发轫同步的：

本学科对异国层面的关照，不可避免地使最初的比较学者们将目光落在文学中的异国形象上。

但将形象研究单独提出，则是法国学者卡雷的“专利”，要注重探讨作家间的相互理解，人民间的相互看法，游记，幻象等，由此，他将形象研究定义为“各民族间的、各种游记、想象间的相互诠释尽管卡雷在其专著《法国作家与德国幻象》中过分专注于外部的社会、历史研究，过分强调了形象对法德两国关系的影响，但毕竟是经他倡导，一国文学中的异国形象才被置于“事实联系”的中心，他因此当之无愧地成为了形象学的奠基者。

卡雷的贡献不仅在于使以住难以把握的影响研究具有了可操作性，更在于点明了形象研究中的跨学科性，将此类研究处于人类学、社会学、史学、文学研究交叉口上的事实揭示了出来。

卡雷的宣传近推动了对异国形象的研究，给当时已趋呆滞的实证方法注入了活力。

巴柔在《从文化形象到集体想象物》一文中提出当代形象学研究的基本原则，其核心是对他者形象的定义：

“在文学化，同时也是社会化过程中得到的对异国认识的总和（布昌奈尔、谢夫莱尔主编《比较文学概论》法国大学出版社，1989,135页）后来他在出版的另一本书中，对他者形象乂作了进•步说明，指出：

“一切形象都源于对自我与他者：

本土与异域关系的自觉意识之中，即使这种意识是十分微弱的。

因此，形象即为对两种类型文化现实间的差距所作的文学的或非文学的，而且能说明符指关系的表述。

”（《总体文学与比较文学》，阿高兰出版社，1994,60页）

二、当代形象学对传统之突破

1、注重“我”与“他者”的互动性；

显然，巴柔定义中所说的“白我与他者，本土与异域”是两组二元对立的概念，用巴柔教授的话来说，就是：

“'我'注视他者，而他者形象同时也传递给‘我"这个注视者、言说者、书写者的某种形象。

”这段话把当代比较学者对“我”与“他者”互动性的关注表现得淋漓尽致，巴柔显然受到了本世纪以来西方思想发展的影响，而他尤其强调语言学家们，特别是本韦尼斯特对他的启示，符事情学创始人索绪尔认为：

能指和所指间没有固定的天然的联系，语言中一切成分被联系起来，是由“差别”和“对立”来决定的。

这一思想后来在本韦尼斯特那里得到了发展，他在《一般语言学问题》伽里马出版社，1966）•书中提出：

代词“我”和“你只有在一具体的话语语境中才能被鉴定出来。

总之A只有与非A联系在一起时才能成立，才有意义，形象学由此受到启发：

若将形象制作者称为A,他者称为非A,前者只有与后者组成一对关系后才有意义，因为两者是对立、互为参照的。

于是，在文学中的异国形象不再被看成是单纯对现实的复制式描写，而被放在了“自我”与“他者”，“本土”与“异域”的互动关系中来进行研究。

在这种互动关系中，当代学者尤其偏重形象创造主体的作用。

巴柔在同•篇文章中就曾明确指出：

在个人（一个作家）、集体（一个社会、国家、民族）、半集体（一种思想流派、文学——这些形象创造者的层面上，"‘他者’形象都无可避免地表现为对‘他者’的否定，而对‘我’及空间的补充和延长。

这个‘我'要说‘他者'……但在言说‘他者’的同时，这个‘我'却走向于否定他者，从而言说了自我”（《总体文学与比较文学》61页）

2、注重对“主体”的研究

注重“主体”可说是当代形象学研究对传统所作的最重大变革，它意味着研究方向的根本转变：

从原来研究被注视者一方，转而研究注视者一方，即形象创造者一方。

若将被描写的异国视为一个文本，那么对异国形象的描写就可看作是对异国这一大文本的阅读和接受，而注重研究形象创造者一方，也就等于注重研究阅读利接受者一方，这便是当代形象学利用接受美学对自身方法论所作的补充利修正。

利科《从文本到行动》一书中把各种传统的想象理论总结为两条轴：

“在客体方面，是在场轴和缺席轴：

在主体方面，是迷恋意识和批判意识轴。

”利科将在场轴上的想象定义为“再现式想象”，缺席轴上的想象定义为“创造式想象”。

前者就使人把异国形象视作人们感知的那个异国的复制品；而后者则将现实中的异国降为次要地位，认为作品中的异国形象主要不是被感知，而是被作者创造和再创造出来的，当代形象学明显倾向于“创造式想象”这一说法。

3、注重总体分析

一个作家（读者）对异国现实的感知与其隶属的群体或社会的集体想象密不可分。

莫哈称大多数人往往并不是通过自己的直接接触去感知异国，而是通过阅读作品或其他传媒来接受异国形象的。

对此，我们还可补充说：

即使他们有机会亲赴异国，他们也是社会中之人，与具体的社会、历史语境也有着千丝万缕的，多多少少自觉不自觉地都会在这种文学大背景中来读解异国。

事实上，任何个人都不可能绝对脱离集体无意识的樊笼，无论他有多么强烈的批判意识。

正因为文本所包含利传播的形象与历史、社会、文化语境有着如此密切的道经，形象研究就不能使阅读简单化，就一定要从文本中走出来，要注重对创造了一个形象的文化体系的研究，特别要注重研究全社会对某一异国的集体阐释，即“社会集体想象物”。

4、注重文本内部研究

文本内部研究是形象研究的基础，它要回答的是形象研究中最基本的问题之一，即一部作品中的“文学形象是怎么样的”？

巴柔教授将文本内部研究分为三个层面：

词汇一文本大的结构单位（等级关系）一故事情节。

无论在那一个层面，他的论述都相当清楚，使有感到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