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文材料毕节留守孩之痛.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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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文材料毕节留守孩之痛
刘新宇：
冷漠之毒杀死了毕节的孩子
从昨天开始，我的内心一直充满忧伤。
毕节，这个西南小城，几次成为全国媒体聚焦之所的原因，无他，都是因为留守、都是因为孩子，都有性命——忧伤、黯淡、绝望的性命。
4个孩子，在母亲被拐，父亲漠视的岁月里成长，他们经历了什么，在天天依靠玉米面充饥的那些天是怎样熬过现实的饥寒和未来的绝望？
在他们决定自杀前，又是如何商量、如何制定计划、如何行动？
此时此刻，只要稍微凝神，四个形象模糊但怆痛真实的孩子在自家逼瑟的堂屋内细细商量离开这个人世的情景不知怎的，就会进入我的脑海——这是2015年中国角落的图景，这是6000万留守儿童正在面临的图景，这也是一个值得每一个中国人记住的图景。
只有在面对生的恐惧远大于死的恐惧的时候，人们才会选择这种有计划、沉静如冰的决绝离去。
这个表象繁华的人世、这个表象美好和希望的人世，对于四个在绝望之海里结伴挣扎的孩子来说，这片海太大、太深、太久了——看不到陆地，得不到关注，他们就像被匆匆播下但没人照料的野草，蜷伏在生命的墙角，等待自然枯萎或自行枯萎。
4个孩子服毒、5个孩子窒息、更多的孩子遭受伤害和痛苦……媒体在质问地方政府当年的许诺、在咄咄问天为何总是毕节、甚至直面城乡二元、城市化撕裂。
然而，从我自己——一个从2013年开始专注于留守儿童心灵帮扶的公益人来说，这一次高亢的新闻音量和朋友圈的刷屏，恐怕只是4条小生命激起的一次浪涌，一次情绪消费，一次悲哀的喧嚣。
我甚至怀疑，对于这场悲剧的原因都很少有人会去追问究竟是物质贫困还是心灵绝望？
高来高去的轻功，加上不明就里的集体哀恸像极了一场突如其来的太阳雨——水过地皮都不湿。
早上有人在朋友圈里冒着挨骂的风险呛声质问：
孩子生活半径里的成人们哪怕只有一人愿意略施援手，是不是孩子们就不会走上这条不归之路？
我以为他问得好。
在我看来，孩子们缺衣少穿固然能够最直接命中公众的泪点和媒体的眼球，但那未必是关键——许多次，我了解到自杀的孩子家境尚可；许多次，我看到村庄里最贫穷的往往不是留守儿童的家庭。
穷困是悲剧的重要因素，但最重要的却是我们这些成人的冷漠——父亲的冷漠，亲戚的冷漠，邻里的冷漠，学校的冷漠，相关部门的冷漠……
我所在的公益组织“上学路上”刚刚完成一部《中国留守儿童心灵状况白皮书》，其中最让我们难以接受的是中国的留守儿童中竟然有262万一年到头接不到父母的一个电话！
近1000万一年也见不到父母一面！
这算是一种什么的父慈母慈，这算是一种什么样的舔犊之情！
根据《白皮书》，我们昨天刚刚完成了一个高危样本的刻画：
这应该是一个生活在中国西北或西南地区的孩子，女孩，妈妈或者爸妈都长期不在身边，学习成绩不大好，爸妈已经一年以上没有回过家，就连电话也一年以上没有接到一个了。
学校不知什么原因，每天几乎没有任何作业，课余有大把的时间打游戏、看电视、玩耍，或者无所事事。
这样的孩子群体，被显示是心理状态最差的，如果你认识这样的孩子，请重点给予帮助，关键时候一点点的微弱之火，很可能就成为支撑其渡过难关的力量。
作为一个草根公益组织，面对6000多万留守的孩子，我常说，不可能精卫填海，倒可以愚公移山，只不过愚公靠的是坚韧和时间，但面对这层出不穷的悲剧，我们连时间都没有。
几千万的孩子不要指望靠公益组织搞定，几千万的孩子只能靠几千万的人来搞定！
这其中应该有孩子的父母们、有温暖的邻里乡亲、有细心慈爱的师长、甚至偶然碰到的陌生人。
冷漠是种毒药，而今天我们目睹了它的毒性，孩子们看上去是用农药结束了生命，但冷漠之毒浸身入体才是真正的根源。
今天的北京天空湛蓝，云朵低垂，树枝在风中缓缓摇曳。
这本是一个难得的美好下午，孩子本来应该比我们更应该体味生命的美好，然而，他们却决绝离开——我知道，这篇小文力量有限，但我还是要写下来，在这样一个时刻，作为我个人——一个前媒体人和一个现公益人——给四个小小的墓碑前放上一束小小的白花、一腔伤逝、一盏长明灯、一个自我激励和宣泄。
这世上一半人不懂另一半人的贫穷
6月10日，贵州毕节市七星关区政府官方网站发布消息称，9日晚11点半，该区田坎乡4名儿童在家中疑似农药中毒，经抢救无效死亡。
目前此事正在调查当中。
在澎湃新闻等媒体的报道中，更多细节浮了上来。
此次中毒身亡的4名儿童，1男3女，是留守在家无大人照顾的四兄妹，9日晚一起喝农药自杀，最大的哥哥13岁，最小的妹妹才5岁。
孩子的父亲今年正月外出打工，母亲在3年前被人拐跑，爷爷奶奶已经过世，外公外婆虽然在世，但是年纪大了，无法照顾孩子。
据介绍，1个月前，4个孩子因为没有生活费辍学在家，家里唯一的食物是孩子父亲去年种的玉米。
平时，四个孩子将玉米磨成玉米面，不用筛子筛干净，就凑合吃了，“因为太穷了”。
喝药身亡的具体原因还在调查中，不过，目前来看，他们最大的敌人，就是贫困。
到底是怎么样漫长的绝望，才会让四个小孩集体喝农药自杀！
看得心都要碎了，难以想象他们平日过着怎么样的生活。
对于其父母应当承担怎么样的法律责任，我了解不多，有网友发给我一篇分析文章，里面谈到了其中的法律界定：
“孩子的首要监护人是父母，父母不履行监护职责抚养义务的，应当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即使父母因外出务工或其他原因不能履行监护职责，应当委托其他具有监护能力的成年人代为监护，否则，轻则受到教育、劝诫，重则触犯刑律，受到遗弃罪的惩罚。
“当孩子已经符合义务教育的条件，应当依法享有义务教育的权利和义务，当他出现辍学情况时，学校应当依照教育法、教师法等有关规定向教育行政部门进行报告，教育行政部门应当积极履责，采取措施防止儿童辍学，教育行政部门失职的，应当承担相应责任。
“在家长不履行监护责任时，村民委员会应当向人民法院申请撤销其监护人资格，并为其更换监护人。
除此之外，村民委员会还应当向当地政府报告孩子的情况，积极申请未成年人救助机构和儿童福利机构伸出援手，如果未成年人救助机构和儿童福利机构，未能履行监管孩子情况和救助儿童生活的责任，也应承担相应责任。
“政府是保护未成年人生存权的责任主体，出现留守儿童自杀身亡的情况，相关领导理应被问责，承担责任。
”
（引自葛峰《朗朗乾坤，岂忍花朵如此凋谢？
——简评贵州毕节市儿童疑似服毒自杀事件该如何追责》）
感谢这篇文章，让我知道了，对留守儿童，什么人应当负起责任。
不过，除了痛惜孩子的离世，这件事就完了吗？
当然没有。
就此事，我听说得最多的一种声音是“养不起就不要生嘛”，认为这对夫妇是惟一的责任人。
是的，悲剧发生，他们的父母当然难辞其咎。
但从新闻描述的情况来看，这位父亲（母亲被拐，无法行使责任）并非不负责任，去年种玉米，今年去远门打工，都是努力维持家庭生活，但仍然太穷。
他没有犯罪的主观。
至于“养不起就不要生”，这种说法我无法苟同。
首先，人口并不是社会的负担，而是资源，重要的劳动力资源，尤其对我们这个老龄化日趋严重的国家来说，意义重大。
其次，在农村地区，孩子日后就是他们养儿防老的重要依靠；同时，人丁兴旺也是农村家庭的实力保障和后盾。
从利害关系来说，在农村，尤其是偏远农村，多生子女整体上是利大于弊的。
但是，这只是一般的道理。
对于极端贫困的部分人口来说，他们甚至无暇考虑这些，很难建立起人生规划；因为他们每一天都挣扎在能否找到食物、是否活得下去的现实困境当中，怎么可能再去想三十年后、五十年后，孩子怎么谋生、怎么照顾的问题？
他们所做的一切，就是为了生存，而不是生活。
很多评论说，为什么要生这么多孩子？
我很想说，他们未必想生，但是，他们没有钱避孕，他们买不起计生用品，没法做产前检查，更没有钱流产。
除了本能驱使，命运推动，他们对人生没有主动权。
我把小说《爱玛》里说的“这世上一半人不懂另一半人的快乐”，篡改一下吧：
“这世上一半人不懂另一半人的贫穷”。
我没有去过毕节，去过的贫穷农村也很少，不知道到底有多穷，但是我至少会去读一些资料，试图去了解这个社会，了解中国。
一两年前，我看到某个公益行动的纪录片，片中有一个场景显示，当地竟然有些上小学的孩子，不知道人们原来是要吃中午饭的，因为他长这么大，就没有吃过。
看到那些冬天赤脚上学的衣衫褴褛的孩子，手脚全是烂掉的冻疮的孩子，坐在漏雨的教室里肮脏的石板上上课，看客们准备怎么指责他们的父母呢？
是说他们为什么不给孩子吃饱穿暖？
是为什么不给孩子读好的学校？
还是最常见的，说“你没钱照顾好孩子为什么还要生”？
对不起，就是因为太贫穷，他们甚至连是不是要生，怎么生，也是没有能力规划的。
“养不好就别生”这种指责，就相当于说，你活得那么苦，还要救济，怎么还要浪费粮食呢？
——后一句话大家不好意思直说，但社会达尔文的优越感早已体现无遗。
可现在还在坚持“弱肉强食”这一套的，价值观得LOW到什么样的程度？
留守儿童，已经是当下非常可怕的一个社会问题。
留守儿童自杀，也常见诸报端；他们因为贫穷，因为多年见不到父母，因为极端孤独，甚至被侵害；别说前途，连基本的生存都难以保障。
你很难指责他们的父辈、祖辈，因为不出远门打工，就更穷、更无法维生。
至于把孩子和老人带到城市打工的，更是痴人说梦。
这些个体不可能解决的困境，来自城乡二元化，来自户籍制度，来自城市对农村政策、资源的吸食，来自对壮劳力的掠夺；同时，通过制度，暂时没有劳动能力的老人、儿童、妇女，都被屏蔽和隔绝在贫穷的农村。
在把城市打造得金光灿烂的同时，留下一个被掳掠得一无所有，只剩下贫困和凋敝的乡村。
假设这位父亲非常勤劳，多种一亩玉米，勤劳就能改变命运吗？
现在的城市人口，总体来说属于既得利益者，他们深信，这个现代社会里，你混得不好就是你活该；你没有本事就没有资格生育，也没有资格要权利；一切都怪你没有规划好你自己的人生。
——确实，对得利阶层来说，这是成立的；但对于根本没有进入现代社会的贫困地区来说，基本上除了一条命，他们没有资源，谈何掌控人生？
指责他们没有长远眼光，不为孩子着想，就跟指责他们“何不食肉糜”一样，毫无意义。
想必大家都学过，人类社会的形成，便是社会的分工出现；它不再是谁打的猎归谁，谁采的果子归谁，而是通力合作，男人打猎、女人采果子，并且按一定的规则分配给留在后方的老人和小孩。
国家也不外乎如此，在个体力所不逮的时候，会有一定的职能部门承担起责任。
这也是纳税人纳税的重要价值之一。
那些认为父亲应当在这个事件中负全责，想剥离掉政府（以及相关部门）的责任，显然于法、于理都不成立。
官方都不敢这么说呢。
大家还记得2012年11月，毕节5名男孩在垃圾箱内取暖死亡一事吧？
针对这起留守儿童的悲剧，当时人民日报官微报道，“毕节将对全市范围内留守儿童进行逐一排查，设立留守儿童专项救助基金，采取一对一帮扶措施”，毕节市市长陈昌旭还接受了采访说要深刻吸引教训。
显而易见，相关部门也知道无法撇清这种关联责任，他们也想解决问题；旁观者还一个劲地洗地，不是白洗了吗？
《礼记•曲礼•上》有一句“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广为流传，这句话常常被曲解，以为是“对大夫不能使用刑法，应该豁免；对老百姓不用讲礼”。
但实际上，这两句话是并列的，责任和义务是对等的：
贵族们虽不用受刑，但罪行裁决很重；百姓地位低微，但对他们的礼制的要求也低很多。
同理，在今天权利和责任也应该是匹配的。
地位低微、能力微小的这位父亲，他在这个案件中能承担的责任也是很小的。
而政府，一个GDP全球第二的“负责任”的大国，在其中应当承担的责任，却应该比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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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岁女童毒死唯一玩伴：
编造两种谎言掩藏真相
新华社长沙6月16日电 （新华社记者袁汝婷谢樱）在距离湖南衡阳县县城53公里的地方，有一个叫做界牌的小镇。
它坐落在南岳衡山西麓，盛产瓷泥、瓷器，在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曾被誉为衡阳县的“小香港”。
随着近几年湘南陶瓷产业的部分萎缩，一部分农村居民外出打工谋生。
12岁女童小雯（化名）的父亲，就是其中之一。
四天前，小雯在放学路上，将自己放了毒药的可乐递给了同学小霞、小林（均系化名），二人喝下后中毒身亡。
目前，小雯已在监护人、老师的陪同下，向警方供述投毒杀人事实。
同时，通过对投毒工具等DNA、指纹等鉴定，小雯作案证据链也已被证实。
新华社记者日前赴界牌镇实地调查，试图还原事件真相。
同样的“标签”，让她们成了彼此“唯一的朋友”
小雯和小霞，是界牌镇某小学六年级同班同学，都来自贫困的低保家庭。
小雯的父亲在外打工，母亲5年前离家出走，留下她和两个妹妹，与85岁的爷爷、74岁的奶奶共同生活。
在办案民警和周边邻居眼里，由于复杂的家庭原因，爷爷奶奶并不太疼爱小雯这个可能“没有血缘的孩子”。
除了上学，小雯还要承担做饭、洗衣、照顾妹妹等家务。
小霞和小林是一对亲姐妹，小霞13岁，小林7岁。
59岁的父亲老汤是个职业农民，在村里务农养家，每个星期到镇上见女儿们一次。
村小撤点并校后，为了让孩子念书，47岁的母亲带着小姐妹租了一个简单的杂屋，在镇上读书、生活。
然而，母亲是个智障患者。
在老汤眼里，她总是把自己和两个女儿“照顾得乌七八糟”。
三个孩子，不同的家庭境况，同样的惨淡光景。
在班主任肖老师的印象中，小雯和小霞成绩一直是倒数一二名，都穿得脏兮兮的，与其他孩子交流很少。
其中，小雯尤其沉默自闭，肖老师曾试图通过聊天等方式走进她的内心世界，但“非常艰难”。
贫困、差生、家庭缺陷——近乎相同的“标签”，让小雯和小霞成了彼此唯一的朋友。
提前买的“毒鼠强”，一个月后被她放进了可乐
12岁，正是爱打闹、爱玩笑的年纪。
一起放学回家的路上，三个孩子小矛盾很多。
吵闹打架了，小霞和小林会回家告诉母亲。
智障的母亲想不出其他方法保护孩子，只好数次去小雯家絮絮叨叨告状。
小雯因此遭到爷爷奶奶责骂，埋下了怨恨的祸根。
“如果不是她们告状，她妈妈就不会来。
爷爷奶奶总是骂我，次数都多得数不清了，我恨她们。
”小雯供述。
大约一个月前的一天，三个孩子放学回家路上经过一户民居，见到了院子里的一辆玩具儿童车。
心生好奇的小雯去踢院门，把门轴踢坏了。
此时户主发现了她们，小霞“告状”说是小雯踢坏了门，使她遭到户主责问。
“心里觉得不舒服，就想买老鼠药给她们吃。
”小雯对警方供述。
20多天前，恰逢界牌镇赶集。
小雯从奶奶口袋里拿了5块钱，走进一家农资店，花3元钱买了一包“灭鼠先锋”（主要成分为毒鼠强）。
此后近一个月，鼠药一直放在小雯的书包里。
触发悲剧的，是一场孩子间的打闹。
6月9日，三个孩子在学校玩耍，小雯将7岁的小林踢倒在地。
当天下午，两姐妹的母亲到学校接孩子时，身为姐姐的小霞告状，于是两姐妹的母亲掐了小雯的耳朵。
“她掐我的耳朵，我好痛好痛。
”在录口供过程中，小雯告诉肖老师，那一刻她内心的怨恨更深了。
无处倾吐内心的委屈，小雯怨恨更深。
周遭也没有人察觉到，她对“好朋友”的这种复杂情绪。
第二天中午午饭后，小雯一个人来到学校小卖部，买了一瓶可乐，然后来到学校幼儿园地下室的一间小屋，将鼠药放了进去。
放学路上，小霞、小林喝下了小雯递来的掺毒可乐。
姐姐喝得多，几分钟后倒地身亡。
妹妹喝得少，又过了几分钟，出现手脚抽搐、口吐白沫等症状，被村民发现，送往医院不治身亡。
小霞倒地之后，小雯如往常一般回家了。
老汤见到孩子时，已经来不及了。
十多年前，老汤13岁的儿子在水塘溺亡。
如今，两个女儿又中毒身亡，他说，再也没有孩子了。
在办案民警看来12岁的小女孩“很沉稳且有心机”
新华社记者在衡阳县公安局见到了皮肤黝黑、身材瘦弱的小雯。
她沉默地坐着，穿着崭新的T恤、牛仔裤和鞋子，正低头专心致志玩着一幅卡通贴纸。
那是办案民警答应她的“心愿”——对于自闭的小雯，民警们采取了温和方式。
而在此之前，据办案民警所述，这是一个“问她几岁了，可能隔十分钟才会小声回答的孩子”。
审讯中，每当提起离家出走的妈妈，小雯总是反应很激烈。
肖燕燕告诉记者，她说“不要提我妈妈，我恨她”。
小雯被公安机关锁定为嫌疑人后，一位女警一直陪着她。
在小雯的口述中，离家出走的妈妈“已经死了”。
记者目睹了女警与小雯的一番对话。
在长达几十分钟的对话里，小雯一直低头玩着卡通贴纸，目光不与任何人接触，只是摇头和点头。
女警每问一个问题，都需要思考很久，避开“杀人”“投毒”这样的字眼，以免刺激她的情绪。
当女警问“你想回家吗？
想不想爷爷奶奶，爸爸和妹妹？
”小雯摇了摇头，又摇了摇头。
而这时小雯已在公安局和拘留所待了好几天。
在县公安局协助调查、被看管拘留，是小雯第一次来到县城。
女警一直陪着她接受调查审讯，替她安排在拘留所的食宿。
让女警不确定的是，小雯究竟是不是真正了解“杀人”是什么概念，有没有人告诉过她，需要付出怎样的代价？
另一方面，过早承担家庭的部分担子，让小雯成长为一个有些早熟，甚至在办案民警看来都“很沉稳、有心机”的孩子。
此前有媒体报道，当地流传两种说法，一是小霞、小林姐妹因不堪饥饿，吃下垃圾堆里的食物中毒身亡；二是小姐妹被两名男子哄到山里，喝下有毒可乐中毒身亡。
据警方取证调查及小雯本人供述，两种说法都是小雯编造的谎言。
深藏且发酵的怨恨，需要家庭和社会来帮忙纾解
12岁的女童，内心有着无法纾解的怨恨，当她付诸行动，悲剧已无可挽回。
小雯的举动，让一对已经失去儿子的父母，又失去了两个女儿。
同时，也几乎毁掉了自己的未来。
记者14日获悉，事发后，界牌镇党委政府第一时间安排专人24小时陪同安抚受害人家属，看望并送上慰问金。
由于受害人家境困难，政府号召全体干部职工、界牌境内社会人士、企业捐款，短短几天，已收到捐款3万余元。
对受害人父母今后的生活，政府表态，“将在政策允许范围内给予最大关怀”。
然而，这样的人间惨剧，给学校、邻居、乃至界牌这个小镇几乎所有人带来的震撼、痛惜与思考，仍未散去。
这是谁的悲剧？
谁该为此负责？
小雯已被公安机关抓获，供述投毒全过程。
卖鼠药的农资店店主已被警方控制。
案件调查处理正在进一步有序开展。
答案却远未止于此。
界牌镇曾进行统计，全镇0至5岁的留守儿童有381人。
5岁以上的留守儿童，从学校了解，大约有近两千人。
根据全国妇联5月发布的最新调查，我国目前有农村留守儿童6102.55万人，占全国儿童总数约两成。
一定程度上而言，和小雯一样，农村留守儿童中一些孩子也面临着父母不在身边、缺乏沟通交流的尴尬境况。
他们比其他的孩子，更需要来自家庭、学校和全社会的心理关怀和疏导。
如果曾有人倾听、纾解过小雯内心发酵的怨恨，一闪而过的念头或许就不会发酵成危险的情绪和行动。
如果曾有人发现她书包里放了多天的鼠药，尚未实施的危险行动，或许就会被遏止。
悲剧敲响警钟。
很多农村留守儿童，需要家庭和全社会共同编织一个巨大的安全网，有能力且合格履行义务的监护人、拥有健全心理干预机制的学校、提供切实帮扶与救助的政府与社会组织，都是网中的经纬线。
关爱农村留守儿童的生存状态与心理健康，已刻不容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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