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留日学生与祖国的历史命运.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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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留日学生与祖国的历史命运
中国留日学生与祖国的历史命运
张海鹏
《中国社会科学》1996年第6期
本文考察了19世纪90年代至20世纪30年代中国留日学生的情况。
作者指出，在这个时期中国人赴日本留学的人数约有十万余人，远超过同期赴欧美留学的人数，但其中90%的人没有毕业就提前归国了，而且往往是为了抗议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政策采取集体回国的方式。
作者强调指出，自明治时期以来，日本帝国主义者有计划地推行灭亡中国的国策，因此不能培养留日学生亲善日本的感情，反而迫使他们大多数人投入祖国人民抗日的洪流。
作者认为，中日平等国交以及经济文化的互补关系已经成为两国关系的基础，在这样的基础上互相派往对方的留学生，才能成为促进两国友好的“民间使者”。
作者张海鹏，1939年生，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1896年6月，中国第一批留日学生到达东京就读。
学者一般认为，这是中国政府正式向日本派遣留学生起始的一年。
百年来，中国、日本以及整个世界，都发生了百年前所料想不到的那种变化。
回顾中国留日学生所走过的道路，我们今天可以冷静地做出总结了。
一
近代中国的历史，是一部落后挨打的历史，也是先进中国人发愤为雄、立志振兴中华的历史。
中国留学生，特别是留日学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这一页历史。
1895年中日《马关新约》
·179·
（俗称《马关条约》）的签订，标志着中国在甲午战争中的惨重失败。
巨额的赔款，难以忍受的割地，造成了中国国运的空前低落，同时产生了两种不同的反响：
列强以中国为可欺，认为这个“东亚病夫”正躺在“死亡之榻上”，一些人公开提出“分配这个病夫的遗产”问题，呼吁把“瓜分中华帝国”一事提上侵略日程，并在此后几年间，使中国面临豆剖瓜分的极为严峻的局面;中国人则从甲午的失败中震惊于自己的落后，痛恨自己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上的不如人，决心振奋精神，重塑“国魂”。
于是先有孙中山于1894年11月在檀香山发起组织兴中会，号召“振兴中华”，接着康有为在1895年5月在北京发动“公车上书”，要求变法维新。
这种情绪反映到政府，便有大臣奏请派学生赴日留学之议。
张之洞的《劝学篇》被皇帝颁发各省，留学日本便被确立为政策。
往昔的弟子，昨日的敌国，于今成为中国学子问学之所，变化何其巨大。
前引《劝学篇》说，二十年前，日本派人去西洋或学政治工商，或学水陆兵法，“学成而归，用为将相。
政事一变，雄视东方”，其显效如此。
“日本小国耳，何兴之暴也”，中国人要去看一看，日本人怎样学习西方，使自己强盛起来的。
张之洞说：
“中东情势风俗相近，易仿行，事半功倍，无过于此。
”“事半功倍”，是当时统治者中高层人士的心态。
“东亚风云大陆沉，浮槎东渡起雄心。
为求富国强兵策，强忍抛妻别子情。
”这首诗反映了那时留日青年的热切心情。
下面三个年代：
1896、1902、1905，是中国青年留日初期的三个重要标志。
1896年前一年，即《马关条约》签订的那年，是证明日本雄视东方的一年。
于是在次年即有中国人一群13人赴日留学，是为起步。
此后数年留日人数增加并不多，据实藤惠秀研究，1899年有207人，
·180·
1901年有280人，但1902年一下猛增到500人。
1902年以前两年，八国联军武装侵略中国，并在1901年9月7日同清政府签订了严重损害中国独立主权的《辛丑和约》，使中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地位降到谷底。
甲午战后已证明具有雄视东方实力的日本，在庚子之役中，作为八国联军的一员，派大军来华，与西方列强平起平坐，其军人被安排同西方军人一起，整队通过紫禁城，日本国并从《辛丑和约》规定的对外赔款中获得了巨大的一份，再次证明了日本具有雄视东方的实力。
于是1902年中国留日学生人数猛增。
1905年，留日人数达到了近代中国留日学生人数的顶峰，这年底，留日中国人约达8600之多，1906年大约也有8000之谱。
这一数字，据最早发表研究中国人留学教育著作的舒新城评论说，“实为任何时期与任何留学国所未有者。
”晚近的美国学者也指出，这是“到此时为止的世界史上最大规模的学生出洋运动。
”1905年，是日本显示其雄视东方实力的最重要的一年。
这年9月，日俄两国在美国撮合下签订《朴茨茅斯和约》，宣告了日本对俄国战争的胜利。
日俄战争是一场帝国主义战争，它是日俄两国为瓜分在中国东北和远东的势力范围而爆发的，两国交战的主战场既不在日本，也不在俄国，而是在中国的东北，当时的中国政府被迫作了可耻的“局外中立者”。
未曾想到，貌似庞大的俄国却败在日本手下。
这对中国人的刺激自然是极其强烈的。
中国留日学生便蜂拥而来。
年初日本报告只有三四千人，到下半年就超过了八千人，有的估计高达万人。
实藤惠秀在解释这段历史时，引用了1905年两个日本人的评论。
一个在华南旅行，其观察谓：
“虽然中日曾有冲突，又有义和团事件，今中国官民对日本咸予信赖”;一则曰“甲午结果，不必细论，即今次日俄战争，结果非清人始料所及，俟捷报频传，清人纷纷负笈来学。
”这两人的观察是表面的，却是不无根据的。
论者或谓，1905年留日学生大增，与中国国内的政策变化即1905年清廷废除科举有关，或者说科举制度的废除，对留日学生的增加“也可能是最大的原因”。
此说尚可斟酌。
据实藤氏提供的资料，1903年留日学生约千人，1904年约一千三百人，1905年初达三四千人，《万朝报》甚至谓多达五千以上。
1905年7月17日，青柳笃恒在《东京朝日新闻》发
·181·
表文章，透露据消息灵通人士称，中国留日学生数目将以万计，同年12月8日青柳氏又发表文章称“都下八千清国留学生”。
又据李喜所的说法，1905年7、8两月中，仅自费生就新增加二千多人。
综上资料，保守的估计，到1905年8月，留日学生似已超过六千人。
这主要与日俄战争中日本胜利的刺激有关。
日俄战争虽于是年9月以签订条约的形式宣告结束，但日军在战场上捷报频传，1904年8月摧毁俄国太平洋舰队，9月俄军在辽阳会战中失败，1905年元旦，旅顺俄军向日军投降，3月，在奉天（沈阳）会战中，俄军败退，日军占领奉天。
奉天会战后，日军在战场上的胜利者地位已经决定了。
清廷正式宣布“自丙午（1906年）科为始，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各省岁科考试，亦即停止”是在1905年9月2日（光绪三十一年八月初四）。
到1905年12月6日，因政务处、学务大臣会奏，上谕“著即设立学部”，以作为振兴学务总汇之区。
1906年3月9日，政务处始奏定科举考试停止后对所有以前的举贡生员实施出路的办法。
这些乃是骤然宣布停止科举后的补救措施。
先是，1903年初，袁世凯、张之洞等会奏，力陈科举之非，谓：
“科举一日不废，即学校一日不能大兴。
学校不能大兴，将士子永远无实在之学问，国家永远无救时之人才，中国永远不能进于富强，即永远不能争衡于各国……拟请俟万寿恩科（1904年）举行后，将各项考试取中之额，预计均分，按年递减，学政岁科试，分两科减尽，乡会试分三科减尽。
即以科场递减之额，酌量移作学堂取中之额，俾天下士子，舍学堂一途，别无进身之阶。
”3月13日得旨：
著政务处会同礼部妥议具奏。
这个建议，提出了按年平均递减乡会试取中名额的原则，但未订出时间表。
1904年初，政务处大臣张百熙等遵旨复奏，提出：
“从下届丙午科起，每科递减中额三分之一……至第三届壬子科应减尽时，尚有十年。
计其时京外各省开办学堂已过十年以外人才应已辈出，且科举既停，天下士心，专注学堂……学政岁科试取进学额，请于乡试两科年限内，两岁考，两科考，四次分减，每一次减学额四分之一，俟末一次学额减尽，即行停止学政岁科试，以后生员出于学堂”。
1月12日上谕批准了以上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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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建议提出乡会试自1906年（丙午届）开始递减，至1912年（壬子届）减尽，乡会试始停止，省考停止的时间还要提前一些。
这个上谕发出不久，日俄战争爆发。
下一年8月，日本胜利形势判定，清政府感到形势变化，迅即改变了以上日程。
参预政务大臣袁世凯、张之洞会奏，鲜明地感受到时局危迫，更甚曩日，“实同一刻千金”，原定十年停止科举的决定，是太慢了。
他们提出：
“不独普之胜法，日之胜俄，识者皆归其功于小学校师，即其它文明之邦，强盛之原，亦孰不基于学校。
而我国独相形见绌者，则以科举不停，学校不广……故欲补救时艰，必自推广学校始，而欲推广学校，必自先停科举始。
拟请宸衷独断，雷励风行，立沛纶音，停罢科举。
”因这一建议，清廷才有前述立即于1906年停止科举的决策。
由此可见，1905年9月清廷决定停止科举一事，对1905年留日学生的迅猛增加起主要作用的论断，是缺乏说服力的。
主要原因，还是日本在日俄战争中获胜对国人的刺激。
甚至清廷骤然决定立停科举考试，也是因受“日之胜俄”的刺激而作出的。
1906年，中国留日学生继续居高不下，保持在8000人的数目，则除了日本强盛的刺激外，清廷废止科举的作用，就明显了。
总之，1896年以后，中国留日学生在1902年、1905—1906年两次激增，是中国青年看到日本雄视东方的实力一再体现的结果。
中国朝野上下，都想了解日本致强之由。
与留学生人数激增的同时，清廷接连派大员赴日考察政治，正是这一想法的体现。
二
近代中国留日学生，从1896至1937年，大约有十万之谱。
大约同一时期，中国人留学美国和欧洲各国的人数，都不能与留日人数相比肩。
这些留日学生，尤其在早期，无论是官费生、自费生，无论是革命派、改良派还是随大流者，大多是抱着救国的目的浮海东渡的。
他们在日本求学期间，或者在回国以后，对中国的社会生活影响至大至巨，尤其是政治、军事和基础教育方面，更是令人刮目相看的。
·183·
近代中国第一次资产阶级性质的革命——辛亥革命，其发动和鼓吹，与中国留日学生关系极大。
除了国内的社会基础和阶级基础外，这一革命的策划和组织，可以说基本上是在日本的留学生中进行的。
孙中山奔走海外有年，组织发动革命功不可没，但进展不是很大。
只是在他于1905年接触了欧洲的中国留学生，并在其后融入了日本的中国留学生之后，尤其是在东京留学生中组建了中国革命同盟会后，革命形势的发展就一日千里，一发不可收拾了。
中国同盟会的主要干部，几乎都是留日学生。
辛亥革命，完全可以说，是在中国同盟会的组织、发动、号召和直接参与下取得成功的。
这方面，已有许多论著作了研究，无须多加证明。
以下我们通过一些统计数字，来观察留日学生与中国政治生活的关系。
实藤氏注意到，1911年武昌起义后的云南起义中，以昆明陆军高级干部为中心的40人中，有31人有留学日本的经历。
其实，武昌起义的主要领导人中，曾去日本留过学的人也不少。
1911年12月，出席17省南京会议的代表45人中，留日者占了大半，在这次会议上，孙中山被选举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
1912年元月就任的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内阁成员（包括总长、次长）18人，留日学生有9人，占了50%。
以劝进袁世凯当皇帝而臭名远扬的“筹安会六君子”，除严复为留英外，其余杨度、孙毓筠、刘师培、胡瑛、李燮和五人均为留日学生。
根据刘寿林编《辛亥以后十七年职官年表》，列出从北京临时政府的唐绍仪内阁起到北洋军阀控制的最后一届内阁止，其历届内阁成员中留日学生数，可作一有意义的观察。
以下表列留日人数中，个别赴日考察和当过留学生监督的人也算在内。
统计数字可能并不十分精确，但1928年前北洋政府历届内阁阁员中，有33届阁员留日生比例达到或超过了34%，则留日生大体占到34%以上，是可信的。
前后17年，共经历了46届内阁，长的不过2年，短的只有六天、七天，这是近代中国历史上一段很特殊的时期。
当然，这个统计数字具有一定的参考作用。
·184·
北洋时期历届内阁成员留学情况表
内阁名称
存续时间内阁
成员数
留学欧美人数
留学日本人数
留日生占总数%
唐绍仪内阁
陆徵祥内阁
赵秉钧内阁
段祺瑞内阁
熊希龄内阁
孙宝琦临时内阁
徐世昌内阁
段祺瑞内阁
段祺瑞内阁
伍廷芳临时内阁
李经羲内阁
段祺瑞内阁
汪大燮临时内阁
王士珍临时内阁
段祺瑞内阁
钱能训临时内阁
钱能训内阁
龚心湛临时内阁
靳云鹏临时内阁
靳云鹏内阁
萨镇冰临时内阁
靳云鹏内阁
颜惠庆临时内阁
梁士诒内阁
颜惠庆临时内阁
周自齐临时内阁
颜惠庆临时内阁
唐绍仪临时内阁
王宠惠临时内阁
汪大燮临时内阁
王正廷临时内阁
张绍曾内阁
高凌代理内阁
高凌代理内阁
孙宝琦内阁
顾维钧代理内阁
颜惠庆内阁
黄郛临时内阁
段祺瑞临时执政兼内阁
许世英内阁
贾德耀内阁
胡惟德临时内阁
颜惠庆内阁
杜锡代理内阁
顾维钧代理内阁
潘复内阁
1912.3.13—6.27
1912.6.29—9.22
1912.9.25—1913.7.16
1913.7.19—7.31
1913.7.31—1914.2.12
1914.2.12—5.1
1914.5.1—1916.4.22
1916.4.22—6.29
1916.6.29—1917.5.23
1917.5.23—5.28
1917.5.28—7.2
1917.7.2—11.22
1917.11.22—11.30
1917.11.30—1918.3.23
1918.3.23—10.10
1918.10.10—12.12
1918.12.12—1919.6.13
1919.6.13—9.24
1919.9.24—11.5
1919.11.5—1920.5.14
1920.5.14—8.9
1920.8.9—1921.12.18
1921.12.18—12.24
1921.12.24—1922.1.25
1922.1.25—4.9
1922.4.9—6.12
1922.6.11—8.5
1922.8.5—9.19
1922.9.19—11.29
1922.11.29—12.11
1922.12.11—1923.1.4
1923.1.4—6.6
1923.6.13—10.12
1923.10.12—1924.1.12
1924.1.12—7.2
1924.7.2—9.14
1924.9.14—10.31
1924.10.31—11.25
1924.11.25—12.26
1925.12.26—1926.2.15
1926.2.15—4.20
1926.4.20—5.13
1926.5.13—6.2
1926.6.22—10.1
1926.10.1—1927.6.17
1927.6.18—1928.6.3
30
39
34
26
46
26
44
45
60
23
29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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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29
22
31
25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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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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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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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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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29
26
24
27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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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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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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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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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12
8
9
6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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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4
5
5
1
2
4
4
5
5
3
4
4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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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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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7
8
7
5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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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9
9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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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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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11
19
10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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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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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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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8
6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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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8
5
7
10
11
12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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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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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7
54.5
44
4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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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6
27.6
26
26.6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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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44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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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6
33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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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42
51
41
40.7
34
36
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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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论者判断，晚清和北洋政权中，留日学生占有优势，国民党政权中，留学欧美者超过留日者，似乎也不尽然。
按照我的统计，在广州国民政府（1925.7.—1926.12.）中先后担任过委员的26人中，留日学生14人，占54%;在武汉国民政府（1926.12.—1927.9.）中先后担任过委员的24人中，留日学生11人，占46%;在南京国民政府（1928.10.—1937.11.）中先后担任过委员的81人中，留日生有40人，占49%;在重庆国民政府（1937.11.—1946.5.）中先后担任过委员的66人中，有留日背景的37人，占56%。
以上四组政府委员中，有留日背景的，均较有留学美欧或无留学背景的人比例为高。
可能，在国民政府以下或以外的政权机构中，留学美欧的人超过留日的，如王奇生根据1948年出版的《中国当代名人传》，（其中收录198名国民党党政显要人物）做了统计，其中留美出身者34人，留欧出身者22人，留日出身者32人。
这当然是可信的。
但是，政府委员中有留日背景的人比例相当高，那么多有留日经历的人处在最高政治决策者的位置上，毕竟是很说明问题的。
如果换一个角度，从国共两党来观察。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出席大会正式代表12人中，有7人有留学背景，除陈公博留美外，陈独秀、李大钊、李达、董必武、李汉俊、周佛海等6人都是留日学生，占全体代表的50%，只有陈谭秋、毛泽东、王尽美、邓恩铭、何叔衡等5人无留学经历。
中国国民党是在中国同盟会、国民党、中华革命党的基础上发展而成的，它在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帮助下，于1924年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大会第一天会议，经孙中山提名，推举大会主席团成员5人（胡汉民、汪精卫、林森、谢持、李守常），全部有留日经历。
大会选出中国国民党第一届中央执行委员24人，其中有留日背景的17人，占总数的71%;候补中央执行委员17人中，有留日经历的7人，占41%;中央监察委员5人，有留日经历的3人，占60%;候补中央监察委员5人中，4人有留日经历，占80%。
这几组统计中的留日生比例，与国民政府中留日生比例大致相若，均较北洋政府中留日生比例为高。
又据1929年出版的《中国国民党年签》，在63万党员中，大学和专科学校毕业者占十分之一强，其中留学欧美者700余人，留学日本者1000余人。
这个数字，也是可以说明问题的。
近代中国还有一特殊历史现象，即出现于20世纪30—40年代的若干汉奸傀儡政权。
在这些汉奸伪政权的头目中，留日学生比例极高。
汪精卫、周佛海、王揖唐是其最尤者。
王奇生在
·186·
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档案中，找到一本1941年6月编印的《中华留日同学会同学录》，发现竟是一本汉奸名录，共列名693人，均在伪政权供职。
王奇生在著作中列出52人，为其首要者。
日本留学生与中国军界的关系，一点也不比政界差。
晚清政府于甲午战争败后开始筹练新军，于八国联军之役后全面推行新政，而以练兵为第一要政。
海军学生一般派往欧洲，陆军学生绝大多数出身于日本各级军事学校，主要是初、中等军事学校。
清末派赴日本学陆军的人数大约3500人，毕业于军事预备学校（如成城、振武）有850人，毕业于士官学校的有673人，陆军大学毕业生极少。
据统计，1911—1931年间，毕业于日本士官学校的有769人，1931—1937年间，日本士官学校的中国毕业生还有119人。
清末对军事留学生控制很严，一般均为官费派遣。
政府原以为“日本陆军教育，系以忠君爱国顺服长官为宗旨，并无侈言自由与反对政府之弊”，因此对留日军事学生寄为干城之望。
事实上，这种希望落空了。
士官生在日本参加同盟会的就有一百多人。
回国后在各地新军中任职的留日士官生，大多响应革命召唤成为推翻清朝统治的积极力量。
武昌起义后，各省的兵权大多由留日士官生掌握。
舒新城在1926年指出：
“现在执军权之军人，十之七八可从日本士官学校丙午同学录，与振武学校一览（光绪三十三年）中求得其姓名。
军阀如此横行，留日陆军学生自应负重大责任。
”我们只要查一下北洋政府时期将军府的将军名录和国民党政府时期的将军名录，可以相信舒新城的评论是有根据的。
蒋介石、张群、何应钦等国民党军事领导人无不有留学日本陆军的经历。
留日学生对中国的基础教育做出了贡献。
清末新式教育草创，最严重的是缺乏教师。
成千累万的留日学生上日本的预科、速成学校、师范学校，学了一年半载、三年二年，不管毕业还是肄业，大多数只相当于日本的小学、中学程度。
他们回国后充实于各地的新式学堂，缓解了教师奇缺的困境。
有的研究指出，留学美欧的学生归国后当大学教授、校长、科学家的，远比留日学生多。
这是历史时代作出的安排。
他们各自为祖国的文化教育事业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留日学生在日本社会那个万花筒里，大大开拓了眼界，学到了许多在国内的封建禁网下不可能学到的新知识。
严复翻译的少数几本西方资产阶级古典的政治社会学说，在19世纪末以后先后出版，使许多年轻人开了眼界。
但留日学生在日本社会接触了更大量的西方资产阶级社会政治学说，读到了许多经日本人翻译、删节并加入了日本特色的西学知识。
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
·187·
西方社会流行的各种社会主义学说启发了他们的思维。
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的学说，也是他们首先在日本读到，并有选择地介绍给国人的。
帝国主义时代的各种社会思潮，装进了留日学生的头脑，并通过他们和他们创办的各种刊物，广泛传播到了国内。
时代的启迪，新知的吸纳，使他们增强了民族和国家的观念，增加了他们探索国家前途、寻找国家出路的力量和武器。
东西列强的虎视鹰瞵使他们具有了以国家兴亡为己任的危机感。
他们怀着各式各样的思想、学说和治国方案，回到国内，接受中国国情的检验，从各个不同的方向上发挥出自己的作用，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演出了中国政治、军事、经济、文化舞台上方向各异的悲喜剧。
由他们影响并形成的一些社会力量推动了中国社会的进步，由他们影响并形成的另一些社会力量则迟缓了中国社会的进步。
这就是我在上面提到的留日学生在中国政治、军事、文化教育方面发挥不同作用的思想方面的原因。
三
留日学生关心中国政治和中国前途，是一大特点。
如果与留美、留欧学生相比较，这一特点就更加鲜明了。
实藤氏在研究了这一现象后指出：
“中国人留学日本史，一方面是近代中国的文化史，另一方面又是近代中国的政治史。
”如果再准确一些，还应该说，近代留日学生的历史，又反映了中日两国的国交史。
我把实藤惠秀的《中国人留学日本史》附表一和附表二稍作改制，参以别项资料，并列在一起作一些观察：
留日学生在学及毕业情况一览表
时间
在学数
毕业数
回国数
1896
1897
1898
1899
1900
1901
1902
1903
1904
1905
1906
1907
1908
1909
1910
1911
1912
1913
1914
1915
1916
1917
1918
1919
1920
1921
1922
1923
1924
1925
1926
1927
1928
1929
1930
1931
1932
1933
1934
1935
1936
1937
总计
13
9
77*
143*
159*
266*
727*
1242*
2584*
8600
（8000）
6797*
5217*
5266*
3979*
3328*
（1400）
（5000）*
（5000）
420
2326*
311
35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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