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的高考刘希国分析.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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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的高考刘希国分析

中国古代的高考

高考，虽然是现代才有的名词，实际已有悠久的历史。

在科举之前,封建王朝挑选人才、官员的主要方式是“选举”（举贤），就是如“文革”期间的推荐上大学。

很显然，未经统考的选举方式主观因素太明显，对一般人来说是不公平的，朝里无人莫想做官。

科举制度，就是中国古代的“高考”,流行的学术观点是，出现于公元607年，到今年，这一制度已诞生了1400多年。

而且比现在的高考层次更高，考中了就能当官，现在考上也不过就是换来一纸文凭，还得找工作再就业。

封建社会的科举考试，源于隋代，到明清，形成了一套完整而严密的体系。

公元607年，杨广，这位在位15年的皇帝除了开凿京杭大运河，还正式确定了科举制度。

像不少老三届学生仍在怀念力主恢复高考的邓小平一样，想来古代无数的穷书生也应该感激这位荒淫帝王——“十年寒窗无人问，一举成名天下知”。

科举让寒士们出人头地，飞黄腾达，从此过上体面的甚至妻妾成群的幸福生活，体验到了“书中自有千钟粟,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的快乐。

    从史书上看，杨广推出科举选仕制度，并非是政治作秀，当年确实出于选拔优秀人才的需要。

《隋书·炀帝》记载，大业三年杨广下了诏，诏文一开头即称，“天下之重，非独治所安，帝王之功，岂一士之略。

自古明君哲后，立政经邦，何尝不选贤与能，收采幽滞。

周称多士，汉号得入，常想前风，载怀钦伫。

朕负扆夙兴，冕旒待旦，引领岩谷，置以周行，冀与群才共康庶绩。

”从杨广这段“心里话”来看，他根本不像是荒淫之君，倒如刘邦、李世民一般有为。

从中可以分析出，杨广谋得皇位之初，还是颇想有一番作为的，希望做一位立政经邦的“明君”。

所以杨广表示，“爰及一艺可取，亦宜采录，众善毕举，与时无弃。

以此求治，庶几非远。

文武有职事者，五品已上，宜依令十科举人。

有一于此，不必球备。

朕当待以不次；随才升擢。

其见任九品已上官者，不在举送之限。

”

到了唐代，科举场上走出了“状元”。

进士第一就是状元，用今天的话来说，是考场上的冠军。

这一至今仍充满魅力和活力，并为众多人羡慕的名词，则是中国历史上颇负争议，惟一一位女皇帝武则天的发明和创造。

清代史学家越翼考证，“自武后初试贡士于殿前，别其等第，门下例有奏状，其居首者因日状头，亦日状元。

”此后，“状元”就成了优秀学子的代名词，状元之后二、三名分别是“榜眼”、“探花”。

据统计，从大业三年科举开考至清光绪三十一年（公元1905年）废止，共约出现过592位状元。

唐代量才授官，选择人才的原则有四条：

第一是身体，要求身体相貌丰满伟岸；第二是言谈，言语辞令雄辩公正；第三是书写，楷书法式遒劲刚美；第四是判状，文辞条理优美通畅。

凡通过吏部考试录取的称为“入等”，非常拙劣的称为“蓝缕”，未通过吏部考选而通过三篇文章的称为“宏辞”，通过判状三条的称为“拔萃”，选中的授予官职。

既然靠书法作为艺业，因此唐代人没有不擅长楷书法式的；既然以判状为重要，因此没有不学习熟练的。

而判状的语言一定讲究对偶整齐，现在流传的《龙筋凤髓判》以及《白乐天集•甲乙判》就说明了这一点。

从朝廷到县城，没有不是这样，不读书、不善长文学就不行。

朝廷辅政大臣每逢报告草拟一件事，也一定对偶几十句话，现在郑畋写的敕书、堂判仍然留存着。

在唐代的科举中，临时开考的科目名目繁多，其实质与其他各科并没有多大区别，只不过是名称不同罢了。

名相张九龄以“道侔伊（指伊尹）、吕（指吕尚，也即姜尚）科”高中，参阅《登科记》和《唐会要》可知，这大概是唐玄宗先天元年九月的事。

当时，唐明皇刚即位，宣劳使所举诸科共取九人，其中经邦治国、材可经国、才堪刺史、贤良方正以及道侔伊、吕科等各一人，藻思清华、兴化变俗科各二人。

实际上，道侔伊、吕科皇帝策问所涉及的问题十分平常，只是说：

“兴化治国，必须得到人才；求贤审官，莫先于任子、察举。

要想远循汉、魏之制，恢复州、郡选拔官吏的做法，又恐怕州牧、郡守的能力无法明鉴一切。

”

又说到“越骑、佽飞等禁军，都出京师很远活动，准备在全国各主要地区平均井田，使兵农合一”，以及安民重农、百姓农桑之事，根本称不上治国平天下的要旨。

由此看来，政府等待伊尹、姜尚这样的贤才去做的，也是很狭隘的。

张九龄于唐中宗神龙二年考中材堪经邦科，而正史的本传中没有记载，估计也与此相类似。

唐朝进士入考场得用蜡烛，因而有人以为要从天刚亮考到第二天通宵。

刘虚白有“二十年前此夜中，一般灯烛一般风”的诗句，又有三支蜡烛燃尽为限之说。

《旧五代史•选举志》中说：

“后唐明宗长兴二年，礼部贡院奏当司奉宰相下的文件（堂贴）夜间考试进士，专门有人拿着文件的条款。

皇帝的诏令说：

‘秋天来参加考试，准备有一般规程，入夜后才写文章，不曾有旧的制度。

王道都是按明白的常规设立的，公事必须在白昼公开进行，参加考试的人都要服从命令在门外排好次序一齐进入考场，到关门时考试结束，其中如有先考完的人，记好他的时间，就令他先出去，他们入策也须要白天考试，应试各科对策，并仍照此例。

”

白天考试进士，不是以前的惯例。

后唐末帝清泰二年，贡院又请示计进士考试杂文，并且指定进入特别官署部门，过一夜晚就参加考试。

到了后晋出帝开运元年，又因为礼部尚书知贡推举窦贞固的奏折，以前考试进士，都以三支蜡烛的时间为限，并且各种举人有怀藏书本的就不让他参加考试。

不知道到什么时候再有革新。

白居易集中奏状说：

“进士允许参考书册，并且得通宵达旦。

”但没有说明白入试的时间是清早还是晚上。

法律禁令越来越多，作弊造假的现象也日益严重，这在科场上看得最清楚的是选授官职的考试。

找人代笔是被禁止的，但禁令越严，代笔的人得到的贿赂和酬谢就越多。

其中不幸败露的，不过是百分之一二，即使被查获，开始时也没有按照国家的法律制裁。

有人认为，之所以产生这些流弊，是因为太相信法令而不相信执行法令的人。

持这种议论的人也不想一下，执行法令的官员，谁肯公平正直，一而再、再而三地得罪别人，弄个坏名声?

这对于事情不但没有帮助，祸患诽谤反而先集中在自己身上了。

唐朝时期，读书人在礼部考试及格就叫进士及第，就有做官的资格，却又不立即授官，还要由吏部再考一次，也就是教育部考了人事部再考。

大约“礼部考的是才学，吏部考的是干练”，既有知识又有能力，才能做官。

这个精神，和汉代是一脉相承的。

只不过方法有异而已。

唐朝考试科目很多，常设科目主要有明经（经义）、进士、明法（法律）、明字（文字）、明算（算学）。

宋朝以科举取士，从太宗太平兴国以后，恩典开始日益受到重视。

然而，这些恩典都是出于皇帝一时的谕旨，从来没有完全一样的。

起初，士人们考中后朝廷授与什么官职，他们就接受什么官职，并不计较官位的高低。

太平兴国二年（977），取恩科进士一百零九人，吕蒙正以下的四人被授予将作丞之职，其余的人都被授予大理评事一职，充任诸州通判。

三年，取进士七十四人，胡旦以下四人授将作丞，其余的人都授大理评事，充各州通判及监当。

五年，取一百二十一人，苏易以下二十三人都授将作丞、通判。

八年，取二百三十九人，从王世则以下的十八人都以评事的身份任知县，其他的人都授判司簿尉。

不久，王世则等升任通判，司簿尉改为知令录。

次年，这些知令录们都被破格提升为守评事。

雍熙二年（985），取二百五十八人，自梁颢以下二十一人，仅被授为节察推官。

端拱元年（988），取二十八人，从程宿以下，都仅被授为权知诸县簿尉。

二年，取一百八十六人，名列前茅的陈尧叟、曾会至被授为光禄丞直史馆，而第三名姚揆仅被授为防御推官。

淳化三年（992），取进士三百五十三人，孙何以下，有两人授将作丞。

二人授评事，从第五名以后，都由吏部负责登记，俟后安排。

真宗咸平元年（998），孙仅作为第一名仅被授为防御推官。

二年，从孙暨以下，仅得免选人官罢了。

大概当时真宗守表尚未亲政，这两榜都是由礼部所放，因而大大降低了规格。

到了咸平三年，陈尧咨登第，在他之后有六人授将作丞，四十二人授评事；第二甲一百三十四人，都授节度推官、军事判官；第三甲八十人，都授防团军事推官。

宋代吏部选官，凡中选人除同进士出身及恩科人员外的人，皆须赴吏部由其长官副长官进行帘试，以防代笔之弊。

这个规定，不能说不完善，但执行起来，却是一纸空文，甚至连儿戏也不如。

奉公守法、敢于议论的大臣，虽然天天提出改进意见，但这种坏的风气如同河决水溢、风吹草倒一样，一点也没有得到改变。

宋开宝年间，太子宾客边光范主持铨选官员，太庙斋郎李宗讷到吏部应选，边光范见他年轻，认为他写不出好文章，对他说：

“如果你能提笔写成六首带韵的诗，即使不考其他科目，也可以算你合格。

”李宗讷说：

“我不但学诗，而且也曾留心词赋。

”于是当场写诗赋两首。

边光范赞美并奖赏了他。

第二天，便打算任命他为秘书省正字。

现在还能有这样的事吗?

宋代确立了三年一次的三级考试制度。

宋初科举，仅有两级考试制度。

一级是由各州举行的取解试，一级是礼部举行的省试。

宋太祖为了选拔真正踏实于封建统治而又有才干的人担任官职，为之服务，于开宝六年实行殿试。

自此以后，殿试成为科举制度的最高一级的考试，并正式确立了州试、省试和殿试的三级科举考试制度。

殿试以后，不须再经吏部考试，直接授官。

宋太祖还下令，考试及第后，不准对考官称师门，或自称门生。

这样，所有及第的人都成了天子门生。

殿试后分三甲放榜。

南宋以后，还要举行皇帝宣布登科进士名次的典礼，并赐宴于琼苑，故称琼林宴，以后各代仿效，遂成定制。

宋代科举，最初是每年举行一次，有时一、二年不定。

实英宗治平三年，才正式定为三年一次。

每年秋天，各州进行考试，第二年春天，由礼部进行考试。

省试当年进行殿试。

从宋代开始，科举开始实行糊名和誉录，并建立防止徇私的新制度。

从隋唐开科取士之后，徇私舞弊现象越来越严重。

对此，宋代统治者采取了一些措施，主要是糊名和誉录制度的建立。

糊名，就是把考生考卷上的姓名、籍贯等密封起来，又称“弥封”或“封弥”。

宋太宗时，根据陈靖的建议，对殿试实行糊名制。

后来，宋仁宗下诏省试、州试均实行糊名制。

但是，糊名之后，还可以认识字画。

根据袁州人李夷宾建议，将考生的试卷另行誉录。

考官评阅试卷时，不仅仅知道考生的姓名，连考生的字迹也无从辨认。

这种制度，对于防止主考官徇情取舍的确发生了很大的效力。

但是，到了北宋末年，由于政治日趋腐败，此项制度也就流于形式了。

宋代在考试形式上的改革，不但没有革除科举的痼疾，反而使它进一步恶化。

宋代科举在考试内容上也作了较大的改革。

宋代科举基本上沿袭唐制，进士科考帖经、墨义和诗赋，弊病很大。

进士以声韵为务，多昧古今；明经只强记博诵，而其义理，学而无用。

王安石任参知政事后，对科举考试的内容着手进行改革，取消诗赋、帖经、墨义，专以经义、论、策取士。

所谓经义，与论相似，是篇短文，只限于用经书中的语句作题目，并用经书中的意思去发挥。

王安石对考试内容的改革，在于通经致用。

熙宁八年，神宗下令废除诗赋、贴经、墨义取士，颁发王安石的《三经新义》和论、策取士。

并把《易官义》、《诗经》、《书经》、《周礼》、《礼记》称为大经，《论语》、《孟子》称为兼经，定为应考士子的必读书。

规定进士考试为四场：

一场考大经，二场考兼经，三场考论，最后一场考策。

殿试仅考策，限千字以上。

王安石的改革，遭到苏轼等人的反对。

后来随着政治斗争的变化，《三经新义》被取消，有时考诗赋，有时考经义，有时兼而有之，变换不定。

   古代的状元的考取。

得经过乡试、会试、殿试等三次考试，方有折此桂冠的机会。

所以，古代的状元多是货真价实的满腹经纶之士，绝对不是现代考试上出来的那种“考试型人才”，连皇帝也喜欢把女儿嫁给状元郎，要招之为驸马。

   国内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恢复“高考”后，很长时间内是全国万万千千的考生同考一张卷子。

古代的科举一开始也是这样，实行全国统考，多数年代都是一榜取仕。

但自古江南出才子，北方读书郎在科举场上，整体上显然是考不过江、浙秀才的。

后来出于公正、平衡和照顾起见，最后一轮的“总决赛”殿试，有的朝代，如明朝就分出了南、北不同的考题和考试时间，出现南卷、北卷之分，甚至有南、北、中三卷之分。

《明史·选举》记载，“初制，礼闱取士，不分南北”。

但“全国统一