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众文化对青少年价值观的影响及教育对策研究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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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众文化对青少年价值观的影响及教育对策研究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

课题名称：

大众文化对青少年价值观的影响及教育对策研究

课题批准号：

DEA080182

学科分类：

德育

课题鉴定时间：

2011年1月

课题负责人：

傅守祥浙江大学

主要成员：

应小敏、储双月、王建刚、李涛、汤剑波、易小明

研究总报告

大众文化对青少年价值观的影响及教育对策研究

内容提要

绪论问题语境中的关键词与大众文化的启蒙

一问题语境中的关键词界定

二批判地拥抱与大众文化的启蒙

第一章叫座不叫好的大众文化：

世俗化崛起与审美化生存

一世俗化中崛起的大众文化

二大众文化的审美化冲击

三大众文化审美化的悖论

第二章娱乐不育心的传媒生态：

娱乐化的窘境与商业化的危机

一文化生态的失衡与传媒娱乐化的窘境

二形象产业的隐忧与青少年商业化的危机

三网络迷失的暴力与媒体自律的责任

第三章文化育人艺术养心是根本：

成人的引导与学校的德育

一人文精神的支撑与回归生活的德育

二大众文化的模塑与青少年的价值失衡

三大众文化的提升与青少年德育的策略

主要参考文献

绪论问题语境中的关键词与大众文化的启蒙

内容提要青少年在从“自然人”转化为“社会人”这一关键时期，当代大众文化对他们的影响可以说是全方位的。

为了更清楚、更深入地展开讨论的问题，不至于产生不必要的歧义与错位，首先对问题语境中的关键词进行必要的有效界定与简单的梳理辨析。

在当今时代，任何回避大众文化的企图或行为都是不明智的。

对于大众文化，我们应该批判地拥抱、积极地引领，力图让大众文化本身具有更多的启蒙功效、对青少年成长有良性作用。

尽管对大众文化的看法有多种多样，然而秉持一种开放的文化观，不断质疑大众文化现状的合法性与合理性，揭露其中潜藏的物化性与意识形态神话，引导大众文化超越欲望渲泄，实现肉身与精神的直接统一与完美结合，大众文化并非毫无前途。

经济全球一体化和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对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尤其是青少年的价值观都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尤其以大众传媒为中介力量的大众文化商品化与流行艺术娱乐化趋势日益强劲，成为当今时代不可忽视的社会现象。

大众文化作为一种产生于城市工业社会、消费社会的文化形态，是以大众传媒为载体，并且以城镇市民为基本对象的复制化、模式化、批量化、类像化、平面化和普及化的流行文化。

大众文化的繁荣预示了一个新的审美时代的到来，大众与艺术出现前所未有的贴近，普通民众现在消费文化如同消费任何商品一样轻松自然，生活于大众消费社会的青少年一代，在商品的包围之中，也必然受到大众文化的冲击，大众文化以其特有的消费娱乐功能和意识形态功能影响着青少年的成长，影响着青少年文化的变迁轨迹。

数十年来，西方的各种社会批判理论都对大众文化与流行艺术的新变化、新趋向进行了深入探讨，从某些方面揭示了它们的各种表现和社会蕴含。

在我国，改革开放30年的思想文化积累已经使我们具备了深入研究市场经济条件下大众文化对青少年价值观影响的条件，因此，从哲学批判和审美教育角度、能够面向具体生活世界且贴近文化实践做出真正富有建设性的思想审视与理论辨析的综合研究很有必要；而加强这方面的研究，将有利于深化对我国经济转型时期文化发展规律的认识，也可为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提高和社会主义和谐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并形成良好的人文环境和教育生态提供理论服务。

一、问题语境中的关键词界定

青少年在从“自然人”转化为“社会人”这一关键时期，当代大众文化对他们的影响可以说是全方位的。

但是，为了更清楚、更深入地展开讨论的问题，不至于产生不必要的歧义与错位，我们首先对问题语境中的关键词或者说核心概念——大众文化、青少年、价值观——进行必要的有效界定与简单的梳理辨析。

大众文化一词的内涵和外延在时空发展上具有明显的泛化倾向与时代特色，在中国大陆学界经历了由贬斥到褒赞、从“乌合之众”走向“大众流行”的情感变色过程，同时因其与文化产业的不解之缘而成为主导舆论吹捧的明星，而严谨的学者往往从系统论的具体层面上展开他们的话题与讨论。

作为西方文化研究的一个重要范畴，有着浓郁现代意味的“大众文化”并未得到十分严格的、统一的界定，人们在相似或相关、宽泛或狭窄的意义上理解和使用着，赋予它极不相同的意义和内涵。

其中，在一种意义上大众文化是指共同文化即一定时期多数人所拥有的共同的行为习惯和生活方式。

俄国文艺理论家巴赫金所分析的日常生活中的狂欢、娱乐和节日聚会活动，作为一种大众文化就是在这一层面立意的，在此大众文化等同于某种共同性的民间文化和民俗文化。

这种意义上的大众文化是源于日常生活的原生形态的文化，是基于某种文化传统和习俗而形成的自发性的文化。

在这种文化模式中，文化的主体或载体是大众，文化的形式是民间的，文化的内容是传统或习俗。

这种文化理解可以在十分广阔的历史视域中被使用，并不局限于现时代的文化形式和文化发展。

对大众文化概念的这种意义解码并不适用于对大众文化范畴的现代能指的完整解读，因为在现代的文化研究和文化批判理论中，大众文化范畴更主要的是立足于文化的现代发展而立论的。

大众文化是在发达工业社会和后工业社会中随着文化进入工业生产和市场商品领域而产生的新的社会现象，是由现代大众传媒技术和现代信息技术塑造并加以支撑的文化生产形式和文化传播形式，并因此能够成为被大众广为使用和利用的文化消费形式，是基于文化成为大众普遍的消费品而赖以确立起来的文化形态。

对大众文化内涵的这种定位已成为法兰克福学派、后现代主义等现代文化理论研究中占主导性的理解范式，大众文化被作为文化工业、媒体文化、消费文化、视听文化、娱乐文化等加以界定、理解、分析和批判。

大众文化实现了文化、艺术、宗教、哲学与商业、政治、消费、娱乐的有机融合，从而形成了物化的、虚假的文化，满足人们被动、虚假的需要。

西方社会的统治阶级通过这种文化的兜售，占据人们的闲暇时间，通过娱乐来实现对大众的欺骗，从而操纵广大群众的思想与心理，培植支持统治和维护现状的顺从意识。

总之，“民间习俗型”的大众文化体现的是民众的生活经验和自发性的文化心理，是民众对传统的习惯性的认可与遵从；而“消费型”的大众文化，蕴含着与统治阶级的经济利益和政治利益的共谋性关系。

中国大众文化崛起的主因是市场逻辑的确立和文化民主化进程的提速，但是在享受大众文化成果的同时也不能忽略对大众文化发展的监督和规范，尤其是人文思想的监督和规范，它对最终实现马克思主义“全面发展的人”与历代知识精英“审美启蒙”的理想有着不可轻视的意义与作用。

当代中国文化建设的中心任务仍是现代性的建构，因而当前的重点是推动大众文化的人文化和民间化，使之有利于彻底摆脱封建主义的现实任务与构建和谐社会的长期目标。

关于青少年时期的划分，国内外尚无统一的标准。

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界定，儿童是指18岁以下的任何人；《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称未成年人为未满18周岁的公民；学者卜卫在《大众媒介对儿童的影响》一文中，也将儿童定义为18岁以下。

虽然目前“青少年”一词使用十分普遍，却没有明确的定义，而儿童的界定又过于宽泛。

根据美国著名心理学家E·埃里克森在《儿童期与社会》一书中提出的人格发展八个阶段，结合我国教育体制，我们界定：

儿童期为7-11岁，青少年期为12-20岁。

12-20岁的青少年期对应于E·埃里克森八阶段论的“青春期”。

青春期的“同一性危机”是E·埃里克森理论的精华。

避免同一性混乱，正确认识自己、自己的责任、自己承担的角色，形成忠诚的品质，是青春期的核心任务。

因此，青少年时期是价值观形成的主要时期。

综上所述，我们的研究语境中的“青少年”定义在12-20岁之间（大约相当于小学5年级至大学2年级学生），介乎儿童和成年人的年轻人；这段期间的人多为学生，且进入一种人身的转变期，是社会上的一个重要族群。

价值观是指一个人对周围的客观事物（包括人、事、物）的意义、重要性的总评价和总看法，是支撑人类生活的精神支柱，它决定着人类行为的取向，决定着人们的什么样的心态和旨意去开创自己的新生活，因而它对于人类的生活具有根本性的导引意义。

价值观作为人对自身生活意义的反思和追求，既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又会随着社会生活的变化而变化，是社会成员用来评价行为、事物以及从各种可能的目标中选择自己合意目标的准则。

价值观念是后天形成的，是通过社会化培养起来的；家庭、学校等群体对个人价值观念的形成起着关键的作用，其他社会环境也有重要的影响。

价值观不仅影响个人的行为，还影响着群体行为和整个组织行为。

在同一客观条件下，对于同一个事物，由于人们的价值观不同，就会产生不同的行为。

在同一个单位中，有人注重工作成就，有人看重金钱报酬，也有人重视地位权力，这就是因为他们的价值观不同。

价值观不仅是一种个体现象，也是一种社会现象，社会的变革和进步并不仅仅体现在经济、科技、商贸等层面，也体现在价值观的变革上，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讲，价值观的变革就是社会变迁的先导。

同时，价值观还是一种文化现象。

它是文化的核心要素，文化的冲突说到底是价值观的冲突，文化的认同说到底是价值观的认同。

因此，价值观教育是文化传承、文化教育的一种基本的、操作性的途径。

我们要继承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实际上就是要继承中华民族文化所承载的先进的核心价值观念。

比较而言，知识技能、能力的教育是一种手段性教育，而价值观教育则是一种方向性教育。

二、批判地拥抱与大众文化的启蒙

互联网、电影、电视和流行音乐是非常宽泛的范畴，它们中的任何一个都既包括有价值的精品，也包括风行一时的糟粕，这需要我们做细致的区分；但是，总的来说，大众文化中拥有某种不可抵抗的自由气息和进步力量是无可辩驳的，最起码在我们的小心呵护下，未来的大众文化会是有希望的。

作为一种文化力量，互联网其实是我们的朋友，它向那些从前无法获得信息和知识的人们同时提供了两者；而某些流行音乐、大众电影甚至电视中，仍有一些对人性的智慧而深刻的表达。

高级文化总是能从低级文化中找到灵感——没有民间歌舞是无法想象浪漫音乐的——因为伟大的艺术家总是在大众的形式中发现人类的真理，但是并不是所有这些形式都可以被傲慢地称之为“大众文化”，因为大众文化也存在“民间文化”与“商业文化”的基本差别。

高雅文化和低俗文化之间的商业界限早就消融了，当然，这种区别并不是由技术本身决定的。

并不是说，读书的人就文化修养高，而读博客的人文化修养就低。

即使是对于商业化、技术化了的大众文化，我们应该“批判地拥抱”。

知识分子忽视或者回避大众文化，即使是可能的，也显然是疯狂的。

大众文化太重要了，这是大多数中国人，尤其是年轻人，获得信息、观点和政治态度的来源。

他们的其他来源是他们的朋友，而这些朋友一般来说看的也是同样的东西。

所以，毫无疑问，我们应该投身其中。

大众文化以最廉价的形式，包括连环漫画、电视、流行音乐等，久远地塑造了当前和未来的艺术家们和政治家们的想象力。

当然，媒体对利润的追逐和不断壮大，人类的一部分本性使大众文化变成了垃圾，或者更糟——使人们堕落、残忍、政治上倒退，变成物质主义者、种族主义者、性别主义者等等，或者仅仅是变得愚蠢。

但是，这其中没有什么是新鲜的，因为这不过是另一种权威来源的继续衰落。

而另一方面，互联网已经改变了政治竞选和社会运动的组织与宣传方式，而且正在转变政府和几乎所有重要的经济关系：

公司的结构、财产权的分配、国家和地方经济发展的战略。

这为进步人士打开了无限的可能性。

商业广播公司的扩张和观众的分化确实增加了人们过分自我关注的危险，但是它显然同时也培养了一大批能欣赏好节目的观众。

在家庭购物和真人秀节目以外，我可以尽情地观看歌剧和政治讽刺剧。

我们还可以看见一批新知识分子的出现，他们将高雅文化与低俗文化、复杂难懂和简单轻松的东西自由地合二为一，而且总是能找到一大批观众。

他们和其他人一起创造了聪明、细腻而思想深刻的大众文化产品，并培养了相当数量的受众群体。

知识分子的社会和文化批评必须能够穿越大众文化领域，更需要警惕和防范知识分子的努力会仅仅变成另外一种娱乐形式，而没有真正的反抗与制衡。

传媒素养的提高、喜剧性审美的启蒙是迫切的，这将决定公众自身能否拥有信息和理性行动的能力，因为我们发现长期沉浸于大众文化中的民众这一能力正在逐渐萎缩。

所以，我们有必要告诉所有人，即使是在大众的商业宣讲中，也需要能轻易获得的、受公益驱使或关心公共利益的新闻和信息来源。

而正是在这一点上，知识分子们应该做一些智力工作——设计一种比现在更加有公益心的交流系统，并且防止其下滑。

因此，对待大众文化的正确态度应该是：

秉持平和宽容的心态关注大众文化崛起带来的一切变化，不做无原则的吹捧或棒杀，同时又不放弃必要的审美批评和人文提升；而中国大众文化批评的当务之急是——走出“娱乐至死”的文化陷阱与精神沙化，重建“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文化道统与人文生态。

作为人类整体反思的一部分，基于审美现代性立场的大众文化批判，主要是针对技术理性和物欲至上思潮的一种文化哲学思考与辨析。

尽管对大众文化的看法有多种多样，然而秉持一种开放的文化观，不断质疑大众文化现状的合法性与合理性，揭露其中潜藏的物化性与意识形态神话，引导大众文化超越欲望渲泄，实现肉身与精神的直接统一与完美结合，大众文化也许并非毫无前途。

对于风风火火的大众文化，我们既应该怀有深深的同情，又不能对其放任自流。

总之，在市场经济的冲击下和大众文化的喧嚣中，当代中国迫切需要树立一种能够相对达成共识的、凝聚人心的价值观，尽量减少不同价值观念与文化模式间的冲突，以保证中国现代化的顺利进行。

于是，人文精神的高扬、主导价值的确立、迎接不同价值观与文化模式的挑战，尤其是确立以科学与理性为基础、以民主自由与平等公正为中心内涵的现代社会文明，便成为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文化发展的首要任务。

第一章叫座不叫好的大众文化：

世俗化崛起与审美化生存

内容提要20世纪，大众文化在全球范围内依次崛起，它既有本雅明所褒赞的防止文化法西斯主义层面上的革命性，也有马尔库塞所贬斥的精神退化意义上的反动性。

遵循市场逻辑、依靠数码技术的大众文化加剧了急功近利的价值取向、延留了主客二分的精神困惑，消解了人文价值与审美意识的传统影响。

大众文化的时兴与审美化生活的时尚有其正面价值和探索意义，大众文化的审美化促成了审美与生活的双向互动和越界沟通，然而，大众文化审美形象化和欢乐身体化的同时，语义学维度的审美思考却越来越匮乏，人类学维度的文化伦理底线不断遭受踏越。

失却了审美精神与人文理想制衡的文化权利是可怕的，文化陷入经济单边主义和商业实用主义是危险的；这种可怕的背后是非人化与物化，这种危险的内里隐藏着自我的失落和意义的虚无。

我们在享受大众文化成果的同时，绝不能忽略对大众文化发展的人文监督和伦理规范。

人创造文化，又被文化所创造；正所谓“我在文化中，文化在我心中”。

文化总是体现为各种各样的符号，所以文化乃是借助符号来传达意义的人类行为，其核心就是意义的创造、交往、理解和解释。

代表了神圣不可侵犯的文化价值规范与模铸人的思想、制约人的行为的文化力量的经典文化，之所以成为经典，就在于它的权威性与传统性。

但是，随着社会意识形态范式的调整，市场逻辑与消费优先的理念显现出巨大影响力和渗透性，消费时代的文化经典逐渐从单一性的、精英掌控的标准走向多元性的、动态选择的趣味。

毋庸置疑，经典文化渗透着历代文化精英的思想精华，但是，久而久之又常常沉淀成某种意识形态并逐渐形成一统天下的局面，甚至发展到不允许不同的声音发言的程度；这种一统天下的经典文化内蕴藏着精英控制的等级阴谋，它不但损害普通大众创造文化的积极性，更有可能扼杀人类精神生活的多样性。

20世纪后期，随着文化范式的大幅调整，出现了现代人的媒体化生活和消费性艺术，它们对传统的文化等级秩序和深度追求构成巨大消解。

全球化语境中的当代中国社会，空前复杂地交织了多元文化因素，对经典观念的颠覆和消解成为最近20年间的文化潮流，而经典文化的失宠与随之形成的焦虑已成事实，当代文化趋向于从意识形态的等级转向世俗消费的民主、从精英掌控的标准转向动态选择的趣味。

但是，肯定物质欲求的合理性与个体选择的多样性，并不意味着放弃整个社会共同追求的理想；艺术与文化作品除了用作世俗消费外，还具有更深层的伦理层面的追求，具有超越现实、展示可能存在的东西的需要。

文化应该不断扩展人们的视野，帮助人们以新的方式观察世界、认识自己，力求促进审美多样性的形成，但是，视野的急遽扩展也会带来预想不到的文化不适与价值混乱，这些加剧了多元现代性本已复杂的程度，增加了文化价值判断与青少年品德教育的难度。

一、世俗化中崛起的大众文化

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政治转向确定以后，中国社会逐渐摆脱了一个多世纪以来的革命战争心态，在“后革命氛围”里最终确立了以市场经济为主导的现代化发展模式和彻底开放的社会调整格局。

正是在这种时代背景中，孕育已久的中国大众文化在国家体制默许及市场逻辑笼罩下迅速崛起，并在世纪之交的经济全球化大潮中渐成强势，取代传统精英文化的支配地位和美学趣味，并由高科技与现代传媒的强力支持而独霸了最大的市场份额，直接影响着最广大的城镇市民，也间接或错开地传播到广大农村群众那里。

大陆大众文化的勃兴是文化受到长期禁锢之后重获解放的结果，是对大一统的文化格局的颠覆，代表了经济和技术上的历史潮流；同时，遵循“市场逻辑”、依靠数码技术的大众文化又带着严重的先天不足，它加剧了急功近利的价值取向、延留了主客二分的精神困惑，消解了人文价值与审美意识的传统影响。

人的存在确实需要现代经济和技术，但又不能仅限于现代经济和技术。

随着中国社会向市场经济的迅速转型，市场霸权主义与经济帝国主义全面渗透进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包括现代大众传媒和审美文化，在大大增加了人的生存负荷之后又为人们留出了更多的大块生活闲暇时间，于是，审美在痛苦的争吵中迅速走向产业化、商品化和日常生活化；而20世纪90年代初“政治责任感冷漠综合症”造成的从理性沉思到感性愉悦的审美趣味转向，更促使审美文化走向娱乐化、欲望化和享乐化，并形成了审美与生活的全面互渗态势；物质生活水平的较大改善与政治民主化进程的一再延宕，使得普通民众更加专注于“向钱看”和生活享受，使得各种社会精英在避免与现行政治体制再次直接冲突的同时别无选择地、暂时媾和甚至沉醉于各种声色享乐和感性体验之中。

总之，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中国社会进一步自觉改造暂时受阻的情况下，在市场逻辑的掌控和数码技术的支撑下，精英文化和高雅文化不断边缘化，而物质化和世俗化的新型消费文化——以产业化的大众文化为表征——不断扩大着自己的地盘并迅速成为事实上的社会主流文化。

正是在这种情势转变中，人们越来越不满足于“纯审美”或“唯审美”，而是渴望美在生活、实用、通俗和商业的基础上展现自身，美成为日常生活本身的组成部分：

一方面，以往的纯审美被泛化到文化生活的各个层面，日常生活体验成为审美的重要资源；另一方面，日常文化生活也趋向于审美化，有意无意地将审美作为自己的标准，泛审美倾向尤其明显。

显然，技术和市场在文化领域的强力介入使当今时代出现了一种明显的文化泛化与审美泛化的趋势，其具体表现就是大众文化崛起中蕴含的日常生活审美化的转型。

笔者认为，大众文化的审美实质是一种以“欢乐”为核心理念、以新型技术拓展想像时空的自由体验；其正面意义在于，它在价值上走出了两千多年来的形而上学迷雾，给感性的艺术化生活以较高的地位，结束了“艺术指导生活”的等级控制及“艺术是生活的一面镜子”的庸俗社会学阐释，完成了文化与审美从单一纯粹的、神性体验的精神圣祭到多元共生的、世俗生活的日常消费的巨大转换，形成了艺术（审美）与生活（现实）的双向互动和深度沟通。

媒体化生活和消费性艺术至少在可以预期的未来仍将是现代人文化生活的重要方式，况且在科技与市场的互动关系中不断注入的高新技术含量将使它变得越来越新颖怡人；同时，人们心中也出现了一种新的期望，一种既不为过去也不为现今所吓倒的决心。

20世纪后期大众文化的崛起，正是适应了日常生活层面在现实生活中的上浮态势，显示了这一层面本有的价值所在，知识精英所标举的人文关注与意义追求虽不失崇高积极的一面，但由于缺乏满足日常生活动机与利益的现实性，这些极显浪漫精神与乌托邦理想的审美原则并不能直接进入大众日常生活；主流文化对国家意志的遵循使得它在获得正统性、权威性的同时也削弱了它对平常大众的亲和力度。

而大众文化却通过疏远政治道德的理性权威及放逐精英的形而上思考，肯定了人生的平凡性与世俗性，强化了大众现实欲望的追求与满足，强调了平常百姓具体的感受与经验；它直接切入大众的生活领域，直接审视当代人的生存／文化环境与文化实践，这不仅增强了大众与文化之间的互亲感，也促使文化与大众共同面对复杂的当下生活，共同交流复杂的心情意绪。

理想、憧憬、权威慢慢回落到日常中，生活原生态审美的零散、琐碎成了文本的话题，平民人物与平凡事件成了聚焦的中心，大众文化正是以其充分生动的当下关怀，完成了对日常生活层面的积极凸呈和对“诗意栖居”的消极悖离。

从社会行为学视角考察，以媒体化生活和消费性艺术为突出表征的大众文化，借助于现代传播媒介和商业化运作机制，不仅事实上已成为当代文化的主潮，而且深刻地影响了人们的生活方式与闲暇活动本身，改变了当代文化的走向。

大众文化利用大众传媒制造身体幻象、提供游戏化的心理经验、克服认同焦虑，使更广泛意义上的大众充实了文化生活；它也许是趋时的、媚俗的，但是它却为文化消费者欣然接受。

所以，在当今这个感官享受取代理性反思、生活同质化与多元化并存的消费时代，大众文化的发达是必然的。

大众文化的兴起，意味着当代文化从传统的文字的、印刷的时代进入了影像的、视觉的时代。

以大众文化为代表的视觉文化时代的来临，意味着传统社会地域文化之间的鸿沟被填平了，文化从特殊地域中凌越出来，成为不同地域居民可以共享的文化；视觉文化时代的来临，也意味着生活与艺术的边界逐渐变得模糊，同时还使公共话语与私人话语变得界限不清。

在日常感性得到较好满足的先进国家，对大众文化的批判显得很理直气壮；然而，在日常感性相对匮乏的中国大陆，大众文化的具体效益还是相当复杂的。

从较为客观的立场看，尽管以大众文化为代表的审美泛化带来了诸多问题，但是在文化从传统的神性体悟到现代的世俗消费、从经典的艺术美到当下的快感体验的变迁过程中，大众文化所具有的积极因素还是值得肯定的：

克服大众的认同焦虑，充实大众的文化生活，带来现代社会可能的审美解放尤其是感性的视觉革命等；具体到当代中国社会，大众文化的崛起对结束文化的长期禁锢及颠覆大一统文化格局、实现政治祛魅、转向市场逻辑为核心理念的世俗化都有直接贡献；再从大的方面讲，它也为哲学的“横向”转向——从重思维转向重想像、从纵向超越到横向超越——提供了新的文本佐证和文化实验场。

二、大众文化的审美化冲击

在全球化境遇里，人们正在经历当代“审美化”（aestheticization或aesthetization）的质变，它是一个包含双向运动的过程：

一方面是“生活的艺术化”，特别是“日常生活审美化”的孽生和蔓延；另一方面则是“艺术的生活化”，当代艺术摘掉了头上的“光晕”（Aura），逐渐向日常生活靠近，即“审美日常生活化”。

与此同时，美学面临着当代文化与前卫艺术的双重挑战，美与日常生活关联的问题被再度凸现出来。

大众文化的审美化是一场“审美日常生活化”的变革，其实质就是使神圣美学世俗化、高雅艺术大众化的过程；同时，大众文化的兴盛又带动了日常生活的艺术化与审美化，使审美泛化的质变双向展开。

在中国，随着传媒技术的提高及以大众文化为代表的消费性文化的发展，日常生活的审美化趋势愈演愈烈。

在日常生活尤其是都市日常生活中，审美活动与日常生活的界限日益模糊乃至消失。

“受到经常性地追求新时尚、新风格、新感觉、新体验的现代市场动力的鼓舞，将现实以审美的形式呈现出来，是人们重视风尚重要性的前提基础。

以前根植于现代主义之中的艺术反文化观念，即生活就是（或应该是）一件艺术作品的观念，就这样与更广泛的潮流相一致了。

”与以往不同的是，生活艺术化倾向在后现代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