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嘉燎原生产责任制研究.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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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嘉燎原生产责任制研究

永嘉燎原生产责任制研究

内容提要：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家庭承包责任制从凤阳小岗推行到全国。

从当时看，凤阳小岗模式几乎成为家庭承包责任制的唯一形式，但是，20世纪50年代的浙江永嘉燎原社就实行了以“统一经营、三包到队、工分到丘、责任到户”为特点的家庭承包责任制形式。

本文介绍了永嘉燎原模式的形成过程；从生产资料所有制、生产方式、分配方式、指导思想四个方面具体研究了燎原模式的性质。

关键词：

永嘉燎原家庭承包责任制模式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家庭承包责任制作为农村改革的突破口，从安徽凤阳小岗推行到全国。

在当时，凤阳小岗模式几乎成为家庭承包责任制的唯一形式，但是，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凤阳小岗模式并不是家庭承包责任制的唯一形式和最早形式，20世纪50年代的浙江永嘉燎原社就实行了以“统一经营、三包到队、工分到丘、责任到户”为特点的家庭承包责任制形式。

一、永嘉燎原模式的实验过程

浙江永嘉县从1951年开始搞互助组，1953年8月，试办了初级社，1955年10月，第一个高级社成立，1956年3月，不到半年的时间，浙江永嘉县基本实现了高级合作化。

高级社成立初期，大多数原来生产力水平比较低的初级社和互助组从生产条件相对较好的初级社和互助组那里获得了十分缺乏的生产资料；高级社统一经营和统一使用劳力，对于抵御大规模的自然灾害的能力比互助组和初级社更强；在刚刚解放和土改的情况下，农民对共产党的政策和社会主义充满了信任和希望。

因此，大多数农民在初期对高级社是欢迎的。

永嘉县委在改革开放后回顾这一时期的历史时认为：

“农业合作化高潮带来了生产高潮，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

1956年，战胜了百年未见的83天大旱和3次台风、两次洪水的灾害，全县农业生产仍获得好收成。

事实说明，‘高级化后生产关系的改变，确实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

①永嘉县委积极响应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号召，深入基层，认真调查农业合作化中出现的新问题、新现象。

1956年春，永嘉县委通过多次调查研究发现，高级社建立后，有三个问题非常突出：

（1）生产关系虽然变化了，但生产工具还是原来的传统手工工具，规模生产的集体劳动的优越性没有完全发挥出来。

（2）劳动范围和劳动力多了，但是缺少管理劳动和劳动力的方法和人才。

（3）一件农活由许多人完成，由于缺乏计量工作量的办法，分配上的平均主义十分明显，出现了“干活一窝蜂”、“出勤不出力”的现象。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②《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5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版，第541页。

随后，永嘉县委的试点工作组，在总结三溪区潘桥基点乡个人专管地段责任制的经验时发现，这种责任制借鉴了初级社的经验，把基本的核算单位缩小到队，即“四包”（包产、包工分、包肥、包农具）到队，并且把劳动质量责任同个人挂钩，有效地克服了“于活一窝蜂”现象，但解决不了出勤不出力的问题。

这些情况引起了永嘉主管农业的县委副书记李云河的思考。

他认为，我国大部分地区还是“1007部队”的生产力水平，就是一根扁担，两个粪桶，一把锄头的生产力。

因此，“像‘雕刻’和‘绣花’一样细致的农业生产，在目前主要是手工生产的条件下，规模太大并没有多大益处”，②应该搞队以下的包产责任制改革。

永嘉合作化运动出现的问题和李云河的思考在全国都不是特殊现象。

1956年秋冬，随着秋收分配的开始，高级社发展过快、过乱、过粗以及生产力水平同一些集体生产不相适应的问题开始暴露，部分农民（主要是原先的地主和富裕农民）开始要求退社，并逐渐在全国酿成了一股退社风潮。

同时，以邓子恢为代表的一些农村工作者和理论干部，也从生产力的角度对高级社在经营管理上出现的问题进行研究，并提出了“包产到组、包产到户”的主张。

邓子恢关于农业合作化要全力巩固、坚决压缩并进行生产责任制实验的主张得到了当时主持中央一线工作的大多数同志的同意。

在这个背景下，1956年4月29日，《人民日报》发表何成的文章《生产组和社员都应该包工包产》。

文章介绍了“四川江津地区许多农业合作社把包工包产包到了每户社员”，指出：

“费人工比较少而且连成大片的作物，可以由全队负责，不再分给各生产组。

需要比较精细地进行田间管理和收获工作的作物，可以划分地段分给各生产组负责，甚至可以分给每个社员负责。

”“划分给生产组或社员负责一定的地段上的一定的工作，并不是说生产组或社员就可以随便在这个地段想种什么就种什么、想怎么做就怎么做，而应当按照全社全队统一的生产计划和技术措施来进行工作，在这样的基础上充分发挥积极性和创造性。

”

1956年5月4日，永嘉县委副书记李云河向率队检查工作的地委农工部长郑嘉顺请示：

可否根据这篇文章的精神，进行队以下产量责任制的实验?

郑嘉顺看后表态，实验可以，推广不行。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①《中国农村改革的源头——浙江省永嘉县包产到户的实践》，第49页。

②《中国农村改革的源头——浙江省永嘉县包产到户的实践》，第133页。

③《邓子恢文集》，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445页。

④中国社会科学院农业经济所编：

《邓子恢农业问题论文选》，第123页。

戴浩天在燎原试点时，学习了一些中国出版的介绍苏联集体农庄改革生产组织经验的书籍。

其中，苏联的星、斗争、先锋等集体农庄20世纪40年代在分级定额、按件计酬的基础上，试行庄员固定地段作为计件制的特殊形式，给了他很大的启发。

李云河在燎原社指导工作时，同社里的几位干部座谈研究，决定将该社正在实验的“定额到丘、责任到人、三包到队、统一经营”的责任制称为包产到户。

1956年9月17日，永嘉县委召开全县高级社社长千人大会，并委托县政府办公室副主任潘长育作了《县委关于推行专管地段、多点实验“包产到户”责任制的意见》的报告，其中介绍了燎原社的经验。

县委宣传部副部长徐君宝代表县委，在会议总结中布置“多点实验包产到户”的任务，要求各区乡进行试点工作。

会后，根据燎原社包产到户责"任制试点工作的经验和县委常委会讨论研究后的意见，燎原社工作组组长戴浩天执笔写出了《燎原社包产到户总结》，以中共永嘉县委驻燎原工作组的名义上报县委、地委。

包产到户这种形式，支持的人很多，反对的人也不少。

从一开始，毛泽东就对收缩和控制高级社的做法坚决反对，对包产到户，毛泽东虽然当时没有明确反对，但对永嘉燎原实验事后的定性可以知道，毛泽东事实上把永嘉燎原社的包产到户当作“分田单干”看待。

毛泽东同志的意见在当时很有代表性，可以说，中央对收缩、控制高级社和包产到户问题是有两种声音的，是有很大争论的。

这种争论也在地方上反映出来。

永嘉燎原包产到户后，在永嘉县和温州地委的干部群众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有的讲“自由了”、“解放了”、“好得很”，也有的反映“分田了”、“单干了”、“糟得很”，永嘉县委内部对燎原实验的看法也不一致。

1956年11月19日，中共温州地委机关报《浙南大众报》发表了《不能采取倒退的做法》的文章，指责燎原社搞包产到户，是对合作社出现的新问题“消极的退缩”，“在生产方式上就从集体经营退到分散经营”，“认为它可以提高社员生产的自觉性，可以发展生产。

但他们不理解，这积极性是个体生产的积极性”。

①关于包产到户的辩论引起了浙江省委的注意，为此，浙江省委于1957年1月4日召开了农业调查研究座谈会，指名要李云河专门汇报永嘉包产到户问题。

主持会议的省委副书记林乎加在听取了李云河和戴浩天的汇报后认为：

“责任到户是好的，怎样解决责任制，很重要。

永嘉提的四句话基本上是对的，不过这四句话的排列应该颠倒一下，‘统一经营’是第一句，‘三包到队’是第二句，‘定额到丘’是第三句，‘责任到户’是第四句。

”“有人讲永嘉的办法是‘倒退’，是‘小农经济’，这是不对的，是站不住脚的理论。

社队都保存下来，怎么会成单干呢?

一句话的口号是简单了些，4句话就完整了。

”②由于得到了省委领导和永嘉县委的支持，到1957年2月，永嘉有255个社实行了包产到户，占全县合作社的40％。

在永嘉和邻近的12个县，各种形式的包产到户达到了1000多个社、十七八万户。

1957年7月，随着全党整风运动和反右派斗争的开展，中央对包产到户批评的调子越来越高。

10月13日，《人民日报》把永嘉包产到户定性为“离开社会主义道路的原则性路线错误”，并对李云河公开点名批判。

自此以后，永嘉燎原社的包产到户实验就被停止了。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①《中国农村改革的源头——浙江省永嘉县包产到户的实践》，第181—183页。

②《中国农村改革的源头——浙江省永嘉县包产到户的实践》，第143页。

二、燎原包产到户的具体做法

永嘉县委工作组在燎原社的试点工作不但认真，而且很科学，他们先在社的第四生产队试验，取得一些经验后再在全社试验。

工作组并不是按照书本上的教条和自己头脑里的主观意见提出实验办法，而是把社队干部群众组织起来，共同探索研究将包产指标分解到田，再落实到人的具体办法。

这些测算由6位会计进行，在社管委会和生产队长会议上，反复进行分析、研究、修改、补充，必要时再进行测算。

有时要按照几个不同的方案进行测算，加以比较。

所有方案还要在不同类型的座谈会上征求意见。

1987年5月，从燎原社会计室老屋中找到的8只木箱里燎原社实验的账册资料，就有2000多斤。

①

永嘉模式的科学归纳是“统一经营、三包到队、工分到丘、责任到户”。

关于永嘉模式具体做法的总结有好几份，其中，温州地委农业合作部对燎原社的调查报告对永嘉模式具体做法的总结简单明了：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①《中国农村改革的源头——浙江省永嘉县包产到户的实践》，第434页。

②《中国农村改革的源头——浙江省永嘉县包产到户的实践》，第154—155页。

三、成绩与问题

燎原模式在实践中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戴浩天在给永嘉县委的汇报《燎原社包产到户总结》中，对包产到户的效果归纳为以下几点：

1．六个高：

①产量高；②学习技术热情高；③勤劳社员威信高；④增产增收水平高；⑤人人负责觉悟高；⑥男女社员出勤率高。

2．六个好：

①生产质量好；②大家动脑好；③增产可靠好；④干群关系好；⑤计工方便好；⑥责任分清好。

3．六个快：

①抢收快；②耘田快；③积肥快；④计工快；⑤冬种快；⑥分配快。

4．三个省：

①工作量省；②灯油省；③社务开支省。

5．六个少：

①偷懒少；②装病少；③功夫浪费少；④损失少；⑤矛盾少；⑥误工少。

李云河在《“专管制”和“包产到户”是解决社内主要矛盾的好办法》中，对包产到户的成绩总结基本上与戴浩天一样，主要的区别是他用“八多”代替了戴浩天总结中的“六个快”。

“八多”分别是：

“增积土肥多，养猪养得多，学技术的人多，千斤田会增多，生产能手会增多，勤力的人会多，关心生产的人会多，和睦团结多，勤往田头的人多了。

”

在1957年3月以前，永嘉县委和上级有关机关到燎原社的调查，对包产到户成绩的总结虽然没有戴浩天和李云河归纳得那么细，但基本上认同两个方面，即承认包产到户提高了产量和社员的劳动积极性。

永嘉模式之所以取得很好的效果，根本原因是把握住了当时合作社存在的“新的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不相适应的矛盾”，即“依着小农经营方式”，进行“大生产”的矛盾，认真贯彻了毛泽东把马列主义理论同中国建设具体实践相结合的精神和要求，把集体生产同“南方水稻地区生产特点相结合，创造既能正确的积极的发挥集体经营大生产的优越性，使生产关系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又能充分利用小生产规模经营所未完了的历史任务的积极作用”，“用大生产方式来积极兴修水利、搞基本建设、抗拒灾害，改造自然条件来适应集体生产，而对精耕细作、及时耘整、饲养积肥方面，保留小手工业生产的细致精巧程度”。

②这样，永嘉模式在当时的情况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